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12日

最亲爱的苏珊，

我现在意识到当我在上一封信里写到全城灯光熄灭时，我讨论的是我从未见过的东西。上周，哪怕月亮还没升起来，总还是有些许微光。这周没有月亮，彻底变得一片漆黑。

我还没在野外吃过饭。在没有月光的那几周里，我发现，人们表现得更像是在乡下生活，而且因为没有汽车，只能把自己的活动范围控制在能摸索到的邻里间。事实上，伦敦给人的感觉开始越来越像一座乡下小镇，有自行车铃的叮当声和马蹄的嘚嘚声，这两种声音一天天变得更普遍。夜晚，因为几乎没有车辆往来，人行道上噔噔的脚步声显得异常响亮：以前，你几乎听不见这声音。提到靴子（这次是真的提到）[56]，你真是不知道步行对改善体型有多大的帮助。刚长出啤酒肚的男人们，皮带上方开始出现救生圈的女人们，现在都变得十分窈窕。至于克莱夫·普理查德，他每天骑自行车去办公室，现在看上去一点也不胖。骑自行车似乎能令人变得谦虚；我猜可能是因为骑车时人得一直稍稍弯下腰。

另外我注意到，人们开始充分利用沙袋堆成的宽阔路障，舒服地坐在上面晒太阳吃午餐。直到现在，咖啡桌仍不能放在室外，“因为它们会阻碍人行道。”不过现在，不管愿不愿意，人行道已经被阻碍了；英国人终于发现了在新鲜空气中一边看着行人经过一边吃东西的乐趣，他们不可能再允许别人不经同意就把他们困在室内。

有两样东西很令人怀念，第一件令人些许怀念，第二件令人相当怀念。第一件是金色的窗户。过去那些窗户非常可爱，在刚点上灯却还未拉上窗帘的这段时间里，如果走在街上，你时常能瞥见别人的生活：一张铺有红色桌布的厨房餐桌，一个胖厨子坐在桌边费力地写着信；或者底楼的一间客厅，干净整洁的房间里摆满了显然是结婚礼物的东西，一位新嫁娘令人感动也有些略带傲慢地坐在里面缝东西，你能看见她的耳朵在聆听是否有门锁钥匙的转动声；或者一位坐在炉火边玩填字游戏的老人，他刚度过了一个空虚的下午，还有一个空虚的夜晚要打发。偶尔，要是运气非常好，会看见一间正在举行孩子生日聚会的餐厅；蛋糕上围了一圈发光的蜡烛，桌子边围了一圈发光的脸庞；有一张脸比别的都要更闪亮，如同戒指上的宝石。不过现在这些都消失了。突如其然地，房子直接从白天跳到了夜晚。再也见不到那些事物了；只能靠想象。

我怀念的另一样东西是孩子，非常怀念。不仅仅是我自己的——至少在周末我还能见到他们（以及很多其他孩子）：而是总体而言的孩子，城镇人口的一个部分和一项要素。也许在伦敦其他地方会不一样，但在这儿他们肯定变成了稀有品种。他们曾经是雏菊，如今却成了蜂兰。坐在公共汽车上，如果听见孩子的声音，你会愉快地抬起头四下张望，并且一路都舍不得将视线移开，特别是如果那孩子小得只会乱说乱动。不过当你看到那孩子腿上的防毒面具，你的兴致也减了一半。

周二的时候我去听了国家美术馆的第一场战时音乐会。那真是绝妙的体验。各式各样的人，老的小的，穿着时髦的和衣服破烂的，穿着制服和不穿制服的，士兵，护士，为救世军工作的女孩，打字员，办公室职员，塞着耳塞的老太太，还有盘着辫子的普通“音乐人”。大家全都挤在一块，坐在镀金的椅子上，坐在黑椅子上，坐在绿色帆布轻便折椅上，坐在白色肉色相杂的大理石地板上，甚至坐在钢琴台上；还有很多人站着，或者靠在镀金边框上，那儿原本是挂大型祭坛装饰画的。也许有些人去那里是出于好奇，不过大部分还是因为他们被强烈的渴望所折磨，对音乐的渴望，对通过情感重获宁静的渴望，以及在喧嚣刺耳的世界里对模式和秩序所带来的安全感的渴望。她弹得非常出色，发人深省，仿佛她是第一次发现——不，重现——音乐。巴赫，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很讽刺，不是吗？当德国人中的卑鄙无耻之徒将伤害强加于这世界时，人们投向那些伟大的德国人，在他们那里寻求心灵的慰藉。好多人都哭了，那场面如同一场布道会。它确实是，从某种角度来说。奇妙的是，她弹奏的每首曲子都有一种双重的可爱，仿佛她提炼出墙上消失的画作中的美，融入进她的音乐之中。那真是令人难以忘怀。

永远爱你的，

卡罗琳

<h3>一些看法</h3>

1939年10月19日

最亲爱的苏珊，

我收集了一两个关于战争的看法，也许你会想听听。我不是说政治上或战略上的，也不是说上周发生的或即将发生的；而是更私人（因而也更普遍、更重要）的方面。

首先，有一位J夫人，她坚持要待在伦敦，尽管她女儿想方设法要让她搬去什罗普郡。“赫尔伯特觉得把我留在这儿不道德，”她昨天说。（赫尔伯特是她那糟糕的女婿。）“他带着惯有的那种残忍、坦率的态度说，我会像空袭受害者一样令人讨厌。但是你看，我成为空袭受害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不太出门，而且已经把阅览室改成了一间很不错的防毒气避难所。相反，要是我去和赫尔伯特及桃乐丝住在一起，我肯定会变成令人讨厌之人，日复一日。我不喜欢乡下——尽管我承认它带来了很多上乘诗作——但我无法忍受赫尔伯特；至于桃乐丝，她是个可爱的乖孩子，虽然太喜欢乡下了点。对她我已经尽力了，有时我甚至希望她能和一个不那么相配的人结婚。但是她遗传了她爸爸，喜欢回归自然。

她说的当然完全正确。在乡下她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坐在壁炉边对着赫尔伯特发闷气，然后看看可怜的桃乐丝，就好像金盆洗手的走私贩看着那嫁给了税务官的女儿。但是在伦敦，她是所有朋友的宝贝。她大开房门，为刚下夜班的人们提供最可口的早餐（她也提供其他几顿饭）。她身穿一件优雅的红色天鹅绒下午茶礼服，在那间正对花园、镶有嵌板的长餐厅里用暖锅自己做饭。“我年轻时，”她说，“人们很早就醒了，这样才能早点起床做些有用之事。”有一天她还评价说，战争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废除了年老。我很愚蠢地问她是不是因为人们活不到变老的一天？她说不，当然不是：她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幸已经老了，那在战争期间你也根本不会意识到那点，因为——至少在现代战争中——你对生命的期待突然变得比其他人更少。

“我从来没想到，”我吃惊地说道，“你会害怕变老。”“通常来说我是不怕，”她承认道。“只不过有时我会惊恐地突然意识到，和我说话的人正在体谅我。那让我觉得自己已经老了。我永远都不要别人体谅我。特别，”她眼神发亮，然后补充道，“特别不需要赫尔伯特的体谅。”

这和艾格尼丝·灵菲尔德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啊。我几天前在斯隆街遇见了她。她坚持要带我去喝咖啡，然后她把双手撑在桌子上，一脸忧郁。“自从那天我们在特里萨家吃饭后我还没见过你，那天她还把我和那个可怕的小左派放在一起，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尼什，”我说。

“当然——纳什。”

“尼什，”我说。

“莱什。哦，好吧……”（我最喜欢研究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像艾格尼丝这样的人如何把他们讨厌之人的名字念错，特别是当他或她来自较低的阶层。这可真是一项可悲又幼稚的武器。）

“不管怎样，”她继续说道——尽管我看不出两者间有什么关联——“你看我们现在的处境多糟糕多混乱呀。”我说，是啊，真是很糟糕，一切战争都很糟糕：不过说到混乱，我可不这么认为。“哦，当然，”她说，“我们不可能输，或者发生任何类似的情况。但是恐怕我指的是你和我，我亲爱的卡罗琳。上一场战争标志着我们童年的结束：这一场会标志着我们青春的结束。”这话听着很巧妙，以至于我不信任这话：巧妙的东西很少是正确的。当然，那根本就是胡说八道。谢天谢地，人可不能靠那样的分水岭来划分人生。

她悲戚戚地总结道，“当然，即使战争的结果还不错，这世界永远都不会再和从前一样了。”迄今为止，至少有一打不同的人对我说过这句话了，每一次听到它都令我更加困惑。我在想，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说这话的人的丈夫或儿子身处危险之中，那还能令人理解。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从不谈论将来；他们只是活在当下，就好像它是一间黑屋子里的一小团灯光。不，说那些话的人似乎都是同一类人，他们所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物质上的安全感和一种舒适的确定感，确定当他们坐下用餐时，训练有素的客厅女仆会走进餐厅垫起靠垫。他们令我厌倦。“这世界永远都不会再和从前一样了”——老天，迄今为止（除了在少数像我们这样的幸运之人眼里）这世界真的美好到不能改变了吗？如果我们的信号灯从绿色变成红色，如果开始轮到另一条车流通行，我们真的有权抱怨吗？

此外，所有真正重要的事情都维持原样：思考的乐趣，意识本身所带来的愉悦，以及最重要的，人际关系那永不消逝的美丽。更不要说别的细微小事，爱，勇气，善良，正直，以及人心那令人叹为观止的恢复能力。战争也许会打破个人记录，但无法摧毁由这些事物构成的大环境。不过，尽管能在信里洋洋洒洒写下这些，我还是没办法早上十一点在斯隆街喝咖啡时对艾格尼丝说出这些话。所以我只是含糊地说道，不，我不这么认为。她叹了口气，带着一种委屈的口吻说道，“我得说，要运气好到能生活在和现在不一样的时代，似乎确实没那么容易。”

可爱的艾格尼丝，她真是帮人理清了思路。直到那一刻我才发现，我强烈感受到，哪怕你付我钱我都不愿意生活在别的时代。我没说出口；毕竟，咖啡是她请的。不过当我和她分手后，我发现自己过马路时特别小心，因为要是被车撞到而因此没法见证即将发生的事情，就实在太可惜了。

永远爱你的，

卡罗琳

<h3>滞后的悲剧</h3>

1939年10月20日

最亲爱的苏珊，

谢谢你的来信，或者说，你的抗议。对，我要道歉——不是因为我在上一封信里说的关于艾格尼丝·灵格菲尔德的话，而是因为我懒得说的话。这是关于写信最糟糕的一点，哪怕是长信。很多时候，你只有时间详细描述某些心情或事件，根本来不及描绘其背景，而无这背景，其特有价值则会遗失。

关于艾格尼丝的悲叹，你责备我不该说“所有真正重要的事情都维持原样”，无论是否发生战争。那没错，你说，可那些成千上万的曾苦苦维持生计的人呢？那些现在被彻底毁了的人呢？比如，你和克莱姆以前的家庭女教师？她花掉每一分存款买下了西肯辛顿的那间提供膳食的公寓，结果所有的房客都躲去了乡下。你说你怀疑“思考的快乐”和“意识本身所带来的愉悦”能给她带去多少安慰。我最亲爱的，我没有忘记贝恩斯小姐（事实上，我上周还去看望了她——不过我之后再跟你说这事）。我也没有忘记所有其他的悲剧，那些潮水退去后遗留在大城市但却未被公之于众的悲剧——小书店老板，小家具店老板，车库业主，卖旧画的男人，卖自制蛋糕的女人。你不可能忘了这些人：迄今为止，是他们构成了战争最长的伤亡名单——可他们甚至都没得到荣耀作为安慰。

若能理智地抽离现实，你会发现我们同时生活在战争与革命之中；并且——前提是我们能尽快赢下这场战争——从这场革命中我们会建立一个新的国家，那儿不会发生这样的痛苦悲伤。但是，当人们为了不被淹死而被迫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眼前这摇摇晃晃的踏脚石上时，你不能希望他们将眼光放得更长远。可以说，尽管他们是滞后的悲剧，可不减一丝一毫的悲惨。

当我向你描绘艾格尼丝·灵菲尔德哭诉着抱怨一切永远都不会再和从前一样时——她所指的只不过是她也许只能点两道菜而不是四道菜，以及除了那“无趣的”银饰她得把其他都收好，我是希望你能看见整件事的背景，那由真正的牺牲者构成的背景。其他那些人令人震惊也令人敬佩，他们从不会哭诉哀号。他们很有自尊：此外，因为他们不习惯过于倚赖某种安全感，所以当那安全感消失时，他们也不会彻底失去平衡。而艾格尼丝就像十九世纪画中那些拖着长裙的优雅女士：你只要从她的手肘下抽走那镀金大理石底座，她就会仰倒在地。

不过事实上，尽管我一直在谈论的是真悲剧而非假悲剧，我仍不能收回曾说过的话。“思考的快乐”之类的事，也许就像你说的，当你损失存款时，当你的房子被毁时，它们确实不能带来多少安慰；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它们仍能起到些许帮助，聊胜于无。你不能否认，一个破产的寄宿公寓房东如果能欣赏肯辛顿花园的绿树抽出枝芽，那他肯定会比不能享受此景的破产房东要更快乐。事实上，当我去探望贝恩斯小姐时，她说过类似的话。她还给我看了她种的球茎。

“我很高兴终于有时间种下这些花，”她说。“战争爆发前我实在太忙了，根本没空种花；现在它们是少数几件能让我能活下去的事之一。看——我在每个碗里放了一根标尺；这样我每天早上就有动力下楼。还有一件事，”她说，“我经常在想，特别是在晚上，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让所有教过的孩子背了那么多诗。我不知道克莱姆和苏珊是否还记得任何一首，但我自己都还记得。然后我继续想，唔，有一个房客甚至没和我说就直接跑走了。”（这让我想起白治在战争伊始提出的一个看法，依照当时的情形，我们似乎不会再有话剧、电影、美术、音乐。“我们得靠储存美而活，”他说，“就像松鼠存储坚果。”）

我已经邀请了贝恩斯小姐来斯塔灵思过圣诞。如果克莱姆能被准假，她肯定会很高兴再见到他，即使他放不了假，她说她也乐意见到一屋子孩子。我完全是一时兴起，而且我也只能想到这个法子让她高兴起来；但我很清楚，这不会解决贝恩斯小姐——或者所有其他和她一样的人——的最终问题。这又把我们带回了慷慨女士[57]和急切革命者的老争论上，到底值不值得修补一间破屋子——或者社会体系、世界秩序，以及随便什么东西——当真正需要做的其实是推倒重来。慷慨女士给穷人发了一碗汤，然后坐回自己的世界，觉得已经尽到了义务。急切革命者带着对“安抚之计”的嘲讽，急匆匆跑出来告诉全世界，然后也觉得自己尽到了义务。我个人认为，他们都错了。发汤给穷人然后就不闻不顾绝对是不够的：但对世界进行改造（这不可能一蹴而就）然后离人而去，而且连汤也不发，也同样是不够的。

事实上，我们中有些人更适合做安抚者或者修补者，而另一些人则更适合做重建者；很少有人有时间也有那秉性能同时胜任这两样。应当做的是，让那些想要清理眼下混乱的人在身上标上“安抚修补者”或“重建者”的标签，保证在不影响各自工作的情况下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那样，他们中一半的人可以继续提供所需的汤，直到另一半创建出一个新的世界，在那里人们不再需要善汤。假装这两种方法不能并行在我看来是危险的胡话。

这么一篇长篇大论……不过如果你要说我对贝恩斯小姐铁石心肠，仅仅是因为我（非常顽固地）对艾格尼丝无情，那你就尽管写信过来吧！——

永远爱你的，

卡罗琳

[53] 这里指的是防空气球，其金属线可以阻碍战机攻击，又或与低飞战机相撞，使其撞毁。1938年英国皇家空军气球部队用这些防空气球来保护大城市或重要地区。（译注）

[54] 约翰·诺克斯（John Knox 1505-1572）著名宗教改革领袖，创办了苏格兰长老会，身列日内瓦“宗教改革纪念碑”的四巨人之一。（译注）

[55] 拉丁文，意为“我的灵魂自由了”。（译注）

[56] 原文为apropos des bottes，直译过来是“提到靴子”，但通常是用来转换话题。（译注）

[57] 原文为Lady Bountiful，形容那些乐于通过施舍财物给穷人而展现自己的富裕和善良的女士。（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