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会在乎这些的，黛尔。”布坎南先生说，他平淡悲痛的声音中毫无质疑的意味。他高大，干瘦，头发中分，上世纪末前后自行车手的风格—他太老了，做不了自行车手了—他的胃因为溃疡被切除了一半，他对我微笑，含着淡淡的抽搐的讽刺，对于某些历史人物（帕内尔是个很好的例子），他通常抱以这样的微笑，他们曾经优秀，但由于雄心过大而失败。因此我感到有必要和他故意作对，我说：“是的，我要一个。谢谢。”
“你真的要那样做吗？”杰里说。
“没错。”
“为什么？”
“科学的好奇心。”
“有些事情对它们好奇没有意义。”
复兴会在市政厅楼上举行，就是我们表演小歌剧的地方。现在是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气突然热起来。每年洪水过后就是这样。八点前大厅已经开始拥挤了。和七月十二日的游行，或者金石门集市同样热闹—大量城里的人，但还有更多来自全国各地。溅满泥水的车停在主街和大街小巷。一些男人穿很热的黑西装，女人戴帽子，还有些男人穿干净的套装，女人穿宽松的印花裙，脚上是跑鞋，胳膊露在外面，像火腿一样粗壮、红润，抱着被子包裹的婴儿。老年人要被搀扶着，带领到座位上。他们来自乡下厨房，穿着似乎发霉的衣服。我想是否能从他们的样子看出是从哪个地区来的。我和杰里从科学教室的窗子看到三辆满载的校车—老式的驼背的汽车，好像从南美的山路摇晃而来，有活鸡在窗子里扑闪着翅膀—我们过去玩过这个游戏，像社会学家一样，用优雅智慧的语气讲话。
“蓝河来的人衣着考究，非常可敬。很多勤劳的荷兰人。他们去看过牙医。”
“几乎是城里人的样子。”
“圣奥古斯丁来的开磨坊的，农场上的人。他们的牙很黄。好像吃过很多燕麦粥似的。”
“他们来自杰里科山谷，又蠢又笨，是潜在的罪犯。他们的智商从来不会超过一百。他们斗鸡眼，内翻脚—”
“豁嘴—”
“驼背—”
“是近亲结婚造成的。父亲和女儿。祖父和孙女。哥哥和妹妹。有夫之妇和有妇之夫—”
“有夫之妇和有妇之夫？”
“哦，那里的状况真是糟糕透了。”
座位都坐满了人。我站在后面，最后一排椅子后。人们不断涌入，填满了大厅两侧和我后面的空间。男生坐到窗台上。窗子尽量敞开，可还是闷热。低低的太阳照在有裂缝和污渍、刷了灰泥、有护墙板的墙壁上。我从来没有注意到大厅是这么破旧。
联合教堂的麦克劳林先生做开幕祷告。他儿子戴尔很早以前离家出走了。现在在哪里？最近有人说是在高尔夫球场割草。我感觉我一生都是在诸伯利度过的，人们离开，回来，结婚，开始他们的新生活，而我继续上学。内奥米和乳品店的女孩们。她们的头发都盘成一个样式，在耳朵后系成两团，她们戴蝴蝶结。
两男两女四个黑人走上舞台，大家探头伸脖，一阵安静。大厅里很多人，包括我，从来没有见过黑人，就像从来没有见过长颈鹿、摩天大楼或远洋客轮。一个瘦子，皮肤呈黑红色，干枯，声音有力、可怖；他是低音歌手。高音歌手肥胖，黄色皮肤，微笑，大方。两个女人都很丰满，佩戴饰品，咖啡色皮肤，穿着华丽的宝石绿和铁蓝色服装。歌唱时汗水让她们的脖子和脸显得油光光的。他们歌唱时，复兴牧师谦逊地走上舞台，站在讲坛后，转向歌者，面带欣赏的表情，抬起脸，仿佛歌唱像雨水一般落在他脸上。从他的面孔可以认出他来，他的头像几星期前就被张贴在电话线杆和商店橱窗上了—他现在只是小一些，疲惫，比图片上看起来要显得苍白。
一个年轻男人，在大厅另一侧盯着我看。我想以前没有见过他。他个子不高，深色皮肤，骨感的脸，深陷的眼睛，长脸颊略微凹陷，一副严肃、不经意、傲慢无礼的神情。黑人歌唱结束，他从原来站立的窗子下走开，随后消失在大厅后面的人群中。我立刻想到他会过来站到我身边。然后，我想这真荒唐，就像歌剧或糟糕的、多愁善感的、激动人心的歌曲中相认的场景。
大家都站起来，把流汗的背上粘住的衣服拉好，开始唱第一段圣诗。
吉卜赛男孩躺在帐篷里
在一天结束的时刻孤单死去
我们带来救赎的消息
他说，没有人告诉过我—
我迫切地希望他会过来。我集中全部身心祈祷，但愿他会出现在我身边，即使我一边告诉自己，现在他正在我身后徘徊，现在他正朝门走去，他正在下楼梯—
我身后出现不同音高的变化，让我断定他在那里。人们闪开，闪出一个人的空间，但是没有唱歌的声音。我闻到淡淡的灼热的棉衬衣、阳光灼晒的皮肤、香皂和机油的味道。他的胳膊轻擦我的肩膀（像人们说的，火一样炙热），他滑到我身边的位置。
我们都直视着舞台。浸礼会牧师介绍了教会复兴派领袖，他开始友好而客套地讲话。过了一会儿，我把手搭在前面椅子的靠背上。一个小女孩身体前倾坐着，在抠膝盖上结的痂。他把手放在椅子靠背上，离我的手大约两英寸。然后，似乎我身体上的所有知觉，所有希望，生命，潜能，都涌向那只手。
教会复兴派领袖开始温和地站在讲坛后讲话，然后渐渐激动起来，在台上走来走去，声调越来越强烈，显得极度绝望和忧伤。他不断地摆脱悲哀，转动，直接朝着观众咆哮。他画了条索桥，就像他在南美传教时看到的一样，他说。这座桥，脆弱而摇晃，悬在无底的峡谷上，峡谷充满火焰。那是火河，火河在下面，里面是溺水但永远不会溺死的人，都在叫喊、尖叫、咒骂、受着折磨，他一一列举描述—政客、黑帮、赌徒、酒鬼、通奸者、电影明星、金融家、怀疑论者。我们每个人，他说，都有我们自己个人的索桥，它在地狱上摇晃，另一端系在天堂的岸上。但是我们听不到也看不到天堂，有时甚至想象不到，因为深渊里的咆哮、扭动和罪恶的火焰围绕着我们。那座桥叫什么？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非常强大；但是我们的每宗罪恶，每句话语和每个行为，每个罪恶的想法，都将绳子渐渐磨损—
你们一些人的绳子不能再承重了！你们一些人的绳子已经无法恢复。它们被罪恶磨损，被罪恶侵蚀，只剩下一条线了！只有一条线把你悬在地狱之上！你们都知道，你们每个人都清楚了解自己索桥的状态！再咬一下地狱的禁果，再多一天的罪恶，一旦那条绳子断裂，你们就再没有绳子了！但是如果你愿意，即使是一条线也能拯救你！上帝并没有把它所有的奇迹都交给圣经时代！没有，我可以从我的内心和我自己的经历告诉你，他把奇迹带到了这里，带到现在，就在我们中间。抓住他，不放松，直到审判日，你就不必担心灾难。
平时我对听布道和看人们的反应是很感兴趣的。大多数人都显得祥和而愉快，和听摇篮曲一样安静。麦克劳林先生坐在台上，始终低垂着温和的脸，这不是他布道的风格。浸礼会牧师带着主持人般明朗的笑容。观众里的老人会唱出“阿们！”并轻轻晃动身子。电影明星、政客和通奸者无可救药；对于大多数人，这似乎是一种温和的安慰。现在灯亮起来了，昆虫从窗子飞进来，是那些早出来的虫子。你不时地能听见一声短促、歉意的拍击声。
但是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们放在椅子靠背上的双手上了。他轻轻地挪动他的手。我移动着我的手。再移动。直到皮肤轻轻而明显地触碰到一起，挪开，回来，贴在一起，压在一起。现在，我们的小指互相轻擦着，他的叠在我的上面。犹豫；我的手一点点儿伸开，他的小指触到我的无名指，无名指被俘获，然后继续，逐步地，不可避免地，沉默而确定，他的手盖住了我的手。成功后，他从椅子上拉起它，握在我们之间。感激让我像天使般，仿佛我来自另一种存在的境界。我感觉不需要更多的谢意，不可能更亲密了。
最后的圣歌。
我喜欢讲故事，
它是我光荣的主题，
讲述古老又古老的故事—
黑人引领我们，除了小个子黑人，他们都在激励我们，举起胳膊让大家大声唱。人们一起唱着，晃动着。强烈旺盛的汗味，像洋葱、马和猪粪的味道，感觉被俘获，绑住，带走；疲惫、阴沉的快乐像云一样升起。我拒绝了布坎南先生和其他教堂神职人员发的圣歌歌词，我记得词，跟着唱。我可以唱任何东西。
但是当圣歌结束，他放下我的手离开了，加入一群走向大厅前面的人当中，应邀向耶稣决志，在誓约上签名，给这个晚上盖上成功的印记。我没想到他要这样做。我还以为他去找什么人了。一片混乱，我一下子就看不到他了。我转身走出大厅，下了楼梯，环顾了好多次，看是否能看见他（做好准备假装在找别人，如果我看见他在看我）。我慢吞吞地走在主街上，望着窗子。他没有来。
这是星期五晚上。整个周末我都在想着他，不论我那时要思考什么，它都像一张马戏团的罗网一样铺在下面。我被不断地放开，却又跌进去。我试图重新构想他皮肤的纹理，触摸着我的皮肤，试图回忆他手指变换的压力。我会把手伸展在自己面前，奇怪它竟然不能告诉我什么。它和那些被过往国王们使用过的博物馆展品一样缺乏明确的意义。我会分析那种气味，把熟悉和不熟悉的元素分类。我会想象他像我第一次看见的那样穿过大厅，因为他走到我身边之后我就没有真正地看过他。他长着黝黑、谨慎、固执的脸。对我来说，他的脸包含所有的猛烈和甜蜜、傲慢和屈从、暴力和自制的可能性。从他的脸上，我再也没有像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东西，因为我那时已经看到了一切。我将要爱的他所有的一切，我永远不会理解或得到解释。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从哪儿来，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再见到他。
星期一放学后，我和杰里走在约翰街上。一辆旧卡车的喇叭对我们响着，车上挂着切细的稻草和灰尘，一张脸探出车窗外。这张脸在白天也没有丝毫改变或缩减。
“百科全书，”我对杰里说，“他要给母亲钱。我有话和他说。你先走吧。”
这次期待但没有抱希望的再次出现，让我眩晕，传奇实在地侵入了真实世界，我上了卡车。
“我想到你是在上学。”
“我快毕业了，”我连忙说，“我十三年级了。”
“真幸运看见你了。我要回木材场。那天晚上你怎么没等我呢？”
“你去哪里啦？”我问，假装当时没有看见他。
“我要到前面去。那里有那么多人。”
我意识到“到前面去”的意思是他要去誓约上签名，或被复兴派拯救。他就是这样，不会说得更明确。除非必要，他不会做解释。那天下午以及后来，我从他那里了解到的关于他的一系列事实，只是问到时才回答。他的名字是加内特·弗兰奇，住在杰里科山谷过去的农场，在诸伯利木材场工作。两年前他在监狱里待过四个月，因为参与了波特菲尔德酒吧外严重的打架事件，其中一个人眼睛被打瞎了。在监狱里，一个浸礼会牧师去看望过他，让他改变了信仰。他八年级就辍学了，在监狱里被允许上了一些高中课程，因为他想可能会去圣经学院，将来做牧师。他并不急迫地谈论着他的目标。他二十三岁。
他对我的第一个要求是参加一个浸礼会青年团的集会。或者他并没有要求我，他只是说：“好吧，我晚饭后来接你。”开过短短的距离，领着茫然沉默的我，进入诸伯利最后一个地方，那里除了妓院我想不到还会有什么别的。
这是整个春天和夏初每星期一晚上我要做的事—坐在浸礼会教堂的后排座位上，我从来没有习惯过，总是吃惊而孤单，就像沉船中被抛起的人。他从来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去，我在那里的想法，任何事情。他的确说过一次：“我很可能又会回到监狱，如果没有浸礼会教堂。我只知道这些，这对我就够了。”
“为什么会呢？”
“因为我习惯了那样打架和酗酒。”
浸礼会教堂后排长凳上有几块旧的口香糖，银黑色，铁一样硬。教堂散发出酸酸的味道，像一间厨房，流着灰色污水，炉子后晾着擦布。青年团并不都年轻。有一个女人叫卡蒂·迈奎格，在蒙克的肉店工作，把大块生肉放进绞肉机，用大型的锯子锯下牛腿，包在带血的白色围裙里，像达其·蒙克一样强健快活。在这里她穿着花的细薄棉裙，擦干净的手放在风琴上，短发里露出红红的脖子，谦和而专注。有一对矮个子，猴子一样的尖脸兄弟，从乡下来，伊万和奥林·沃波尔，他们表演体操杂技。一个大胸脯、脸色阴沉的女孩，和弗恩·道夫提一起在邮电局工作过；弗恩总是叫她圣贝蒂。柴恩威商店的女孩，脸色苍白，灰扑扑的，收入最低，是在诸伯利商店工作的所有女孩中社会地位最低的。其中一个，我忘记了是哪个，据说有过小孩。
加内特是主席。有时他带领祈祷，以坚定礼貌的声音开始：“我们神圣的父亲—”五月初的热度已经消退，寒冷的春雨冲刷着窗子。我奇怪地感觉我是在梦中，可以立刻醒来。在家里前屋的桌子上，放着我打开的书和诗歌：《安德里亚·德尔·沙托》，我出门前在读的，还在我脑海里回响：
平淡的灰色让万物闪出银光，
笼罩在月光下，你和我一样—
礼拜仪式过后，我们去教堂的地下室，那里有一张乒乓球桌。要举行乒乓球赛。卡蒂·迈奎格和柴恩威商店的其中一个女孩会打开从家里带来的三明治，在热盘子上做可可茶。加内特教人们打乒乓球，鼓励柴恩威商店的女孩，她们似乎拿球拍都有困难，并和卡蒂开玩笑，她一到地下室就变得狂暴，就像在肉店一样。
“你坐在那张小琴凳上让人担心，卡蒂。”
“你说什么？你担心什么？”
“你坐在那张小琴凳上。它对你来说太小了。”
“你觉得它有消失的危险吗？”她气愤而兴奋地大声说，脸像鲜肉一样红。
“呃，卡蒂，我从来没这样想。”加内特说，面带悔恨和沮丧的表情。
我对大家微笑着，但是充满了忌妒、沮丧，等待这一切结束，可可茶杯刷好，教堂的灯关好，加内特会带我去卡车那里。然后我们会在土路上开往波克·蔡尔兹家。（“我认识波克，如果我陷住了，他会借给我链子，把我救出来。”加内特说。想到和波克·蔡尔兹这样的浸礼会教徒平等，我产生了那种安静的、现在已经非常熟悉的低落情绪。）现在什么都不要紧了。不真实、长久的尴尬和夜晚的单调都在卡车驾驶室里消失了，在撕裂的旧座位和家禽饲料的气味中，看着加内特卷起袖子，光着前臂，看着他的手，放松而警觉地放在方向盘上。窗上的黑色雨渍给我们提供了安全和庇护。如果雨停了，我们会摇下窗子，去感觉一下那看不见的河的浓郁气息，将车停靠在路边，闻车轮碾过的薄荷的清香。我们用鼻子在灌木深处闻着，灌木刮擦着汽车的引擎盖。卡车随着最后“砰”的一声停下，一个成功的信号，让车灯微弱地切进浓密的夜色，逐渐熄灭，加内特总是带着同样的叹息转向我，同样掩饰的严肃表情，我们会走到乡间完全隐蔽的地方，所有的动作都会带来欣喜，不可能存在失望。只有我病了发烧时，才有这样飘拂的感觉，感觉自己软弱无力，被保护着，同时又拥有无穷的力量。我们还处于向性靠近的阶段，盘旋，后退，犹豫，不是因为我们害怕，或是约定了各类“不准越线”的禁忌（在那个乡间，和加内特一起，简直不可想象这样明确的禁忌），而是因为我们感觉有责任，就像我们的手在椅子靠背上游戏那样，不慌不忙，面对这般愉悦，做着害羞的、正式的、暂时的撤退。那个词，愉悦（pleasure），对我来说已经改变了；我过去认为它是温和的，表明一种低调的自我沉浸；现在它似乎是爆炸式的，第一个音节的两个元音像烟花一样喷出，结束在最后一个音节的高原上，梦幻般颤抖的尾音。
河边的这些幽会之后，我会回到家，有时直到天亮还无法入睡，不是因为人们料想的那种没有释放的紧张，而是我需要回放刚刚经历的场面，无法放下我收到的这些美好的礼物、绝妙的奖赏—手腕上、胳膊肘内侧、肩膀和胸部的唇印，手放在小腹、大腿、两腿之间的感觉。礼物。各种各样的亲吻，舌头碰触，哀求的、感激的声音。大胆无礼和意外的发现。嘴唇坦白地在乳头上合拢，好像要做出天真而毫无防备的声明，不是因为它模仿了婴儿，而是因为它不担心荒诞。性对我来说是全然的屈从—不是女人对男人，而是人对身体的屈从，是一个纯粹信念的行为，谦逊中的自由。我会躺着，接受这些暗示与发现的洗礼，像一个人悬在清澈温暖无法阻止的水流上，一整夜。
加内特也带我去打棒球，有时雨刚停就去。在傍晚，在对角街尽头的空地上和临近的城镇。加内特是诸伯利队的第一守垒员。球员们穿红灰制服。球场都有摇晃的露天看台，木板护栏上是旧的饮料和香烟广告。看台上的观众从来坐不满三分之一。老人会来—就是那些总是坐在旅馆前长椅上的老人，或者夏天在纪念碑后水泥棋盘上下棋的老人，或者每年春天出来观察瓦瓦那什河洪水，站在那里点头、评论，仿佛是他们自己把它抚养大的老人。十或十一岁的男生坐在护栏边的草地上抽烟。漫长阴郁的一天之后，太阳经常会出来，安静地在球场上洒下一道道金光。我和女人们坐在一起—一些女朋友和年轻的妻子，她们尖叫，上下跳跃，我从来不能尖叫。棒球和浸礼会教堂一样令我迷惑，但是也不会令我不安。我喜欢把这个男性的仪式当作我们的前奏。
其他晚上我继续学习。我学习，还没有忘记怎样学习，但是我会落入持续半小时的白日梦。我仍然在海因斯饭店和杰里见面。
“你干吗和那个尼安德特人约会呢？”
“你说尼安德特人是什么意思？他是克鲁马努人。”我说，背叛让我又开心又羞愧。
但是杰里没有心思考虑我。有关他未来的决定沉沉地压迫着他。“如果我去麦吉尔大学—”他说，“另一方面，如果我去多伦多大学—”他要考虑奖学金问题，还要看将来的发展；哪所大学能给他提供最好的机会去美国的好大学读研究生。我感兴趣。查看日历，和他一起对比各种选择，在心里反复掂量上次和加内特见面时交错融合的细节。
“你还是要读大学，是吗？”
“为什么不呢？”
“那样的话，你最好小心了。我不是讽刺。不是忌妒。我是为你着想。”
母亲也这样想。“我认识弗兰奇家。在杰里科山谷那边。那是你有望看到的最贫穷的边远地区。”我没有告诉她浸礼会青年团的事，但是她自己发现了。“我不明白，”她说，“我想你一定是脑子有问题了。”
“难道我不能去我喜欢的地方吗？”我粗暴地说。
“一个男生让你头脑混乱。你和你的理智。你想一辈子都在诸伯利生活吗？你想做一个木材场工人的妻子？你想进浸礼会妇女救济会吗？”
“不想。”
“哦，我只是想让你认清事实。我这是为你好。”
加内特来家里时，她客气地对待他，询问木材场的生意如何。他称她夫人，就像我和杰里在戏仿乡下人时那样。“嗯，我不太了解那些情况，夫人。”他会礼貌而矜持地回答。任何这类一般性谈话的尝试，任何想让他这样思考、理论化、系统化的尝试都让他脸上现出茫然、有点冒犯的高傲神情。他讨厌人们用夸大的词汇，谈论他们生活以外的事情。他讨厌人们试图把事物联系在一起。而这些是我的爱好，他为什么不讨厌我呢？也许我很好地隐藏了我喜欢的东西。更可能的是，他重新组合了我，只取他所需要的，来适应他自己。我也配合着他。我喜欢他阴暗、奇异的一面，我不了解的一面，而不是他作为重生的浸礼会教徒的一面；或者说我所看见的这个自豪的浸礼会教徒就像他正在玩弄的面具，可以轻易丢弃。我试图让他讲述波特菲尔德酒吧外的打架事件和在监狱里的情况。我关注他本能的生活，而不是他的思想。
我试图让他说出那天晚上在复兴会走向我的原因。
“我喜欢你的样子。”
这就是我所能得到的所有告白。
我们之间无法说清楚的东西把我们联系在一起；话语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对彼此的了解仅仅是被它们所困惑。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性”或“身体的吸引”。当我想到这个时，我感到震惊—一直感到不可思议—那种轻松，甚至诋毁的语调，仿佛是每天都能随便找到的东西。
他带我去见他的家人。那是星期天下午。考试星期一开始。我说我打算学习，他说：“那可不行。妈妈已经杀好两只鸡了。”
擅于学习的那个人事实上已经迷失了，被封锁起来了。和加内特在房间里，我读不进去任何书，无法把一个词和另一个词按顺序排列起来。我只能读开车时看到的布告栏上的字。和杰里出去时情况正好相反，那时看见的世界密集复杂，但是极度清晰；我和加内特一起时看到的世界和我想象动物眼里的差不多，是没有名字的世界。
我以前和母亲开车去过杰里科山谷。有些地方正好宽到足够卡车通过。野玫瑰擦着驾驶室。我们在茂密的树丛间开了好几英里。有一片满是树桩的地。我记得，记得母亲说过：“曾经都是这样，所有这片乡间。他们没有什么进步，还停留在垦荒阶段。也许他们太懒惰了。或者土地不值得开垦。或者两种原因都有。”
烧毁的房子和谷仓的骨架。
“你喜欢我们的房子吗？”加内特问。
他的房子其实在山谷里，周围有高大的树木紧密围绕，无法看见整体。只能看到棕色的墙板，褪色的山形墙和门廊，黄色是很久以前漆的，油漆只残存在一条条开裂的木头上。我们开进院子，拐弯，一群鸡突然围过来，还有两只狗大声叫着，舔着打开的卡车窗子。
两个女孩，九到十岁，正在弹簧床上跳，蹦床在院子里已经放得很久了，周围的草都变白了。她们停下来盯着看。加内特带我走过去，没有向她们介绍我。他没对任何人介绍我。家人一个个出现—我不清楚哪些是他自己家的，哪些是叔伯、姑婶或者表亲—和他说话，斜眼看我。从他们的话中我知道了一些名字，他们没有叫我的名字。
有一个女孩我想可能在高中见过。她光着脚，化浓妆，在门廊的一根柱子旁随意地晃来晃去。“看塞尔玛！”加内特说。“她涂口红时可以把一整管都涂上。亲她的人会被粘住。再也脱不开身。”塞尔玛鼓起满是脂粉的脸颊，发出粗鲁的声音。
一个圆滚滚的矮个子女人，气呼呼地走出来，穿着没有鞋带的跑鞋。她的脚踝臃肿，腿看起来像排水管一样圆。她是第一个和我直接说话的人。“你妈妈是卖百科全书的那位女士吧。我认识她。怎么不找个地方坐下呀？”她把一个小男孩和一只猫从摇椅上推开，站在旁边直到我坐下。她自己坐在最上面的台阶上，开始大叫着，吩咐和重复让大家干这干那。
“把鸡关到后面去！从菜园给我拿些莴苣、青葱和萝卜来！莱拉！菲莉斯！别再乱跳啦！难道不能做点更好的事情吗？博伊德，从卡车上下来！把他从卡车上弄下来！他那天挂了挡，卡车在院子里转了几圈，差几寸就撞到门廊上了。”
她从围裙口袋里拿出一袋烟草和卷烟纸。
“我不信浸礼会，我偶尔抽点儿烟。你是浸礼会的吗？”
“不是。我陪加内特去的。”
“加内特出事后才去的—你知道他的事儿了吧？”
“知道。”
“他出事后入的会，我一直觉得这对他是件好事，但是那里有严格的观念。我们以前都是—现在也是—联合教堂的，不过离得太远，我有时要工作，在医院里星期天也不例外。”她告诉我她在波特菲尔德做医护助理。“我和加内特，我们两个养家，”她说，“这样的土地无法维持生计。”她讲了一些事故，最近一个中毒的小孩被带到医院，像鞋油一样黑；一个男人手被压碎了；男孩把鱼钩弄到眼睛里；还有个人胳膊和肘部只有一层皮连着。加内特不见了。门廊角落里坐着一个男人，穿着宽大的黄大衣，像一尊佛似的，但是没有那种平和的神情。他不断抬起眉毛，露出牙，现出很快又消失的讥笑。一开始我以为他是在嘲笑医院的故事，后来才意识到是面部痉挛。
女孩们不再跳蹦床了，来到妈妈身边，补充着她可能遗漏的细节。男孩子在院子里打起架来，在坚硬的土地上滚来滚去，野蛮粗暴，没有声音，他们光着的后背像树皮内层一样光滑而呈棕色。“我去烧壶开水！”妈妈警告着，“把你们的皮剥掉！”一个女孩问：“她想去看小河吗？”
“她”是指我。她们带我去小河边，平坦的白色石头中间有一条棕色的溪流。她们告诉我它春天流到哪里。有一年洪水涌进了房子。她们带我去干草垛，看一窝小猫，橙黄色和黑色相间，还没有睁开眼睛。她们带我穿过空空的马厩，告诉我谷仓是用临时代用的横梁和柱子搭建的。“如果起风暴，谷仓一定会倒塌的。”
她们跳过马厩，编唱歌曲：古老的谷仓就要倒下来，倒下来—
她们带我看了整个房子。房间宽敞，天花板很高，稀疏而奇怪地摆着些家具。在好像是卧室的里面有一张铜床，角落里有成堆的衣服和被子，堆在地上，好像这家人是刚搬进来的。很多窗子都没有窗帘。阳光透过安静的树木，照进高高的房间，墙壁被叶子飘拂的影子覆盖。她们指给我看洪水在墙上留下的印记，一些从杂志上剪下的图片钉在墙上。有电影明星，给餐巾做广告的衣裙飘飘的女士。
厨房里，他妈妈在洗蔬菜。“你会喜欢住在这里吗？对城里人来说太单调了，不过我们衣食无忧。空气新鲜，夏天，河边舒适凉爽。冬暖夏凉。是我知道的位置最好的房子。”
所有的油毡都是黑的，起皱了，桌子底下和窗子旁边，有旧图案留下的海岛部分，那里的磨损不太严重。我闻到闷鸡肉的灰暗的味道。
加内特打开纱窗门，站在阴影中，对着后院强烈的阳光。他穿着工装裤，没穿衬衫。
“我给你看点儿东西。”
我们走到后门，他的妹妹也跟来，他让我朝上看。房顶一条梁的底面刻着一排女孩名字，每个后面都有一个斜叉。“加内特的女朋友们！”一个妹妹叫着，她们咯咯地大笑着，但是加内特认真地读着：“桃瑞丝·迈克伊娃！她父亲开锯木场，在蓝河那边。现在还在。如果我娶了她，一定很有钱了。”
“如果那是发财的方式的话！”他妈妈说道，走到纱窗门边。
“杜丽·法德斯通。她是罗马天主教徒，在布伦瑞克旅馆咖啡店工作。”
“要是娶了她就会很穷，”他妈妈意味深长地说，“你知道罗马教皇叫他们做什么！”
“没有教皇你活得也不错，妈妈—玛格丽特·弗瑞莉。红头发。”
“你无法相信那种脾气的人。”
“她的脾气和小雏鸡差不多。索洛·威洛比。在莱森戏院卖票。她现在去了布兰特福德了。”
“斜叉是什么意思，儿子？你和她们停止交往的时间？”
“不是，夫人。”
“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军事机密！”加内特跳到门廊的栏杆上—他妈妈警告他：“那可经不住你的重量！”—他开始在名单底下刻着什么。是我的名字。刻完后用星星把它圈起来，又在下面划了一条线。“我想我该结束了。”他说。
他合上刀，跳下来。“吻她！”他妹妹叫着，疯狂地咯咯笑着，他用胳膊搂住我。“他吻她的嘴了，看加内特，在吻她的嘴呢！”他们围上来，加内特用一只手把他们打走，还在吻着。然后他开始搔我，我们互相搔痒，他妹妹加入我这一边，我们想把加内特按倒在门廊地板上，但是他最终逃脱了，朝谷仓跑去。我进到屋子里，骄傲地问他妈妈要不要帮忙做汤。“你会弄脏你的裙子的。”她说，不过还是让步了，让我切萝卜。
晚饭我们吃炖鸡，肉汁让鸡肉很是松软鲜嫩，清淡的饺子，马铃薯（“糟糕的是新鲜的还没有出来！”），圆的、扁的面粉饼干，家里做的罐装豆子和番茄，几种腌菜，几碗青葱、萝卜、莴苣叶，浸在醋里，糖浆蛋糕，黑莓果脯。算上菲莉斯有十二个人围桌而坐。沿着一边，大家坐在两个锯木架搭一块木板做成的长凳上。我坐前屋搬来的涂过漆的椅子。那个高大的黄皮肤的人从阳台被带过来，坐在桌子一端；他是爸爸。一位老人与加内特一起从谷仓回来，说他前晚因为牙痛不能睡觉。“那你最好别吃鸡了，”加内特告诉他，关切地戏弄他，“我们最好给你热点儿牛奶，把你卷到床上去！”老人吃得津津有味，描述他如何尝试用热丁香油止痛。“如果还有比那还厉害的东西，我用我的结婚戒指打赌！”加内特的妈妈说。我坐在莱拉和菲莉斯中间，她们在打闹，拒绝给彼此递东西，把黄油藏在碟子下。加内特和老人在讲邻近的荷兰农夫射杀浣熊的事，以为它们是危险的森林动物。我们喝茶。菲莉斯悄悄把盐碟的盖子拿下来，把盐倒进糖碗里，递给老人。她妈妈及时抓住了她。“我哪天非活剥了你的皮不可！”她警告道。
毫无疑问，我在那个家里很开心。
回家的路上我想对加内特说：“我喜欢你的家人。”但是我意识到那在他听起来会很奇怪，因为他从没有想到我不喜欢他们，或不是他们的一员。他的这类判断似乎过于自我和虚伪。
在诸伯利，卡车刚出了主街就抛锚了。加内特下车，看看引擎盖下面，他认为是传动装置的问题。我说他可以在我家前屋睡，但是我看得出他不想，因为我的母亲；他说他会去在木材场一起工作的朋友家里。
因为我到家没有卡车声音作为信号，我们可以走到侧面，靠着墙接吻和爱抚。我一直认为我们最后的结合会有某种特别的停顿，然后才正式开始，就像戏剧最后一场拉开帷幕。但是根本不是那样。等我明白他真的要做的时候，我想躺在地上，我想脱下裤子，它就围在我脚上，我想松开我的裙带，因为他用力地压着它，把我的肚子弄得很痛。但是来不及做这些了。我尽量叉开腿，裤子还缠在我脚上，尽力抵着墙保持平衡。和我们原来的亲热不同，这需要用力和专注。我被弄疼了，虽然他的手指以前曾探入过。除了其他一切，我还要提着他的裤子，担心他闪出白光的屁股会让我们暴露，被过路人看见。我的足弓越来越痛，无法忍受。正当我想叫他停下，至少让我把脚跟落到地上一会儿，他开始呻吟，剧烈地推送，然后瘫软在我身上，他的心脏怦怦地跳着。我平衡不了他的体重，我们都倒了下来，不是卡在中间，而是落在墙边的牡丹花丛中。我用手摸了摸湿乎乎的大腿，手上有暗色的东西。是血。当我看到血，我就清楚了整个情节剧的壮观。
早上我去看折断的牡丹，一小片血渍，是地上的干血。我得告诉什么人。我对母亲说：“我们房子侧面的地上有血。”
“血？”
“我昨天看见猫在撕咬一只鸟。是只带条纹的大公猫，不知道哪里来的。”
“邪恶的动物。”
“你应该来看看。”
“什么？我还有更有意义的事情要做呢。”
从那天起，我们开始考试了。有杰里和我参加，默里·希尔和乔治·克莱分别要成为牙医和工程师。还有琼·甘尼特，她父亲要她读完大学四年，才允许她嫁给一个宽胸膛、样子放荡的男孩，他在商业银行工作。还有两个乡下女孩，比阿特丽斯和玛丽，她们准备读师范学院。
校长当场开封试卷，我们签署誓言，说以前没有拆开过。学校里只有我们，所有低年级的学生都放暑假了。我们的声音和脚步在大厅里显得空旷。楼里炎热，有油漆味。管理员把课桌都搬出教室，叠在走廊上；正在油漆地板。
我感觉这一切离我很远。第一场考试是英国文学。我开始写“悲喜之间”。我完全明白题目的意思，但是不知怎么，我无法确信真是那个意思，它像梦中的句子一样荒诞，躲闪，充满恶意。我缓慢地写着。偶尔会停下来，紧锁眉头，活动一下手指，试图有紧迫感，但是没有用，我无法更快了。我答完了题目，但是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甚至没有愿望去检查一遍试卷。我怀疑我漏了部分题目；但我故意不去对照试卷弄个清楚。
我感到荣耀，身体的庄严。我疲倦地移动，夸张地显出有点儿不舒服的样子。我现在记起了加内特的脸，一遍又一遍，在我们倒下前，最终的努力和胜利的瞬间的脸。我可以让人这么痛苦这么放松，这让我为自己惊奇。
比阿特丽斯，乡下女孩中的一个，带了家里车来，因为校车不开了。她请我和她一起喝可乐，在城南一家铁匠铺重新装修和油漆成的汽车商店里。她邀请我是因为想问我的答案。她是个丰满勤奋的女孩，穿绒面呢裙子，前面系扣子。内奥米和我曾讥笑她，因为她冬天外套上带着白色马毛就来上学了。
“你这道题是怎么答的？”她问，慢慢读出题目：重视形式高雅和社会稳定的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引用一首十八世纪的诗歌来论证。
我在想，如果我下车，走到我们停车的碎石场后面，我就到了通向木材场后的街上。木材场的工人把车停在这条街上。如果我走过去，站在街中央我就能够看见后围墙、入口和长长的没有顶篷的木材棚，还有木材堆的顶端。城里有一些有鲜明标记的地方—木材场、浸礼会教堂、加内特加油的服务站、他理发的理发店、他朋友的家—还有他习惯开车经过的街道，把这些地方联系起来，它们像明亮的电线一般出现在我脑海里。
现在，我们早期甜蜜的探索和卡车上多雨的游戏已经结束。从现在开始，我们热切地做爱。我们开着车门在车座上做爱，在灌木丛下，在傍晚的草丛中。改变很大。开始时我感到麻木，被我们所做事情的重要性、名称和想法所迷惑。然后我有了一次高潮。我知道是这样叫的，从内奥米妈妈的书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不久前，我自己已经发现了它，利用许多不耐烦的、贪婪的、想象中的恋人。但是和同伴一起经历高潮让我惊奇；原来似乎是那么私人化的，甚至孤独的事情，在爱人的心中找到了。它很快达到了应该达到的所在—我无法想象会这么短就结束了。我们抵达了另一个层次—更坚固，不那么奇妙，原因和结果都很清楚，我们的爱开始以从容的方式流动。
关于这个，我们从来没有对彼此说过一言。
这是我和母亲住在诸伯利的第一个夏天，没有去弗莱兹路。母亲说这不公平，但无论如何，父亲和欧文和班尼叔叔，还是像过去那么开心。有时我过去看他们。他们在厨房的桌子旁喝啤酒，用钢毛清洗鸡蛋。狐狸农场的生意不做了，因为战后皮毛价格跌得厉害。狐狸没了，围栏拆了，父亲转去饲养家禽。我坐着，也清洗鸡蛋。欧文喝了半瓶啤酒。当我要喝时父亲说：“别喝，你母亲会不高兴的。”班尼叔叔说：“女孩子喝酒没有好处。”
这也正是加内特说的，一模一样。
我擦地板，擦窗子，扔掉发霉的食物，把食橱换上干净的纸，带着不平的、被动的姿态。欧文对我咕噜着表示他长大了，是个男人了，君主般迈着大步走着，当我说“走开！我要擦这里了。走开”，他只挪动一点儿。有时我会踢他，或者他绊我，我们就会开始踢打争斗。班尼叔叔会笑我们，大口吸气，一脸羞耻的老样子，但是父亲会制止欧文和女生打架，让他出去。父亲客客气气地对待我，夸奖我清理房间，但从来不和我开玩笑，像和弗莱兹路的女孩开玩笑一样，比如波特家的女孩，她八年级期末就辍学了，在波特菲尔德的手套厂工作。他赞同我，却不知怎么被我冒犯了。他认为我的远大抱负是一种自傲吗？
父亲睡在厨房的沙发上，不是楼上他过去住的房间。在沙发上面的架子上，收音机和墨水瓶旁边，有三本书—H. G. 威尔斯的《世界史纲》、《鲁滨逊漂流记》和詹姆斯·瑟伯的短篇集。他把相同的书读了又读，直到瞌睡。他从来不谈论读过的书。
傍晚我走回城里，太阳还有一个多小时才落山，我长长的身影落在前面的碎石路上。我看着这个奇怪的拉长的身体，小而圆的脑袋（一天下午，无事可做，我剪了头发），看起来像一个庄严陌生的非洲女孩的影子。我从来不看弗莱兹路的房子，我从来不看腾起灰尘来接我的车，除了我自己的影子在碎石路上飘动，我什么都看不见。
晚上我回来，身上某些地方奇怪地疼—我胸部上面和肩膀总会疼—而且变得潮湿，害怕自己的气味。母亲坐在床上，灯光正好照在她头发上，照到柔和的头皮，床边小桌上的茶已经凉了，和白天早些时候或者前几天的其他茶杯放在一起—有时它们会放在那里，直到里面的牛奶变酸—她会给我读她邮购的大学目录。
“告诉你我会选择什么—”她不再担心加内特，他在我清晰的未来中消失了。“我会选天文和希腊语。希腊语，我一直有一个秘密的愿望想学希腊语。”天文和希腊语，斯拉夫语和启蒙哲学—她冲着我脱口而出，我站在门口。这些话不会在我脑子里久留。我在想加内特手臂上黑色的汗毛，不太重，有光泽，顺从得好像被梳理过，他窄窄的手腕，开车时镇定地皱着的眉，一种很特别的表情，加上他带我进入灌木丛或沿着河边想找地方躺下来时的那种急切和熟练。有时我们甚至不等天真的黑下来。我不担心被发现，就像我不担心怀孕一样。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和他人无关，和常理无关。
我自言自语，把自己称作她。她恋爱了。她刚和恋人分开。她把自己给了恋人。精液流下她的大腿。白天我经常感觉我需要闭上眼睛，不论在哪里，倒头便睡。
考试一结束，杰里和他妈妈就乘车去美国了。夏天，时不时地我会收到一张明信片，有华盛顿、里士满、弗吉尼亚、密西西比河、黄石公园等地的风景，背面还附有简短的信息，开心地用大写字母写着：沿着自由大地旅行，被汽车旅馆老板诈骗，住车库等，吃汉堡包，喝瓶装美国啤酒，在饭店读《资本论》，让当地人吃惊。他们没有反应。
内奥米要结婚了。她打电话告诉我，让我去她家。曼森街还是老样子，除了范里斯小姐的房子住进了一对新婚夫妇，他们把房子刷成了知更鸟蛋的蓝色。
“你好，陌生人，”内奥米埋怨地说，仿佛中断我们的友谊都是我的主意，“你在和加内特·弗兰奇交往是吧？”
“你怎么知道的？”
“你以为能守得住秘密吗？你入浸礼会了吗？他不过是杰里·斯多利的改良版。”
“你要和谁结婚呀？”
“你不认识他，”内奥米沮丧地说，“他是杜伯敦人。啊，不是，他最初是从巴里来的，现在在杜伯敦工作。”
“他是做什么的？”我问道，只是出于礼貌，表示兴趣，但是内奥米皱起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