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们想说服那些并不拒绝参加战争的人,战争本身有多么可怕,那么首先不要以为是他们身上流着野蛮好战的血液,在评价他们之前,试着去理解他们。
现在来看看这位在南部指挥里佛山战斗的军官。他的军营在两座隐藏起来的山脚中间。某天晚上,他正在接见从西部高地下来的对方军事谈判代表。当他们正一起喝茶的时候,东部高地上的当地部落突然袭击他的军营。队长让地方军事代表先回去,他好专心作战时,对方回答他说:“我们今天是你的客人,上帝不允许我们就这么扔下你不管……”于是他们召集起自己的人马,帮着队长一起保住了他的营地。然后又重新爬回自己在高山上如同老鹰巢一样的窝。
几天以后,轮到他们为第二天攻击队长的军营做准备。他们派来使者对队长说:
“那天晚上,我们帮助了你……”
“是的……”
“为了你,我们消耗了三百颗子弹……”
“是的。”
“出于公平,你应该还给我们。”
队长不愿意靠自己在子弹上的优势,赢得这场战争。于是他高贵地把三百颗子弹还给对方,让他们用这些子弹来攻打自己。
人类的真相,是那些让人与动物得以区分的力量,让人真正称得上“人”的信仰。队长在他与敌人的关系中,表现出的尊严、诚实,对对方生命的尊重,将他提升到一个令人敬佩的高度。而那些平庸而充满蛊惑性,一边拍着阿拉伯人的肩膀赞美他们,一边打从心底侮辱他们、看不起他们的人,对于他们,你一定充满了同情与鄙视。
为了理解他的需求,为了看清楚他的本质,我们不应该把各种真相对立起来。是的,你们是有道理的,你们所有的人都是有道理的。逻辑证明了这一点。即使是那些将人类所有不幸归罪于驼背的人,也自有他的道理。如果我们现在发起一场对驼背们的战争,所有的人一定立即兴奋不已,报复驼背们曾经犯下的罪孽。是的,也许驼背们也曾经犯过罪。
为了看清楚人的本质,必须暂时忘记你我之间的分歧。我们可以把人分成左派和右派,驼背的和不驼背的,法西斯的和民主的,所有这些区分都不容置疑。但是你们知道,真相是那些将世界变得简单明了的东西,而不是制造纷扰混乱的发明创造。真相,是一种展现宇宙的简单语言。牛顿并没有“探索”到某种解除谜语答案的规律。牛顿创造了一种人类的语言,它既能够解释苹果是怎样坠落到地上的,又是太阳上升的缘由所在。真相并不是那些外表,而是让这个世界变得简明单纯的一切。
为什么喋喋不休地讨论各种意识形态呢?所有的这些讨论都只有引起人们对人崇高的怀疑和绝望。所有我们周围的人们,其实他们的需要都是一样的。
我们希望得到拯救。那挥动铲子的人想知道自己究竟为了什么在挥动铲子。服刑的人挥动的铲子,让服刑的人自己觉得屈辱,它不同于勘探者挥动的铲子,让勘探者变得高大。牢狱不在那铲子挥下去的地方,牢狱在于他一万次地将铲子挥下去,却依然孤独地被关闭在自己的世界中,永远无法与外面的一切相聚相知。
而我们,都渴望着从这样的牢狱中逃脱出来。
在欧洲有两百万人,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的意义,却依然期盼活下去。大工业的发展将他们从农民的语境里连根拔起,然后把他们关入巨大的工人集中住宅区,好像装满黑色车厢的火车站。在这些工人住宅区的深处,他们渴望有一天能被唤醒。
其他一些人,干着各行各业中打杂的衔接活。那些职业的本身,禁止了你拥有属于先驱者或者博学人士们拥有的快乐。人们以为,为了让他们成长,只需要给他们衣服穿,给他们吃的,满足所有他们的需要。渐渐地,他们变成了库特利那<sup><small>8</small>笔下的小布尔乔维亚,小城里的政客,或者是工厂里的技术人员,被琐碎的生活关闭了起来。他们虽然受了教育能读书写字,却毫无学养文化。他们平庸地以为,学问无非是自己记忆中的各种公式。专业课程里的蹩脚学生们,对自然科学了解得比笛卡儿还深刻,对法律比帕斯卡还掌握得全面。但是,他们是否拥有笛卡儿与帕斯卡的思考能力?
所有的人,有意识无意识地,都希望自己能存在着。令他们迷失的,是以哪种方式存在,以哪种方式让生命继续。是的,我们可以用军队的制服点燃他们的灵魂,让他们唱着军歌,分享着面包。他们就此能找到自己所寻找的,那种生存在宇宙间的滋味。可是面包一分享完,等待着他们的,却是死亡。
我们也可以让古老的传说复活,古罗马帝国的传说,或者泛日耳曼主义的传说。让德国人沉浸在作为贝多芬同胞的骄傲中。
可是这样的偶像与崇拜,却是一种食人的陷阱。那些为了科学的进步,拯救他人的生命而牺牲自己的人,当他们的生命消逝的那一刻,他们也同时在为其他生命的到来做着准备。为扩张自己的国土而牺牲生命,或许是一种英勇壮丽的死亡方式。但是今天的这场战争,却与它开始时宣扬的一切主张背道而驰。这场战争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已经远远不是靠流一点血,来激活自己的民族了。一场战争,当它开始动用飞机、芥子气,它就已经不再是一场血腥的外科手术了。每个人驻扎在自己的高墙后面,在毫无出路的情况下,各自用各自的海军纵队向对方投着鱼雷,炸毁对方的作战中心,切断对方的食物供给。谁最后一个腐烂,谁就赢得了胜利。最终,那两方敌人难免同时走向毁灭。
在一个慢慢变成沙漠的世界,我们渴望和同伴们重逢:与同伴们分享面包的那一刻,也同时让我们接受了关于战争的种种价值。可是如果我们有着相同的目标,我们并不需要战争将炙热的肩膀维系在一起。战争欺骗了我们,仇恨在我们向着同一目标的道路上,并不能为我们增添任何的灵感。
为什么要互相仇恨?我们是团结的,同生在一个星球上,我们是同一艘船只上的海员。如果说不同的文化有的时候需要互相碰撞对立,才能有新的创造,那么它们之间的互相吞噬却是再恐怖不过的事情。
因为将自己拯救出来,只需要找到那个将你我连接在一起的生命中共同的目标。外科医生诊断病人时的目的并不是听他形容自己的各种症状,而是通过这些症状治愈病人。外科医生所用的语言,是一种普世的语言。物理学家通过研究方程式,找到的是关于原子和星云的秘密。即使是一个最普通的牧羊人,也逃不开这个规律。因为这个在星空下看守着几只绵羊的简单的人,如果他仔细思索一下自己的角色,就会发现他不仅仅是一个为地主干活的农民。他是一个士兵,一个守卫者。而每个守卫者都应该对自己的王国负责。
难道牧羊人就不期盼着,某一天他沉睡的思想与意识被唤醒?在马德里的前线,我曾经参观过一所建在山坡上,离战壕只有五百米的学校。一位下士正在给其他的士兵们上植物学的课程。当他用手一片一片撕下虞美人的花瓣,向这些被战地的泥土与灰尘掩盖着头脸的战士们展示着花朵的构造结构,他引领着他们走向一场朝圣。他们安静地坐在四周皆是炮弹尘土的座位上,手撑着下巴,仔细地倾听着。他们眉头紧皱,咬着牙齿。虽然下士讲的那些东西大部分他们都听不懂,却固执地坚持坐在那里。因为人们曾经这么对他们说:“你们好像那些刚从山洞里走出来的野蛮人,你们得赶快追赶上这个世界上的文明人!”于是他们迈着自己笨重的脚步,向前走着。
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那一刻,哪怕是最普通渺小的,我们才会感到幸福。只有那一刻的清醒,才能令我们活在平静中,死时归于安宁。因为活着的时候人生有意义,死去时生命才不显得虚无。
当普罗旺斯的一个农民走到生命尽头时,他将自己拥有的羊群和橄榄树,一起交到自己的儿子手中,再由儿子世代传递着。死时农夫的外衣,只是生命的一个外壳。每一个个体的存在,在消亡的那一刻好像一个破裂的豆荚,将种子撒播到田野中。
我曾经亲眼见证了一场三个农民在床前与他们的母亲告别的场景。那场面无疑是令人痛彻心肺的。那是他们人生中第二次脐带被割断,两代人维系在一起的那个结就此断裂了。从此以后,这三个儿子将独自面对人生的一切,从此以后,全家团聚的那一刻将再没有了母亲的踪影。然而在这生命断裂的那一刻,我却看到了一种延续与重生。三个儿子将成为家庭的领头人,一直到他们离开的时候,再将手中指引全家的力量,交给此时正在院子里玩耍的小孩们。
我看着这个年老的农妇的脸,她平静而已经僵硬的面孔慢慢地变成了一张石头的面具。在这张面具上,我看到了三个儿子的影子。老妇人用她的身体、灵魂,打造了这三具男人的躯体。现在她破碎地躺在床上歇息着,轮到她的孩子们来继续播撒这家族的血脉。母亲死了,母亲万岁。
母亲走了,将她白发苍苍的脸庞刻在了儿子们的身上。一代一代的传承与消亡充满了痛楚,却也在这种蜕变中,一步一步迈向某种不可知的真相。
这就是为什么,那天晚上小镇上为死者鸣起的钟声,在我听来并不充满绝望,而是带着一种隐秘的轻快与温存。它奏响的并不只是死亡的哀悼,它也为重生的喜悦轻唱着。它宣告着由一代人到另一代人的转换与过渡。当我们听到,这老妇人与大地结合在一起的歌声时,内心体味到的,是无限的平静。
随着缓慢的生命之树的成长,一代人传递给另一代人的,除了生命,还有意识。那是一种多么神奇的进步!人类从最初生在一片混沌迷茫中,从最初生命本身的存在还是一个奇迹,发展到写出歌剧《康塔塔》,探索解析银河系。
母亲传递的并不只是生命,她还教授着一种语言,把自己掌握的几个世纪以来的思想的遗产,交到了儿子们的手中。正是这些来自每个家族特有的概念、神话,才造就了牛顿与莎士比亚,让他们不同于一个普通的粗糙的生命而存在着。
我们内心深处感觉到一种饥饿,是这种饥饿,将西班牙的士兵推向植物课的讲台,将梅尔莫兹带到了大西洋南部。因为这种饥饿的存在,人类“创世纪”的篇章才将继续书写着,它让我们了解自己也认识宇宙。
第四节
写到这本书的尾声的时候,我想起了在我第一次即将起飞前的黎明时,坐在陈旧的公车里的那些年老的机关人员。他们看起来和我们一样,普普通通地生活着。唯一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的心中,从未生长出那种饥饿。
他们这一生都在沉睡中。
多年前,在一次长途的火车旅行中,我突然想步行参观一下这节将我关了整整三天的列车。凌晨一点左右的时候,我走完了列车所有的车厢。卧铺车厢里空无一人,一等车厢也是空的。
而三等车厢里,却挤着上百个波兰工人。他们完成了在法国的工作,正坐火车回波兰去。我走在那些躺在地上的人的身体中间,尝试着不踩到他们。这是一节没有任何分隔的车厢,好像一间巨大的卧室。里面弥漫着兵营的气味,所有的人被火车前进的晃动推搡着,所有的人看起来都陷入了一个噩梦中。占领他们的,是一种苦难。一个个剃得光光的肥大的脑袋靠在木长椅上,男人,女人,小孩,所有的人都辗转着身体,被噪音攻击着。没有人在其中体味到睡眠的甜美。
这些人被经济的潮水冲击着,从欧洲大陆的这个角落漂流到了另一个角落。他们丢弃了自己在北部的家园,狭小却美丽的花园,和窗台上那三株天竺葵,开始了这丧失了一半人性的生活。他们带在身上的,只有做饭的工具,几条被子和窗帘,用绳子捆扎着。所有在法国四五年的生活中,他们抚摸过的,疼爱过的猫咪、小狗和天竺葵,他们都不得不放弃。能带在这身上的,就只有用来填肚子的锅碗瓢盆。
小孩吮吸着母亲的乳头,母亲因为疲倦而沉沉睡去。生活变成了一场荒诞而杂乱无章的旅行。我看着那父亲,他光秃沉重的脑袋,好像一块石头。身体被缺少舒适的睡眠折成好几块,身上裹着的是肮脏破烂的工作服。那男人,就如同一堆烂泥。深夜中,这些几乎没有形状的身体,摊躺在车厢中。我当时想,问题不在于苦难、肮脏和丑陋。眼前的这个男人和女人,也许在他们相识的那一天,他曾经对她轻轻地微笑着。他在上完班以后给她带来了鲜花。他腼腆而笨拙,也许因为即将站在她的面前,而颤抖不已。女人因为自己与生俱来的娇俏妩媚的天赋,享受着折磨男人的小小的快感。当时的男人,远非今日一个挖掘工具般的迟钝,心里感觉到的,是一种美好的焦虑。人生的谜团就在于,这个男人是如何变成今天这团烂泥的。是哪一种模型,好像一架机器一样,把他压挤成眼前这个样子?即使是一只老去的动物,也依然保留着属于自己的优雅。为什么美丽的人的躯体,会被损害得面目全非?
我继续在这群无法享受平静的睡眠的人群中旅行着。车厢里飘荡着沙哑的打鼾声,低沉的呻吟声。
我在一对夫妻的面前坐了下来。男人和女人的中间,挤着一个小孩,他沉睡着。睡梦中小孩转过了头,露出一张无与伦比的婴孩的脸。这是一张多么令人疼爱的脸孔!他是这对夫妇金色的果实,他是苦难中诞生的优雅与美好。我把头伸向他光洁的额头,我看着他柔软的小嘴心里想:这是一张音乐家的脸,这是孩童时的莫扎特!传说中的小王子们和他没什么两样,他如此被保护着、宠爱着,长大以后会如何出色而与众不同!当花园中开出一朵新鲜娇艳的玫瑰花,所有的园丁都感动不已。他们把玫瑰移植到一边,对它精心栽培,呵护有加。只是,人的世界里并没有这样的园丁。眼前的小莫扎特也总有一天,将被生活的机器发现,逮捕。然后莫扎特将坐在散发着臭味的咖啡馆里,享受着糟糕蹩脚的咖啡馆音乐。莫扎特其实早就已经被判了刑。
我回到了自己的车厢。我对自己说,这些人其实并不对自己的命运感到苦恼。而令我痛苦的,不是这个世界缺少仁慈。这不是一个永远打开的伤口,你只需要小心轻柔地对待它,就能解决一切的问题。那些身上满是伤口的人们,他们甚至都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受伤的,其实是人类本身。令我痛苦的,是关于园丁的故事。令我痛苦的,不是苦难,因为人自己把自己安置在苦难里,就像陷入一种慵懒与习惯中不愿自拔。东方的一代又一代人生活在污垢里,他们却乐得其中。令我痛苦的,是国家救济的粮食无法解决的。令我痛苦的,既不是驼背们,也不是眼前的丑恶。令我痛苦的,是每一个人身上,被谋杀了的莫扎特。
只有当思想的清风,拂过烂泥的那一刻,才有可能造就真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