这一刻来得艰难痛苦，就像被电击了一样，可是我的皮肤绷紧了，眼睛明亮了，头脑清醒了。我擦干了身体，找了件舒服衣裳穿上，然后打开了窗户。雨忧伤地唰唰下着，就像约瑟夫·布罗茨基在他的一首诗中描述的那样——他坐在厨房的桌子旁，想着老去的光景，对他而言这时候的雨，“还不是音乐，却也不再是噪音了”。

汤姆去参加他们学校组织的郊游了。就我一个人在家，这几个小时真是太棒了。我开了收音机，调到古典音乐台，尽管现在播放的尽是些片段，柔情古典乐，只放第二乐章，只要不是警醒的或是令人不舒服的，有的时候我就想要这么一点点儿，甚至是莫扎特那可怜的黑管音乐会里的第二乐章，直到它被电影滥用了之后，世界才知道了它——罗伯特·雷德福让梅丽尔·斯特里普，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在《走出非洲》的电影中听着这支曲子洗头发，在大草原上。

我又擦又扫，把干枯了的花还有旧报纸扔掉，把空瓶子送到地下室，把衣服用衣架挂起来或是装进衣袋准备送洗衣店。我一边把我的床收拾得整整齐齐，一边想：等着吧，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扯下旧床单，换上新的。我把厨房和浴室里的水池连洗带抛光，还一边跟着哼唱那个愚蠢的咏叹调：“在这个世界里，我没有了父母和兄弟姐妹。”心里还挺高兴，我的状况就是如此。因为我可不愿意老妈会看着我说：“伊雷妮，伊雷妮。”

我感觉不错，终于又有了这种感觉。凌晨3点，我倒在了床上，窗户大敞大开，睡得深沉惬意无梦。

10点钟的时候，我被门铃声吵醒了。可别，我琢磨着，别在我这儿按门铃，别在这时候，别这么早。我得先穿衣服、先吃早餐，还得先看报纸，然后我才准备好了和人打交道，此前没戏。

我躺着，任凭门铃去响。邮递员？鲁珀特？爱谁谁！我在床上伸了个懒腰，享受着阳光，就这会儿阳光还能照着我，剩下的一整天，阳光将掠过房顶消失不见。我又睡着了，然后被重新响起的门铃惊醒——现在1点多。鲁珀特！我想，真该死，现在他站在门口，而我还躺在床上，外加穿着这么件印有死裤子乐队的T恤。不行，不能开门。对不起，鲁珀特。我伸了伸懒腰，站了起来，洗了把脸，把剩下的吃食找出来凑成一顿早餐。已经是星期六中午1点了[47]，汤姆明天晚上就回来了——嗨，总是能找到什么吃的，冷冻的披萨饼，意大利面条，能长期保存的牛奶，总之，现在我是绝对不会为了几个鸡蛋和一点汤料挤在收款台那长蛇阵中的。

我蹑手蹑脚地下楼到了信箱那儿——没有人。我抽出报纸，上面贴着个小条，就是他那工工整整的字体：你在哪儿？3点钟我再来看看。鲁珀特。

这主意不错，3点钟，还有整整两个小时，让我好好捯饬一番。我无法集中注意力读报，脑子里总是想着鲁珀特。那四年总的来说称得上是好时光，尽管没有激情。鲁珀特演话剧，大部分是在很小的地下剧场，比如说演了342遍“开放式二人关系”，一遍又一遍地演“开放式二人关系”，我问自己，普通人怎么能受得了？首场演出我觉得他非常出色——突然气质尽显！他的声音能如此洪亮，人显得如此生动！我惊呆了，为他自豪，而且重新堕入情网。几周以后我和朋友们第二次去观看演出，感觉就很难为情。他在我的眼里，就像在家一样，穿着内衣，坐在厨房的餐桌旁，读着《法兰克福汇报》，极其认真，一页不落，页页都同样精读，或者换个说法，完全彻底无聊地深陷其中——政治、经济、文化、旅游专版。一连数小时喝着茶，吃着抹了奶酪撒上葱末的面包，而我想着的就是我们没有发生任何趣事的那些夜晚。但是在舞台上他满台转悠，活像个参加跳土耳其德尔维希旋转舞的舞者，他诙谐、机智——可这是他的角色，是达里奥·福[48]，而不是他。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恼火。等到半年以后，我第三次再看，已经是忍无可忍了：这个男人对身边的我视而不见，任凭我焦渴枯萎，在舞台上却感情奔放，蹦来跳去。中场休息的时候我走了。后来在另一个地下剧场，他在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剧《对一个坐着的男人的爱情控诉》里扮演那个男的——他得两个小时安安静静背对观众坐在一个板凳上，让一个女人对他大喊大骂，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把那糟糕透顶的日子和盘托出，他一声不吭地坐着听。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女人。在鲁珀特和我之间敌意在弥漫，这场戏演到了家里：我叫喊着，他穿着内衣坐着看《法兰克福汇报》。有一天，他对我说，他爱上了那个女演员，就是那个每天晚上在舞台上把他骂得狗血淋头的女人，她怀上了他的孩子，他要和她结婚。我们俩的关系就这样寿终正寝了。

门铃又响了。在这个广漠无际、不可捉摸的世界上，对我而言存在着什么样的理由，使得我非得对这个鲁珀特这么按铃做出反应吗？丝毫没有。

我给自己做了杯香甜浓郁的咖啡，抽着一支高质量的烈性香烟，任凭门铃去响。很有可能鲁珀特也试着打了电话，可那电话早就挪到汤姆的房间去了，他不在的时候我索性拔掉电话线。我讨厌电话铃声，当我做着美梦、读着书或者是听着音乐的时候，这种声音太打扰，而且也不想让每个人随时都能联系上我，若遇上紧急情况，卡尔有我的钥匙，这让我不至于像那些人人都知道的退休人员，在家里死了八个星期以后才被发现。

门铃发出尖锐的响声，我变得怒火中烧。太过分了，我思忖，想随着疾风暴雨式的门铃声再次闯入我的生活，从前屁也没放就走了，你以为你老几啊！

现在完全静下来了。只听得见我把香烟捻灭的声音，这回让我搞定了。

我走到窗前，从窗帘后面偷偷往下看。街上站着的是布洛克，不是鲁珀特，他也正在往上看。布洛克，消瘦而且总穿着一身黑衣服；布洛克，供职于一家时代精神报社的时代精神写手，戒了酒，常年情绪不好；布洛克，那个一贯教训我的人：我读的书不对，听的音乐有问题，与我有关的一切都不对头，特别是我的职业——在一所综合学校当教师，大错特错。可是我热爱自己的职业，孩子们也喜欢我。我们学校里外国孩子的比例很高，教课不容易，可是我把握得不错。有时候我和孩子们一起吃早餐——我让孩子们把自己在家吃的早餐带来，然后互相交换。教室里是一片狼藉，可是他们相处得很好，彼此也更加了解。布洛克认为这很愚蠢，还说：“只要他们一出学校，一些人就会把燃烧物扔进另一些人住的房子里，你就等着瞧吧。”我坚信，我的学生们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在我这儿学到了另外的东西。可是布洛克一贯悲观，经久不变，对他来说没有好的、只有坏的可能性。我根本捉摸不透，今天什么风把他吹来了，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转过身，顺着街道走远了，我真高兴，没有把门打开。更令我惊奇的是，生活中的两段旧情今天怎么全冒了出来。

我又坐回了厨房的桌子旁，开了瓶葡萄酒，心里琢磨着，生活中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一个男人？一个真正的家庭？肯定不是。多几个理智的人在我身边——曾经有过，可是我突然想起加里·库珀在美国西部片里骑马进入一个城市时嘀咕的话：“城市意味着人群，人群意味着烦恼……我不想要烦恼。”只要几个好朋友——最好也别走得太近。我不想接那些歇斯底里的女朋友的电话，都过了四十岁还怀了孕，并开心地告诉我她羊水分析的结果，我也不想半夜接萨比娜的那种电话，醉醺醺地——“听着，我正在看一本书，有关圣女贞德的，你知道吗，对她的火刑完全是不公平的。”……好了，好了。我不愿意再应邀参加什么生日派对、婚礼庆典，那都是在浪费生命。我也不愿意再有个男人坐在我的厨房桌子旁，他的脏衣服扔在我浴室的地上，我不想每晚都有一个男人在我床上。不是每晚，可怎么才能办得到，仅仅时不时有男人？人怎么才能独处至老可是又不孤单？汤姆三年以后就会离我而去，到那时候他就中学毕业了，毫无疑问，他的中考成绩会很好，然后他不是学体育就是学口腔医学，接着是和一个叫什么乌尔丽克的结婚，或者是当丁斯拉肯的市长，养一群迷人的孩子，假期就送到奶奶家，那个奶奶就是我——不行，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我就想做我自己，以我的风格生活：不修边幅，不收拾屋子，抽烟，工作，喝酒——“跳舞，行呀，可是这双沉重的鞋得穿着。”——不知道在哪儿读来的，我特喜欢。听着鲍勃·迪伦唱“一切都好，妈妈，我只不过是在淌血”，以及电视里播放幸福的母女或令人恐怖的动物画面时，我就想流泪。但这些都是我想做的，而且不愿意这时有人嘲讽地看着我说：“天哪，荷尔蒙又让人发疯了？”

不会再有鲁珀特、再有《法兰克福汇报》；不会再有布洛克，和他那双鞋跟磨偏、鞋尖往上翘起的黑色牛仔靴。我们班上的一个吉尔吉斯族孩子讲过，蒙古人认为鞋尖往上翘是为了不划破大地之神的面孔。非常美丽的一个画面——可是布洛克为什么穿这种鞋？他是个沮丧的无神论者，在科隆的大街上穿鞋尖往上翘的牛仔靴？荒谬，一切都很荒谬。要是有谁想跟我讨论我的生活该怎么过，对不起，我早就烦透了。我渴望找这么个人，他完全接受我的现状：不修边幅，头发上有头屑，心灰意懒，他得把我重新变得像从前那样神采奕奕、精神焕发。我就想做我自己，不想当什么夫人、母亲、女儿，现在还不想当奶奶，简简单单就做我自己。

门铃再一次响起来。收音机的古典音乐台里一位钢琴家正在马马虎虎地弹奏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我想起列宁曾说过，他也非常愿意沉浸在热情奏鸣曲中，可是现在没有这份时间，这时候要做的事是砍头。我也想把下面按门铃的那个家伙的头砍下来。

我拿起自己的酒杯和香烟，走进了起居室，一晃已是黄昏了。有没有可能，我自得其乐地想，我的前夫，那个迂腐死板的知识分子从库埃纳瓦卡回来了，刚巧今天也在下面按门铃。说不定三个人都在下面，正议论着我，想进到我的厨房里，我还应该做煎土豆和荷包蛋，给鲁珀特——那个无聊透顶的家伙；给布洛克——那个十一岁就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四岁就已经三次半心半意地尝试过自杀的人；给我的前夫——那个坚持不懈要从整体上改变这个世界，可在具体的小事面前却束手无策的主儿。偏偏在今天，说不定他还想看看自己的儿子，那个长着一头金发的托马斯·赫尔曼·弗里德里希，幸亏他像是从父亲家族的模子里刻出来的，一点都不像他那颠三倒四的妈！对不起，我的先生们。我不想见《法兰克福汇报》的读者，不想见那个愤世嫉俗的家伙，不想见那个妄图改变世界同时还是父亲的人，儿子不在家，母亲没心情，谢绝入内。

就在这一刻，有把钥匙插进了我起居室的门锁里。不可能是汤姆，另外他也从来不会这样，不以商量好的方式先按门铃就开门——他不希望在会令人尴尬的情况下惊扰我。鲁珀特走的时候就把钥匙还给我了。那个前夫根本就没有过这个公寓的钥匙，还有就是布洛克——布洛克应该不至于这么无耻，拿把钥匙就理直气壮地又进来吧，当初他可是目中无人地摔门而去的。要是他，我一定把他轰出去，会把那些一直放在走廊一个袋子里的波德莱尔的书砸到他脸上，那些书的封面是珠灰色山羊皮做的。没准今天他就是因为这些书才过来的，我得……

进来的是卡尔，他站在门口，个头不高，挺壮实，一脸的困惑。

“为什么不开门呢？”他问，“你死啦？”

“我想还没有吧，”我说，“只是不想把我的过去放进来。”见到是卡尔，我真是太高兴了。

“别，”卡尔说，“让它进来，也让我进来。赶快打开电视，正在播放鲍勃·迪伦之夜节目。所有音乐怪人都在唱他的歌，只唱他一个人的歌，我实在没办法一个人看，这种节目只能和你一起看。”

卡尔从厨房拿过来两瓶啤酒，我打开了电视机。

维利·尼尔森出现了，梳着他那长长的灰色发辫，面庞英俊，他唱道：

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你能不能再说一遍？

过一分钟我就回来，

到时候你能不能搞明白？

“对呀，”卡尔说，“那个时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我曾经想要什么？我自己都忘光了，你告诉我吧，维利！”

我用胳膊搂住卡尔，说：“瞧瞧维利·尼尔森，他一直忠实于自己，你再看看，美国和他那些牙医们把克里斯·克里斯托佛森给弄成什么样了！”

克里斯托佛森现在成了个肥胖的庸人，戴着一口令人作呕的假牙，可是毕竟是他安慰了哭泣的女歌手西尼德·奥康娜，前不久西尼德·奥康娜当众撕毁了教皇的肖像，听众开始起哄，不让她唱，是克里斯托佛森把她扶下了台，对此我义愤填膺。

“为什么让这些人参加迪伦音乐会？”我问，“迪伦在哪儿？他怎么可以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不是他允许的，”卡尔说，“这个世界荒谬虚伪，这一点迪伦比谁不清楚？他会为此写首歌的。”

我和卡尔喝着啤酒，埃里克·克莱普顿和卢·里德留着汤姆那么短的头发，居然唱着：“不必多想了，这没什么。”这让我想到：看起来还不是一切都已经失落，尽管时代变了，有些东西自始至终不会变，谢天谢地，有些东西会永远保持下去。

强尼·温特上来了，他手中的吉他，就像他那文了身的皮肤一样，被他虐来虐去。他又高又瘦，死人般苍白，闭着他那白化病的眼睛，灰白的马尾发垂散在他的后背，唱了《重返61号高速公路》，他用吉他燃起的绚丽焰火让我们屏住了呼吸。接着上来的是大鼻子小矮人和帕蒂·史密斯的混合体——滚石乐队的荣·伍德，他那张脸就像个百岁的强盗骑匪。他穿着一件黄色带绲边胸饰的衬衫，哼唧着“七天多了，我能做的事就是苟延残喘”，而我想到的就是我们曾经的恐惧、梦想还有希望，我往卡尔那儿靠得更紧了些。卡尔，这个从我十八岁就把我了解得透透的人，这个连我母亲也认识的人，这个知道什么叫伤口的人，他明白这个伤口的另外一个称呼叫母亲，而且这个伤口永远无法愈合，直到现在还在我的内心中淌血。啊，卡尔。

这时候大师本人登台了。甲壳虫乐队的吉他手乔治·哈里森介绍他道：“有人叫他鲍比，有人叫他齐米，我称他幸运，鲍勃·迪伦先生。”

鲍勃比前面上来的那几位显得矮小而且纤细，一头短短的卷发，身着一件短夹克。围绕着他嘴边的是一道道深刻且明晰的皱纹，他闭上眼睛，弹着吉他唱了起来。唱？他用浓重的鼻音，嘶哑、拖沓地唱着，声音就像踯躅街头的老醉汉，像条受伤了、作狺狺声的街头流浪犬。在其他人疾风暴雨般的吉他演奏后，他的一反常规的沉稳演奏倒是更令人震惊。鲍勃站在台上，没有搔首弄姿，没有吉他的固定低音，没有闪闪发光的服装，可他总是能把我们所有人带入诗意的世界，他悄悄低声吟唱：“一切都好，妈妈。我只不过是在淌血。”好啦，妈妈，别操心，我正在死去，我的心正在破碎，至于其他的，一切正常，妈妈。

你失去了你自己，你再现了，

你突然发现，你无所畏惧。

你失去了自己，你又找回了自己，现在你突然感觉到：你不必再恐惧什么了，有人来到了你身边，他找到了你。

卡尔还有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然后我们对视着。终于我们接吻了，终于，经过了二十年的弯路，我们吻得饥渴、惊奇、幸福，我们俩漫长的人生之路终于在这一点上交会了，命运始终带着我们向这个点迈进。我想要的是什么？是这个，就是这个。

当门铃再次疯狂响起时，我们没有开门，卡尔，鲍勃·迪伦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