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是如此，”我说。“在这座山上你可以选择：或者与历史失去联络，正如我有时选择的那样，或者你可以在精神上做你现在正做的事——借着月光，一连几个小时，重新获得对它的控制。”
“所有的敌对，”默里说道，“还有不断的背叛。每个灵魂都是制造背叛的工厂。无论何种缘由：为了生存，激动，高升，理想主义。为了可以带给人的损伤，可以施加于人的苦痛。为了其中的残酷。为了其中的乐趣。显露潜能的乐趣。统治别人，摧毁敌人的乐趣。你让他们吃惊了。那不就是背叛的乐趣吗?耍弄人的乐趣。这是报复让你感到低他一等的人的方法，你被他们击败，和他们相处感到了挫折。仅是他们的存在就让你感到耻辱，或者是由于你不是他们或者是由于他们不是你。于是你给他们应得的惩罚。
“当然也有人背叛是因为别无选择。我读过一个俄罗斯科学家写的一本书，他在斯大林统治的年代向秘密警察出卖了他最好的朋友。他受到严讯，恐怖的肉体折磨持续了六个月——到了某个程度，他说，‘哎，我再抗拒不下去了，告诉我你们想要什么吧。随便你们给我什么我都签。’
“他们要他签什么他都签了。他自己被判了终身监禁。不能假释。十四年以后，六十年代，形势变了，他被放出来，写了这本书。他说他出卖最好的朋友有两个原因：因为他抗不住那些拷问，还因为他知道这无关紧要了，审讯的结果已经定好了。他说什么或不说什么都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他不说，另一个受拷问的人也会说。他知道他到最后还热爱的那位朋友会鄙弃他，可是在残暴的拷问下正常的人无法抵拒。英雄主义在人里头是例外的。过着正常生活的人，每天作两万个小妥协，没经过训练，突然间要毫无妥协了，他做不到，更不用说顶住酷刑了。
“有的人要他们软弱下来需要拷打六个月。有的人开始就有优势：他们已经软弱下来了。这些人只知道如何屈服让步。对这样的人，你只需说，‘做吧，’他们就做了。来得太快，他们都不知道这是背叛。因为他们做的是别人要他们做的，似乎就说得过去了。到陷进去的时候就太晚了：他们已经背叛了。
“不久前报上有篇文章，说东德有个人告发他妻子达二十年。柏林墙推倒后，他们在东德秘密警察的档案里发现了有关他的文件。妻子有专业身份，警察想跟踪调查她，丈夫就是告密者。她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在他们打开档案后她才发现。持续了二十年。他们有孩子，有姻亲，开宴会，付账单，做过手术，做爱，不做爱，夏天到海边，在海里游泳，而这期间他一直在告密。他是律师。聪明，博览群书，甚至还写诗。他们给他一个代号，他签了协议，和一个长官每周会面，不在警局，而是在一所专门的公寓，私人公寓。他们告诉他，‘你是律师，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他就软弱下来了，就签了。他要赡养他父亲。他父亲有重病，浑身无力。他们告诉他如果他帮他们，他们就会好好照顾他父亲，他爱他父亲。这样也可行。你父亲病了，或者是你母亲，或是姐姐，他们要你帮忙，你心里是把生病的父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的，因此你就有了背叛的理由，签下了协议。
“在我看来，战后十年——即1946年至1956年——在美国，显著犯下的个人背叛行为超过我国历史上任何其他阶段。伊夫·弗雷姆做下的这桩下流事是有典型性的，那些年人们做过不少下流事，要么是不得不做，要么是因为他们觉得不得不做。伊夫的行为很符合那年代通常的告密行为。这个国家在此之前何时有过如此不指责而且还奖赏背叛的时候?那些年比比皆是，可以违犯，允许违犯，任何美国人都可以。不但背叛的愉快取代了禁律，而且你不需放弃道德地位就可以违犯。显示爱国心而去背叛的同时还保留了贞洁——同时你感到一种满足，接近了性欲上的满足，其中模模糊糊的有愉快有软弱，有侵犯有羞耻：这是来自暗中破坏的乐趣。暗中损害你心爱的人。暗中破坏你的对手。暗中破坏朋友。背叛正属于这同一类荒谬，不正当，零碎无条理的乐趣。这类乐趣有趣味，可操纵他人，是秘密的，其中大有引人之处。
“甚至有人脑力超常，竟会玩背叛的游戏，只为背叛自身。丝毫不图私利。纯粹为了自我娱乐。柯尔律治形容埃古出卖奥赛罗是‘没有动机的恶毒行为’，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吧。然而，一般说来，总有个动机来挑起邪恶的力量，引发出恶毒。
“唯一的障碍是在冷战的高峰岁月，向当权机构告发某人是苏联间谍可能直接就把他送上了电椅。毕竟伊夫不是向联邦调查局告发艾拉是个坏丈夫，和他的按摩师性交。背叛是生活中不可回避的组成部分——谁不会背叛呢?——但是在1951年，把最丑恶的公共背叛行为与其他背叛形式混淆起来就不太妙了。叛国不像通奸，它是死罪，因此，胡乱夸大事实，草率不准确的行为，错误的指控，甚至似乎很文明地只是说出同谋的名字——结果都会是可怕的，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我们的苏联同盟背叛了我们，滞留在东欧，爆炸了原子弹，全都有道德藉口。
“谎言。到处都是谎言。把事实译成谎言。把一个谎言译成另一个谎言。人在说谎上头显示的能力。那种技巧。谨慎估量形势，然后声音平静脸上不带表情地说出最有成效的谎言。他们若哪回说出了甚至是一部分的真相，十回里也有九回是为了谎言。内森，我从没有机会以这样的方式对人讲这个故事，而且是如此详尽。我从前从没讲过，以后也不会再讲起。我想讲个彻底痛快。讲到最末了处。”
“为什么呢?”
“我是唯一知道艾拉故事的还在世的人，你是唯一关心这故事的在世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因为其他的人都死了。”他大笑道，“我最后的任务。把艾拉的故事交给内森·朱克曼。”
“我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我说。
“那就不是我的责任了。我的责任是讲给你听。你和艾拉对对方都是很重要的。”
“那就接着说吧。怎么收尾的?”
“帕梅拉，”他说。“帕梅拉·所罗门。帕梅拉吓坏了。是她从西尔菲德那里听说伊夫撬开艾拉桌子的事。她想的是人在刚一获悉别人的灾祸时似乎通常会想到的：这对我有何影响吗?我办公室里的谁谁得了脑瘤?那我就得自己作清单了。隔壁的谁谁那架飞机掉了吗?死于飞机失事了?不。不能。他星期六要来处理我们的垃圾的。
“有一张艾拉拍的帕梅拉在小木屋的照片。她穿着泳衣，在池塘边。帕梅拉怕（其实她搞错了）这张照片在那书桌里，和那些共产主义的东西一起，怕伊夫看到了，或者，如果照片不在那里，艾拉会到伊夫那里拿给她看，钉在她脸上说，‘看啊！’然后会发生什么呢?伊夫会勃然大怒，说她是荡妇，把她丢出那房子。而西尔菲德会怎么想帕梅拉呢?西尔菲德会做什么?如果帕梅拉被驱逐出境怎么办?这是最坏的可能。帕梅拉在美国是个外国人——如果她的名字被拖进艾拉的共产党困境中，最后上了报纸，她被驱逐出境，那会如何?如果伊夫因为她试图偷走她的丈夫而设法要把她弄到被逐出美国又会如何?再见了，波希米亚生活。回到令人窒息的英国礼仪那一套吧。
“帕梅拉对艾拉的共产党困境对她构成的危险和国家气氛的估计也不见得是错误的。处处都是指控、恐吓和处罚的气氛。特别是对一位外国人来说，看上去很像满是恐怖的民主集体迫害。危险四伏，帕梅拉这样恐惧也是正当的。在那种政治气候下，这种恐惧合情合理。因此，作为对她的恐惧的反应，帕梅拉对这困境使上了她可观的才智和讲求实际的现实主义态度。艾拉没错，过去就发觉她是个机敏清醒的年轻女人，知道自己的想法，做她想做的事。
“帕梅拉找到伊夫，告诉她说两年前一个夏日她在格林尼治村碰到艾拉。他坐在车里，正要去乡下，他跟她说伊夫已经到了，问她何不上车一起去那里过一天。天气又热得可怕，她就没费神好好想这事。‘好吧，’她说，‘我去拿游泳衣，’他等她，他们就一起开车到了锌镇，他们到了以后，她发现伊夫不在那里。她尽力同意他，相信了他的任何藉口，甚至还穿上泳衣，和他去游了泳。就是那时他拍了那张照片，要诱奸她。她哭了，竭力甩开他，告诉他她是如何看待他和他正做的对不起伊夫的事，然后坐上了下一班开回纽约的火车。因为她不想给自己找麻烦，就把他这次的挑逗行为保密。她怕如果她不这样做，人人都会怪她，认为她是个荡妇，而她不过和他同坐了车而已。人们会为她让他拍了那张照片而骂她。没人会听她这方面的经历。倘若她敢说出真相暴露他的不忠，他就会用可以想见的每种谎言压倒她。但是如今她知道了他的不忠的范围，出于良知，她就不能保持沉默了。
“随之发生的是在一个下午，我上完最后一堂课后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弟弟正在那里等我。他在走廊里，正给认出他的几个老师签名，我打开锁，他进了办公室，在我书桌上丢下一个上面写着‘艾拉’的信封。回信地址是《每日工人报》。里面还有第二层信封，这一封是写给‘铁林’的。伊夫的笔迹。她的蓝色仿羊皮纸文具。《工人报》的办公室经理是艾拉的一个朋友，他一直开车到锌镇把这封信送给他。
“似乎那天在帕梅拉对伊夫讲了她的故事以后，伊夫做了她能想到的最激烈的事，是当时她能做出的最有力的一击。她穿戴整齐，穿着她猞猁毛皮外套，价值百万美金梦一般的黑天鹅绒礼服，上面镶着白色蕾丝花边，脚上是她最好的露趾黑鞋子，戴上她漂亮的带面纱的黑毡帽，不是走到‘21’俱乐部去和卡特里娜共进午餐，而是到了《每日工人报》办公室。《工人报》在大学区，距西十一街只有几个街区远。伊夫坐电梯到了五楼，要求见编辑。她被引进他的办公室，她从猞猁毛皮手笼里拿出那封信，放在他的桌子上。‘写给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殉难英雄，’她说道，‘人民的艺术家和人类最后最好的希望，’转过身，走了出去。虽然她在任何反对面前都是备受折磨而且胆怯，但是在她满怀义愤，错当自己为贵妇人的日子里，她也可以是很蛮横的，让人印象深刻。她能做出这些变形——她也不喜欢中间路线。情感的彩虹上，不论哪一端吧，其过量无度才具说服力。
“办公室经理拿到信，开上他的车，把信带给了艾拉。艾拉在被解雇以后就一个人住在锌镇。每周开车到纽约和律师商谈——他要起诉广播公司，起诉节目赞助商，控告《红色路线》。到了城里，他会顺道去看阿蒂·索科洛，他头回心脏病发作，卧床在家，在上西区。接着他就到纽瓦克来看望我们。不过艾拉一般是在木屋里，满腔气愤，思索着，又身心疲惫，处于深深的困扰之中，为碰到过矿下事故的邻居雷·斯维克孜做晚饭，和他一起吃饭，对着他大谈他的事，而他是一半心神并不在那里。
“艾拉是在拿到伊夫给他的信的那天到了我的办公室，我读了信。这封信现和其他艾拉的文件一起放在我的公文柜里；我不能将它译述出来，这样就看不出它的好。长达三页。措辞激烈。明显是一气呵成，运转自如。辛辣尖刻，骇人的文字，却写得完全彻底。伊夫在盛怒之下，在印着她姓名的蓝色便笺纸上写下的文字，还颇是个新古典主义者。这些对他的严厉斥责若以夸张的英雄双行体结尾我也不会感到奇怪。
“记得哈姆雷特咒骂克劳地吗?第二幕里，就在那戏子国王讲过普里阿摩斯的杀戮之后，有这么一段，记得吗?在那段独白的中间，独白的开首是：‘唉，我是个恶人，也是个无用的蠢才！’‘血淋淋的猥亵恶贼！’哈姆雷特说道。‘毫无愧疚，奸诈、荒淫、无义的恶贼！啊，复仇呀！’伊夫那封信的要旨大致是沿袭了这些：你知道帕梅拉对我的意义，一天晚上我对你吐露过帕梅拉对我的全部意义，只对你一人。‘自卑情结’。这就是伊夫描述的帕梅拉的问题。有自卑情结的女孩，远离家乡、祖国和家庭，伊夫监护的人，伊夫有责任照顾她保护她，然而，正如他丑化了所有他染指的事物，他狡诈地企图把帕梅拉·所罗门这样的女孩变成一个像唐娜·琼斯小姐一样的脱衣舞表演者。伪造借口引诱帕梅拉到了那处隔离的下流地方，像个变态者一样对着她穿泳衣的照片垂涎，用他那猩猩般的爪子紧扣住她毫无防备的身体——就为了纯粹的满足，把帕梅拉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妓女，以他能想出的最虐待狂式的方法羞辱了西尔菲德和她自己。
“她告诉他，但是这次你走得太远了。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她说，你如何作为伟大的奥戴的门徒，惊叹于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现在我明白了你从《君主论》里学了些什么。我明白了为什么我的朋友多年来一直要说服我，你所做所说的每件事，都说明你是不折不扣、无情、败坏的马基雅弗利式人物，毫不在意对与错，只信奉成功。你试图强迫这位有自卑情结、有才干的漂亮年轻女人和你性交。你为什么不试试和我性交，以此为表达爱意的方式呢?我们相识之时，你一个人住在下东区，流氓无产者的肮脏怀抱里。我给了你一所美丽的房子，屋里满是书籍、音乐和艺术。我给了你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漂亮书房，帮你建起图书室。我把你介绍给曼哈顿最有趣、最智慧、最有才能的人，带你进入这个社交圈，你从没梦想过自己会进入这个圈子。我尽了我的所能要给你一个家。是，我是有个苛求的女儿。我有个很麻烦的女儿。我知道。可人生本就充满要求。对于一位负责任的成年人，生活就是要求……以这样的语调如此不断地写下去，一直很费力，带着哲学思辨，是深思熟虑过的，有理性，热诚懂理——直到她以此恐吓收尾：
“既然你躲在你的模范哥哥家里时，他不让我和你讲话，或是写信给你，我就通过你的同志来和你联系。共产党好像比任何人都更能接近你和你的心，虽然这心也不过尔尔。你就是马基雅弗利，指挥大师的典范。那么，我亲爱的马基雅弗利，既然你仿佛仍不懂得你为了随心所欲而对另一个人做下的任何事所带来的后果，也许是时候来教教你了。
“内森，记得我办公室里那张椅子吗，在书桌边上——那张电椅?我检查你们的作文，你们就坐在上面流汗。我看那封信的时候艾拉就坐在那里。我问，‘你真的勾引过这个女孩吗?’‘我和这女孩有过六个月关系。’‘你干了她。’‘很多次，默里。我以为她爱上我了。她竟这样，我很惊讶。’‘那你现在呢?’‘我过去是爱她的。我想和她结婚，和她建个家。’‘哦，这就好多了。你不思考，是吗，艾拉?你就是去行动。行动，就这样。你大喊大叫，和女人性交，你采取行动。六个月来，你和她女儿最好的朋友性交。她的代女儿。她监护的人。而如今有事了，你就“惊讶”了。’‘我爱过她。’‘直说吧。你爱干她。’‘你不明白。她来到小木屋。我迷上了她。我是惊讶。她的行为绝对让我惊讶！’‘她的行为。’‘她把我出卖给我妻子——而且这过程中她还说了谎！’‘是吗?所以?让你惊讶的那部分呢?你这样就有麻烦了。你妻子要给你大麻烦了。’‘是吗?她要做什么?她已经做过了，和她的伙伴格兰特夫妇一起做的。我已经被解雇了。我很潦倒了。她要弄成性关系上的事，你知道，但不是那么回事。帕梅拉知道不是这样的。’‘嗯，现在可就是这样了。你被人发现了，你妻子断言会有新后果。会是什么呢，你认为?’‘什么也没有。没什么剩下的了。这样愚蠢，’他对我挥舞着那封信说道，‘亲手送信到《工人报》。这就是后果。听我说。我从没做过一件帕梅拉不想做的事。她不再要我的时候，我痛苦极了。我一生都梦想有这样一个女孩。让我痛苦极了。但我还是做了。我走下那楼梯，走到街上，留下她一人。再没打扰过她。’‘那么，’我说，‘即使如此，虽然你体面绅士地告别了和你妻子的代女儿混在一起的六个月，但你还是有点麻烦了，我的朋友。’‘不，帕梅拉才有麻烦！’‘是吗?你又要行动了吗?你又要不假思索就行动吗?不行。我不会让你做的。’
“我不让他，他也没做什么。现在，很难说这封信给了伊夫多少写作的原动力，让她匆忙写了那本书。不过如果伊夫是在寻找动机来真正全力去做那件她为之所生的失去理性的大事，那么她从帕梅拉这里得到的东西并不会伤到她。她嫁过米勒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随后嫁给彭宁顿这样的同性恋，接着是弗里德曼这样狡猾的人，再就是艾拉这样一位共产党，你会以为无论她对非理性的压力负有何等的义务，她都已履行了。你会以为只要她穿着她猞猁毛皮外套和相配的手筒去了《工人报》，她或许就已了结了‘你怎么能对我这样?’最糟糕的部分。但是没有，伊夫的命运一直是把她的无理性推至高之又高的高度——就在这里，格兰特夫妇又出现了。
“是格兰特夫妇写的那本书。这是双重代写。封面上用的是布赖登的名字——‘布赖登记录’——因为这几乎与放上温切尔的名字一样好，但其中流露的是他们两人的才能。伊夫·弗雷姆知道什么共产主义?她和艾拉去过的华莱士聚会里有共产党。《自由勇敢者》里有共产党，到过他们家，和他们吃过晚饭，那些晚会上也都在场。这一小群和节目有关的人很想要尽可能多地控制节目。私底下保密，爱搞阴谋那一套——雇用志趣相投的人，尽其所能影响剧本的意识形态倾向。艾拉就和阿蒂·索科洛坐在他的书房里，努力往剧本里塞进所有能放进去的陈词滥调，以及所有的所谓进步情绪，篡改剧本，不论什么历史背景，就把他们认为正确的垃圾都插进去。他们以为会改变公众的思维。作家不仅要观察记述斗争，还应该加入斗争。骗人的大话。宣传。但是宪法并不禁止骗人的大话。那年代的收音机里都是这一套。《扫荡犯罪集团人员》，《你的联邦调查局》。凯特·史密斯演唱‘主佑美国’。甚至还有你的偶像科温——宣传理想化的美国民主。最终就没什么不同了。艾拉·林戈尔德和阿蒂·索科洛不是间谍特工。他们是宣传特工。有所区别。这些人是蹩脚的宣传家，唯一可与之抗争的规则只有美学，即文学趣味。
“还有美国电视广播艺术家联盟，对这个组织控制权的争夺。大量的争吵，可怕的暗斗，不过这是全国范围的。在我的工会里，差不多在每个工会，都有右翼和左翼，自由派和共产党一派争夺控制权。艾拉是工会执行委员会的一员，他和人通电话，天知道他还能大喊大叫。当然是在她面前说的。艾拉说什么就是什么。党不是艾拉辩论的场所。不是讨论会社。不是公民自由联合会。‘一场革命’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场革命。他认真对待这辞令。你不能自称是革命者，却不严肃奉行。这不是伪造的。而是真实的。他很重视苏联。艾拉在美国电视广播艺术家联盟里是认真的。
“大部分这些事我从没见艾拉干过。我确信你也从没见艾拉干过大部分的事。可是伊夫对这些是一点也没看见。她对所有这些都不在意。现实是伊夫所不在乎的。这女人很少关注她周围的人在说什么。对于生活，她是十足的外行。那对她而言是太粗俗了。她的心思从来不在共产主义或者反共产主义上。她的心思从不在任何在场的事情上，除了西尔菲德在场的时候。
“‘记录’的意思是整个恶毒的故事是格兰特夫妇凭空捏造出来的。全然不是为了伊夫，尽管卡特里娜和布赖登痛恨艾拉，但也不仅是为了摧毁他。对艾拉造成的影响是他们的部分乐趣，但远不在此。格兰特夫妇捏造这些是为了让布赖登借广播界的共产主义问题进入众议院。
“那种写作风格。是《美国杂志》式的散文体。外加卡特里娜的句法。还有卡特里娜的感性。整本书都有她的风格。我立刻就知道伊夫没写这个，因为伊夫不会写得这么差劲。伊夫太精通文学，读过太多书。她何以会让格兰特夫妇写她的书呢?因为她一贯让自己差不多是被所有人所左右。因为强者的能力是骇人的，弱者的能力也是骇人的。都是骇人的。
“《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于1952年3月出版，那时格兰特已经宣布他的候选资格，接着，11月，艾森豪威尔大胜，他也一并被推进了众议院，作为纽约第二十九区的代表。无论如何他总会被选上的。他们的广播节目是人们最爱的周六早晨节目，那个专栏他也写了多年了，他背后还有哈姆·菲什，而且他毕竟是格兰特家族的，是美国总统的后裔。我仍旧怀疑若不是为了‘格兰特内幕’协助揭发并从广播公司清除的名人赤色分子，乔·麦卡锡自己会不会到达切斯镇在他身旁亮相。所有的人都在波基普西为他开展竞选运动。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在那里。赫斯特报系所有的专栏作家都是他的好友。所有憎恨罗斯福的人，在对共产党的诋毁中找到了详尽逼迫民主党方法的人都在。伊夫要么是不知道她被格兰特夫妇利用去做了什么，要么，更有可能的是，她知道，但是她不在乎，因为她做过攻击者了，她感到如此有力又勇敢，最终回击这些怪物了。
“然而，她既然了解艾拉，又怎能出版了这本书却不认为他会有所举动呢?这可不是写到锌镇的三页纸的信。这是在全国大大畅销的书，影响很大。这东西具有成为畅销书的一切因素：伊夫有名，格兰特有名，共产主义是当时国际范围内的危险。艾拉自己不如他们两个出名，虽然这本书保证他不会再在广播界工作了，结束了他这段偶然的职业经历，但这本书高居榜首五六个月，因此，艾拉从没像这样的惹人注目过。伊夫一击之下，就去除了她自己生活的个性，赋予共产主义幽灵一张人类的面孔——是她丈夫的面孔。我嫁给了共产党人，我和共产党人共眠，共产党折磨我的孩子，全美国都在听广播里一个共产党人的节目，没有怀疑过他，而他是扮成爱国者的样子。书里写了这个邪恶的两面派恶棍，里面有真正明星的名字，冷战大背景——无疑这会成为畅销书。她对艾拉的控诉在五十年代可以赢得广大公众的注意。
“点出其他与艾拉节目有密切联系的犹太裔布尔什维克也无妨碍。冷战带来的多疑，其来源之一正是潜在的反犹主义，因此，伊夫在格兰特夫妇的道德指导之下——他们自己正如理查德·尼克松一般热爱无所不在，惹麻烦的左翼犹太人——对非犹太人的美国证实，在纽约和好莱坞，广播界和电影界，隐藏的共产党人十有八九是犹太人。
“但是她竟认为这位好公然攻击他人的暴躁的人竟不会作任何回应?这个人过去常在她的餐桌上进行激烈争论，在他们家客厅里横冲直撞对着人咆哮，而且终究是个共产党人，知道何为采取政治行动，已经牢牢控制了他的工会，重写了索科洛的剧本，胁迫索科洛这样蛮横的人——她以为他现在没有任何举动吗?她难道一点都不了解他吗?那么她在书里的描写又如何呢?如果他是马基雅弗利，那么他就是马基雅弗利。人人都信封面。
“她想，我真发火了，帕梅拉的事，赫尔吉的事，都让我生气，还有整修小木屋的事，对西尔菲德犯下的所有其他罪行，我要让这个荒淫无耻的马基雅弗利混蛋注意起来。哈，真没错，她是引起了他的注意。不过，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一根热棒子捅进他的屁股显然是会惹恼他。对那样的屁事，人是不会愉快地听之任之的。人不喜欢在畅销书榜上看到对他的揭露，而且那对他的指责还是错误的，也不必非是艾拉·林戈尔德才会发怒。才会采取行动。只是她从没想到过这个。促成她计划的义愤，还有其无可责难之点，都不能想象任何人会对她作任何事。她所做的不过是报了宿仇。艾拉做了所有可怕的事——她仅是用她这边的故事来反驳他。她做了最后一击，她认为唯一带来的后果是她该得的那些。应该如此——她做过什么了?
“同样的自欺，曾给她带来过多少痛苦，在和彭宁顿、弗里德曼、西尔菲德、帕梅拉、格兰特夫妇的事上，甚至还有和赫尔吉·帕恩——最终，这种自欺毁了她。我高中里教莎士比亚的老师称此为悲剧性缺陷。
“一个伟大的目标控制了伊夫：她自己的目标。她的目标，体现为假借此无私斗争的崇高名义，是为了从赤色浪潮中拯救美国。人人都有失败的婚姻——她自己就有四个。但是她还需要不同于他人。她是明星。她要表明她也是重要的，有头脑，有力量去斗争。这个演员铁林是谁啊?我才是演员！我才是有名的那个，我拥有这名字的力量！我不是你可以随心所欲对待的弱女子。我是明星，该死！我的婚姻不是平常失败的婚姻。而是明星的失败婚姻！我失去丈夫不是因为我和女儿陷在这可怕的困境中。我失去丈夫不是因为那些下跪哀求‘我恳求你’等等。我失去丈夫不是因为他那位有颗金牙喝得醉醺醺的妓女。应该比这更崇高些——而且我必须是无可责难的。她拒绝承认这其中人之常情的部分，把它变成夸张刺激的东西，错误，但是畅销。我因为共产主义失去了我的丈夫。
“而说到那本书真正的内容，它实际所达成的东西，伊夫是一无所知。为什么对公众把铁林描绘成危险的苏联间谍特工呢?是为了让另一个共和党人入选众议院。让布赖登·格兰特进众议院，把乔·马丁放上发言人的位置。
“格兰特最终十一次当选。在国会中是位要人。卡特里娜成了共和党在华盛顿的女主人，艾森豪威尔年代里一直是社交权威之秀。对于一位满怀妒意和自负的人来说，这世上再无比决定谁坐在罗伊·科恩对面更有意义的了。在华盛顿晚宴的等级焦虑中，卡特里娜之对抗才能，她那种纯粹嗜血的精力，出于对权威地位的爱好——把统治阶级自己应得的甜点奖赏给他们，或者不给他们——都在此找到了……绝对统治权，我想是这个词。那女人以卡利古拉式的专横残暴列出邀请名单。她在首都引起一阵阵震颤。在艾森豪威尔之下，后来又在布赖登的导师尼克松之下，卡特里娜凌驾华盛顿社交界，就如恐惧自身。
“1969年，大家有一阵突然认为尼克松会在白宫里给格兰特安排个位置，这位国会议员丈夫和女主人作家妻子上了《生活》杂志封面。不，格兰特永远成不了霍尔德曼，但是最后他也因为水门事件翻了船。把命运与尼克松联在一起，面对所有不利于他领导的证据，在众议院为他辩护，直到他辞职的那个早晨。格兰特就是为这个而在1974年落选。不过，他一开始就在效仿尼克松。尼克松有阿尔杰·希斯，格兰特有铁人。为了在政界迅速取得显要地位，他们每人都有一位苏联间谍。
“我在C-S P AN台上看到卡特里娜参加尼克松葬礼。格兰特已在多年前去世了，后来她也死了。她和我差不多年纪，可能大一两岁。约巴·琳达市的葬礼上，降着半旗，国旗飘扬在棕榈树间，背景是尼克松的出生地，但卡特里娜在这里仍旧是我们的卡特里娜，她头发白了，消瘦了，但还是那个要影响人从善的人，和巴巴拉·布什，贝蒂·福特，南希·里根攀谈。生活仿佛从来没能迫使她承认丝毫她的虚荣做作，更不要说是放弃了。她仍专心一意决心做正确行为的全国权威，对执行正确事物是极端严厉。看到她在那里和我们另一位伟大的道德指路人参议员多尔交谈。她认为她说的每个词都是最重要的，在我看来，她似乎一点也没有放弃这个想法。仍然不注意缄默内省。仍旧是监察别人的正直与否。毫不悔改。非常顽固，而且还炫耀这个荒谬的自我形象。你知道，愚蠢是无药可救的。这女人就是道德野心及其有害性和荒唐性的化身。
“格兰特夫妇所关心的只是如何让艾拉服务于他们的目标。而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美国吗?民主吗?若爱国主义成了追逐私利，自我牺牲，自我崇拜的托词……你知道，我们从莎士比亚那里知道讲述故事时对任何一个角色都不可放任你幻想的态度。但我不是莎士比亚，我还是鄙视那个受雇诽谤他人的文人和他的妻子，为了他们对我弟弟所做的事——而且做得毫不费力，支使伊夫就像支使一只狗去前门廊拿报纸。记得格洛斯特怎么说老李尔王的吗?‘国王盛怒了。’我在约巴·琳达看到卡特里娜·范塔索时自己就是如此盛怒了。我对自己说，她什么都不是，无足轻重，一个小角色罢了。在二十世纪意识形态的恶毒事迹的辽阔历史中，她不过是扮演了小丑般的角色罢了。然而看到她我还是几乎难以忍受。
“不过我们第三十七任总统的整个葬礼几乎是让人无法忍受的。海军乐队和合唱团演奏了所有停止人的思维制造恍惚状态的歌曲：《向领袖致敬》，《美国》，《你是雄伟旧国旗》，《共和国战争之歌》，当然还有那些让人人暂时忘记一切的麻醉剂中最激动人心的，全国的麻醉剂，《星条旗之歌》。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上比利·格雷厄姆那种让人升华的讲话，裹着国旗的棺材，以及一队不同种族的抬棺军人——整件事以《星条旗之歌》达到高潮，随后是猛烈的二十一响鸣炮，和葬礼号——要引导大众昏厥。
“然后就由现实派来控制，他们是建立交易和中断交易的行家，以最无耻的方式破坏敌手的大师，道德因素总是最不被他们重视，他们说了所有大家熟知的不真实，全是伪善的言不由衷之词，却只字未提死者真正热爱的事物。克林顿盛赞尼克松的‘光辉历程’，他为自己的真诚所感动，对尼克松给过他的所有‘睿智的忠告’私下表示谢意。皮特·威尔逊市长深信不疑地对大家说大多数人想起理查德·尼克松，就想起他‘杰出的智慧’。多尔和他滔滔不绝涌出的哀痛言辞，都是陈词滥调。品格高尚思想深邃的基辛格‘博士’，用他最自命不凡的方式——带着泥浆般的声音的权威感——引用了一句其声望不输于哈姆雷特献给他被谋杀的父亲的颂词的句子来描述‘我们英勇的朋友’。‘他是个大丈夫，彻头彻尾的，我不会再看到他这样的人。’文学不是基本的现实，而是一种昂贵的装饰品，使用它的哲人自己已是满身饰品，因此他对哈姆雷特谈到那位无与伦比的国王时的双关语境毫无所知。不过，大家坐在那里，看着最后的掩饰却要维持表情严肃，承受着这种巨大压力，谁还会计较朝上的这个犹太人，因为他引用了不适宜的文学经典而在文化上失言呢?谁会去忠告他他该引用的不是哈姆雷特说他父亲而是说他叔叔克劳地的段落呢，哈姆雷特对这位新国王，谋杀了他父亲的篡位者的段落?在约巴·琳达市有谁敢喊出来，‘嗨，博士——引这句吧：“人们将目睹邪恶之事/尽管泥土已将之淹没”?’
“谁?杰拉尔德·福特吗?我从不记得从前看到过杰拉尔德·福特像在这块墓地上如此精力集中，如此充满智慧过。罗纳德·里根对着穿制服的名誉卫兵致那个他著名的礼，总是半疯狂的感觉。鲍勃·霍普坐在詹姆斯·贝克边上。伊朗反政府分子军火商阿德南·哈朔吉坐在罗纳德·尼克松旁边。窃贼G.戈登·利迪也在，傲慢的脑袋剃过。最不光彩的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那张没有群氓式的面孔。最迷人的副总统，活泼的丹·奎尔，看去清楚一如钮扣。这个可怜的人费了大劲：总是呈现出有智慧的模样，却总是做不到。所有这些人在加利福尼亚的阳光和动人的微风中一起进行老一套的哀悼：被控告者与未被控告者，被判有罪者与未被判者，最终，他的杰出智慧安眠在星条旗覆盖下的棺材里，不再紧抓、追寻过度的权力，他将整个国家的道德规范翻了个个，制造了一场巨大的全国灾难，是美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从亲手挑选的继任者处赢得对他在在任期间犯下的那些破门入侵罪行全面无条件谅解的总统。
“还有范塔索·格兰特，布赖登可敬的遗孀，那位无私的公仆，陶醉于自己的重要地位，信口说个不停。整个葬礼过程中，这位无所顾忌的恶毒的人不停咕噜她对我们国家的重大损失的哀伤。她竟生在美国，真是太可惜。在这里她只得安于做一位畅销书作家，广播界名人，华盛顿最上层的社交界女主人。
“我活过的这九十年里，见过两场夸张滑稽的葬礼，内森。第一场时我在场，那时我十三岁，第二场我是在电视上看的，就在三年前，八十七岁时。这两场葬礼多少界定了我的意识生活。它们不是神秘事件。不需要有天分才能探索出它们的意义。它们只是人类自然的事件，像杜米埃一样清晰展现了人类独特的记号，无数的二元性将其本性编成人性的结。第一场葬礼是鲁索曼诺先生给那只金丝雀办的，补鞋匠拿着棺材，有抬棺人，马拉的灵车，庄严地埋葬了他钟爱的吉米——而我弟弟打断了我的鼻子。第二场葬礼是他们以二十一响军炮埋葬理查德·尼克松。我只是希望在老一区的意大利人能在场，在约巴·琳达市，和基辛格博士，比利·格雷厄姆在一起。他们会知道如何欣赏这景象。他们听到那两个人的言辞会笑倒在地，这两人为了给那个极不纯洁的灵魂以尊严，堕落到了有损尊严的地步。
“若艾拉还活着，听到他们的话，他会再次发狂，因为这世界上事事都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