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尽管我保持了沉默，二十多年以后，一切事物的根源之根源无论如何还是要被暴露出来了。美国将看到这个残忍的杀手，亚伯拉罕·林肯帽子下真正的艾拉。美国将发现他一点也不好。

“博伊亚多要复仇。博伊亚多那时已经离开纽瓦克，住到了泽西州郊区他的大本营一座豪宅里，但这并不意味着留守一区的箱子的助手们忘却了斯特罗洛被艾拉·林戈尔德杀死的冤情。我一直害怕台球室里某个打手会抓到艾拉，黑手党会派人杀死他，特别是他成了铁林以后。你知道那晚他把我们都带到小酒店去吃晚饭，把我们介绍给伊夫，而萨姆·泰杰拍了我们的照片，挂在门厅里吗?我真不喜欢那样！还能更糟糕吗?他怎能如此迷醉于他的变形，迷醉于他胜利地把自己重新改造成他称之为铁林的那个人?他事实上又回到了犯罪现场，他竟让自己的脸挂在那里的墙上?也许他已忘记了他是谁，他做过什么，可是博伊亚多会记得，会枪杀他。

“不过反而是一本书做了这桩事。在这个国家，自《汤姆叔叔的小屋》出版之后，书籍没有改变过任何事情。一本陈腐的娱乐界的书，把什么都和盘托出，由两位机会主义者代写，利用了个简单的名字，伊夫·弗雷姆。艾拉甩掉了里奇·博伊亚多，但是他逃不掉范塔索·格兰特夫妇。这不是箱子派来的打手来对付艾拉——这是个社会新闻专栏作家。

“我和多丽丝这么多年从未跟她说过艾拉这件事。但是那天早晨我从锌镇带回他的枪和刀子，我真想告诉她。那是大约凌晨五点，他把东西都交给了我。那天早上我直接开车回学校，那东西就在前排座位下面。那天我无法教学——无法思考。那晚无法入睡。我就是在那时几乎要对多丽丝讲了。我拿走了他的枪和刀子，可是我知道这还没有了结。不管怎么样，他都会杀了她。

“‘于是时移事迁他自会去雪耻。’散文体词句。听出来了吗?《第十二夜》最后一幕。那个小丑费斯特对马伏里奥说的，就在费斯特唱那首可爱的小曲前，在他唱‘当初我是个小儿郎，/嗨，呵，一阵雨儿一阵风’之前，然后整出戏结束。我始终不能从脑中拂去这句台词。‘于是时移事迁他自会去雪耻。’这些密码似的s h，微妙地缓和句子——‘时’，‘事’中的文字如针直刺入我。有节奏跳动的元音，音高浪潮般降低——就此淹没。高音元音让位给低音元音。二声元音让位给四声元音。雪耻。他自会去雪耻。耻。咝！我开车回纽瓦克，车里装着艾拉的武器，这句话，音节结成了网，综合博识……我感到要为莎士比亚的文字所窒息。

“次日下午我又出去，放学后又开车北上。‘艾拉，’我说，‘昨晚我睡不着，今天一整天我都没法教学，因为我知道你在为自己招来远远要比被列上黑名单恐怖的事之前是不会住手的。有一天黑名单的事会结束。这个国家甚至可能会对受到你这样对待的人作出赔偿，可是如果你因谋杀罪入了狱……艾拉，你在想什么?’

“我又花了半个晚上才搞明白，他最终告诉了我，我说，‘我要叫医院的医生来，艾拉。我要拿到法院指令。这次我要让你永远关进去。我会保证让你余生都作为精神病人关在医院里。’

“他要勒死她。还有她女儿。他要用从竖琴上取下来的琴弦勒死她们两个。他有割线器。他是说真的。他要把琴弦割下来，绕在她们的脖子上，把她们两个勒死。

“那天的次日清晨，我带着那个割线器回到纽瓦克。然而事情是没有希望的了，我知道这点。放学后我回到家，跟多丽丝讲了发生的事，就在那时我跟她讲了那件谋杀案。我告诉她，‘我该让他们把他关起来的。我应该把他交给警察，让法律做主的。’我告诉她早晨我离开他时对他说，‘艾拉，她得和她那个女儿共同生活。那就是对她的惩罚，可怕的惩罚，是她自找的。’艾拉笑了。‘当然，是可怕的惩罚，’他说道，‘但是还不够可怕。’

“我和弟弟相处这么多年，那是我第一次崩溃。把一切都告诉了多丽丝，然后崩溃了。我对她说的是认真的。出于一种曲解了的忠诚意识，我已经做下了错事。我看到弟弟浑身是血，我把他带上了车，那时我二十二岁，我做了错事。而现在，因为时移事易他自会去雪耻，艾拉要杀了伊夫·弗雷姆。剩下唯一能做的就是找到伊夫，告诉她离开城市，带上西尔菲德。可是我不能。我不能去找她和她的女儿，然后说，‘我弟弟准备复仇了，你最好藏起来吧。’

“我被击败了。我这辈子都在教自己面对非理性保持理性，教授我喜欢称为警醒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教我自己，我的学生，我的女儿，还试着要教给我的弟弟。我已经失败了。使艾拉去除艾拉的特性是做不到的。面对非理性保持理性也做不到。在1929年我已经证实了这点。如今是1952年，我四十五岁了，仿佛这之间的那么多年都没有什么意义。我弟弟还是满身力气，满腔的怒火，又要杀人，我又要做一次包庇犯。发生过的一切——他做过的一切，我们都做过的一切——以后，他又要跨越这道界线。”

“我把这个告诉多丽丝以后，她坐上车，开到了锌镇。多丽丝接手了。她有那种权威。她回来后说，‘他谁都不会杀了。不要以为，’她说道，‘我不想要他杀死她。不过他是不会做了。’‘那他会做什么?’‘我们谈成了一个解决方案。他会去看他的伙计们。’‘那是什么意思?’‘他要找一些朋友帮忙。’‘你说什么?你不是说匪徒吧。’‘我说的是记者。他的记者朋友。他们会毁了她的。你别管艾拉。我来管艾拉。’

“他为何会听多丽丝的而不是我?她是怎么说服他的?谁知道为什么?多丽丝有办法对付他。多丽丝有她自己的智慧，我把他交给了她。”

“这些记者都是谁呢?”我问道。

“政治上同路的记者，”默里说。“有很多。欣赏他这个属于人民的有真诚修养的人。艾拉在这些人这里很有影响，因为他有劳动阶级的背景。也是因为他在工会的斗争。他们常到那家里，参加那些晚会。”

“他们做了吗?”

“他们把伊夫撕成了碎片。他们做了，确实。他们指出她整本书是如何捏造出来的。指出艾拉从未当过共产党。他与共产党毫无关系。而共产党渗透广播界的阴谋则是一派离奇的谎言。这没有动摇乔·麦卡锡、理查德·尼克松或是布赖登·格兰特的信心，但是可以也将会在纽约娱乐界毁掉伊夫。那是个极端自由主义的世界。想想那场面吧。每个记者都来找她，把她说的每个单词都记在笔记本里，再写在所有的报纸上。纽约广播界的大间谍团伙。其头目就是她丈夫。美国军团指责她，要她给他们写信。一个叫基督教十字军的组织指责她，那是个反共产主义的宗教团体。他们在他们的月刊杂志上转载了那本书里的章节。《星期六晚邮报》上有篇赞美她的报道。《读者文摘》缩选了这本书的一部分，是他们喜欢的那些东西，这和《邮报》一起让艾拉出现在美国所有的医生和牙医的候诊室里。人人都想她和他们讲话。人人都想和她讲话，不过后来时光飞逝，就不再有记者和人买这本书，渐渐地也没人要和她讲话了。

“一开始没人质疑她。这位知名女演员外表如此纤细，以这样的不幸登场只为了把书卖出去，他们不怀疑她的水平。弗雷姆的轶闻没有激起人最好的思维。是党命令他娶她的吗?那是他做共产党员的牺牲吗?就连这个他们也毫不怀疑地接受了。任何使生命脱去其不和谐、其无意义和其杂乱的偶然性的事情，这反而使生命简单化，以此将一切一致起来——但也将之误解了。共产党就命令他去做这样的事。每件事都是党的阴谋。好像艾拉缺乏独自犯下那个过错的能力。好像艾拉需要共产国际来帮他计划一场不良婚姻。

“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而美国没人有一点点概念共产党到底是什么。他们都做什么，说什么，什么样子?他们一起时，是讲俄语，中文，意第绪语，还是世界语?他们制造炸弹吗?没人知道，这就是为何用伊夫那本书的那种方式利用威吓是如此容易。但是随后艾拉的记者就动手了，各篇文章开始出现在《国家报》，《记者报》，《新共和国报》上面，把她撕成碎片。她启动的那台公共机器并不总是朝着人所需要的方向转动。它有自己的方向。它必须要有。这是在美国。你启动这台公共机器的时刻，除了带给所有人灾难以外就别无其他结局。

“那些扰乱了她，最使她软弱的东西，很可能发生在艾拉回击的一开始，在她有机会搞明白出了什么事，或者别人有机会照顾她，告诉她在这样一场战役中不该做什么之前。布赖登·格兰特掌握了《国家报》的攻击文章，第一轮攻击，在报纸还在试印样张的时候。格兰特为何会关心起《国家报》里写了什么，他何以会采取与对《真理报》内容不一样的态度?你还能期待他们在《国家报》写什么别的呢?但是他的秘书把样张发到伊夫那里，伊夫显然是给她的律师打了电话，告诉他她要有法官来对《国家报》发一道禁制令，阻止他们印这篇文章：里面一切都是恶毒和不实的，都是设计来毁掉她的名声、事业和名誉的谎言。但是禁制令是预先禁令，法律上来讲法官不能如此去做。那文章出现以后，她可以告它诽谤罪，但那样就不太好了，那就太迟了，她就会已然被毁了，于是她就直接到《国家报》的办公室，要见那个作者。那是L.J.波德尔。《国家报》专搜集揭发丑闻诽谤人的文人，杰克·波德尔。人们都怕他，是有理由的。但波德尔仍旧比不上手拿铲子的艾拉，虽然相去也不远。

“她走进波德尔的办公室，随后就是那个大场面，可得奥斯卡大奖的一出戏。伊夫对波德尔说那文章满篇谎言，都是恶毒的谎言，你知道最恶毒的谎言结果是什么吗?在整篇文章里头?波德尔认出她是隐秘的犹太人。他写道他去过布鲁克林，揭开了实情。他说她是查娃·弗罗姆金，1907年生于布鲁克林的布朗斯维尔，在霍普金森和萨特两条街的街角长大，她父亲是个贫穷的移民，是房屋油漆工，油漆房屋的没文化的波兰犹太人。他说她家里没人会说英语，她父亲、母亲都不会说，就连一位哥哥和姐姐也不会。他们两个都是在伊夫之前很多年出生在过去的国家。除了查娃，他们都说意第绪语。

“波德尔甚至挖出了她第一任丈夫米勒，来自泽西州的酒店服务员的孩子，以前是海员，她十六岁时和他私奔了。他还在加利福尼亚，靠残疾补贴生活，是位退休的警察，心脏不好，有妻子，两个孩子，是个好心的老人，说起查娃来都是好话。说她过去是个美丽的女孩。有活力。是个捣蛋鬼，信不信由你。她是如何和他私奔的，米勒说，他那时是个大傻蛋，不是因为她或许爱上了他，而是因为，他一直知道的，他是她走出布鲁克林所需的东西。米勒知道这一点，也同情她，他从来不曾妨碍她，他告诉波德尔，他从未回头找她要钱，就是在她成名以后也没有。波德尔甚至还拿到了几张老的快照，米勒感激地交给他这些照片（未公开他得了多少钱）。他给她看了这些照片：查娃和米勒在马利布市荒凉的海滩上，身后的太平洋浩瀚澎湃——两个漂亮健康快乐的年轻人，穿着二十年代的泳衣，强健的身体，那时他们快结婚了，也盼着结婚。这些照片最后是被《机密》杂志转载。

“喏，波德尔从没真正揭发过犹太人。他自己就是个很一般的犹太人，天知道他从来没有支持过以色列。可是这里有个人一辈子对她的出身都没说实话，如今又在说艾拉的谎话。波德尔有自从布鲁克林各类老人，声称是她邻居和亲戚的人那里搜集来的证词，伊夫则说这些都是愚蠢的流言蜚语，如果他把那些愚蠢的人捏造的这位名人的事情当作真相来报道的话，她会起诉这家杂志，让它无法生存，起诉他个人，要他倾他所有来赔偿。

“那里有人有照相机，他走进波德尔的办公室，拍下这位昔日电影明星的照片，就是在她提醒波德尔她会对他有何举措的时候。嗯，她体内还剩留的任何一点自制都消失了，她理智的态度，虽然不过如此，也已消失尽了，她啜泣着在走廊里跑，有位总编把她带到他的办公室，让她坐下来，他说，‘你不是伊夫·弗雷姆吗?我很仰慕你。有什么麻烦吗?我能为你做什么?’她就跟他说了。‘哦，哎呀，’他说道，‘这可不行，’他让她安静下来，问她她想更改那篇报道的什么内容，她就告诉他她是如何生在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生在古老的航海世家，她的曾祖父和祖父是美国北方人一艘快船的船长，虽然她自己的父母并不曾有过什么钱，她父亲是名专利律师，他去世以后，她母亲开了一家很精美的茶室，那时她还是个小女孩。那位总编对她说他很高兴知道实情。他让伊夫放心，看着伊夫上了出租车，说他会注意，会把这个发表在杂志上。波德尔一直就在总编办公室外面，记下了伊夫的每句话，正是如此做了：把这个放上了杂志。

“她走了以后，波德尔又重写那篇报道，插进了整件事——她到办公室来，那个大场面，她的行为。用的是无情的老式破城槌，他对此有非同寻常的喜欢，而且他还特别喜欢艾拉，不喜欢她。一丝不苟记下了新贝德福德故事的每个细节，以此作为报道的结尾。在波德尔之后报道此事的其他人就直接引用这部分，这成了那些反伊夫的文章中另一个主题，是她吸引艾拉的又一个原因，因为艾拉不仅是名共产党，他自身还是位骄傲，观察力敏锐的犹太人，等等。他们笔下的艾拉几乎与她所描述的艾拉一样与艾拉本人甚少有关联。到这些残酷的知识分子忠于事实，写尽了这个女人的故事以后，要从任何一处找出艾拉和伊夫过去情形的任何一点可怕的真相就都需要有台显微镜才行了。

“在曼哈顿，她开始被人排斥。开始失去朋友。人家不来参加她的晚会了。没人给她打电话。没人想和她讲话。没人再相信她。她用谎言毁了她的丈夫不是吗?这说明了她的品格如何?渐渐地不再有她的工作。广播剧到了最后阶段，先是被黑名单的事，后来是被电视击垮，伊夫也胖了，电视界对她又不感兴趣。

“我只见她在电视上演出过两次。我相信那是她上过电视仅有的两次。我们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她的时候，多丽丝大吃了一惊。是愉快的吃惊。多丽丝说，‘你知道她这样的体形像谁吗?布朗克斯区特里蒙特道的戈德堡太太。’记得《戈德堡一家》里的莫利·戈德堡吗?和她丈夫杰克，她的孩子罗莎莉和萨米莉?菲利普·洛布。记得菲利普·洛布吗?你有没有通过艾拉见过他?艾拉带他来过我们家。菲尔在《戈德堡一家》里演爸爸杰克，演了很多年，从节目首先在广播里播出开始就演了，那是三十年代。1950年他们把他开除出这个电视节目，因为他的名字在黑名单上。菲尔·洛布找不到工作，付不了账单，没法还债，于是在1955年，他住进塔夫脱酒店，吞安眠药自杀了。

“伊夫扮演的两个角色都是母亲。演得极坏。她在百老汇一直是位温和，机敏，聪明的演员，眼下她却是哭哭啼啼的，到处发作——很不幸，演得正是酷肖她自己。不过到那时她一定是大部分靠自己了，没有人给她任何指导。格兰特夫妇在南方的华盛顿，也没有时间，因此她所有的就是西尔菲德了。

“就是这个也不长久。一个周五的晚上，她和西尔菲德一同上了那时很流行的一个电视节目。叫《苹果与树》。记得吗?每周一次，半小时的节目，关于从父母继承某种天分、特点或职业的孩子。科学家，艺术界和娱乐界人士，运动员。洛兰喜欢看这个节目，有时候我们也和她一起看。这节目挺有趣，好玩，亲切，有时甚至很有趣味，但都是消遣性的，很轻松的娱乐节目。虽然西尔菲德和伊夫做嘉宾时就不是了。她们要给公众看她们删改过的《李尔王》，西尔菲德是康华尔和里根。

“我记得多丽丝对我说，‘她都读过那些书，她也理解了。她都读过也理解了她演的那些角色。要她清醒地思考就这么难吗?何以一个如此有阅历的人却会如此不可救药地愚蠢呢?都四十多岁了，这么入世的人，却如此无知。’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她出版了也宣传过《我嫁给了共产党人》，却没有顺便坦白承认她的恶意，哪怕是一秒钟也没有。或许到那时她已经差不多忘却了那本书及其做过的一切。或许这次吐露的是被彻底范塔索化之前的由伊夫讲述的艾拉故事，是在格兰特夫妇插手之前，在被丑化之前的说法。我记得多丽丝站起身离开电视机，‘看她在电视上那样大哭——就与她失控时一样让我震惊。她就不能停两分钟不哭吗?她是个演员啊，老天。她就不能演演她这个年纪的样子吗?’

“于是镜头里就是这位共产党人无知的妻子在哭泣，所有看电视的人看着这位共产党人无知的妻子哭泣，然后这位共产党人无知的妻子擦了擦眼睛，每两秒钟看一眼她的女儿以求证实——不是，是求她批准——说明她和西尔菲德之间一切又都好起来，达成了和谐，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又重建了她们过去的信任和爱。既然那位共产党已被根除，就没有比她们更亲近更融洽的家庭了，接近于《瑞士人鲁滨逊一家》。

“每次伊夫试着对西尔菲德笑，那种拙劣地挂在脸上的微笑，试着看她，眼睛中带着那种最痛苦的试探的眼神，这眼神就是在祈求西尔菲德说一句，‘是的，妈妈，我爱你，真的。’——就是在明显地求她，‘说吧，亲爱的，哪怕只是在电视上。’——西尔菲德暴露了这把戏，她要不就是怒视她，要么居高临下地对她，要么就恼火地推翻伊夫说的每个词。有一刻就连洛兰也受不了了。这孩子突然对着电视屏幕大喊，‘给点爱吧，你们两个！’

“西尔菲德对这位挣扎着坚持下去的可怜女人没有表现出一刹那的喜爱。一点点宽容都没有，更不要说理解了。没有一点和解的举动。我不是孩子——我不谈爱不爱。我甚至也不提幸福，和谐，或者友谊。只谈调解。我看这个节目时认识到这女孩永远都不可能去爱她的母亲。因为如果你是爱的，哪怕是一点点，你也能有时想想她也不只是你的母亲。你会想到她的幸福和不幸。关心她的健康。考虑到她的孤单。想到她的疯狂。可是这女孩对此毫无想象。这个女儿对一位女人的生活是没有丝毫的了解。她有的就是‘我控诉’的态度。她就只想让她母亲在全国人面前接受审判，让她在各个方面都显得糟透了。当众磨碎妈妈的骨头。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画面：伊夫频频望向西尔菲德，仿佛她对自己和她的价值的整个看法全来自这位女儿，她就是最无情的法官，她母亲的每个过失她都想得到。你真该看看西尔菲德的那种嘲弄，轻蔑地做个怪相嘲笑她母亲，每每假笑一声以示对她的唾弃，公然轮到她了。她终于有地方泄火了。在电视上让她的名人母亲上一大当。她的力量就在于她轻蔑地说，‘你这个如此为人仰慕的女人是个蠢女人。’不太宽厚。大多数孩子要到十八岁才弄清楚这些。都是极度赤裸裸显露自我的东西。在一个人生命中如此迟的阶段还保留着，你感觉其中有种性快感。那节目令你局促不安：母亲矫揉造作的无助模样与女儿无情地胁迫她之恶毒是一般的不同寻常。但是伊夫脸上的样子最恐怖。那是你能想象得出的最不快乐的脸。我那时就知道她不剩什么了。她看上去是被彻底击溃了。

“最后，节目主持人提到西尔菲德即将在市政厅举行独奏会，西尔菲德就坐下来弹奏竖琴。这就是了，这就是为什么伊夫同意在电视上如此降低她自己。当然——是为了西尔菲德的事业。伊夫在公众面前为她失去的一切痛哭，而那女儿却漠不关心，照样演奏竖琴，大肆宣传她的独奏会，我想，还有比这更能比拟她们的关系的吗?

“几年以后，女儿抛弃了她。西尔菲德在她母亲沉沦下去，正最需要她的时候，发现了她该独立。在三十岁的年纪，她决定，和中年的妈妈住在家里，妈妈还每晚都给她盖好被子，如此纠缠在一起是不利于女儿感情的幸福的。大部分孩子是在十八岁或二十岁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十五二十年，然后最终和年纪大了的父母相互协调，给他们帮帮手，可西尔菲德却宁愿是反其道而行之。她因着最新式的精神原因，去了法国，靠她父亲过日子。

“那时彭宁顿已经病了。几年以后他去世了。肝硬化。西尔菲德继承了那所别墅，车，猫，和彭宁顿家族的财产。西尔菲德全盘接过来，包括彭宁顿英俊的意大利司机，她嫁了他。是的，西尔菲德结婚了。甚至还生了个儿子。这就是现实的逻辑。西尔菲德·彭宁顿做了母亲。她在本地小报上是个热门人物，是为了一场无休止的法律纠纷，由一位知名的法国布景设计师发起——我忘了他的名字，是彭宁顿从前很稳定的一个恋人。他声称那司机是骗子，要借和她结婚谋她的财，只是最近才登场，他自己就断断续续做过彭宁顿的情人，他设法伪造或是篡改了遗嘱。

“西尔菲德离开纽约去法国生活时，伊夫·弗雷姆已成了无可救药的酒鬼。不得不卖掉房子。1962年死在曼哈顿一间酒店房间里，死于酒醉后的昏迷，距那本书发表后十年。被人所遗忘。五十五岁。两年后，艾拉去世。五十一岁。不过他活着时看到了她受苦。我想他不是不很为此高兴的。西尔菲德抛弃她，我想他也不是不高兴的。‘我们听了那么多的那可爱的女儿在哪里呢?哪里还有女儿来说“妈妈，我会帮你”?不见了！’

“伊夫去世让艾拉得到了最根本的满足，解放了这位挖沟人的享乐原则。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直觉和冲动上的人，除去了所有的体面装备和一切教化人的社会意义，他就一下子迸发了，不是吗?就开始喷涌出来。敌人摧毁了——还有什么更好的呢?当然，比他希望的多花了点时间，当然，这次他没能自己亲手干，没能感受到鲜血热辣辣地喷射到脸上，不过，我还是从没见过艾拉为她的去世以外的任何事如此高兴过。

“你知道她去世时他说了什么吗?和他杀死那个意大利人我们安排他出逃的那晚他说的话一样。他对我说，‘斯特罗洛刚刚最后四处溜达了一回。’三十多年来他第一次对我说出那个名字。‘斯特罗洛刚刚最后四处溜达了一回，’接着他就放声大笑起来，疯孩子那种咯咯的笑法。‘就让他们来杀了我吧’的那种笑法。我还记得，在1929年，他就如此挑衅地笑过。”

我扶着默里走下露台的三级台阶，带着他在黑暗中走过通往我停车地方的小路。我们开车蜿蜒行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经过马达马斯卡湖，开进雅典娜。我回头看时，他头靠在后面，眼睛闭着。我先是以为他睡着了，接着我想他是不是死了，是不是他回忆过艾拉所有的经历——听自己讲述过艾拉所有的经历——以后，连这位最有耐力的人也失去了继续下去的意志。接着我又回想起他在我们高中英文课课堂上朗诵的情景，他坐在桌子一角，不过没拿那吓人的黑板擦，给我们朗诵《麦克白》里的场景，扮演所有的声音，不怕激情戏，不怕表演，文学在他的表演中显得如此有丈夫气，我为之感动。我回想起听林戈尔德先生朗诵《麦克白》第四幕的结尾部分，麦克德夫自洛斯那里得知麦克白杀死了麦克德夫一家人，那是我第一次进入一种艺术的精神状态，它压倒了一切。

他读洛斯的台词，“你的城堡受到袭击；你的妻子和儿女都惨死在野蛮的刀剑之下……”然后是长长的沉默，麦克德夫明白了，但又无法理解，他读麦克德夫的台词——平稳，空洞，他几乎像一个孩子一般回答道——“我的孩子也都死了吗?”“妻子、孩子、仆人，”林戈尔德先生/洛斯说道，“凡是被他们找得到的，杀得一个不存。”林戈尔德先生/麦克德夫再次无语。整个班级也是如此：眼下，班级自房间里消失。一切都消失，除了接续下来的所有怀疑之词。林戈尔德先生/麦克德夫道：“我的妻子也被杀了吗?”林戈尔德先生/洛斯道：“我已经说过了。”教室墙上的大钟快要指向两点三十分。外面，一辆14路公共汽车嘎嘎地爬上钱塞勒道山坡。第八节课和学校长长的一天还有十分钟就要结束。但是最重要的——比放学后的事甚至比未来的事都重要的——是林戈尔德先生/麦克德夫将明白了那不能理解的一刻。“他自己没有儿女。”林戈尔德先生说。他说的是谁呢?是谁没有儿女?多年以后我得知标准解释，麦克德夫指的是麦克白，麦克白是那个没有儿女的“他”。可是由林戈尔德先生读来，麦克德夫所指的“他”竟可怕地成了麦克德夫自己。“我的可爱的宝贝们都死了吗?/你说他们一个也不存吗?……一个也不存?什么！我的可爱的鸡雏们和他们的母亲一起死在毒手之下了吗?”然后是马尔康说了，林戈尔德先生/马尔康，仿佛为震撼麦克德夫，无情地说道：“要像个男人般顶住。”“我会，”林戈尔德/麦克德夫说道。

随后是那句简短的台词，由默里·林戈尔德的声音朗诵出来，在我余生中将会一百次，一千次出现：“但我也要作为男人来感受。”“十一个词，”次日林戈尔德先生对我们说，“就这么多。十一个词汇，五拍，五音步诗行……四声自然完美地落在最重要的最后一个字上……只有‘感受’这个词是以四声结尾，是日常用词里最平常普通适用的词汇……与其他词汇放在一起，在它所处的位置出现，却一道有了何等的力量！纯粹，完全——像一把铁锤！”

“但我也要作为男人来感受，”林戈尔德先生合上莎士比亚戏剧集那本大书，像他在每堂课结束时那样对我们说，“再见，”就离开了房间。

我们开进雅典娜，默里睁开眼睛说，“我正和一位出众的从前的学生在一起，却一点也没让他也讲一讲。也没问问他他自己的情况。”

“下次吧。”

“你为何这样一个人住在这里?你何以会接纳不了外面的世界?”

“我宁愿这样，”我说。

“不是，你听我讲时我观察过你。我不认为你是如此。我不认为你有一刻失去过你旺盛的精力。你孩子时就是这样。这也是为何你能给我如此多的乐趣——你会留心。你仍旧如此。可是这里有什么可留心的?无论有什么问题，你都该走出来。屈服于放弃的诱惑是不明智的。到了一定年纪，这会像其他疾病一样杀死你。你是不是真想在生命还未结束以前就把它全部消磨尽呢?小心这将自己孤绝起来的乌托邦梦想。小心这树林中一座小木屋的乌托邦梦想，它是抵抗愤怒和悲伤的绿洲。坚定不移的孤寂。艾拉的生活就是如此结束的，远在他倒地死去那天之前。”

我把车停在一条大学街道上，和他一起走上通往宿舍的小道。其时已近凌晨三点钟，所有的房间都黑着灯。默里可能是上了年纪的学生里最后离校的，那晚只有他还睡在那里。要是我曾请他住在我那里就好了。不过我也没有这个心情。让人睡在任何能听到看到我或是闻到我的气味的地方都会打破一连串的条件作用，其形成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会到泽西州去看你，”我说道。

“那你得到亚利桑那州了。我不再住在泽西州了。在亚利桑那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在一位论派办的一家教会图书会。不然就没什么可选的。若是有头脑的人，这不是理想的地方，但是我也有其他的问题。明天在纽约，后天飞到凤凰城。如果你要见我就要到亚利桑那来了。就是别拖啊，”他笑道，“地球转得可快着呢，内森。在我这里时间可不等人啊。”

一年年过去，我最擅长的就是和我对其感情很深的人道再见。说再见的那一刻到来之前，我通常意识不到这感情到底有多深。

“我不知怎地就认定你还住在泽西州呢。”我能想出的最没风险的感情表达也就是这样了。

“不是。多丽丝被杀以后我离开了纽瓦克。多丽丝是被人谋杀的，内森。在我们家街对面，医院后面。我不愿离开那座城市，你知道。我不会因为它成了问题重重的黑暗贫困的城市就离开这个我在此生活了一辈子和教了一辈子书的地方。就是在骚乱以后，纽瓦克都空了，我们还是留在勒海道上，是留下来的唯一一家白人。多丽丝脊椎不好，还有其他的病，回到医院工作。我在南部教书。复职以后我回到韦夸希克，到那时，教书已经不是轻松的工作，过了几年，他们问我愿不愿意接管南部的英文系，那里的情形更糟。没人教得了那些黑人孩子，于是他们就让我去教。我退休前的最后十年都在那里。没法教任何人任何东西。几乎控制不了混乱状态，更不用说教学了。纪律——全部的工作就是这个。训导他们，在走廊里巡查，争吵，直到后来有个孩子冲你挥出一拳，开除学生。我一生中最难过的十年。比我被解雇时还难过。不能说这种醒悟是毁灭性的。对当时情况的真实性我有直觉。但是那经历是极具破坏力的。我们该搬走的，我们没搬，就是如此。

“但是我一辈子都是纽瓦克体系里的一个狂热分子，不是吗?老朋友对我说我是个疯子。他们那时都在郊区了。可是我怎么能逃走呢?我关心的是让人来尊重这些孩子。倘若有任何机会改进生活的话，若不是在学校那又会是在何处开始呢?另外，作为教师，在任何时候应人要求做我认为是有趣也值得的事情，我就说，‘好，我会做的，’然后我就全身心投入进去。我们仍住在勒海道上，我到南部去，对系里的老师说，‘我们要想法引导我们的学生约束自己，’云云。

“我两次被抢。第一次被抢后我们就该搬走的，第二次后绝对是该搬走的。第二次我就在家附近，下午四点钟，三个孩子围上我，拔出一把枪。可是我们没搬。一天晚上，多丽丝正离开医院回家来，你还记得吧，她要做的不过是穿过那条街道。可是，她永远也没做到。有人敲了她的头。就在艾拉杀死斯特罗洛的地方北边半英里处，有人用砖头敲破了她的头骨。为的是一个空无一物的手袋。你知道我认识到什么吗?我认识到我被骗了。不是个我喜欢的想法，但是自那以后我心里一直存着这个念头。

“被我自己骗了，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自己，和我所有的原则。我不能背叛弟弟，不能背叛教学，不能背叛纽瓦克的下层居民。‘不是我——我不会离开这个地方。我不出逃。我的同事尽可以随他们的便——我不离开这些黑人孩子。’于是我背叛的就是我的妻子了。我把我的选择的责任放在了他人身上。多丽丝为我的高尚公民道德付出了代价。她是我拒绝搬出那城市的牺牲者——看，这没出路可循。当你像我所努力的一样将自己从一切分明是谬见的东西——宗教，观念，等等——中解放出来以后，你仍旧留有关于你自己美德的幻念。这是终极幻想。为此我牺牲了多丽丝。”

“这就够了。每个行动都导致损失，”他说，“这是这个体系的熵。”

“什么体系?”我说。

“道德体系。”

他怎么没有早点告诉我多丽丝的事呢?这种沉默是英雄的行为还是承受了苦难?他也有这样的遭遇。还有什么没说吗?我们可能就坐在我的露台上谈上六百个夜晚，我也听不到那个完整的故事，关于默里·林戈尔德这位选择做一名普通高中教师的人是如何未能逃脱他的时代和地域的骚乱，最终成为像他弟弟一样的历史受害者。这是美国为他计划的生存方式——是他通过思考为自己计划的，通过以批判性的思维向他父亲报复，通过面对非理性保持理性为自己计划出来的。这就是在美国思索给他带来的东西。这就是他忠于他的理念，拒绝专横的妥协给他带来的东西。倘若有任何机会改进生活的话，若不是在学校那又会是在何处开始呢?不可救药地陷于最美好的意图，一生实在地致力于建设性的生涯，如今却成了幻象，还有那些不再站得住脚的规划和解答。

你在一处克制了背叛，最终却在别处背叛了。因为这不是静止的系统。因为它是活的。因为一切活着的事物都在运动中。因为纯洁是僵化的。因为纯洁是一个谎言。因为除非你是像约翰尼·奥戴和耶稣基督一样禁欲苦修的完人，不然你就会为许多事情推着。因为没有格兰特夫妇以其开路到达成功的严格正义标准，没有这关于正义的大谎言来告诉你你为何做了你所做的事，你就不得不一路一直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做我做的事?”你就得不自觉地容忍自己。

这时，我们同时忍不住拥抱了对方。我把默里拥在怀里，感到——不只是感到——他是多么衰老。很难理解他是从何处找到力量在六个晚上如此动情地重温了他生命中最不幸的事件。

我什么也没说，我认为不论我说什么，开车回家时都会但愿自己没说过。好像我还是他天真的学生，急于做好事，我真想对他说，“你没被骗，默里。这样判断你的生活不恰当。你一定要知道不是这样的。”但是，我自己已是上了年纪的人，知道人在深入检视自己的过去时会得出什么样不乐观的结论，因此我没有说。

默里让我拥抱着他有近一分钟，突然地拍拍我的后背。他嘲笑我。“和一位九十岁的老人分手，”他说道，“感情受不了啦。”

“是的。有这个原因。还有一切其他的事。多丽丝的事。洛兰的死，”我说。“艾拉。一切艾拉的事。”

“艾拉和那把铲子。因为那把铲子而强加在他自己身上的，”默里说道，“向他自己索取的、要求的一切。那些坏念头和天真的梦想。他所有的浪漫史。他热爱去做一位他不知如何去做的人。他从没找到他的生活，内森。他处处都找过了——在锌矿，唱片厂，软糖厂，工会里，激进政治活动里，广播剧表演，煽动闹事，无产阶级生活，中产阶级生活，婚姻，私情里，蛮荒状态里，文明社会里。哪里都找不到。伊夫不是嫁给了共产党人；她是嫁给了终生渴望得到自己生活的人。这就是让他愤怒困惑并毁了他的：他永远也建不起一份合宜的生活。这个人的努力都是巨大的错误。可是错误总会显露的，不是吗?”

“全是错，”我说。“你在跟我说的不就是这个吗?只有错。这世界的实质即是如此。没有人找得到他的生活。这就是生活。”

“听着。我不想越界。我不是跟你说我是赞成还是反对。我只要你来凤凰城看我的时候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你的孤独，”他说。“我记得最初，就是这位很热情的孩子如此期待参与生活。如今他六十五岁，一人独自住在森林中。看到你如此远离尘世我很惊讶。你生活的这种方式很遁世。你这种修道生活只缺个唤你去静思的铃声了。很抱歉，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你在我看来还是个年轻人呢，太年轻了，不该待在那里。你在抵挡什么呢?到底发生过什么?”

现在是我笑他了，因之我又觉得自己实在了，独立于一切，为之鼓舞，唤出了体内的遁世者，“我用心听了你的故事，这就是发生过的。再见，林戈尔德先生！”

“再见。”

我回来时，露台上亚香茅蜡烛还在铝桶里亮着，橘黄色的月亮映出低矮的房顶，除了一缕朦胧的月光，只有借着这一小盆火才看得见我的房子。我下了车，朝房子走去，火苗拉长了摇曳着，让我忆起收音机上的指示板——不比钟面大，小小的黑色数字下面泛着成熟的香蕉皮的色泽——我和弟弟不听父母的话，十点多了还没睡，听我们最喜欢的广播节目，黑暗的卧室中只看得见收音机上的指示板。我们两个躺在成对的单人床上，中间的床头柜上威风凛凛站着大教堂形状的小菲尔克牌收音机，父亲给客厅里买了爱默森牌落地式收音机后，我们就得了这台机子。收音机的音量调到了最低，但仍对我们的耳朵有着最强的吸引力。

我吹熄芳香的烛火，在露台的睡椅上躺下，体会到在夏夜的黑暗中倾听隐约可见的默里讲话，就像孩提时在卧室里听收音机，那时的我满怀壮志，要将我所有未经考验的信仰化身在故事中，在全国播出，以此来改变这世界。默里即是那收音机：发自虚无之处的声音，控制了内在的一切，故事盘旋徘徊，在空中漂浮，钻进耳朵，闭上眼那场面也清晰可见，回想过去遭遇的头脑，化作无边的星球，以之为舞台，容纳一切同族人。聆听竟可以如此深入内心！仅仅凭听来，就可以了解。有耳朵能聆听是多么神圣！仅仅凭着静坐在黑暗中倾听，就被猛力带入了一个人生活中最深层的各种错误之中，难道这至少不可算是个半神圣的现象吗?

破晓前我一直待在露台上，躺在睡椅上，抬头望着星星。我一个人在这里的第一年，自己学会了辨认星体，主要的星体，星群，主要古老星象的布局，借着塞在《纽约时报》星期日版第二栏一角的天文观察者的地图，绘制了它们轨道的运转规律图。不久，那一大堆报纸图片里我就只看这个了。我撕下标着“天文观察”的内含两栏的文章——在说明文字的上方，天球地平圈为一个圆形所环绕，精确显示下一周晚上十点钟星座的位置——把四磅重的其他东西都扔掉。不久我连日报也丢了；不久我扔掉了一切我不再愿意应付的东西，除了生活和工作所需之外的一切东西。我尽力从过去可能就连在我看来也是不太够的东西那里获得完全和丰盈，只是热烈地寓于词性之中。

如果天气不坏，夜色清朗，就寝前我就在露台上逗留十五或二十分钟，观看天象，或是打着电筒，沿着土路走上山顶的开阔草地，从那里能看到林木线上空所有的天象，星星向四面八方分布开，就在这周，木星在东方，火星在西方。这非我们信仰之力所能及，但也是个事实，不容置疑的简单事实：我们诞生，就在这里。我还有许多不如这个的方式来结束一天。

默里离开的那晚，我回想起孩提时，我被告知——小孩子因为祖父去世了睡不着觉，坚持要知道去世的人去了哪里——祖父已变成了一颗星星。母亲带我起床，下楼走到房子边的车道上，我们一起抬头望着夜空，她说那里有一颗星星就是祖父。另一颗是祖母，等等。母亲说，人死了以后，就升上天空，做了闪烁的星星，永远地活着。我在天上找着，说，“他是那一颗吗?”她说是的，我们就回了屋，我睡着了。

那时这种解释是讲得通的，真没想到，在这个晚上，它又是合理的了，我因为听了满脑子的故事，毫无睡意，在室外躺到天亮，想着艾拉去世了，伊夫去世了，也许除了西尔菲德还住在法国度假胜地的别墅里，七十二岁，富有的老女人，所有出现在默里对铁人之毁灭的叙述中的人如今都已不再陷于他们的时代，而是死去了，不再陷于时代为他们设下的困境。命运既不由他们时代的观念也不由我们人类的希望所决定：如今只有化学成分氢决定天命。伊夫或艾拉不再会犯错。没有背叛。没有理想主义。没有谎言。既不存在良知也没有它之缺席。没有母亲和女儿，没有父亲和继父。没有演员。没有阶级斗争。没有歧视，私刑或吉姆·克罗，也从来都未曾有过。没有不公正，也没有公正。没有乌托邦。没有铲子。与民间传说正相反，也没有竖琴，只有天琴星座，它正巧高高挂在东方的天空中，位于银河稍偏西一点的位置，两个北斗七星的东南方。只有艾拉的星座和伊夫的星座在两千万度的高空燃烧。还有小说家卡特里娜·范塔索·格兰特的星座，国会议员布赖登·格兰特的星座，动物标本剥制师霍勒斯·比克斯顿，矿工汤米·米纳里克，长笛手帕梅拉·所罗门，爱沙尼亚按摩师赫尔吉·帕恩，实验技师多丽丝·林戈尔德，和多丽丝那热爱她叔叔的女儿洛兰的星座。卡尔·马克思，约瑟夫·斯大林，列夫·托尔斯泰，保罗·罗伯逊，约翰尼·奥戴的星座。机尾射手乔·麦卡锡的星座。这个夜晚异常清亮，一如默里永远离开了我的那个晚上——因为这位最忠诚的兄弟，最杰出的英文教师，两个月以后死于凤凰城——站在山顶寂静的台子上，眼前是无错无碍的宇宙。你看到了那不可思议的：无怨无仇的壮丽景观。你亲眼看见汇集着时间的茫茫夜空，并非由人类点燃的一片星光世界。

星星是不可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