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吗？”
“我肯定会戒的。我要是戒了的话，良子能嫁给我吗？”
娶她当老婆的事不过是玩笑罢了。
“当。”
“当”是“当然”的简略说法。那时这种略语很多，比如“摩男”（modern boy）和“摩女”（modern girl）。
“好，那我就忍着。我肯定戒掉。”
第二天，我一如往常地白天就开始喝酒。
傍晚，我踉跄着走到外面，来到良子的店铺前。
“良子，对不住了，我又喝了。”
“哎呀，真是讨厌。怎么还假装喝醉？”
我吃了一惊，酒顿时醒了。
“不，我说的是真的。我真的喝了。我没有装醉。”
“你别逗我了，心眼儿可真坏。”
她压根就不怀疑我。
“你看一看就应该知道吧。我今天一早就开始喝了。原谅我吧。”
“你的演技可真高明啊。”
“不是演戏。混蛋。我亲你一下。”
“亲吧。”
“不，我没这个资格。我也没脸娶你了，必须打消这个念头。看看我的脸，红的吧？因为喝酒了呀。”
“那是因为夕阳照射的缘故。你可不能骗我。我们昨天商量好了，所以你不可能喝酒。你都说你要忍着了。你说喝酒，不过是撒谎、撒谎、撒谎。”
面容白皙的良子微笑着坐在幽暗的店铺中。我感叹道：从未被玷污过的处女果真高贵啊，就跟她结婚吧。我以前从未跟年轻的处女睡过。即便之后巨大的悲伤因此向我袭来，我也仍要享受这疯狂的巨大欢乐，一辈子哪怕一次也好。处女之美，我以前一直以为不过是那些酸气十足的诗人甘美的、伤感的幻象罢了，但如今才意识到确实存在于这个世上。我当场决定娶她为妻，春天到了两个人骑着自行车去奈良看青叶瀑布。我在采摘这朵花的时候没有丝毫犹豫，也就是所谓的“一锤定音”。
就这样，我们结婚了。据此得到的欢乐并不算多，但随后而至的悲哀却不足用“凄惨”二字形容，大得简直超过了想象。在我看来，世间深不可测，令人毛骨悚然。绝非靠什么“一锤定音”就能轻而易举地摆布一切。
<h4>二</h4>
再说堀木和我。
如果说世间的所谓“朋友”，就是一边相互轻视对方一边交往，并将自己贬低得一文不值。那我和堀木之间的关系，正是名副其实的“朋友”。
仰仗着京桥那间酒吧的老板娘的侠义心肠（女子的侠义心肠，这个说法多少有些奇怪。不过以我的经验而看，比起都市男子，都市里的女子反倒个个满怀侠义之心。男人畏畏缩缩的，光顾着门面体统，故而吝啬之极），卖烟姑娘良子终于做了我的情妇。我们在筑地隅田川附近的一栋木造二层楼公寓借了一间地下室，两人搬了进去。我不再喝酒，开始一心扑在漫画的工作上——这也快成了我的固定职业。晚饭过后，我们一起出去看电影，回来的路上偶尔到咖啡店坐坐，有时还会买上一盆花。我只要听见那个从心底里信赖我的小娇妻的话语，看见她的动作，我就高兴得心满意足。我甚至暗暗地在心里想：这样下去，我就越发活得像个人了，决不会落个悲惨的结局。正在我天真地幻想未来之时，堀木又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喂，你这个色鬼。几日不见，你这张脸正经了不少嘛。我今天来，是给高圆寺的那位女士当信使的。”
说到这儿，他突然降低了音调，扬着下巴指了指正在厨房忙着端茶倒水的良子的方向。“没事吧？”他问我。
“但说无妨。尽管说。”我沉着冷静地回答。
说实话，良子真是信赖的天才。她从未怀疑过我和京桥那间酒吧的老板娘的关系。就算在我告诉她自己经历的镰仓殉情事件之后，她也没有怀疑过我和常子的关系。这并非因为我撒谎的本领有多高超，即便有时我故意说得直白露骨，可良子还是当玩笑一般听过就算了。
“你还是老样子嘛，提不起精神。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对方让我转告你，偶尔也去高园寺那边转转。”
即将忘却之时，怪鸟就会振翅而来，用其尖利的喙戳破记忆的伤口。过去那耻辱和罪过的记忆，很快便历历在目地展现在我的眼前。我惊吓得险些“啊”地高呼一声，再也坐不住了。
“喝酒吧。”我说。
“好的。”堀木答道。
我和堀木表面上有相似之处，有时甚至让人觉得两人简直一模一样——当然，仅指我们一起喝着便宜酒四处闲逛的时候。反正，我们俩的脸只要放到一起，眼看着就变成两只体型相近、毛发相同的狗，一同奔跑在雪后的小巷。
自那日以来，我们的旧情仿佛升温了似的，常常一起到京桥的那间小酒吧去。后来，我们这两只烂醉如泥的狗还一起去了静子的住处，有时甚至在那里留宿。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是燥热盛夏的一天晚上。傍晚时分，堀木穿着皱巴巴的浴衣，来到了我位于筑地的公寓。“我今天把夏天的衣服当了，要是被老妈知道可就惨了，所以得赶紧赎出来。先借我点钱再说吧。”他说。碰巧我身上没有钱，所以照旧吩咐良子，让她拿着自己的衣服去当铺换了些钱借给堀木，剩下的则让良子买来烧酒。我来到公寓的屋顶，在那里摆了一桌略显寒酸的纳凉的宴席，享受着从隅田川吹来的微微散发着臭味的暖风。
我们俩玩起了猜谜游戏——猜一样东西是喜剧名词还是悲剧名词。这是我发明的游戏。我认为名词有阴性名词、阳性名词和中性名词之分，同时也应该有喜剧名词和悲剧名词的区别。比如，汽船和火车都是悲剧名词，电车和巴士都是喜剧名词。若问为何？我以为，连这点名堂都看不出来的人是不足以谈论艺术的，倘若剧作家在喜剧里放进了哪怕一个悲剧名词，他就已经不合格了，反之亦然。
“准备好了吗？香烟。”我首先发问。
“悲（悲剧的简称）。”堀木立即作答。
“药。”
“粉末还是药丸？”
“注射用的针。”
“悲。”
“是吗？还有一种叫激素注射的呢。”
“没错，肯定是悲。你看，不管怎么说针就绝对是个悲剧名词。”
“好吧，就算我输了。不过，你要知道，药和医生反倒是喜（喜剧的简称）呢，意外吧。死呢？”
“喜。牧师和和尚也是。”
“答得很好。这么说，生就是悲来。”
“不，生也是喜。”
“照你这么说，任何东西都是喜了？那我再问你一样，漫画家呢？你总不能说是喜吧？”
“悲，悲。大悲剧名词！”
“哎呀，大悲可不就说的是你嘛。”
我们就像这样玩着看似风雅的自创游戏，虽然自觉无聊，但又很得意，觉得这个游戏过去曾在世界的文化沙龙上存在过。
当时，我还发明了一个类似的游戏，猜某个词语的反义词。黑的反（反义词的简称）是白。但是，白的反是红。红的反是黑。
“花的反是什么？”听了我的问题，堀木歪着嘴想了想说道：“嗯，有家饭店叫花月，我猜是月亮。”
“不，两者不互为反义词。相反，它们是同义词。另外，星星和紫罗兰也是同义词，而不是反义词。”
“知道了。那我猜，应该是蜜蜂。”
“蜜蜂？”
“牡丹……还有蚂蚁？”
“什么呀，这不成了绘画的常见主题了，你可不能蒙混过关。”
“好吧！俗话说花怕云彩……”
“应该是月亮怕云彩吧？[2]”
“对，对。不是常说花怕风吗？就是风，花的反就是风。”
“这可不好吧，这不成了浪花节[3]的台词了吗？你的老底儿可让人看出来了。”
“错了，应该是琵琶。”
“那就更糟了。花的反义词……必须举出这个世界上最不像花的东西。”
“可是、不过……等一下，你说的是女人吗？”
“那么顺便问你，女人的同义词呢？”
“内脏。”
“看来，你这个人没有一点诗情嘛。那么，内脏的反呢？”
“牛奶。”
“哟，你这个回答挺妙的。趁着兴致，再猜一个吧。羞耻的反呢？”
“那当然是不知廉耻的流行漫画家上司几太了。”
“堀木正雄呢？”
说到这里，两个人逐渐笑不起来了。烧酒特有的醉意涌了上来，脑袋里仿佛满是玻璃碎片，心情顿时郁郁寡欢。
“别出言不逊。我可不像你，还没受过被束缚的耻辱呢。”
听了他的话，我心里一惊。堀木在心里根本没把我看成人，只当我是个没有死成的、不知廉耻的、愚蠢呆笨的东西，即所谓的“行尸走肉”。他为了自己的快乐千方百计地尽可能利用我，我们的“友情”不过如此。想到这里，我真是高兴不起来。不过，堀木之所以会这么对待我，说到底，也是因为我一开始就是个没有做人资格的孩子。我不禁转念想到：堀木这么小看我，恐怕也没有什么不妥吧。
“罪。罪的反是什么？这个问题可难了。”我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说道。
“法律。”
听堀木平静地回答完，我重新扫视了一遍堀木的脸。在附近高楼那一闪一灭的红光照耀下，堀木的脸看上去就像无情的警察那么威严。我打从心眼里呆住了。
“老兄，罪可不像你说的啊。”
罪的反义词怎么能是法律呢？可是，世上的人都这么认为，并坦然地过着生活。可他们哪里知道，罪正是在没有警察的地方蠢蠢欲动的呀。
“那照你说的，应该是神？你这人啊，怎么有种迂腐老和尚的味道呢。你是故意说难听话的吧？”
“你可不能轻易下结论呀。我们两个人还是再想想吧。这个题目有意思吧？我仿佛觉得，只要看某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能了解他的全部呢。”
“怎么可能……罪的反义词是善，善良的市民。也就是我这种人。”
“别开玩笑了。善是恶的反义词，不是罪的反义词。”
“恶和罪不同吗？”
“我觉得不一样。善恶的概念是人创造的，是人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创造的有关道德的词汇。”
“真麻烦。这么说，还应该是神吧？对，就是神，是神。所有问题只要归结到神上面就不会错了。啊，肚子饿了。”
“良子正在下面煮蚕豆呢。”
“谢了，那可是我最喜欢吃的。”
我将双手交叉于脑后，仰面躺在了地板上。
“你这个人好像对罪之类的不大感兴趣呀。”我向堀木发问。
“那当然，我又不像你，是个罪人。我虽然吃喝嫖赌，但不会让女人死，也不从女人那里骗取钱财。”
“女人不是我让她死的，钱也不是敲诈勒索来的。”在心底的某个角落，响起一阵隐约而极具力量的拼死的抗议之声。不过，我还是没改自己的坏毛病：我即刻转变想法，以为都是自己不对。
我无论如何都不敢当面与他理论。在烧酒带来的不舒服的醉意中，我强忍住越发暴躁不安的心情，自言自语地说道。
“可是，并不是只有关到了监狱才叫罪。我认为，只有知道了罪的反义词，才能抓住罪的本质。神、救赎、爱、光明……不过，神的反义词应该是撒旦，救赎的反义词是苦恼，爱的反义词是恨，光明的反义词是黑暗，善的反义词是恶。罪与祈祷、罪与悔恨、罪与告白……呜呼，这些都是它的同义词。罪的反义词究竟是什么？”
“罪的反义词是蜜，像蜜一样甘美。啊，饿死了，拿点什么吃的过来呀。”
“你去拿不就行了？”
强烈的怒气之声迸发出来，这几乎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这么严厉。
“好吧，那我就下去，跟良子两人犯下罪孽再上来。与其纸上谈兵地理论，不如亲自实践。罪的反义词是蜜豆[4]，不，是蚕豆吧。”
他已经醉得口齿不清、舌头打结了。
“随你的便。快走吧。”
“罪和空腹、空腹和蚕豆……这些都是同义词吧？”
他一边说着胡话一边站起身来。
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个词突然从我的脑海中拂过，让我吓了一跳。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将罪与罚当做同义词，而将两者作为反义词的话，结果又该如何呢？罪与罚是绝对不同的两种东西，就像水火一样不相容。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将罪与罚当成反义词的话，那么水绵、腐败的池塘、乱麻的根部……啊，我快想通了，不，还没有……我在脑海里走马灯似的胡思乱想。
“喂！蚕豆不好了，快来！”
堀木的声音和脸色大变。他刚刚才摇摇晃晃地起身走了，没想到很快又回来了。
“怎么了？”
我脸上带着杀气似的倍感紧张，跟着他从屋顶下到二楼。从二楼沿着楼梯往地下室走的时候，堀木停住了脚步。
“看！”他一边小声说一边用手指了指。
我那间房间的小窗户开着，从那儿可以窥见屋里的动静。只见里面开着灯，有两只动物。
我晕晕乎乎地告诉自己：那是人，那是人，没什么好怕的。我始终站在楼梯上，一边急促地呼吸一边在胸中念叨，却忘了救良子。
堀木干咳了几声，我则逃也似的奔回了屋顶，躺在地上仰望着微微落雨的夏日的夜空。那时，一股情感突然侵袭了自己，不是愤怒，不是讨厌，也不是悲哀，而是一种骇人的恐惧。与面对墓地的幽灵时产生的恐惧不同，我仿佛在神社的杉树丛中遇到了身着白衣的神灵，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来自古代的恐怖之情不由分说地席卷全身。当天夜里，我的头发就染上了少年白，我从此失去了自信，并陷入了怀疑人的无底洞之中。我终于永远地离开了对这个世界的一切期待、欢喜和共鸣。这在我的整个生涯当中确实是一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我仿佛被砍伤了前额，打那以后，每逢我与人接近之时，这个伤口都会疼痛不已。
“我虽说同情你，但你也该通过这件事反省一下吧。我再也不会来这儿了。简直如地狱一般……不过，你必须原谅良子。反正，你也不是个什么好人。失礼了。”
堀木还没有糊涂到一直待在尴尬之地。
我坐起身来，独自喝着烧酒，终于放声大哭起来。泪水仿佛怎么流都流不尽似的。
不知何时，良子出现在我的背后，她捧着一大盘蚕豆呆呆地站在那里。
“你怎么不说话……”
“不，什么都别说。你从不知道怀疑人。来，坐下，一起吃豆子。”
我们并肩坐下吃起了蚕豆。呜呼，信赖难道是罪吗？那个男人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五短身材的小个商人，他总是趾高气昂地摆架子扔下一点点钱，让我画漫画。
那个商人到底后来再也没有来过。不知怎的，比起对那个商人的憎恨，我反倒更生堀木的气：他最先发现的时候什么也没做，哪怕干咳两声也好啊，可他却直接返回屋顶来通知我了。每每难眠之时，对他的怨恨就会油然而生。
谈不上原谅或不原谅，因为良子是信赖的天才，她从不知道怀疑人。可这正是悲剧的原因。
我真想向神发问：信赖难道是罪吗？
与良子被人玷污一事相比，我更不能容忍的是良子对人的信赖遭到了玷污。这后来成了我永生苦恼的根源，我为此苦恼得不得安生。我这种人，没什么本事，整天活得胆战心惊的，光顾着看别人的脸色，早就丧失了信人的能力。因此，在我看来，良子那纯洁无垢的信赖之心才像青色的瀑布一样令人神清气爽。可是一夜之间却被糟蹋成了黄色的污水。看吧，良子从那晚开始竟开始观察我的一颦一笑。
“喂。”有的时候，我突然叫她一声，她会大吃一惊，窘得不知眼睛该往哪里看。无论我怎么逗她开心、讲笑话，她都一副惶惶不安、畏首畏尾的样子，跟我说话还用上了敬语。
难道，无垢的信赖之心果真是罪的源泉吗？
我找来很多讲妻子被人侵犯的书，读了个遍。不过，我发现没有一个女人遭到侵犯的方式像良子那样悲惨。可这件事根本算不上故事。如果那个小个商人和良子之间哪怕有一丝与恋爱相近的情感的话，我反倒能想得开。可是，在那个夏日的夜晚，仅仅因为良子天生对人的信赖，我的双眉从此不再舒展，声音变得沙哑，白发爬上额头。良子也不得不一辈子在惶恐中度过。大多故事都把重点放在了丈夫是否原谅妻子的“行为”上，可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个太令人痛苦的大问题。我想，那些尚且保留了原谅或不原谅权利的丈夫才是幸运的。要是根本无法原谅，也用不着搞得满城风雨，不如赶快与妻子离婚，重新找一个女人。如果做不到，那就不如忍着性子“原谅”对方，反正事情终归会随着丈夫的心情转变平静下来。可以这么说，我觉得这种事对丈夫来讲确实是莫大的打击，可这种打击与无时无刻、连续不断地翻滚而来的波涛不同，不过是享有权利的丈夫能按着自己的怒火随意处理的麻烦罢了。可我的情况不同，作为丈夫我没有任何权利，想来想去都觉得是自己不对，别说发火了，甚至连一句玩笑都不敢说。更可气的是，妻子居然是因为那稀有的天生优良品质而被人玷污。更何况那优良品质是丈夫长久以来最渴望的无垢的信赖之心——天哪，太可怜了。
无垢的信赖之心是罪吗？
我甚至对自己唯一信任的优良品质抱起了怀疑，我对一切都惶惑了，发泄的出口只有酒精。我脸上的表情变得极度难看，一大早就开始喝烧酒，牙齿也吧嗒吧嗒地掉光了，还开始画一些近似春画的下流漫画。不，我干脆说白了吧，那时起我开始秘密贩卖起了春画的复印图。因为我想换钱买烧酒。一看到心事重重地躲开我的视线的良子，我就在想：她是个全然不知防备的女人，跟那个商人肯定也不止一次了吧。那么，堀木呢？没准还有自己不认识的陌生人？疑惑绵延不绝，我越发没有当面质问对方的勇气。在天生的不安和恐惧的折磨下，只有靠烧酒解愁。喝醉了，我偶尔也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几个卑鄙的、类似诱导审问的问题，内心随之傻乎乎地一喜一忧。可表面上看，我还是一个劲儿地一边开玩笑，一边对良子加以地狱般的爱抚，然后像一团烂泥一样沉沉地睡去。
那年年底的一天，我半夜三更地喝醉了回到家里，想喝几口白糖水。见良子已经睡了，我就自己去了厨房，找到装砂糖的罐子，打开盖子一看，里面根本没有白糖，倒是放着一个又细又长的小纸盒。我不由拿到手里，可看了一眼盒子上的标签就愕然了。标签已经用指甲抠掉了大半，不过还留着几个字母。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DIAL。
那段时间我整日泡在酒里，所以没用过安眠药。不过失眠是我的老毛病了，所以我对大多数安眠药都了如指掌。这一小盒的量足以致死。虽然盒子上的封条还没有撕掉，但她保不准将来哪一天有这个想法，况且还把标签抠掉藏在这么隐蔽的地方。可怜的良子啊，她因为不认识标签上的字母，所以只用指甲抠了一半，以为这下万无一失了（你没有罪）。
我偷偷摸摸地在玻璃杯里倒满水，慢慢地撕掉封条，一口气倒进自己的口中，然后大口喝光了杯中的水，最后关上灯睡觉了。
据说接下来的三天三夜，我就跟个死人一样。医生认为是我过失误食，我才没有即刻被警察带走。据说我刚恢复意识的时候，最先念叨的一句话就是：我要回家。家究竟指的是哪里，就连我这个当事人都不知道。反正据说我就是这么说的，还大哭了一场。
我渐渐清醒了，只见枕边坐着一个人，是满脸不高兴的比目鱼。
“上一次也是年底的事吧。我忙得眼都要花了，每次都是瞅准年关惹是生非。我可吓得要小命不保了。”比目鱼在跟京桥的老板娘说话。
“老板娘。”我叫道。
“嗯，什么事？醒了？”
老板娘说着将自己的笑脸贴在了我的脸上。我的眼泪扑簌扑簌地流了下来。
“让我跟良子分开吧。”嘴里冒出一句自己也没想到的话。
老板娘直起身子，轻轻叹了一口气。
接着，我又说了一句意想不到的惊人之词——真不好形容是玩笑还是犯傻。
“我要去没有女人的地方。”
哈哈哈，比目鱼首先放声大笑，老板娘也跟着窃笑起来。我一边流泪，一边面红耳赤地跟着苦笑。
“嗯，这个想法不错。”比目鱼笑个不停地说，“还是去没有女人的地方好。只要有女人在就会出事。没有女人的地方，真是个好点子。”
没有女人的地方——没想到，自己这句一时糊涂的梦话，后来竟然阴惨地实现了。
良子一门心思以为我是代她喝了毒药，所以后来在我面前更加畏畏缩缩了。不管我说什么她都不笑，也不开口说话了。我也觉得在那个房间里憋着郁闷，便总是出门，又过起了买便宜酒喝的日子。安眠药事件以来，我的身子明显瘦了一圈，四肢无力，漫画的工作也没心思做了。当时，比目鱼给我放下了一笔慰问金（比目鱼拿出这笔钱的时候说，这是涩田的一点意思，好像真是他自己的钱似的。其实，这是兄长们从老家给我寄来的钱。那时，我跟从比目鱼家逃出来的时候不同了，已经能懵懵懂懂地看透比目鱼那佯装救世主的演技了。不过，我并没有拆穿他，而是假装一无所知地向他道谢。对比目鱼为何要耍这种麻烦的诡计，我好像既明白，又不明白，反正就是猜不透），我就干脆用这笔钱去了一趟南伊豆的温泉。不过，我此刻的身份到底不容许自己悠然自得地把每个温泉都享受一番，而且一想到良子，我就无限感伤，根本没有静下心来从旅馆的房间眺望远山的心境。我也不换上棉袍，也不泡温泉，而是马上跑到外面一家又脏又乱的茶馆里，没命地灌酒。最后，我拖着更加脆弱的身躯回到了东京。
那是东京下大雪的一天夜里。醉醺醺的我走在银座的大街上，嘴里一遍又一遍地哼唱着小调——这里离故土几百里，这里离故土几百里……我一边用鞋尖踢着积雪，一边走路，突然，我吐了。这是我第一次咳血。雪白的地上顿时出现了一个大大的红日。我在旁边蹲了一会儿，然后用双手捧起干净的白雪，一边擦脸一边哭了。
这里是哪里的小路？
这里是哪里的小路？
我幻听似的听见童女那哀怨的歌声从远处传来。不幸。这个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不幸之人——不，说他们全是不幸之人也不为过。不过，他们可以向世间堂堂正正地抗议自己的不幸，“世间”也必定会轻易地理解并同情那些人的抗议。然而，自己的不幸却完全源自自己的罪恶，不可能同任何人抗议。倘若支支吾吾地说出一句抗议之词，包括比目鱼在内的世间之人肯定会因为没想到我胆敢说这种话而吓得呆住。我究竟是所谓的“任性”，还是与之相反的懦弱，我自己都搞不清楚。反正我就是罪恶的集合体，只会不断朝着不幸永无止境地堕落下去，没有一点预防的具体措施。
我站起身来，想着不管怎么说得先买点合适的药，便来到了附近的一家药店，眼神与那里的老板娘撞上了。老板娘看到我，仿佛被闪光灯晃得刺眼似的抬起头打量着我，身子一动不动。然而，那双直勾勾地盯着我的双眼中，没有一丝惊愕或嫌弃的神色，反倒流露出某种渴望救赎似的、倾慕的情感。我马上想到：这个人肯定也是个不幸之人，因为不幸之人对别人的不幸相当敏感。这时，我突然注意到老板娘是拄着一根拐杖颤颤巍巍地站在那里的。我抑制住马上跑到她跟前的冲动，同样回望着老板娘，看着看着我流出泪来。只见泪水也一滴一滴地从老板娘那双大眼睛里淌了出来。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便离开了药店，一瘸一拐地回到了住处，然后喝了让良子倒的盐水便一言不发地躺下了。第二天我推托说有些感冒，又躺了一整天。夜里，咳血的秘密让我怎么也放不下心，便起身又去了那家药店。我笑着坦诚地告诉了老板娘最近的身体状况，问她该怎么办。
“必须得戒酒。”
我们仿佛亲人一般。
“我好像酒精上瘾了。现在也想喝酒。”
“这可不行。我老公也是，明明患了肺结核，却天天泡在酒坛子里，说什么用酒消灭细菌，到头来不过是亲手缩短了寿命。”
“我很不安。我害怕得就要崩溃了。”
“我给你开点药吧。不过酒你必须得戒掉。”
老板娘（她是个寡妇，有一个男孩，考上了千叶县还是哪里的医科大学，没过多久得了跟父亲同样的病，眼下正在休学住院。家里还躺着一位中风的公公。老板娘则在五岁的时候就因小儿麻痹症坏了一条腿）咯噔咯噔地拄着拐杖，一会儿翻那个货架，一会儿开这个抽屉，为我找来了很多药。
“这是造血药……这是维他命的注射液……这是钙片……这是防治拉肚子的淀粉酶……”她饱含爱意地替我接连介绍了五六种药品的名称和用法。不过，这位不幸的老板娘的爱对我来说着实太深了。最后，老板娘利落地用纸包住一个小盒子，对我说道：“如果实在想喝，憋不住的时候，就用这个药。”
那是吗啡的注射液。
老板娘说这种药没有酒对人体有害，我也信了。再加上我痛切地感觉到醉酒实在是不洁之事，因而终于摆脱了酒精这个撒旦。我很高兴，往自己胳膊上注射吗啡的时候从不犹豫。不安、焦躁和害羞从我体内消失得干干净净，我甚至变身成了个开朗的善谈之人。每当打完针，我就能忘记衰弱的身体，投身于漫画的创作。那段时间，我确实冒出很多妙趣横生的想法，自己都禁不住一边画一边喷笑出来。
一开始一天打一针，后来变成了两针，等到一天打四针的时候，我已经到了没有吗啡就没办法工作的地步。
“这可不行，上了瘾可就糟了。”
听药店老板娘这么说的时候，我已经俨然成了一个真正的瘾君子（我其实很容易顺从旁人的暗示。如果有人说，这钱不能用，不过最终由你决定的话，我就会生出一种奇怪的错觉，总认为自己如果不用那笔钱反倒辜负了人家的期待，因此一定会立刻将那笔钱花光），在上瘾带来的不安的引诱下，我反而不得不寻求更多的药。
“求求你了，再给我一盒吧。我月底一定把钱结清。”
“账什么时候结算都行，只是警察查得严。”
啊，为何我的周围总有形迹可疑之人那种邋遢、阴暗的气息呢？
“求你想想办法瞒过去。拜托了，老板娘，我亲你一口。”
老板娘的脸红了。
我得寸进尺地连忙说道：“没有药我的工作可没法往下进行呀。对我来说，那药就是治疗阳痿的强精剂啊。”
“那你不如直接注射激素得了。”
“你可别笑话我。反正我要么靠药，要么借酒，得靠其中一样才能工作。”
“酒绝对不能喝。”
“可不是嘛，自打我用了那种药，一滴酒都没有沾过，所以身体一直不错。别看我这副样子，我可没打算画一辈子没出息的漫画。以后，我戒了酒，把身子养好，再学习一段时间，一定当一个伟大的画家让你看看。所以现在很关键。拜托了，不如我亲你一口吧。”
老板娘笑着说：“真让人为难，上瘾了我可不管。”说着，她咯噔咯噔地拄着拐杖，从货架上取下了一盒药。
“我可给不了你一盒，你转眼就用完了。我只给你一半。”
“真小气，算了，没办法。”
我回到家，马上打了一针。
“不疼吗？”
良子惴惴不安地问我。
“疼是肯定了。但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我得硬着头皮打针。你瞧，我最近精神好多了不是？工作喽，工作喽。”我高高兴兴地打起了精神。
我经常在深夜中敲响药店的大门，一把抱住穿着睡衣、拄着拐杖蹒跚而来的老板娘，一边亲一边哭。
老板娘总会默默地递给我一盒药。
药和烧酒一样，不，远比烧酒肮脏、不吉得多。想通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瘾君子，简直就是最不知廉耻的那个人。为了买足够的药品，我又开始偷卖春画的复制品，还与药店那位残疾的老板娘发生了所谓的“丑闻”。
我想干脆一死了之，反正已经没有退路了。不管我做什么都是徒劳一场，只是耻上加耻。我再不敢奢望能骑着自行车去看绿意盎然的瀑布了。我觉得自己可耻下流，唯有死才能够解脱，活着反倒是罪恶的源头。我怀着越发强烈的想死的念头，半发疯似的在公寓和药店之间往返。
虽然我努力工作，可药品的使用量也在逐渐增加，我在药店欠下的钱已是巨额数字。老板娘看到我就会流泪，我每次也陪着流泪。
地狱。
我怀着赌一赌神是否存在的信念下定决心，给故乡的父亲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坦白地告诉了他我的处境（与女人有关的事，我终究没敢写进去）——这是我从这个地狱逃脱的最后手段，如果失败了，我只能上吊了结。
结果比我想得差远了，我在翘首期盼中过了很久都没有收到回信，反倒因为焦躁和不安，注射的量越发加大了。
一天下午，我悄悄地暗下决心：今天晚上干脆一口气打上十针，跳进大河里算了。正在这时，比目鱼仿佛靠着恶魔的灵感嗅到了什么似的，带着堀木一起来了。
“听说你咳血了。”
堀木在我面前盘腿坐下，脸上露出了以前从未见过的温柔的微笑。他那温柔的微笑让我好生感激与喜悦，我不知不觉地背过脸去，也抽泣起来。他那温柔的一笑将我完全打垮、埋葬了。
我跟着他们上了车。“你得先住院，以后的事就交给我们吧。”比目鱼一副恳切的口吻劝我（那语调沉着得简直能用慈悲、仁厚形容），我仿佛成了一个没有意志和判断力的人，只是低声哭着，唯唯诺诺地听从二人的摆布。算上良子，我们四个人在车里颠簸了很久，总算在天空逐渐昏暗之际来到了一座位于森林中的大医院的玄关。
我满心以为那里是疗养院。
年轻的医生极其随和而慎重地为我做完检查后说道：“就在这儿静养一段时间好了。”他笑了，仿佛害羞一般。
最后，比目鱼、堀木和良子丢下我一个人走了。良子把放着换洗衣裳的包袱交到我手里，然后从腰带里默默地掏出注射器和没用完的药。她恐怕还以为那东西是强精剂呢吧。
“不，不用了。”
真是稀罕事。可以这么说，这还是我这辈子头一次拒绝别人的好意。我的不幸，就是不会拒绝之人的不幸。以前，我总觉得如果拒绝了别人的劝诱，在对方和自己心里就会生出一道永远无法修补的让人尴尬的裂痕——我一直被这种恐惧所威吓。然而那一刻，我却自然而然地拒绝了自己发疯似的寻求的吗啡。也许，我是被良子那所谓的“神一样的无知”击倒了吧。那个瞬间，我想我已经不再上瘾了。
随后，我便在那位笑得很腼腆的年轻医生的带领下来到了一栋住院大楼。咣当一声，大门锁住了。那是一家精神病院。
我想到没有女人的地方——我吃了安眠药那次说下的胡话，居然奇妙地实现了。那栋大楼里都是发疯的男人，看护的也是男人，果然一个女人都没有。
现在的我已经不是一个罪人了，而是一个疯子。不，我敢保证我没有疯。哪怕是一刹那，我都没有疯过。不过，人家说疯子通常都这么评价自己。也就是说，被拉到这家医院的人都是疯子，不住在这里的人才算正常。
我真想问问神，不抵抗也是罪吗？
我因为堀木那不可思议的富有魅力的微笑哭了，在丧失了判断力和忘记抵抗的情况下上了车，被他们带到了这里，成了个疯子。就算现在离开这里，额头上也会被贴上精神病——不，是疯子的标签。
我已然丧失了做人的资格。
我已经根本不算人了。
我是初夏时节来到这里的，透过铁格子窗，能看见医院院子的小池塘里，红色的睡莲已经开了。又过了三个月，院子里的大波斯菊开了。就在这时，没想到大哥带着比目鱼从老家来接我了。他告诉我：“父亲上个月末隐患胃溃疡去世了，我们几个决定不再追问你的过去，你也不用担心生活，什么都不用做。不过，你必须离开东京，开始在乡下疗养，即便你也许还有很多留恋。你在东京惹下的是非，涩田大多已经替你处理了，你就不用操心了。”他仍旧操着一副死板而让人不寒而栗的语调。
故乡的山河仿佛近在眼前，我微微点了点头。
他们正把我当成了疯子。
自打知道了父亲过世的消息，我越发沮丧了。父亲不在了——一刻都为从我胸中离开过的令人怀念和害怕的那个形象，已经不复存在了。我觉得自己那个塞满苦恼的罐子仿佛一下子空荡荡的，我甚至觉得我从前之所以被沉重的烦恼压得喘不过气来，都是父亲的缘故。现在，我反倒没劲了，连苦恼的能力都丧失了。
大哥没有违背他的承诺。我出生的那个小镇坐火车往南走四五个小时的地方，是一片在东北地区实属罕见的温暖的海滨，那里是温泉胜地。那个村子边上有五间房子，不过破败得墙壁都剥落了，柱子也被虫子蛀空了。大哥把那栋连修缮的余地都没有的茅屋买下给了我，还替我找来一位年近六十、满头红毛的臭老太婆。
后来的三年当中，我以奇怪的方式侵犯了那个叫阿哲的老女佣好几次，两人有时还像夫妻那样拌几句嘴。肺病时好时坏，我也是时胖时瘦，偶尔咳血。昨天，我让阿哲去村里的药店买一种叫卡尔莫亲的镇静剂，可她拿回来的盒子和以往的形状并不一样。当时我并没有留意，睡觉前吞下十粒，可还是睡不着。正在我百思不得其解之时，肚子突然疼了起来，我急忙去厕所猛拉了一通，后来又连续去了三趟厕所。我再也忍不住了，拿起药盒一看，原来是一种叫汉纳莫亲的泻药。
我仰面躺在床上，一边把汤婆子放在腹部，一边打算责备阿哲一番。
“喂，你知道不知道，这不是卡尔莫亲，而是汉纳莫亲。”说到一半，我就呵呵呵地笑了。我联想到，“疯子”怎么看都是个喜剧名词。我为了入睡吞下了泻药，而泻药的名字居然叫汉纳莫亲。
我现在既算不上幸福，更算不上不幸。
不过，一切都过去了。
在我一边凄惨地哀鸣一边走来的这个所谓的“人”的世界上，只有一条我所认为的真理。
那就是——不过，一切都过去了。
今年，我二十七岁了。白发陡然剧增，大多数人都以为我已经四十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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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arles cros（1842-1888），法国诗人。
[2] 日语中有一句谚语“月怕云彩花怕风”，指好景不长或好事多磨。
[3] 以战争小说、评书等为题材，用三味线伴奏的说唱艺术。
[4] 一种什锦馅料的甜凉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