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存在着感知方面的习惯，由于这些习惯，苹果继续被说成是“……红的”，但它在含义上仍被看成是坏的、不可吃的，因而是蓝的。句子就成了：

（一）BAAAB. ABBBBBA（苹果是红的）

这同下一个句子相矛盾：

（二）BAAAB. BAAAAAB（苹果是蓝的）

亚当和夏娃发现，他们面对的是一种很有趣的情况。在这里，名称与名称所产生的内涵相矛盾，这一矛盾不可能用正常的命名的语言来表达，他们在指着苹果时不能说“这是红的”，因为他们同时也知道，“这是蓝的”。他们在组成这样一个矛盾的句子时非常犹豫：“苹果是红的和蓝的”，他们只能用一种隐喻来指出苹果的单独的一个特点，即“这是红的和蓝的”，或者更清楚地说是，“这叫作红和蓝”。为了取代BAAAB. ABBBBBA. BAAAAAB（苹果是红的，是蓝的）这个句子，他们宁愿采用隐喻而不愿使用组合的代替名称，这样他们就摆脱了逻辑矛盾的危险，使他们有了直觉和含糊的概念（通过相当含糊地使用法则），于是他们说苹果：

（三）ABBBBBABAAAAAB（红蓝）

这个新词表达了一个矛盾的事实，而不必被迫按照通常逻辑规则来组合这个词，通常的逻辑规则是不能容忍这个词的。但亚当和夏娃有了一次从未经受过的经历。他们对这一从未听到的发音很着迷，对他们组合成的这一组合的从未出现过的形式很着迷。从内容形式来看，（三）这一信息是含糊的，这很明显，但是，从表达形式上来看同样也是含糊的。正因为如此，就初步变成了自反。亚当说：“红蓝。”然后，他看着苹果，自言自语，带着孩子似的表情在那里出神，反复念叨着那个有趣的发音。他在看，也许是第一次在看那个词，而不是在看那个苹果。

<h3>四、美学信息的产生</h3>

亚当再次审视句子ABBBBBABAAAAAB（红蓝）时发现，在ABBBBBABAAAAAB之中的差不多是正中心的位置包含着BAB（不可吃）这一组合。这很有意思：红蓝苹果在形式上包含着它的一个指示性信号，即不可吃，这好像只是它的内容形式的秩序中的含义之一。事实则相反，即使只是在表达形式上苹果也成了“不可吃的”。亚当和夏娃发现了语言的美学用途。但他们现在还不十分肯定。他们对苹果的兴趣还应该继续增加，对苹果进行品尝的愿望必须成为越来越强烈的吸引力，才能产生美学的推动力。富于幻想的人们了解这一点，只有在激情的推动下才能创造艺术（这种激情不能不是对于语言的激情）。亚当已经对语言产生了激情。这一故事使他很感兴趣。但他对苹果也很感兴趣：这是一种被禁止食用的水果，特别是，如果这是伊甸园中唯一的水果的话，他就会有了一种需求。至少他想弄清楚这是“为什么”？另一方面，正是禁止食用的水果促成了一个从未出现过的词（禁止的？）的诞生。对于苹果的激情和对于语言的激情相互影响：生理和心理的刺激情况看来很好地反映了我们平时所理解的美学创造的动力。

亚当实验的下一个阶段显然集中于表达实体。他在一块岩石上写出

ABBBBBA，意思是“红的”，但他是用某些蓝色浆果的汁写的。然后他又写了

BAAAAAB，意思是“蓝的”，但这次用的是某些红色浆果的汁写的。

现在他观赏自己完成的这一工作。句子ABBBBBA和BAAAAAB不就是苹果的两个隐喻吗？但它们的隐喻性因自然因素的出现而增加了，也就是说，因表达实体的特殊的突出性而增加了。但是，通过这一行动，表达实体（处理表达实体的特殊方式）发生了变化，除去是色彩语言的表达形式而不是亚当所已经熟悉的口头语言的表达形式之外，这一实体还从原来的纯选择性元素变成了一个关联性要素，变成了表达形式。除此之外还发生了某种怪事：一直到当时，红色的东西所指的是不确切的东西，对之使用的是标示物ABBBBBA（语义=“红的”）。可是，现在一种红的东西，即红的汁，它本身变成了某种东西的标示物，这某种东西的语义之一是ABBBBBA这一句子原来所意味的东西。在符号的这种无限演变进程中，每一个语义都可以变成另一个语义的标示物，甚至可以变成它自己过去的标示物，直至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客体（一个传达物）被当作符号并成为符号。另外一个事实就是，红色这种颜色不只意味着“是红的”，也不只意味着“ABBBBBA”，而且也意味着“可吃”、“好”，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如下情况下发生的：在岩石上所写的东西在口头上意味着是“蓝的”，因而是“坏的”，是“不可吃的”。这难道不是一个很令人吃惊的发现吗？这不是使苹果显得很含糊了吗？亚当和夏娃长时间地观察着写在岩石上的这些符号，他们着了迷。夏娃可能想说：“真怪。”可她不能说。她不掌握评论的元语言。

现在，亚当站起来，写下了：

ABBBBBBA

这里有6个B。这个组合在他的字典里不存在。但是，更像它的是ABBBBBA（红的）。亚当写下了“红的”，但用的是突出的写法。表达形式上的这种突出是不是在内容形式上能够有所回应？这不是更突出的红色吗？这是不是红色之中最红的一种东西？比如说是鲜血？这时，他很好奇，很想为他的这个新词找到一个安置的位置。亚当第一次开始注意他周围的各种不同红色之间的差别。表达形式的革新使他联想到了内容形式。他走到了这样的地步，这个多出来的B于是就不是表达形式中的一个变体，而是新的写法。亚当把这一问题放到了一边。现在，他的兴趣是继续就关于苹果的语言进行试验，关于苹果的新发现使他走出了正路之外。他现在试着写（或者是试着说）一些更复杂的东西。他要说“苹果不可吃，苹果是丑的和蓝的”，于是他只能这样写：

BAB

BAAB

BAAAB

BAAAAB

BAAAAAB

形成了这样一种排法。于是这一信息的有意思的两个形式特点出现了：词的长度在不断递增（形成了节奏），所有的组合都以同一个字母结尾（出现了韵脚的原则）。这时，语言的迷人魅力（希腊式长短句抒情诗）吸引了亚当。于是，上帝的嘱咐是有道理的！苹果之坏由一种形式必要性得到了强调，这种形式（也包括它的内容）强调，苹果是丑的和蓝的。亚当这时相信了形式和内容的不可分割性，开始想到但愿名称是天意。他甚至决心要在他的说法中加入一些重复性的东西来加强节奏和韵脚（这时已经是“诗意的”）：

但愿名称是天意这一思想已经被亚当接受。他以海德格尔式的伪词源学的口味开始观察，“苹果”（BAAAB）的结尾处是一个B，凡是涉及BB的这类东西（坏的东西：坏的、丑的、蓝的）的词都是这样。语言的诗意的运用的第一个后果使他认为（如果此前还不是这样的话），语言是一个自然事实，是传统的、类比的、诞生于精神的模模糊糊的拟声法，是上帝的声音。亚当想以反动的方法来运用诗的经验：通过语言来命名众神。另外，这些事还成为他的某种游戏，因为自从他开始摆弄语言时，他隐约感到自己站到了上帝和永恒的规律一边。他开始怀疑他是不是优越于夏娃。他想，这就是不同之处。

但是，夏娃并非对她的同伴的语言激情不感兴趣。但她是由于另外的原因而接近这些事的。她遇到了蛇，由于伊甸园少得可怜的语言，谈到它的东西很少，这很少的东西所依据的是支持和强烈的同情，对于这些我们无法谈——因为符号学对这些最初的语言因素了解很少。

于是，夏娃也参与到这一游戏中：她向亚当显示，如果这些名称来自神意，那么很有意思的是，蛇（ABBBA）的结尾也是所有意味着美的、好的、红的等词的同一种结尾。于是夏娃向亚当表明，诗容许运用语言来进行很多种游戏：

ABBA

ABBBBA

ABBBBBA

ABBBA

夏娃的诗说：“好的、美的、红的——是蛇”，表达与内容的相符像亚当的一样，同样是“必要的”；而且，夏娃在形式方面的敏感使她可以除去突出结尾的节奏外，还要突出开头的重复性的相同性。

夏娃的说法再次提出了亚当的诗似乎已经解决了的那个矛盾：蛇怎么能够在形式上恰恰是法则不承认的所有东西？

夏娃想要变得更能显出自豪。她的想法是以新的方式创立形式与内容之间的暗地里的对应，从这种对应中又产生了新的矛盾。比如，可以组成这样一种组合，像一个小网一样，在其中每个字母都由语义上对立的组合组成。但是，要实现这样的“具体的诗”，就需要非常精致的拼法，但夏娃不会拼。亚当占了上风，他想出了一个更含糊的组合：

BAA-B

中间那个小横是什么意思？如果是个空格，那么他说的就是“坏的”，只是有点儿犹疑；如果那个空格是满的（被某种噪声掩盖），那就不能不包含着另一个A，于是，他指的就是“苹果”。这时，夏娃发明了她的“歌唱式朗诵”，或者说是音乐剧，也可以说是伊甸园的朗诵剧。于是她说：

ABBBA

在这里，声音在最后那个B上停顿了很长时间，声调也提高了。这样一来，不知道她唱的是ABBBA（蛇），还是将最后的B重复了一次，成了“美的”。这时，由于语言向亚当表现出如下一种可能性而使他感到心烦意乱，这种可能性就是，它会产生含糊和陷阱，于是他极力将自己的焦虑不是集中于语言及其陷阱上，而是集中于上帝的嘱咐的意思上。他的“是还是不是”不能不具体地体现为“可吃/不可吃”。但他在唱出来的时候被节奏所征服，语言在他手里变化，他听任它自由变化：

ABA　BAB

ABA　BAB

ABA　BAB　BAB　BB　BA

BBBBBBAAAAAABBBBBB

BAAAA

AA

亚当的诗成了词汇的自由的“力达舞”。但是，亚当发现，他发明了一些错误的词，与此同时他也很清楚地了解了另外一些词为什么正确的原因。现在他看清了他的法则（X、nY、X）中所包含的生成规律。只有在他打破法则时，他才能懂得法则的这一结构。这时，他问自己，最后一行诗是不是不符合语法而太自由了，他在这样问自己的同时也就懂得了，这AA是可以存在的。于是他问，为什么法则容许它存在。于是他回头去想BAA-B，去想当时面对那个小横时提出的问题。他发现，在他的法则中，一个空格也可以是充实的；他发现，原来他认为不合规则的AA组合（BB组合也一样）事实上是正确的，因为规则（X、nY、X）并不排除那个n可以是零。

亚当在怀疑法则的结构时，也就是在打破这一结构时，弄懂了法则的结构。而且，他完全弄懂他必须服从的法则得以产生的铁的规律时，他也就懂得了，他可以提出另一种规律（比如nX、nY、nX）：这样一来，前面第四行的诗BBBBBBAAAAAABBBBBB也就是正确的。他在打破法则时懂得了法则的所有可能，发现他自己是法则的主人。刚才他还认为是神在通过诗说话，现在他发现了符号的随意性。

这样一开了头之后他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他把这套他发现自己是其主人的“疯狂的装置”拆开、再组合，组成最荒唐的组合，欣赏着这些组合而自娱自乐。自己为自己歌唱这些组合，一唱就是好几个小时：他构筑了元音的音色，调节形式和每个辅音的运动，幻想着发现一个诗意的动词，这一动词迟早有一天将可以运用于所有的意义。他希望能写一本书，对神秘的大地做出解释，说出“一个苹果”，摆脱阴阳界的河忘川，在那里，他的声音像是有了某种形象，因为那是同已知的花萼都不相同的东西，那声音像是音乐轻轻飘起。这样的想法很甜蜜，所有的苹果树都已不存在——这是暗示，这是梦想，甚至觉得成了先知。这样毫无节制地行动，活动的结果慢慢代替了它的主导者，诗的朗诵者消失了，剩下来的是他的作品，像创造者上帝一样，他只关心将一切掌握在自己手中。

<h3>五、内容的形成</h3>

在此之后，亚当平静下来。在疯狂的试验中，他至少弄明白了，语言的秩序并非是绝对的。因此他自然会开始怀疑，语义的文化世界的标示搭配也不是绝对的，这种搭配在（二）当中就是（在他看来，在我们看来也是一样）“法则”。最后，文化元素本身也成了问题，即按照法则同已经被打破的那些组合相搭配的那些文化元素也成了问题。

亚当现在开始考虑内容形式的问题。谁说蓝的是不可吃的？于是由语义文化世界转向了实际经验世界，这时又遇到了传达物这一问题。他拿起一个蓝色的浆果吃起来，发现很好吃。于是，他甚至从果汁（红的）所得到的经验中又发现，水（蓝色的）是可以饮用的，于是他对此着了迷。他回头又想起了在（ABBBBBBA）中进行的试验所产生的怀疑：有各种各样的红，有血的红色，有太阳的红色，有苹果的红色，以及鹰爪豆的红色。亚当对内容进行了细分，发现了新的文化分类（也是新的感知现实），对此他不得不赋予它们新的名称（发明一些名称很容易）。他组成很多复杂的组合，以便给这些新的类别命名，形成一些陈述，以便以确定的判断来表现所形成的经验，然后又通过符号学的判断使之归入扩展的法则之中。语言使他充实起来，语言扩大了他的世界。显然，无论是语言还是世界都不再像（一）时那样那么和谐，那么单义。但他现在并不再害怕法则中所隐藏的一系列矛盾，因为一方面这些矛盾促使他重新审视他赋予世界的形式，另一方面促使他利用这些矛盾，以便从中得出诗的效果。

作为这一经历的最后结果，亚当发现，秩序并不存在，它只是无秩序随时随地达到的可能的稳定状态中的一种状态。

无需赘言，在夏娃的邀请之下，亚当也吃了苹果，以便得出这样一种判断：“苹果是好的”，至少是重新确立平衡，即在禁令之前法则所确定的平衡。但是，在我们达到的这一阶段，这一事实是微不足道的。亚当在第一次小心翼翼地玩弄语言时走出了伊甸园。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上帝以一个禁令的含糊性打破原始法则的明确和谐时犯了一个错误，像一切禁令一样，这一禁令也必然是禁止某种人们所向往的事。从此之后（不是从亚当真的吃了苹果之后），地上人间的历史开始了。

除非上帝没有想到这一事实，除非他提出禁令正是为了生出这样一个历史故事，或者，除非上帝不存在，禁令是亚当和夏娃自己编造的，为的是在法则中引进一些矛盾，为的是用一种自己发明的方式交谈。或者还有，除非是法则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矛盾，禁令的神话是祖先们编造出来的，为的是对这样一个如此过分的故事做出解释。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所有这些说法都使我们走出了我们的研究范围，我们的研究只涉及语言的创造性，它的诗意的运用和世界形式与语音形式的相互影响。无需赘言，如此不受秩序和明确性约束的语言，是亚当以这样一种形式留给他的后代的：这种形式是如此丰富，但又奢望完整而又确定。因此，该隐和亚伯正是通过使用语言而发现存在另外的秩序时杀死了亚当。最后的这一情节使我们更不相信传统的注释学的说法，使我们处于沙特恩的神话和西格蒙的神话之间。但是，亚当在这种疯狂的活动中教给我们一种方法，为了重组法则，首先必须试着反复写出那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