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来，你就知道了。”

欧文和我跟着他穿过田地。到了他的院子边上，他转身让我们停下来。

“欧文想看雪貂。”我说。

“他得等下次了。别再走近了。”

过了一会儿，他从房子里出来，抱着一个小孩。我失望了—原来这就是他要给我看的东西。他把她放在地上。她弯下身，踉踉跄跄地走着，捡起一根乌鸦的羽毛。

“说你的名字，”班尼叔叔哄着她说，“你叫什么名字呀？ 是戴—安吗？告诉他们你的名字。”

她不说。

“她想说的时候是会说的。她会叫妈妈、班尼、戴安，还有喝水什么的。呵，是喝水吗？”

一个穿红夹克衫的女孩出现在门廊上。

“你进来！”

她是在叫戴安还是班尼呢？她的语气里有威胁的意思。班尼叔叔抱起小姑娘，轻轻对我们说：“你们最好赶快回家吧。改天再来看雪貂。”然后朝房子走去。

我们远远地望见她，穿着同样的红夹克衫，沿着街道走向巴克尔的商店。她的手插在口袋里，低着头，长长的腿像剪刀一样。母亲最终在商店里见到了她，特别留意地打量过她。母亲看见班尼叔叔抱着戴安在门外，就问他在这儿干什么，他回答说：“我们在等她妈妈呢。”

母亲进到店里，走到柜台前，女孩站在那儿，查里·巴克尔正给她开账单。

“你一定是普尔太太吧。”她做了自我介绍。

女孩没说话。她看着母亲，听见了她说的话，但是她什么也没说。查里·巴克尔看了母亲一眼。

“我想你一定在忙着收拾东西。你想过来时就来我们家坐坐。”

“除非万不得已，我是不走碎石路的。”

“你可以穿过田地。”母亲最后和女孩说了一句，她不想就那么走出来。

“她还是个孩子，”她和父亲说，“不超过十七岁，不可能。她戴眼镜，非常瘦。人不笨，她家要快点把她嫁掉不是因为她笨而是精神有些错乱，或许处于临界状态。哎，可怜的班尼。不过她来这里生活就对了。她会适应弗莱兹路的生活的！”

这儿的人们已经知道她了。她把艾伦·布罗克斯追到她院子里，追上了台阶，迫使她跪在地上，双手抓着她孩子一样的白头发。人们这样传说。母亲对我说：“别去那边了，别在乎什么雪貂啦，我可不想任何人残废。”

尽管如此我还是去了。我没带欧文，因为他会说出去的。我想我可以敲门，礼貌地问在门廊上读报可不可以。可是，没等我走到台阶，门就开了，玛德琳手里拎着炉盖夹子出来了。她听见我的声音时一定是正在揭炉盖，应该不是故意拿起来的，但是在我看来它简直就是一个武器。

她看了我片刻。她的脸和戴安一样，瘦削，苍白，第一眼看上去不可捉摸。她没有马上发怒。她需要时间回忆，需要时间重新聚集起力气。她打从一看见我，除了愤怒什么别的可能性都没有。愤怒或者沉默好像是她仅有的选择。

“你来监视我干什么？你最好赶快走开。”她开始下台阶了。我慢慢向后退，仿佛中了魔似的。“你这个小坏蛋。卑鄙的监视人的家伙。你就是个卑鄙的监视人的家伙，是吧？”她的短发没有梳，她扁平年轻的身子穿着破旧的印花裙子。她的暴力似乎是有计划的，戏剧性的，让你产生想要留下来观看的欲望，就像一场表演。不过，毫无疑问，当她把炉盖夹子举过头顶的时候，如果她想的话，会把它砸到我的脑袋上的—也就是说，如果她感觉剧情需要的话。她在观看自己，我想，任何时候她都可以停止，回到面无表情的茫然状态，或者像一个吹牛的孩子：“看我把你吓的，你不知道我在开玩笑，是吗？”

我希望我可以把这个场面带回家讲给他们听。玛德琳的故事在街头巷尾都传遍了。商店里有什么让她不开心，她就把一盒高洁丝朝查里·巴克尔摔过去。（好在她不是拿着一罐玉米糖浆！）班尼叔叔现在经常生活在虐待和辱骂下，从路上就可以听见。“找了个悍妇是吧，班尼？”人们这样说，他只是笑笑，点着头，窘迫不安，好像受到了祝贺一样。过一会儿他就开始讲故事了。说她把水壶扔到窗外，就因为里面没有水了。她拿剪刀剪碎了他的绿西装，他只在婚礼上穿过一次。他不知道她对衣服有什么仇恨。因为他给她买烟买错了牌子，她还说过要放火烧掉房子呢。

“她酗酒吗，班尼？”

“不，她不喝酒。我从不带酒回家，她自己怎么能弄到呀，而且如果喝，我会闻出来的。”

“你真的能离她那么近，能闻出她身上的味道来吗，班尼？”

班尼叔叔低下头，吃吃地笑着。

“你靠近过她吗，班尼？我敢说她一定像野猫一样反抗。或者等她睡着后，得把她绑起来才行啊。”

班尼叔叔到我们家来剥兽皮时，把戴安带过来了。他和父亲在地下室工作，剥狐狸皮，然后翻过来，铺在长板子上晒干。戴安在地窖的楼梯上跑上跑下地玩儿，或者坐在最上面的一层看热闹。除了班尼叔叔，她不和任何人讲话。她对玩具、饼干、牛奶和任何我们给她的东西都很好奇，从不抱怨和哭闹。摸她或抱她，她会小心地顺从，她的身体慌乱地颤动着，心脏跳得很厉害，就像被抓在手里的小鸟一样。不过，她会躺在班尼叔叔的膝上或靠着他的肩膀睡觉，四肢垂下，像意大利面条儿似的。他的手遮着她腿上的瘀伤。

“她总是跑来跑去撞在家里的东西上。我那里很多东西，她一定会撞到东西，或者爬上高处摔倒什么的。”

那是初春，雪还没有完全融化。有一天，他过来说玛德琳走了。说是前天晚上的事，他回到家就发现她已经走了。他原以为她会去诸伯利，还在等她回来。后来他注意到一些东西也不见了—一个他打算换电线的台灯、一块不错的地毯、一些盘子、一把他母亲留下来的蓝色茶壶、两张完好的折叠椅。当然，她把戴安也带走了。

“她一定是搭卡车走的，那么多东西不可能塞进小车里。”

接着母亲想起来，她见过一辆有挡板的小货车，应该是灰色的，朝镇上开去了，大概是前天下午三点左右。不过当时她没留意车上面的人。

“灰色货车！我敢说那就是她！她应该是把东西放在车后面了。你看见上面有没有罩着帆布？”

母亲没注意。

“我得去追她，”班尼叔叔激动地说，“她不能带着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这么一走了之。她总是对我说，要把这些垃圾收拾掉，把家里清理一下！现在她自己想要的时候，就不算是垃圾了。问题是我怎么知道她去哪儿了？我最好和她那个哥哥联系上。”

七点钟以后，是话费优惠的时间，班尼叔叔家没有电话，父亲用我们家的拨通了玛德琳哥哥的长途，然后叫班尼叔叔说话。

“她到你那儿去了吗？”他立刻大叫起来。“她是搭货车走的。是一辆灰色货车。她到你那里去了吗？”电话线那一端似乎有些迷惑；也许班尼叔叔声音太大了，无法听清楚。父亲接过来，耐心解释了发生的情况。结果得知玛德琳并没有去基奇纳。她哥哥似乎也不太在意她去了哪里。他竟然没说再见就挂断了电话。

父亲开始试图说服班尼叔叔，说摆脱玛德琳这样的女人也许并不是什么坏事。他指出她不是一个特别适合过日子的人，也没有让班尼叔叔生活得舒适安静。他说得委婉圆滑，没有忘记自己是在谈论一个人的妻子。他没提到她缺乏美感或衣着邋遢什么的。至于她带走—班尼叔叔说是偷走—的东西，真是太糟糕了，不该发生这样的事（父亲知道注意不该说这些东西不值什么钱），不过也许那就是摆脱她的代价呀，从长远来看，班尼叔叔应该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那不是问题，”母亲突然插话说，“关键是小姑娘，戴安。”

班尼叔叔苦笑着。

“她妈妈打她，是吧？”母亲以恍然大悟的警觉语气大声地说。“就是那样。难怪她腿上有瘀伤—”

班尼叔叔一旦吃吃地笑起来总是没完，就像打嗝似的。

“哦，是—是她—”

“她在这儿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为什么去年冬天你不告诉我们？哎，我自己怎么没想到呢？当时要是我知道了事实真相，我就报警了—”

班尼叔叔抬起头，显得很震惊。

“向警察揭发她！那可能会定她的罪的。那我们就能要回孩子。不过我们现在应该让警察追踪她。他们会找到她的。不用担心。”

班尼叔叔并不对这种保证感到高兴或欣慰。他机警地说：“他们怎么知道到哪儿去找呢？”

“省警察局，他们会知道。他们可以进行全省范围的搜查。如果必要的话，全国范围。会找到她的。”

“慢着，”父亲说，“你怎么知道警察会愿意这样做？追踪罪犯才那样呢。”

“那一个女人打小孩不是罪犯又是什么？”

“你得上诉。要有证人。如果想要公开事件，就得有证据。”

“班尼就是证人。他会告诉他们的。他会作证，控告她。”她转向班尼叔叔，现在他又开始打嗝了，不动脑筋地说，“我必须要这么做吗？”

“现在就谈到这里，”父亲说，“我们等等看吧。”

母亲站起来，显得气愤又迷惑。她还想说些什么，所以就重复了大家都已经弄明白的问题。

“我不明白，你们还犹豫什么。我已经完全清楚了。”

但是，对母亲来说完全清楚的事，显然对班尼叔叔还是模糊和恐惧的。很难说他是在害怕警察、公众和这个计划的正式气氛，还是围绕这个话题的言辞，以及他可能要被带去的陌生地方。不管是什么，他崩溃了，不想再谈论玛德琳和戴安了。

怎么办呢？母亲思索着要自己采取行动，但是父亲告诉她：“介入他人的家事，就是你陷入麻烦的开始。”

“不管怎样，我知道我是正确的。”

“也许你是正确的，但并不意味着你能做什么。”

每年这个时候都是狐狸的繁殖期。如果空军训练学校的飞机在湖上飞得太低，陌生人靠近围栏附近，任何突然或破坏性的东西出现，它们就会决定杀掉它们的幼崽。没人知道它们这样做是出于盲目愤怒，还是母性受到了激发和惊吓—难道它们想让那些围栏中眼睛还尚未睁开的幼崽，脱离它们觉得是自己招致的危险境地吗？它们和家畜不同。它们只是近几代才生活在圈养环境中。

为了进一步说服母亲，父亲说玛德琳也许去了美国也不一定，那里没人能找到她。很多不安分的野心勃勃的人最终都去了那里，还有坏蛋和疯子。

但是玛德琳没有去美国。春天快结束的时候，她寄来了一封信。她竟然有胆量写信，班尼叔叔说，并把信拿过来给大家看。没有称呼，她写道：我把黄色毛衣和绿伞，还有戴安的毯子落在你那里了，给我寄过来。安大略，多伦多，里德雷街1249号。

班尼叔叔早就下定决心要去一趟。他借了车。他从来没去过多伦多。父亲把交通图摊在饭桌上，告诉他怎么走，尽管他说不知道这样做合不合适。班尼叔叔说，他打算把戴安带回来。父母亲都说这是不合法的，建议他别这么做。但是害怕采取法律和官方手段的班尼叔叔，竟然一点儿也不担心采取也许会变成绑架的行动。现在他讲了玛德琳的所作所为。她把戴安的腿用皮带绑在婴儿床的栏杆上，用鹅卵石打她。他想也许他不在场的时候，她还做过更糟糕的事情。还有孩子背上拨火棍的印记。说着这些的时候，他语气里充满哭笑不得的歉意；他不得不摇着头，把那种情绪强压下去。

他出发的两天后，父亲打开十点钟的新闻广播，说：“呵，让我们看看有没有老班尼的新闻！”第二天晚上，他开车进了我们的院子，在那儿坐了一会儿，也不看我们。然后慢慢从车上下来，庄严而疲惫地朝房子走来。他没有把戴安带回来。我们真的期待他得到她吗？

我们正坐在厨房门口的水泥板上。母亲坐在条带帆布椅子上，想象着城市的草坪和休闲时光，父亲坐在垂直靠背的厨房椅子上。这一季尚早，只有很少几只虫子飞来飞去。我们在看夕阳。母亲偶尔会召集大家来看夕阳，仿佛那是她安排好的演出一样，这样做反而有点儿扫兴—过一段时间，我就拒绝这样做了—不过，世界上再没有比弗莱兹街口更好的看夕阳的地方了。母亲自言自语道。

父亲那天已经装上了纱门。欧文不听话地在上面悠来荡去，听弹簧拉伸的熟悉的声音，然后猛地弹回来。告诉他不要那样，他就停下来，但是父母一转身，他又悄悄开始了。

阴郁的情绪顽固地笼罩着班尼叔叔，连母亲都不敢直接问他。父亲小声让我从厨房搬出椅子。

“班尼，坐下吧。是不是路上累坏了？车子怎么样？”

“车没问题。”

他坐下来。没有摘掉帽子。他僵硬地坐着，就像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不期待也不希望受到欢迎。最后母亲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以开心的语调对他说：

“那她们是住在房子还是公寓里呢？”

“不知道。”班尼叔叔表情严峻地说。过了一会儿，补充道：“我没找到。”

“你根本没找到她们的住处？”

他摇摇头。

“那么你就没有见到她们啦？”

“没有。”

“是不是把地址搞丢了？”

“没有。我记在这张纸上了。喏，还在这里。”

他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抽出一张纸给我们看，并且读了出来。“里德雷街1249号。”他折起来放回去。他所有的动作似乎都放慢了，郑重其事，带着遗憾的意味。

“我找不到它。没法找到那个地方。”

“可是你没买张城市地图吗？记得吗？我们说过到加油站要买多伦多地图。”

“我是这么做的。”班尼叔叔带着悲哀的、胜利的语气说，“我去了加油站问，他们说没有城市地图，只有全省地图。”

“你已经有省地图了。”

“我告诉他们说我有。想要多伦多市地图。可是他们说没有。”

“你试过别的加油站吗？”

“如果一间没有，我想其他也不会有吧。”

“你可以去商店的。”

“文具店！百货商店！你可以问加油站哪里能买到的。”

“我想与其跑遍那里找地图，不如直接到那儿问路，既然我有地址。”

“那是很冒险的，向人问路。”

“还用你说。”班尼叔叔说。

现在他有心情开始讲他的故事了。

“我先问了一个人，他告诉我过桥，遇到红灯应该转左。当我到了那儿，又不知如何是好。我不清楚红灯转左，还是绿灯转左。”

“绿灯转左。”母亲绝望地叫着，“如果红灯转左就会和交叉的车辆撞上的。”

“是呵，我知道，但是，如果绿灯转左，就要穿过对面开过来的车。”

“你得等他们让个空位给你。”

“那要等一天呢，他们不会给你让路的。我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坐在那里试图想想清楚，他们都开始在我后面按喇叭，所以我想就转右吧，轻而易举，接着我就转头往回开了。我想我应该走对方向了。但是看不到拐弯处，就径直开。最后转下一条横街，继续开，现在我想我完全迷路了，这不是第一个人告诉的路。所以应该再问一个人。我停下来，问一个遛狗的女士，但是她说从来没听说过里德雷街。她说她在多伦多住了二十二年了，从没听说过。她叫过来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孩，他倒是听说过这条街，他说在城的另一边，而我正走的方向是朝城外去的。但是我想环城走也许比穿过市中心更容易，尽管距离长些。所以我就继续向前，感觉是在绕着圈开，我想我得赶快，天黑前我得弄清楚这是什么地方，因为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摸黑开车—”

结果他在车上睡着了，在一家工厂院外，被拖下了公路。他在工厂区、死胡同、五金店、垃圾场、铁路线中间迷路了。他给我们描述了每个转弯，问过路的每个人；汇报了他们每个人说的话和他当时的想法，他考虑的选择，以及每次决定那样做的原因。他记得所有的细节。旅途的路线仿佛刻在他的脑海里了。他讲述着不同的风景—车辆、广告牌、工业建筑、道路、锁着的大门、高高的铁丝网、铁轨、陡峭的煤渣筑堤、铁皮屋、棕黄色的水沟，还有锡罐、破碎的纸板卡通人物、各种各样阻塞或漂浮的废物—所有这些都是由他单调的、不厌其烦的回忆的声音再现出来，我们可以看见那里是多么令人迷惑，你无法找到任何东西，也无法继续寻找。

母亲还在抗议：“可是城市就是那样的！所以你需要地图！”

好像没有听见她的话，班尼叔叔继续说：“我今天早上在那里醒来，我知道最好是走出来，随便什么路，只要能出来。”

父亲叹息着点点头。的确是这样。

所以，与我们的世界并行存在的是班尼叔叔的世界，像一个令人烦恼的扭曲的投影，类似但是从来不会完全相同。在他的那个世界里，人们可能沉到流沙坑里，被鬼魂或恐怖的城市征服；幸运和邪恶同样巨大而无法预测；没有什么是想当然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失败匹配着疯狂的满足。那是他的胜利，他无法了解或让我们看到的胜利。

欧文在纱门上悠荡，小心地唱着歌，带着嘲笑的声调，人们长时间谈话时，他总是这样。

希望和光荣的土地

自由者的母亲

是您生育了我们

我们怎么能离开您

是我教给他的那首歌—那一年我们每天在学校唱这样的歌，祝愿人们从希特勒手里拯救英国。母亲说是赞美您，但我不相信，那怎么能押韵呢？

母亲坐在帆布椅子上，父亲坐在木头椅子上；他们不看彼此。但是他们是连通的，这种连通像篱笆一样平常，它存在于我们和班尼叔叔之间，我们和弗莱兹路之间，存在于我们和任何事物之间。在冬天也是一样，有时，他们坐在餐桌旁玩两手纸牌。把我们安置好上楼睡觉，他们一边玩着，一边等待十点钟新闻。楼上似乎离他们很远，黑暗并充满风的声音。在上面，你发现了在厨房里从来想不起来的事情—我们住在船一样狭小封闭的房子里，在狂风呼啸的大海中。他们好像不合时宜地在谈天说地，玩纸牌，在遥远的一个微小的光点里；有关他们的这种想法，像打嗝一样平凡，呼吸一样熟悉，在我入睡时攫住我，从井底对我闪烁着光亮。

班尼叔叔没有再收到玛德琳的音讯，或者是他收到了但从来没提过。问起来或开有关她的玩笑时，他才好像毫无悔恨和遗憾地想起了她，略带轻蔑，只是作为一件事或一个人，被长久地抛弃，就像海龟一样。

过一会儿我们都会笑起来，回忆起玛德琳穿着红夹克衫走在路上，腿像剪刀，回头嘲笑着尾随而来的抱着孩子的班尼叔叔。我们想到她怎样对待艾伦·普罗克斯和查里·巴克尔就会笑起来。我的母亲最后说，打孩子的事可能是班尼叔叔编造的，当作安慰；他又怎么能令人信任呢？连玛德琳也像是他编造出来的。我们把她当作一个故事，没有别的好给她，我们就给她陌生的、迟到而无情的掌声。

“玛德琳！那个疯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