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呀呀，不行。啊呀呀，不行。”那姑娘分明很高兴。
看到她这副心口不一的嘴脸，我顿时兴致全无，便想打发她干点什么。
“不好意思，能到电车大道的药房帮我买些卡耳莫亲[2]来吗？我太累了，满脸发烫，怎么也睡不着。真是不好意思。钱呢……”
“没关系，不用提钱。”说着，她兴高采烈地站起身来。
吩咐差事，绝不会让女人沮丧，她们反倒喜欢被男人委以重任。我深谙这一点。
另一个是女子高等师范的文科生，跟我是所谓的“同志”。我跟她因为地下组织的工作，几乎每天都得碰面。开完碰头会，这个女人总会跟在我屁股后，不停地给我买东西。
“你就权当我是你亲姐姐。”
我被她这句装腔作势的话吓得浑身哆嗦，可还是说道：“我心里早就这么想了。”同时送上饱含忧愁的微笑。
反正，惹恼了她可就完了，必须小心伺候着。因此，我把自己终于献给了这位丑陋而讨厌的女人，让她给我买各式各样的东西（那些东西着实品位低俗，我大多一转手就送给烧鸡店的大叔了），满脸堆笑地给她讲笑话，逗她开心。一个夏日的夜晚，见她死活跟着我，我便在街上的黑暗角落里吻了她，本来是想让她快点离开，没想到她竟然发疯一般地兴奋，招呼了一辆小轿车，把我拉到他们为了搞地下运动秘密租借的一幢大楼的办公室里，在那个狭小的西式房间里把我折磨到第二天早上。我私下苦笑着称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姐。
不管是公寓老板的女儿，还是这位同志，我都跟她们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因此慢慢地生出不安，拼命地讨她们两人的欢心。这与我对待以往的各色女人一样，终究是不可避免的。最终，我被她们的金钱束缚了自由。
那时，银座的一家酒馆的女服务员给过我莫大的帮助，虽然我们只见过一次，但我总怕辜负了人家的恩情，常常感到不安和莫名的恐惧，害怕得动弹不得。那时，我已经敢不在堀木的带领下独自乘电车、独自去歌舞伎座了。我还常穿着碎白点花纹的和服去酒馆，装成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可心里还是怀疑并恐惧人类的自信和暴力，极度烦恼。表面上，我倒是学会跟别人一本正经地寒暄两句了——不，不对，要是没有假装败北的苦涩微笑的陪伴，我还是不会说话——总之，我反正会说两句了，哪怕是口齿不清的自言自语。恐怕还要感谢到处给地下组织办事的经历让我学会了这种“伎俩”吧？我待在哪里都觉得紧张，但总觉得一旦能混进酒馆，挤在无数的醉客和男女服务员中间，自己那被人追赶的心情就会趋于平静。我拿了十块钱，一个人走进银座的酒馆，一边笑着交给女侍，一边说：“我只有十块钱，你看着办吧。”
“不用担心。”
好像有点关西口音。奇怪的是，这淡淡的一句话，马上让我震颤不已的内心沉静下来。并不是因为我无须担心钱够不够，而是不用担心我在她的旁边。
我喝了酒。大概是我不畏惧她的关系吧，我反而没有逗她一笑的心情，将自己天生沉默不语的忧郁本性在她面前袒露无余。我摇了摇头。
“光喝酒？那我也喝点。”
秋日，一个寒风瑟瑟的夜晚，我照着常子（我的记忆淡薄了，也许不叫这个名字。毕竟，我连跟我一起殉情的那个女人的名字都忘了）吩咐的那样，在银座后面的一个小寿司摊，一边吃着一点都不好吃的寿司，一边等着她（我就算忘了她的名字，也会清晰地记得当时吃的寿司的味道。摊主是个光头大叔，脸长得跟青蛇一般，他一边摇头，一边故弄玄虚地捏着寿司，好像很熟练似的。至今，我都能在眼前鲜明地浮现出这幅场景。后来，我常在电车上遇到这种长相的人，觉得面熟，马上就会想起那个寿司大叔，苦笑一番。现在，她的名字和长相都逐渐离我远去，唯有寿司大叔的面容印刻在我的脑海中，我甚至能记忆犹新地随手为他作一幅画。看来，那个小摊的寿司实在是太难吃了，才让我体味了难以忘怀的寒冷与苦痛。本来，即便被别人带去据说能吃到美味寿司的店里，我也从不觉得有什么好吃。太大了，他们根本捏不出拇指大小的寿司，我一向这么认为）。
她租住在本所一位木匠家的二楼。就在那间二楼的小屋里，我丝毫没有隐藏自己平日的忧郁心境，好像牙疼似的一边用一只手捂着脸颊，一边喝茶。没想到，她居然喜欢我这副模样。那个女子给人一种完全孤立的感觉，仿佛她周身吹着凛冽的秋风，唯有落叶狂舞不止。
我们睡在一起，她告诉我她比我大两岁，老家在广岛，还说自己有丈夫，在广岛给人铺地板。去年春天，他们一起离开故乡，逃到东京，但丈夫不好好在东京找正经工作，最终因欺诈罪被判入狱。“刚开始，我还每天都去监狱给他送些东西，但我决定从明天开始再也不去了。”她娓娓道来。不知为何，我历来对女人的生活经历丝毫不感兴趣，也许跟女人不高明的叙述方式有关，抑或是她们不知内容的重点所在。反正，我一直当做耳旁风。
“好寂寞啊。”
比起女人千言万语的身世谈，我反倒期待她们的低声不平引起我的共鸣。然而，我从未听这世上的女人嘴里说过这句话，我觉得奇怪而不可思议。然而，那个女人虽然没在口头上说“寂寞”，她身体的轮廓外围却仿佛包裹着一圈一寸厚的气流，那是一种浓烈的无言的寂寞。我靠近她的身体，顿时觉得自己也被那股气流所包围，自己那与生俱来的扎人的阴郁气流与之完美融合，我就像“落在水底的岩石上的枯叶”一般，从恐惧和不安中脱离出来。
这与在那些白痴一样的妓女怀里安心睡觉时的感觉大相径庭（不管怎么说，那些娼妇太闹腾了）。与那位欺诈罪犯人的妻子共度的良宵，对自己来说，是幸福（在我的所有手记中，这是我唯一一次毫不踌躇地肯定地使用这么一个狂妄的字眼，我想今后再也不会用了）的完全解放的一晚。
不过，仅仅一夜罢了。清晨，当我睁开眼来，跃身而起，便重又扮回了那个伪装而成的轻薄的插科打诨之人。胆小鬼甚至害怕幸福，棉花都会让我受伤，幸福会将我深深刺伤。我心焦起来，想在被伤害之前就这样早早与她分手算了，于是又放起了滑稽的烟雾弹。
“钱断情亦尽，其实，这句话的解释正好相反，意思根本不是没钱了就会被女人甩掉。男的如果没了钱，就会变得意气消沉，从此一蹶不振，连笑都没力气笑一下。整个人不知不觉间变得乖僻起来，就这么破罐子破摔，最终自己提出跟女人分手。就跟疯子似的，要狠狠地甩开女人。真是可怜啊，可金泽大辞林就是这么说的。我倒是多少也能理解这种人的心情。”
我记得我确实说过这种傻话，引得常子忍俊不禁。我担心自己再坐下去没什么好处，便脸也不洗地早早离开了。没想到，自己当时一句随随便便的豪言——钱断情亦尽，竟在后来带来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牵连。
从那以后，我一个月都没见到那天夜里的恩人。分手之后，虽然日子慢慢逝去，我内心的喜悦渐渐淡薄，她对我施与的一时之恩竟让我隐隐觉得害怕起来，自己好像被强烈地束缚住了。当时，我在那个酒馆的账全由常子负担，我越发介意起了这件事。我觉得常子终究和公寓老板的女儿，以及那位女子高等师范的学生一样，只会对自己威逼利诱。尽管我与常子离得很远，可还是畏惧她。我觉得要是再碰上跟自己一起睡过觉的女人，一定会突然被对方骂得恼羞成怒，便懒得想着再见面了。就这样，我渐渐疏远了银座。但是，做事嫌麻烦的天性，并非是自己的狡猾之处。我至今还捉摸不透女人这种生物，在睡觉之后和早晨起来之后两者之间，她们觉得没有一丝一毫的关联，能果断地将两个世界分割开来，就像完全忘却了一般。真是不可思议。
十一月末的一天，我和堀木在神田的小摊上喝着便宜的小酒。离开小摊，那位恶友还嚷着再去什么地方接着喝。我们已经没有钱了，可他就是赖着要喝。那时，我大概是借着酒劲壮起了胆子，对他说道：
“好吧，既然你这么要求，那我就带你去梦幻的天国吧。千万别吓着，那里可是酒池肉林……”
“酒馆吗？”
“对。”
“走吧。”
说着，我们两人乘上市营电车。
“我今天晚上对女人特别饥渴，我可以亲亲女侍吗？”堀木欣喜若狂地说。
我不大喜欢堀木喝醉后的丑态。他也知道我的想法，便再三叮嘱我：“听好了，我可要亲嘴。你看好了，我要亲坐在我旁边的女侍。记住。”
“应该没事吧。”
“谢谢。我想死女人了。”
我们在银座四丁目下了车，来到了号称酒池肉林的那间酒馆。身无分文的我指望着常子能照应，便昂首阔步地走了进去，跟堀木面对面地坐到了一个空着的包厢。常子和另外一名女侍小跑着过来，陌生女侍坐到了自己身旁，而常子一屁股坐到了堀木的旁边。我大吃一惊，因为常子马上就会被别人强行亲吻。
我并不是觉得可惜。本来，我的占有欲就不强，就算暗地里觉得稍稍可惜，也不敢勇敢地主张自己的所有权，更没有与人争执的气力。后来，我甚至一言不发地眼看着自己姘居的女人被他人侵犯。
我尽可能不想被揪扯进亲朋好友间的纠纷。我害怕被卷入那个漩涡。常子与自己不过是一夜露水的关系。常子不属于自己。我不可能会狂妄自大地涌起怜惜的欲望。但是，我还是呆住了。
看着自己眼前被堀木猛烈的亲吻狂轰乱炸的常子，想到她的身世，我觉得可怜。我想，常子受了堀木的玷污，肯定会跟自己断了一切关系吧。不过，我并没有挽留常子的积极热情。常子的不幸让我一瞬惊醒了，我想我们就这么完了。我立刻像清水那样果断地死了心，来回看着堀木和常子的脸，诡异地笑了。
没想到事态发展得远比我想象的糟糕。
“算了。”堀木歪着嘴说道，“我虽说想要女人，可她的长相也实在太穷酸……”
他好像消受不起似的，双手环抱胸前，一边贼溜溜地盯着常子，一边苦笑。
“上酒！没钱。”我小声对常子说。
此刻，我真想喝个痛快。从一般的俗人看来，常子甚至不值得被醉汉亲吻，因为她是个难看、可怜的女人。对我来说，这真是意料之外的一声晴天霹雳。我拼命地灌酒，喝得晕头转向，我跟常子对视着，互相露出哀伤的微笑，我觉得她正如别人评价的那样，是一个长相穷酸的女人。但同时，胸中又涌起一股同为没钱的穷人的亲近感（我至今仍旧以为，虽然内容陈腐，但贫富之间的不和，是戏剧永恒的主题）。我觉得常子是那么可爱，生平第一次察觉到自己春心萌动，虽说是那么微弱，但主动而积极。我吐了。我不省人事。这还是我头一次喝酒之后醉得如此昏迷。
醒来，只见常子坐在枕边。原来，我在她位于本所的二楼小屋里睡了一觉。
“钱断情亦尽，我还以为你是说笑话呢，没曾想是真的。一直见不着你。分手好麻烦啊，我挣钱给你花，还不行吗？”
“不行。”
接着，女人也躺下睡了，黎明时分，我从女人嘴里头一次听见了“死”这个词。看来，她也对人世的营生乏味了了。我也一样，觉得自己只要再想到对人世的恐惧和厌烦、金钱、地下运动、女人和血液，就再也活不下去了。我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她的提议。
不过，那时我根本还没在现实层面做好对“赴死”的心理准备，多少还潜藏着些许游戏的心情。
那天上午，我们两人一直在浅草的六区徘徊，还进咖啡馆喝了杯牛奶。
“你把钱付一下吧。”
我站在那里，从袖口里拿出小钱包，打开里面，只有三枚钢镚。我顿觉羞耻，但更觉凄惨。我脑海里一下子浮现出自己在游仙馆的房间，那个荒凉的地方现在只剩下校服和被子了，其他都押在当铺了。还有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碎白点花纹布的和服和斗篷，我更加确信了：这才是我的现实，我活不下去了。
见我不知所措，女人也站起身来，看了我的钱包一眼。
“啊，就这么点啊。”
虽然说者无心，但听在我心却有一种渗入骨髓的痛感。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喜欢的人的声音如此痛彻。说的也是，三枚钢镚根本不算钱。这是我以前从未体味过的奇妙的屈辱，让我没脸活下去的屈辱。恐怕是因为当时的自己，还没有脱离有钱人家的少爷这一归属吧。直到这时，我才真切地有了准备一死的想法，我下定决心。
那天夜里，我们跳进了镰仓的海里。女人说腰带是跟店里的朋友借的，便叠好放在岩石上。我也脱下斗篷，放在同一个地方，然而与她一起跳海自尽。
那个女人死了。只有我一人得救。
因为我是高等学校的学生，再加上父亲的关系，大概是报纸觉得这件事很有新闻价值吧，因此大肆报道，闹得满城风雨。
我被送到了海边的医院，老家那边只有一个亲戚赶了过来，替我处理了各种烦杂的琐事。最后，他告诉我，全家，尤其是父亲对我大为恼火，也许从此要跟我断绝关系，然后便回去了。我对此并没有特别在意，反倒十分怀念死去的常子，常常低声啜泣。说真的，在我之前认识的所有人里，恐怕最喜欢的只有那个长相穷酸的常子了。
公寓老板的女儿给我寄来一封连写了五十则短歌的长信，每一句开头都是“为我好好活”，真可笑。护士们总是说说笑笑地来我的病房玩，还有的突然就紧握住自己的双手。
那家医院发现我的左半边肺有毛病，我便以帮助自杀罪的罪名被逮到了警察局，真是天助我也。我在警察局受到了病人的待遇，被特别拘押在保护室。
一天深夜，保护室旁边的值班室那位彻夜不眠的值班老警察，轻轻推开了我房间的门。
“喂！”他冲我喊道。
“冷吧。来我那边，烤烤火吧。”他说。
我无精打采地跟着他去了值班室，坐在椅子上围着火盆烤起了火。
“很想死去的女人吧。”
“嗯。”我回答道，声音好像哭昏过去一般细。
“这就是所谓的人情啊。”他渐渐摆起了架子。
“你第一次跟女人发生关系，是什么时候？”
他像个法官似的煞有介事地问道。他欺负我是个孩子，便在百无聊赖的秋夜，把自己当成是审讯的刑警，大胆地企图引诱我道出猥琐的往事。我其实早就看透他的心思了，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声来。对老警察的“非正式审问”，我本没有一一作答的必要，但我为了给冷清的秋夜助兴，居然顺势把他当成了审讯的警察领导，还深信不疑地认为，刑罚的轻重与这位老人息息相关。我表面上尽情展露着所谓的诚意，为了满足他那好色的好奇心，便添油加醋地“陈述”起来，直到他满意为止。
“嗯，我大体明白了。你能一五一十地告诉我，我也会酌情考虑的。”
“多谢。拜托您了。”
我的演技简直出神入化。我激情地演绎着，虽然对自己一无是处。
天明了，我被叫到了署长办公室。正式的调查这才开始。
我推开门，刚走到署长室，便听见有人说：“哦，好男人嘛。看来，不是你的错。是把你生得这么好的你老妈的错。”
署长皮肤浅黑，很年轻，好像刚毕业的大学生。突然被他这么一说，我觉得自己半边脸上仿佛长满了红斑，成了个见不得人的丑八怪，便悲从中来。
这位很像柔道或剑道运动员的署长的审问着实简单，与老警察深夜的秘密审问简直有天壤之别。昨晚死缠烂打的“审问”太猥琐了。问完之后，署长一边书写送到检察院去的文件，一边说：“你得把身体保养好，听说你咳血了，对吧？”
那天早晨，我咳嗽得厉害，每咳嗽一下，我就用手帕遮在嘴上。手帕上留下了星星点点的血迹，好像下过红色的冰雹一样。但这并不是从喉咙里出来的血。昨晚，我一直抠耳朵下面的那个小脓包，血是从脓包流出来的。但我没有讲明实情，因为我知道这对自己有好处。
“没错。”我低下眼，好像有什么好事似的回答。
“是否起诉，还要看检查官大人怎么判断。现在，你最好给你的保证人打个电话或拍个电报，让他们今天到横滨的检察院去一趟。肯定有人管你吧，家长或保证人都行。”
经常到父亲位于东京的别墅去的有个叫涩田的字画古董商人，他跟我父亲是同乡，以前常替父亲跑腿。他一副短粗胖的身材，是个四十岁的单身男子。我想起来，此人是我在学校的保证人。这个男人的脸，尤其是眼神跟比目鱼极为相似，所以父亲总是叫他比目鱼。我也跟着这么叫他。
我借来警察局的电话簿，查了半天比目鱼家的电话，总算找到了，便打电话给他，求他到横滨的检察院走一趟。电话那头，比目鱼好像换了个人似的，口气威风凛凛的，好在他总算答应了。
“喂，快给那部电话消消毒。他咳出来的可是血呢。”
在我被带回保护室后，我听见署长大声地对底下的警察吩咐道。即便我坐在保护室，也听得一清二楚。
晌午过后，我便被细细的麻绳五花大绑起来。一位年轻的警察紧紧地拉着麻绳的一头，带着我乘上电车去了横滨。好在他们同意让我穿上斗篷遮掩一番。
但我全然没有丝毫不安，甚至怀念起了警察局的保护室和那位老警察。啊，我怎么成了现在这副模样。但当我被当成犯人绑个严严实实的时候，我反倒轻松了，心情也随之平静下来。即便是书写当年回忆的现在，我仍能感觉心情愉悦。
但在那段时间令人怀念的记忆当中，唯有一段此生难以忘怀的悲惨的失败经历，叫我不胜汗颜，想起来就吓出一身冷汗。我在检察院的一间阴暗的小房间里，接受了检察官的简单审讯。那位检察官四十岁左右，性格文静（如果我算美貌的话，充其量也就是淫邪的美貌罢了。而检察官才是端正的美貌，带着一种聪明而静谧的感觉），看上去慷慨而不吝啬，人品不错。我完全丧失了戒心，昏昏沉沉地叙述着前因后果。突然，我又咳了起来，我从袖口里掏出手帕，正准备捂在嘴上，忽然瞥见了上面的血迹，便心生一计：心想说不定咳嗽能帮我逃过一劫。吭、吭，我咳了两声，随后夸张地假装又咳嗽了若干下，接着用手帕遮住了嘴。我瞄了检察官一眼。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他不慌不忙地微笑着说道：“真的吗？”我顿时出了三斗冷汗。不，现在想来，都吓得瑟瑟发抖。中学时代，那个傻瓜竹一的一句“招数、招数”戳中了我的脊梁骨，让我有种瞬间跌入地狱的感觉。可以这么说，我此刻的心情绝对比那时还要黯淡。这两件事是我全部生涯中在演技上的惨败纪录。我有时心想，与其被检察官平静地诬蔑，还不如给我判个十年有期徒刑痛快。
我最终被判缓期起诉，但我一点也不高兴，反倒非常难过，坐在检察院等候室的长椅上，等着比目鱼来接我。
从背后的高窗可以看见，天空中抹上了晚霞，海鸥飞来飞去，像个“女”字。
<hr/>
[1] 类似白兰地的一种酒的名称。因为当时电灯刚刚出现，故名。
[2] 一种镇静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