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脖子的面包师比她年长，一言不发地听着她告诉自己，小孩下周一就八岁了。面包师穿着一件工作服一样的白色围裙，带子从胳膊底下绕到身后，再绕回前面，牢牢地系在他沉甸甸的腰身下面。他一边听她说，一边在围裙上擦手，低头看着照片，任由她说。他让她别着急，慢慢说。他刚到班上，要在这儿待上一整晚，烤面包，所以他是真的不急。

她告诉了面包师自己的名字，安·维斯，还有她的电话号码。蛋糕周一早上出炉，孩子的生日聚会在下午，时间会很充足的。面包师谈不上快乐。他们两人间没有任何欢愉的气氛，只有最基本的语汇交流和必需的信息交换。他让她觉得不舒服，她不喜欢他这样。当他手里拿着笔，在柜台里面弯下腰的时候，她琢磨着他粗鄙的品行，好奇他这辈子除了烤面包，还干过什么别的没有。她自己是一个母亲，三十三岁，在她看来，所有人，特别是像面包师这样年龄的人——这个人老得足以当她的父亲了——肯定都有孩子，而且都经历过一段被蛋糕和生日聚会占据的特殊时光。她觉得，他们之间肯定有这个相通之处。但他却对她很生硬，不是粗鲁，只是很生硬。她放弃了和他交朋友的愿望，往面包房里面看，她能看见一张又长又笨重的木桌，一头堆满了装馅饼用的铝盘。桌子旁边是一个金属盆，装满了空架子。还有一只巨大的烤炉。收音机里正放着西部乡村音乐。

面包师在一张特殊预订卡上写完信息，合上了活页夹。他看着她说：“周一早上。”她谢过他，开车回了家。

周一早上，这个生日男孩和另一个男孩一起走着上学。他们来回传递着一包薯片，这个就要过生日的男孩正试着打探出他的朋友今天下午会送给他什么礼物。因为没注意看路，生日男孩在一个十字路口刚走下便道，就被车撞倒了。他侧身摔下来，头磕在排水沟里，腿伸到路上。他闭着眼，腿却前后移动，就像是要爬到什么东西上去。他的朋友扔下薯片，哭了起来。那辆车开出一百多英尺的样子，停在了路中间。开车的男人回过头看，等着，直到男孩晃晃悠悠地站起来。男孩有点站不稳，看起来被撞晕了，但没什么大事。司机挂上挡，开走了。

生日男孩没哭，也没什么话要说。他朋友问他被车撞了是什么感觉，他也没有回答。他走回家，他的朋友接着上学去了。生日男孩走进屋里，跟他母亲讲了被车撞了的事儿。她挨着他坐在沙发上，握着他的手，放在膝头，说：“斯科蒂，亲爱的，你真觉得没事儿吗，宝贝？”突然，他仰面躺倒在沙发上，闭上眼，一下子软了。妈妈发现叫不醒他后，急忙打电话，找到正在上班的丈夫。霍华德要她保持冷静，保持冷静，然后给孩子叫了救护车，自己也赶往医院。

当然，生日聚会给取消了。在医院里，孩子被诊断为轻微脑震荡和休克。孩子吐了，他的肺里进了一些液体，当天下午就得抽出来。现在，他只是看起来像在熟睡，但决不是昏迷，弗朗西斯医生看到父母眼里流露出的惊恐后，特意强调，不是昏迷。那晚十一点，在经历了很多次X光照射和各种化验后，男孩终于像是舒服地休息了。知道他醒过来恢复知觉只是早晚的事后，霍华德离开了医院。从下午开始，他就和安一直陪孩子待在医院，他想回家一会儿，洗个澡，换身衣服。“我一个小时就回来。”他说。她点点头，说：“好啊，我就待在这儿。”他吻了她的前额，他们的手拉在一起。她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看着孩子。她在等着孩子醒过来，好起来，自己才可能放松一点。

霍华德从医院开车回家。在潮湿昏暗的街道上，他把车开得飞快，过了一会儿才觉察到，放慢了速度。到现在为止，他的生活一直顺利，令他满意——大学，结婚，又上了一年大学，得到了商科高等学位，成了一个投资公司里的初级合伙人，而且还当上了父亲。他活得高兴而且一直是幸运的，这他自己知道。他的父母还健在，他的兄弟姐妹都已经混出头来了，大学里的朋友也都在社会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受过什么真正的伤害，没有被什么潜在的莫名力量打倒——要是倒霉了，或是形势变了，它们会削弱甚至彻底毁了一个人。他开上车道，停下车，左腿抖起来。他在车里坐了一会儿，努力去用一种理性的方式应对现在的局面：斯科蒂被车撞了，躺在医院里，但他会好起来的。霍华德闭上眼，用手抹了抹脸，下了车，走向前门。屋子里，狗在叫。他开门摸电灯开关时，电话铃叫起来。他真不应该离开医院，真不应该。“糟了！”他说着。他拿起话筒，说：“我才刚进家门！”

“这儿有一个蛋糕你们还没有取走。”电话那边的声音说。

“你说什么？”霍华德说。

“一个蛋糕，”那个声音说，“一个十六美元的蛋糕。”

霍华德把听筒紧紧拿到耳边，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什么蛋糕的事儿啊，”他说，“天哪，你在说什么呢？”

“少跟我来这套。”那个声音说。

霍华德挂了电话，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些威士忌。他给医院打了电话。孩子的病情没有进展，还在睡觉，什么都没变。霍华德一边往浴缸里放水，一边在脸上涂肥皂泡沫，刮胡子。他刚进浴缸，伸展开四肢，闭上了眼，电话铃就又响起来。他费力地把自己从浴缸里拉出来，抓了一条浴巾，匆忙地穿过房间，一边跑，一边为自己离开医院跑回家而内疚不已，一个劲儿地骂自己：“傻瓜，傻瓜。”

当他拿起话筒，大喊“喂！”的时候，电话线的那一端却没有反应。打电话的人已经挂上了。

午夜刚过，他回到了医院。安还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抬起头看着霍华德，又回头继续看着孩子。孩子的眼睛还合着，头仍被绷带包着。他的呼吸平静又规律。一瓶葡萄糖挂在床上面的一个仪器上，一根管子从瓶子口一直延伸到孩子的手臂。

“他怎么样了？”霍华德问，一边冲着葡萄糖和管子指指点点，“这些都是干什么的？”

“弗朗西斯医生要求加上的，”她说，“他需要补充营养。他需要保持体力。霍华德，他怎么还不醒呀？我不明白，要是他真的没事，怎么会还这样呢？”

霍华德把手放在她的头后，手指抚弄着她的头发。“他会好的，一会儿就会醒过来了。弗朗西斯医生心里有数。”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应该回家歇会儿。我留在这儿。就是别搭理那个老打电话过来的傻瓜。听见了，就给他挂了。”

“谁打电话？”她问。

“我不知道是谁，就是些除了打骚扰电话之外无事可做的人呗。你现在就走吧。”

她摇摇头说：“不用，我没事儿。”

“真的，”他说，“回家待一会儿，早上再回来换我。不会有事的。弗朗西斯医生说什么来着？他说，斯科蒂会好的。我们不用担心。他现在只是睡着了，没别的。”

一个护士推开门，走到床边，冲他们点点头。她从被单底下拿出孩子的左臂，手指放在腕口，把脉，又看了看手表。一会儿，她就把孩子的胳膊放回被单里，走到床脚，在一个挂在那里的写字板上记了点儿什么。

“他怎么样了？”安问。霍华德的手沉沉地压在她的肩膀上，她能感到从他手指传来的压力。

“他很稳定，”护士回答，又补充了一句，“大夫一会儿就会过来。他已经回到医院，正在查房呢。”

“我刚才跟她说，她可能应该回家歇一会儿，”霍华德说，“当然是等医生来了以后再走。”

“她可以回家，没事的。”护士说，“要是你们想的话，你们两个都可以回家歇一会儿。”护士是一个金发大块头的斯堪的那维亚女人，说话还能听出一点口音。

“等等看医生怎么说吧，”安说，“我想和医生聊聊。我觉得他不应该就这样一直睡着醒不了呀，我觉得这不是个好征兆。”她用手捂住眼，头微微向前倾。霍华德紧握在她肩头的手又加重了一些力量，然后向上移到安的脖颈，手指揉捏起那里的肌肉。

“弗朗西斯医生几分钟以后就会来了。”护士说完，离开了房间。

霍华德凝视了儿子一会儿：被单下面，那个小胸脯安静地一上一下起伏着。自打在办公室里接到了安的电话，自打那失神落魄的几分钟之后，现在霍华德才第一次感到一种至深的恐惧，蔓延到他的四肢。他摇头。斯科蒂没事，当然他没有睡在家里自己的床上，而是头上绑着绷带，睡在医院里的病床上，胳膊上还插着管子。但这正是孩子现在需要的治疗啊。

弗朗西斯医生走进来，虽然他和霍华德几个小时前才见过面，这次他们还是握了手。安从椅子上站起来。“医生？”

“安。”他回答并点点头，“咱们看看孩子怎么样了。”医生说着走到床边，测了孩子的脉搏。他翻开了男孩一只眼的眼皮，然后是另一只。霍华德和安站在医生边上，注视着一切。医生掀开被单，用他的听诊器听男孩的心跳和肺部，又用手指在小肚子上到处按了按。都完了，他走到床脚，研究起写字板上的图表来。他记下日期，在上面潦草地填了什么，然后看着霍华德和安。

“医生，他怎么样了？”霍华德问，“他具体是什么问题？”

“他为什么总醒不了呢？”安问。

医生是个宽肩膀的潇洒男人，有一张晒成棕褐色的脸。他穿了一身三件套的蓝色西装，袖口系着象牙白色的链扣，打着一条条纹领带。灰色的头发梳成了分头，就像他是刚从一场音乐会回来似的。

“他没事，”医生说，“没什么可担心的。当然我想，他的状况本来还可以更理想些，但他现在没事。我还是希望他能醒过来，应该是很快就会醒了吧。”医生又看了看男孩。“再等一两个小时，等几个化验结果出来，我们就能知道得更详细了。不过，相信我，除了头骨有毛细破裂外——那是无可否认的——他没事。”

“啊，天哪。”安说。

“还有一点脑震荡，就像我说过的一样。当然，他休克了，”医生说，“有时你们能看到这类的休克病例，就是像这样睡着了。”

“现在他脱离危险了吗？”霍华德问，“你说过他不是昏迷，现在这也不是昏迷，对吗，医生？”霍华德看着医生，等待着回答。

“不是，这还不算是昏迷，”医生说着，又看了孩子一眼，“他只是处于一种深度昏眠中。这是身体自身选择的一种恢复性的调节措施。他没有任何生命危险。对，这个我可以肯定。等他醒过来，等其他结果出来，我们就能更清楚一点儿了。”

“这是某种昏迷吧。”安说。

“这还不是，不典型。”医生说，“我不认为是昏迷。反正，现在还不是。他休克了，对于休克，这类反应是很平常的。这只是对身体创伤的一种暂时性反应。至于昏迷，好吧，昏迷是一种深层次的，长时段的无意识，可以延续几天甚至几周。斯科蒂还没到那一步，反正就我们看来还没到。我确定他的情况到早晨就会有改善。我敢打赌。过不了多久，他就会醒过来，那时候，我们就能更清楚一点了。当然，你们留在这儿，还是回家歇一会儿，都可以。要是你们想的话，离开医院一会儿是绝对没关系的。我知道，这对于你们来说很难。”医生又盯着男孩看了看，观察了一会儿，然后扭过头，对安说：“但你不要担心，年轻的母亲，相信我，我们正在尽力而为。现在只是再等等的问题。”他冲她点点头，又和霍华德握了手，离开了病房。

安把手放在孩子的前额上，说：“至少他不发烧。”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天哪，他感觉冰凉啊。他应该这样吗？你来摸摸看。”

霍华德摸了孩子的太阳穴，他自己的呼吸都慢了下来。“我想现在他就应该这样吧。”他说，“他在休克当中，还记得吗？医生是这么说的。医生不是刚刚还在这儿吗？要是斯科蒂有问题，他会说点什么的。”

安又站了一会儿，咬着自己的嘴唇，走回椅子边上，坐下来。

霍华德坐在她旁边的一把椅子上。他们看着对方。他想说点儿什么别的，让她放心，但他自己也很害怕。他抓住她的手，放在自己的膝头。安的手放在自己腿上，让他感觉好受了一些。他拿起安的手，紧紧地握着，然后又放回到膝头。他们就这样坐了一会儿，看着孩子，没有说话。不时地，他会攥攥她的手。最后，她把手抽了出来。

“我一直在祈祷。”她说。

他点点头。

她说：“我都以为我已经忘了怎么祈祷，但还是想起来了。我只需要闭上眼说‘上帝，请求您帮助我们，帮助斯科蒂’，后面的就简单了。词都是现成的。你可能也祈祷过了？”她对他说。

“我祈祷过了。”他说，“我今天下午祈祷的，噢，我是说，昨天下午，就在你打完电话，我开车来医院的路上祈祷的。我一直祈祷着的。”

“那太好了。”她说。这时，她第一次觉得他们是一起经历着这个事故。她吃惊地发现，虽然霍华德一直都在身边，自己也一直需要他，但在这之前，一切好像只是发生在自己和斯科蒂身上，她好像在心理上把霍华德关在了门外，没有让他加入进来。她为自己是他的妻子而满怀欣慰。

还是那个护士走进来，又查了一次男孩的脉搏，也检查了从床头挂着的瓶子里流出来的液体。

一个小时以后，另一个医生走进来。他说他叫帕森斯，放射科的。他长着浓密的胡子，穿着懒汉鞋、西部牛仔衬衣和一条牛仔裤。

“我们要带他下楼再照几张片子，”他对他们说，“我们需要再照几张，还想做一个扫描检查。”

“什么？”安说，“扫描？”她站在这个新医生和床之间，说：“我以为你们做过所有的X光检查了。”

“恐怕还得再做些，”他说，“不用担心。我们只是再需要几张片子，想给他做一个脑部扫描检查。”

“天哪！”安说。

“对于这类病例来说，这完全是常规程序。”这个新医生说，“我只不过想要弄清楚为什么他还没醒过来。都是常规的内科检查，不用担心。我们待会儿就带他下去。”

没多久，两个医务人员推着轮床走进来。他们都是黑头发、深色皮肤的人，穿着白色的制服。帮男孩解开管子，搬到轮床上的时候，他们互相用外语说了几句话，推着孩子走出了房间。霍华德、安和他们上了同一个电梯。安凝视着孩子。电梯开始下降，她闭上了眼。医务人员站在轮床的两边，什么都没说，只有一次，其中一个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说了一句，另一个人慢慢地点头作为回复。

后来，那天早晨，就在阳光开始照亮X光科外面候诊室的窗户时，他们把男孩推出来，送回到他的房间。霍华德、安又和他们坐同一个电梯，那两个人仍旧站在轮床的两边。

他们等了一整天，但男孩还是没有醒过来。偶尔，他们两个中的一个会离开房间，下楼到餐厅喝咖啡，然后像是突然醒悟过来，有了负罪感似的，从桌旁站起来，跑回病房。那天下午，弗朗西斯医生又来过一次，检查了男孩后，告诉他们，孩子的情况正在改善，随时都有可能醒过来。护士们——不再是前一晚来过的那位——不时走进来。一个化验室来的年轻女人敲门，走进来。她穿着白色轻便裤和宽松上衣，拿着一小碟东西，放在床边上的架子上。没有和霍华德及安说一个字，她就从男孩的胳膊上抽了血。女人在孩子胳膊上找到合适的位置下针，霍华德闭上了眼睛。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安对那个女人说。

“医生要求做的。”女人回答，“他们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们说抽这个的，我就抽呗。不过，他到底怎么了？这个小可爱。”

“被车撞了，”霍华德说，“司机撞完人，就跑了。”

年轻女人摇摇头，又看了看孩子，拿着托盘走了。

“他怎么就是醒不过来呢？”安说，“霍华德？这些人得给我点儿答案哪！”

霍华德什么都没说。他重新坐到椅子上，跷起二郎腿，搓自己的脸，看着儿子，然后身体向后靠，闭上眼，睡着了。

安走到窗旁，看着外面的停车场。又是晚上了，汽车亮着灯，开进开出。她紧握住窗台，站在窗口，心里明白他们真是出事了，而且很严重。她很害怕，牙齿直打战，非要合紧嘴才能控制住。她看见一辆大车停在医院门前，一个穿着长大衣的女人上了车。她希望自己是那个女人，然后什么人，谁都行，会开车带她离开这儿，去别的地方，她一下车就能看见斯科蒂正在等着自己，喊着妈妈扑到她的怀里。

一会儿，霍华德醒了，又看了孩子一眼，从椅子上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他走到窗旁，站在安的身边，和她一起愣愣地看着外面的停车场。他们虽然一句话都没说，但却似乎能感觉到对方的内心，就像是他们共同的担忧，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变得透明起来。

门开了，弗朗西斯医生走进来。这次他换了西服和领带，灰色的头发梳成了中分，看起来好像刚刚刮过脸。他径直走到床边，检查了男孩。“他现在应该已经醒了。没理由这样啊。”他说，“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都确信他已经过了危险期。当然，他要是醒了，大家的感觉都会更好些。没理由，绝对没有任何理由会让他现在还不能恢复知觉。很快了。噢，对了，他醒了的时候，头会很痛，肯定的。不过，他所有的迹象都很好，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

“那，现在这是昏迷了？”安问。

医生搓着自己光滑的脸颊，说：“在他醒过来以前，我们可以暂时这么说。你们肯定累坏了。这很痛苦，我知道这对你们来说太痛苦了。你们可以出去走一会儿，对你们有好处。要是能让你们感觉好一些，我还可以在你们出去的时候，派一个护士过来看护。去吧，吃点儿东西。”

“我什么都不吃。”安说。

“当然，你们需要做什么都行。”医生说，“反正，我想跟你们说，所有的迹象都很好，化验结果也都是阴性的，什么问题都没出现，只要他醒过来，就没什么大事了。”

“谢谢，医生。”霍华德说完，又和医生握了一次手。医生拍了拍霍华德的肩膀，走了出去。

“我觉得，我们两个中有一个得回家，看看家里的情况。”霍华德说，“首先，‘懒虫’就该喂了。”

“给邻居打电话，”安说，“给摩根家打一个。你请他们帮忙的话，谁都能把狗喂了。”

“好吧。”霍华德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亲爱的，你为什么不去呢？你为什么不回家呢，为什么不看看都怎么样再回来？对你有好处的。我就待在这儿，陪着孩子。真的。在这件事上，我们需要保持体力。即使等他醒过来，我们还得在这儿待好一阵子呢。”

“你怎么不去呢？”她说，“喂‘懒虫’，也喂你自己。”

“我已经回过家了，”他说，“我回去了整整一个小时又十五分钟。你回去一个小时，洗洗换换，再回来。”

她试图考虑自己要不要回去，但她实在太累了。她闭上眼，又试着想了想。过了一会儿，她说：“可能我应该回家几分钟，可能要是我不是每秒钟都坐在这儿，他就能醒了，他就会好了呢。你明白吗？要是我不在这儿，说不定他倒会醒过来。我回家，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我去喂‘懒虫’，然后回来。”

“我就在这儿，”霍华德说，“你走吧，回家吧，亲爱的。我会仔细守着。”他的眼睛眯缝着，布满血丝，就像他喝了很长时间酒一样。他的衣服皱巴巴的，胡子已经又冒出来了。她摸摸他的脸，又把手缩回来。安明白他想自己待一会儿，可以暂时不需要说话，也不用和别人分担他的忧虑。她从床头柜上拿起钱包。他帮她穿上了大衣。

“我花不了多长时间的。”她说。

“回了家，就坐下来，歇一会儿，”他说，“吃点东西。洗个澡。洗完澡，再坐下来，歇一会儿。会让你焕然一新的，你试试就知道了。然后再回来。咱们试着别担心了。你听见弗朗西斯医生说了什么。”

她披着大衣站了一会儿，想要回想起来医生说过的话，努力寻找着细节，任何有言外之意的暗示。她试图回忆他弯腰检查孩子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是不是变了。她甚至还记得他翻开孩子的眼睑，听孩子的呼吸时，他的五官的构图。

她走到门口，转过身，看了看。她看看孩子，又看看孩子的父亲。霍华德点点头。她迈出房间，在身后带上了门。

她经过护士站，走到走廊的尽头，寻找电梯。在走廊的尽头，她向右拐进一个小小的候诊室，里面是家黑人坐在柳条编的椅子上。有个中年男人穿着咔叽布的衬衣和裤子，反戴着一顶棒球帽。一个壮硕的女人穿着便服和拖鞋，瘫坐在椅子上。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穿着牛仔服，梳着一头小辫，抽着烟，身体在椅子上伸展开，两条腿在脚踝处交叉在一起。安进屋的时候，一家人的视线都随着安摇摆。小桌子上扔满了汉堡包的包装纸和泡沫塑料杯。

“弗兰克林？”那个体积很大的女人醒过来问，“是不是关于弗兰克林的事？”她睁大眼睛说：“告诉我呀，夫人，弗兰克林有什么消息了？”她努力想把自己从椅子上拽起来，但那个男人已经拉住了她的手臂。

“没事，没事，”他说，“伊芙琳。”

“对不起，”安说，“我是来找电梯的。我儿子也在医院里，现在我找不到电梯了。”

“电梯在那边，左转。”那个男人用手指着方向说。

小女孩吸了口烟，盯着安，眼眯成了缝。她的厚嘴唇分开来，烟雾喷吐。那个黑人妇女头耷拉在肩膀上，不再看安，不再感兴趣。

“我儿子被车撞了。”安对那个男人说。她似乎需要解释一下自己。“脑震荡，还有一点儿头骨骨裂，不过他会没事的。他现在还在休克中，但也可能是一种昏迷。我们主要担心这个，这个昏迷的问题。我现在要出去一会儿，我丈夫陪着他呢。可能我走了，他就会醒过来。”

“太惨了。”男人说着，坐在椅子里转了一个方向。他摇着头，低头看着桌子，又看着安。她还站在那里。他说：“我们的弗兰克林正在做手术。有人扎了他。想要杀了他。一个聚会里的斗殴。他们说，他只是站在一边看着。没招谁没惹谁的。不过现在说这个都没用了。他在手术台上呢。我们只能祈祷，希望一切都好，我们只能做这些了。”他稳稳地盯着安。

安又看了那个小女孩一眼，她也还看着安。安看看那个妇人，她的头一直低着，眼睛已经闭上了。安看见她的嘴唇安静地移动，说着话。安有一种冲动想问她在说什么。她想多和这些也在等待中的人聊聊。但她很害怕。他们也很害怕。就这点而言，他们是一样的。她想自己要是再多说几句车祸的事，跟他们多讲讲斯科蒂，告诉他们这一切都发生在孩子生日的那天，周一，他还昏迷着之类的，就好了。但她不知道从何讲起。她站在那儿，看着他们，再没多说一句话。

她照着那个男人指示的方向，走到楼道那头，找到了电梯。门关着，她等了一会儿，仍然想着自己应不应该离开医院。然后，她伸出手指，按下了按钮。

她把车开上自家的车道，关上发动机，闭上眼，头在方向盘上斜靠了一会儿。她听着发动机冷却下来时发出的滴答声，然后下了车。能听见屋子里的狗叫。她走到门前，门没锁。她进屋开灯，坐上一壶水等着沏茶，又打开一些狗粮，在后面的走廊里喂给“懒虫”吃。狗饥饿地小口紧吃，并不时跑进厨房，看安是不是要留下来。就在安拿着茶坐在沙发上的时候，电话铃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