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6年霍华德·吉文斯和太太从城里搬了出来,并且再也没有搬回去之后,他们每隔两到三年就会换一次住所。他们总是解释说,这是因为吉文斯太太在买卖房子方面很有手段。她可以看上一处条件不太好的房子,搬进去,然后精心照料提高它的价值,最后以高价出售,挣到的利润会投资到下一栋房子里。他们最先到维斯切斯特,然后慢慢向北移居到普南郡,后来再到康涅狄格州,前后共买卖了六栋房子。但是他们对现在居住的第七栋房子却很不一样。在这里住了差不多六年之后,他们不确定以后还会不会搬走。就像吉文斯太太常常说的,她已经爱上了这个地方。
在革命山庄,这是为数不多在新开发区之前就建好的、仍具有传统地方风格的房子之一。房子依傍着这一带仅剩的两棵大榆树,吉文斯太太喜欢把它想象成一个最后的阵地来对抗四周的粗俗。在工作日里,她不得不深入“敌营”,笑吟吟地站在那些难看的小农庄或错层房子的厨房门口,跟那些极端粗鲁的人打交道,还要慎防他们的孩子骑着三轮小车撞向她的小腿,或者把果汁洒到她的裙子上。回家途中她要忍受路上的废气,以及十二号公路冷清的超市、比萨店及冷饮店所带来的荒凉感。不过正因为这些东西,她更能感受到回家的喜悦。她最喜欢路程最后的几百码,因为这意味着她马上就要到家了。她喜欢轮胎摩擦碎石子的脆响,喜欢在整齐的车库里熄灭引擎,然后疲惫而勇敢地经过香味浓郁的花床,走向那扇带着浓厚殖民地气息的大门。雪松木地板和地蜡的干净味道,伞架上方悬挂着的克里尔和伊夫斯版画,马上就能让她心里充斥着一种柔软的浪漫化的情怀——“家”的感觉。
刚刚过去的这一天尤其难熬。本来对房地产行业来说,星期六就是最忙碌的一天。这一天下午,比繁杂的工作更麻烦的是,她还得自己驾车到格林纳克斯——当然不是去看望他的儿子,只有丈夫陪着的时候她才会这样做——而是跟他的主治医生会面。这件事总让她感到肮脏。心理医生不该是那种理智,声音沉稳,看上去很可靠的人吗?但如果你见到的这个人只能让你感到肮脏,你会怎么想呢?他是一个眼睛通红的、喜欢咬指甲的小个子男人,戴着用透明胶粘合起来的眼镜,胸前别了一个连锁超市买来的领夹,以便让领带服帖地固定在白底白花的衬衣上。他在一叠厚厚的黄褐色文件夹中翻找了好久,才弄清楚她所说的病人是谁,“哦,对了,我知道了。那么,你有什么问题吗?”
现在,无论出于哪个圣人对疲惫行者的护佑,她终于回家了。“亲爱的!”刚进玄关她就跟丈夫打招呼,因为非常肯定他就在客厅里看报纸。她没有停下来聊天,而是直接走进了厨房。清洁女工已经把茶具都摆好了。那只茶壶看来多么舒服,多么让人高兴啊!厨房有着高高的窗子,既宽敞又整洁。这里让她感到非常平和,只有当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在父亲位于费城的美丽厨房里跟奴仆们闲聊,她才有过这样的感觉。奇妙的是,以前她拥有的厨房无论多精致,从来不曾给她这种安全感。
哦,当然,人是会改变的。有时候她告诉自己:对这栋房子的留恋只是因为我老了,疲倦了。但在她内心却偷偷地滋长另一个想法:她相信,有能力去爱这栋房子,是这些年来她本性中少数几个深刻的、积极的变化之一。这些正面的变化让她用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过去。
“因为我喜爱。”许多年前丈夫问她为什么不肯放弃城里的工作时,她这么说。
“这份工作肯定不怎么有意思,”他会说,“而且我们也不缺钱,所以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她的回答永远只有一个:我喜爱。
“你喜爱霍斯特·鲍尔公司?你喜爱当速记员?怎么会有人喜爱这样的东西?”
“碰巧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而且你很清楚如果还想雇用一位全职佣人的话,我们需要更多的钱。你也知道,我并不是什么速记员,”事实上她是一名行政助理,“霍华德,说真的,我们讨论这个没有意义。”
她无法解释,甚至无法理解的是,她喜爱的不是这份工作——对她来说什么工作都一样——也不是这份工作能带来的独立自主。(虽然这对于一个在离婚的悬崖边上摇摆不定的女人很重要。)她内心深处所喜爱并需要的,其实是工作本身。“繁重的工作,”她的父亲常常说,“是治疗伤痛最好的药物,对男人或女人来说都是如此。”她喜爱办公室里的拥挤、紧迫、喧嚣和目光注视,推车送过来的简便午餐,处理文件和办公电话的清脆利落,加班工作时的精疲力竭,以及晚上回到家把鞋子甩到地板上的轻松感。这个时候她已经被榨干得只剩下一点力气服下两片阿司匹林,泡个热水澡,吃一点晚餐然后上床睡觉。这就是她爱的实质;就是这些东西帮助她对抗着婚姻和为人父母的压力。正如她自己时常说的,如果没有这些,她肯定早就精神失常了。
后来她真的放弃了这份工作,搬到郊区并且做起了房地产经纪。这是一个艰难的过渡。房地产行业的工作量太少,那个时代根本没几个人买卖房子,而且,学习分期付款法规和建筑规章制度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她一整天无所事事,只好不断地整理玫瑰木桌上的文件,一面等着电话响起来。在空闲中焦虑不断积压,以至她差点要大声尖叫,直到她发现心里的骚动是可以宣泄出来的:她开始着手改造周围的东西。她用自己的双手扒开墙纸和刮下石灰,让里面的橡木板重新露了出来。她给破旧的楼梯安上新的扶手,卸下陈旧的窗框代之以精美的殖民地风情小格窗框。她画出楼台和车库的设计蓝图,然后监督整个建造过程。她整理并栽培出上百平方尺的草坪。三年的时间房子的市值已经增加了五千美元,她说服丈夫把它卖出去买下另外一栋,然后继续她维修改造的工程。第三栋,第四栋,一栋栋房子做下来,她的房地产生意也同时蒸蒸日上,在其中最忙碌的一年,她甚至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十个小时做生意,八个小时维修房子。“因为我喜爱,”她一再强调,夜深了她依然不知疲倦地切削、捶打、抛光和修理,“我就爱干这样的活,难道你不喜欢吗?”
这样会很傻吗?当她摆弄着茶具,心底一片平静安详时,这个念头忽然冒了出来。她妥协似的叹了口气,发现这些年来自己做的一切多么傻,多么错误、愚蠢。哦,现在她是变了,这一点毋庸置疑。人是会改变的,只是有的改变会像花儿绽放一样灿烂,有的则会像花儿凋谢一样凄凉。对她来说,现在的这种改变就像是花的最后一次绽放,一种延迟了好多年的女性特质的复苏。
她对房子的依恋以及工作热情的减退,只是这种变化里最小最浅薄的两个症状。里面还有一些更深刻的东西,生理上的东西,既困惑而又带来一种奇异的愉悦感。有时候厨房收音机播出贝多芬交响曲,就会让她感到既疼痛又喜悦,会把她触动得掉眼泪;有时候她跟丈夫聊天时,她会感到一种痒痒的念头——好吧,就说是一种痒痒的欲念。她想要搂着他,并且把他亲爱的老朽的脑袋紧紧贴在自己的胸口。
“我想我们今天喝点茶就好了,”她一边说话一边端着盘子走进客厅,“我希望你不要介意。关键是如果我们现在吃饱了,晚餐可能就吃不下去了。今天我们会很早就吃晚饭,因为你知道我八点要赶到弗兰克家去。这个时间安排确实有点奇怪。”她把茶盘轻轻放在一张古董咖啡桌上。从桌面上胶水粘过的裂痕,就可以想象在警察上门的那天,他们的儿子约翰怎样把这张桌子扔向房间的另一端。
“能像这样坐下来休息真是太好了,”吉文斯太太说,“忙碌了一天之后,还有什么事能比这样坐着更舒服呢。”
一直到她按照丈夫喜欢的方式,在茶里添上三块方塘,并递到他面前时,她才抬头确认丈夫是不是坐在那里。而霍华德·吉文斯也是闻到了茶的味道,抬头看到了她,才发现她已经回到家了。整个下午他的助听器都没打开。妻子骤然出现在眼前,使他的脸看上去像个受惊的婴儿。他放下手里的《先驱论坛报》,一只微颤的手摸索着助听器的按钮,另外一只接过茶杯和托盘。手的抖动让杯子一阵摇晃。而她没有注意到丈夫的脸色,自顾自地讲了下去。霍华德·吉文斯看上去比六十七岁的真实年龄更苍老。他的整个成年期都消耗在世界第七大保险公司里,当个不起眼的小职员。退休以后,沉闷单调的办公室生涯在他身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迹,就像风和太阳会在一个老水手身上留下的一样。他柔软,苍白。面孔并没有因为衰老而褶皱密布,而是相反的像小孩一样光滑,头发也像小孩般轻柔如丝。他从来不是个健壮的男人,现在肚子上硕大的赘肉更凸显了他的柔弱,他肚腩大得坐着时双膝都合不起来了。他穿了一件很整洁的红格子衬衣、灰色的法兰绒长裤、灰色的袜子,以及一双高腰矫正黑皮鞋,鞋面已经老旧得到处都是褶皱,跟他光滑的脸孔形成对比。
“没有蛋糕了吗?”他清了清嗓子问,“我以为我们还有一点椰子蛋糕呢。”
“嗯,是的。不过亲爱的,我想我们今天就喝点茶好了,因为我们会早点吃晚饭……”她把刚才已经说过的要去见弗兰克夫妇的事情重述了一遍,心里模模糊糊地想起好像已经说过同样的话。而他则点了点头,心里模模糊糊地理解着她在说些什么。她说话的时候看着最后一束阳光从丈夫的耳垂下穿透出来,让他的头皮屑看来像火的碎片;而她的思绪早就飞奔到晚上的约会中去了。
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会面。事实上,她经过深思熟虑才踏出这一步。几个星期前的一个黄昏,当她的焦虑又升腾起来时,她只好在后院的草坪上踱步来平静心绪,这时她脑海里出现一幅家庭欢聚的画面:这里面有爱波·惠勒,她坐在一张白铁椅子上,美丽的脸孔看向霍华德·吉文斯,并且因为他睿智慈爱的话而动情地微笑。霍华德旁边是一张白铁桌子,上面放着冰块和鸡尾酒,而对面是弗兰克·惠勒和约翰。弗兰克站在那里,身体微微前倾,拿着一个酒杯跟约翰展开一场诚恳的交谈。已经进入良好康复阶段的约翰放松地坐在躺椅上,微笑着,神态平静而礼貌地跟弗兰克谈些政治、书籍、棒球或任何年轻男人喜爱的话题,并在无关痛痒的枝节上提出一点不同的见解。最后约翰还会抬头跟她说:“妈妈,您不想参加我们的讨论吗?”
这幅画面一再重现在她脑海里,直到跟杂志插画一样真实。她甚至还在画面上添油加醋,比如为弗兰克夫妇的孩子想好了去处。他们可以乖乖地在玫瑰花丛的阴影下面玩耍,穿着白色短裤和网球鞋,还会把抓到的萤火虫放进玻璃罐里。这幅画面越具体生动,她就越觉得这不是个虚幻的想象。能跟年纪相仿而且敏感温和的人相处,对约翰肯定有莫大的好处。而弗兰克夫妇那么为人着想,应该也不会拒绝的。他们不是曾经多次告诉过她,他们非常渴望交到志趣相投的朋友吗?而革命山庄上那对令人厌倦的夫妇(克兰达还是坎贝尔?)显然不能满足他们所期待的那种交流。而约翰,无论他成不成才,毕竟是个知识分子。
所以这对所有人都是件好事。她知道这一点,她确信这一点,不过她明白这一切不能操之过急。这件事从一开始就要慢慢去实行,一步接一步。
最近几次跟丈夫一起去探望约翰时,院方同意他们把约翰带出医院兜风,一小时后再送回来。“我觉得现在带他回家的时机还不成熟。”一个月前他的主治医生一边说,一边在桌面上一根接一根地按响自己的指节,“最好还是把他留在医院,考虑到家庭气氛对他的刺激,及其他别的什么,现在最好让他局限在短距离的外出。以后再看看情况怎样。下一步你们可以尝试带他去见一些相熟的朋友,尽量把他放在比较温和的环境。你们可以自己判断该采取哪个步骤。”
她已经跟霍华德商量过了,甚至开车带约翰出去的时候,还委婉地跟他提起自己的计划。上周她考虑了各种因素并且分析了约翰的状态之后,最终判断采取下一步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她安排了今天跟医生的会面,其实就是要宣布自己的决定,同时向他征求一点小小的建议。她想知道,她应该向弗兰克夫妇透露多少关于约翰的病情呢?不过她事先就应该料想到,这位医生给不了她任何帮助。他还是那么一句话:你们自己判断吧。现在吉文斯太太只能感谢他没有反对自己的决定。到目前为止进展顺利,就看弗兰克夫妇的反应了。她本来希望把这次会面安排在自己家里,就在这张被烛光照亮的桌边,这样她会觉得更舒服更得体。不过现在已经无法实现了。
“我希望你们不会觉得我强人所难,”她一边清洗茶具一边小声演练着,“不过我还是想请你们帮我这个忙,这件事情跟我儿子约翰有关。”噢,她不用去考虑怎样措辞,到时候一开口她自然会想到合适的字眼。而她很有把握弗兰克夫妇会理解她的。上帝保佑这两个年轻人,他们肯定会理解的。
之后她就忙着准备晚餐、伺候丈夫吃完晚餐、收拾餐具,再也没空想下去。而当她在厅里停留了一会儿,补补口红,并跟丈夫说“亲爱的,晚上回来再见!”时,她兴奋得像是第一次约会的女孩。
然而一走进弗兰克夫妇的客厅,兴奋感就变成了恐慌。虽然他们走着笑着聊着,她却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入侵者。
她以为弗兰克夫妇会像以前每次迎接客人那样,既紧张又混乱。两人会同时开口说话,在她周围团团转忙着收拾东西,同时抢着把一个玩具从沙发上拿开以免吉文斯太太一屁股坐下去。但是今天大不一样,他们平静地接待了她。爱波不需要一再强调屋子没收拾好,因为屋子一点也不乱。弗兰克也不需要跟她说“我去给您弄点喝的”之后急急忙忙跑进厨房,把冰箱什么的磕碰得砰砰作响,因为饮料已经摆好在桌面上。显然早在她到访之前,弗兰克夫妇已经安静地在这里喝酒聊天了。对于她的到来他们表现出合乎礼仪的欢喜,但如果她没来的话,他们肯定会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怡然自得的。
“哦,我只要一点点就可以了,谢谢,这就很好。”吉文斯太太听到自己说:“哦,能这么坐下来真是太好了”,“天哪,你们家今天看上去很漂亮。”然后她说:“我希望你们不会觉得我强人所难,不过我还是想请你们帮我这个忙,这件事情跟我儿子约翰有关。”
弗兰克夫妇的肌肉非常轻微地跳动了一下,轻微得连最精密的照相机也不可能捕捉得了,但吉文斯太太感到被刮了一巴掌。他们知道了!她把这个计划方方面面的变故都细想到,除了这个。是谁告诉他们的?他们到底知道多少?他们知道约翰把房子搅得天翻地覆,剪断了电话线,甚至招来了警察吗?
但话一出口,她已经不能回头了。她的声音在跟他们说,约翰的情况不太好。由于工作太操劳及其他一些原因的日积月累下,他精神崩溃了。她一直为孩子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生病而心烦意乱,还好有一天他回来了。但是他回来后病情没好转,让他们同样操心。他的医生认为他最好能找个地方好好养病,所以现在他暂时……
“呃,事实上,现在他暂时住在格林纳克斯疗养院。”除了声音是活的,吉文斯太太身体的其他部分全部麻痹了。
她的声音向他们保证,格林纳克斯疗养院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好得多。从设施和人员配备来看,它比这个地区其他的私人疗养院都更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