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日本对我来说是个好主意。我下周得去洛杉矶写电影剧本，所以其实已经走了一大半路程。再加上我跟简奈尔争执太多，我想离开她一会儿。我知道她会把我去日本当成对她的冒犯。这正合我意。

瓦莱莉问我会在日本待多久，我说大概要一周，她不介意我去，她从来都不介意。实际上，我能离开她总是很高兴。我在家里太让她神经紧张。她花很多时间去拜访她父母和她家庭的其他成员，把孩子也一起带去。

当我在拉斯维加斯下飞机时，卡里开来的劳斯莱斯就在停机坪上等着我，所以我不用走去航站楼。这一点让我脑海中的警铃大作。

很早以前，卡里跟我解释过为什么他会在停机坪上接人。他这么做，是为了躲开FBI对所有进入赌城旅客的监控摄像。

在航站楼的中心等待区那里有一个巨大的时钟，在钟的背后一个特别定制的小格子里有一些移动摄像头，它们会录下从全世界蜂拥来拉斯维加斯的赌徒们。晚上，负责的FBI团队就会检查所有录像并跟他们的通缉名单比对。随遇而安的银行劫匪、跑路的挪用公款者、制造假钞的骗子、成功的绑架犯和敲诈勒索者都可能在还没来得及赌光弄来的黑钱，就满脸震惊地被逮捕了。

当我问卡里，他是怎么知道这一点时，他告诉我有个前FBI高级特工在酒店里当安全主管，就是这么简单。

现在我注意到，卡里这次是亲自驾驶这辆劳斯莱斯，连司机都没有。他开车绕过航站楼直接去了行李处，我们坐在车里等着我的行李出来。我们等待时，卡里简单地告诉了我情况。

首先，他警告我不要告诉格罗内维特我们会在第二天早上飞去日本，叫我假装是来享受一个赌博假期；然后，他告诉我我们的任务——他得从日本偷运出来价值两百万美金的日元——以及这么干的危险。他非常恳切地说：“听着，我不觉得有什么危险，但你也许不这么觉得。如果你不想去的话，我能够理解。”

他知道我根本没法拒绝他。我欠他一个人情，实际上，我欠他两个人情。一个是让我没坐牢，另一个是当麻烦过去之后，他把三万块还给了我。他把我的三万块以二十块面值的现钞还给了我，我再把那笔钱存进赌城的一家银行。我们的说法是那笔钱是我赌博赢来的，卡里和他的手下已经准备好要佐证这一说法。但没有那个必要，整场陆军预备役丑闻已经消失无踪了。

“我一直都想游览日本，”我说，“我不介意当你的保镖，我需要带枪吗？”

卡里满脸惊骇：“你想把我们俩害死吗？狗屎，如果他们想把钱从我们手上抢走，就让他们抢。我们的护身符是保密和行动迅速。我把一切都想好了。”

“那你为什么需要我？”我问，我有些好奇，还有点警惕。他的方法根本说不通。

卡里叹了口气。“飞到日本去的旅程太他妈长了，”卡里说，“我需要有个伴，我们可以在飞机上玩牌，在东京一起晃荡，好好玩一场。再说了，你块头很大，如果有些小打小闹偷了东西就跑的贼想对我们下手，你可以吓跑他们。”

“好吧。”我说，但听起来还是不对劲。

那一晚，我们跟格罗内维特一起吃了晚餐，他看上去并不太好，但讲述自己早期在赌城的故事时仍神采奕奕，讲他如何在联邦政府派一大群间谍和会计来内华达州之前靠不用交税的收入赚到一大笔财富。

“你得在暗地里发财。”格罗内维特说，这句话是他脑子里的主旋律，就像奥萨诺的脑子里永远疯狂地转着得诺贝尔奖的念头一样。“这个国家里的每个人想要发财都得在暗地里。那些成千上万的小商店都在揩油，大公司则干脆创造出一片法律上的荒原。”但所有这些都不如赌城充满机遇，格罗内维特弹了弹哈瓦那雪茄的边缘，心满意足地说，“就是这个才让赌城如此强盛，你在这里比在任何地方都更容易暗地里发财，这就是它的力量。”

卡里说：“梅林只待一晚。我琢磨着明早跟他一起去洛杉矶挑点儿古董，还可以去见见那些好莱坞的人，跟他们谈谈他们的赌债。”

格罗内维特长长地抽了一口哈瓦那雪茄。“好主意，”他说，“我的礼物快送完了。”他大笑起来，“你们知道我是从哪儿想到送礼物这个主意的吗？从一本1870年出版的关于赌博的书里，教育真是件伟大的事。”他叹了口气，站起身来，这是让我们离开的信号。他握了握我的手，然后礼节性地护送我们到他套房的门口。我们出门时，格罗内维特庄重地对卡里说：“祝你旅途好运。”

到了门廊外的绿色假草坪上，我和卡里站在沙漠的月光之下。我们能看到拉斯维加斯大街上数百万的霓虹灯，沙漠暗黑的山峦在远方。

“他知道我们要去。”我对卡里说。

“如果他知道了，就知道了，”卡里说，“早上八点，跟我碰头吃早餐，我们早点启程。”

第二天早上，我们从拉斯维加斯飞去了旧金山。卡里带着一个巨大的深褐色皮箱，箱子几个角都包着柔和而闪亮的黄铜，一条条黄铜框住箱子，锁板也很重。它看上去坚固得令人敬畏。“它不会爆开，”卡里说，“我们也能轻易在行李传送卡车上追踪它。”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行李箱，于是说了出来。

“只是个我在洛杉矶买到的古董。”卡里自得地说。

在只剩十五分钟时，我们跳上了一架日航747，卡里特意把时间算得非常精准。在长长的飞行中，我们玩着纸牌。当我们在东京降落时，我已经赢了他六千美金。卡里似乎并不介意，他拍着我的后背说：“我会在回来的飞机上赢回来的。”

我们在机场打了辆车去酒店。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远东地区的这座绝妙之城，但它看上去只是更加破旧、空气更浑浊的纽约。它看上去似乎在比例上也更小，人们更矮，建筑更平，雾蒙蒙的城市天际线就像缩小版的纽约城那熟悉而压倒性的天际线。当我们走进城市的心脏时，我看到人们都戴着手术纱布面罩，那让他们看起来很怪诞。卡里告诉我，日本人在市中心会戴上遮阳的口罩，以防止严重污染的空气所引起的肺部感染。

我们经过一些木制的房子和店铺，它们就像是摄影棚里的场景，和它们交织在一起的是现代摩天大楼和办公楼。街上满是人，很多都穿着西式服装，其他的——主要是女性——则穿着某种类似和服的衣服。真是个令人困惑的时尚大杂烩。

酒店令人失望，它现代又美国化，巨大的大堂铺着巧克力色的毯子，还有非常多的黑色皮椅。穿着黑色美式西服的小个子日本男人坐在椅子里，紧紧攥着公文包。这完全可能是一家纽约的希尔顿酒店。

“这就是东方？”我问卡里。

卡里不耐烦地摇了摇头：“我们可以好好睡一晚，明天我会去做我的事。明晚我会向你展示真正的东京是什么样子。你会好好享受的，不用担心。”

我们同住一个很大的套间，两个卧室。我们打开了行李箱，我注意到卡里那黄铜包裹的箱子里放的东西极少。因为飞行，我们都很疲倦，虽然才东京时间六点，我们还是上了床。

第二天一早，我卧室的门被敲响，卡里说：“快点，是时候起床了。”窗外才刚刚破晓。

他在套房里吃早餐，那让我失望，开始觉得自己不会看到几眼日本了。我们吃了鸡蛋、培根、咖啡和橙汁，还有些英式松饼。唯一东方的是某种薄煎饼，很巨大，比我们的煎饼要厚上两倍，更像是巨大的厚片面包，颜色也是种非常有趣而古怪的黄色。我试了一口，尝起来像鱼。

我对卡里说：“这是什么鬼东西？”

他说：“这是煎饼，但是用鱼油煎的。”

“我算了。”我说，把盘子推到他那边去。

卡里津津有味地把它们吃光了。

“你只要习惯就行了。”他说。

在喝咖啡时，我问他：“计划是怎样的？”

“外面天气好极了，”卡里说，“我们一起散个步，我会把计划讲给你听的。”

我明白他不想在房间里谈。他担心这间房也许被窃听了。

我们离开了酒店，时间还很早，太阳才刚刚升起。我们转到一条小街上。突然之间，我就到了东方。目力所及之处全都是摇摇欲坠的小房子和小楼，人行道边一堆堆巨大的绿色垃圾堆得那么高，形成了一堵墙。

有不少人在街上。一个骑着自行车的男人超过了我们，他的黑色和服在身后飘扬。两个瘦长结实的男人突然出现在我们前面，穿着卡其工装裤和卡其衬衫，白色纱布口罩遮住了他们的脸。我惊得一跳，卡里大笑着，那两个男人转进了另一条小巷。

“上帝，”我说，“那些口罩真吓人。”

“你会慢慢习惯的，”卡里说，“现在，认真听着，我想让你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这样你就不会犯任何错误了。”

我们沿着灰绿色的垃圾墙走着，卡里跟我解释他将要偷运出去价值两百万美元的日元，而日本政府对本国钞票的出境政策极为严厉。

“如果我被抓了，就会蹲监狱，”卡里说，“除非F先生帮忙，又或者F先生跟我一起蹲监狱。”

“那我呢？”我说，“如果你被抓了，我不是也会被抓？”

“你是个知名作家，”卡里说，“日本人对文学推崇备至，你只会被赶出日本，嘴巴闭得紧紧的就行了。”

“所以，我只是来这儿享受一段好时光的。”我说。我知道他完全是在胡扯，想让他知道我很清楚这一点。

然后我想到了另一件事。“我们他妈的要怎样才能通过美国海关呢？”

“我们不用，”卡里说，“我们去香港，把钱脱手，那里是个自由港，在那里，只有拿香港护照的人才需要通关。”

“上帝，”我说，“你现在才告诉我我们要去香港，我们在那之后又该死的要去哪里，西藏吗？”

“认真点，”卡里说，“别惊慌，我一年前带了一点钱这样走过一次，就为了试一试。”

“给我弄把枪，”我说，“我有老婆和三个孩子，你这狗娘养的，给我一个反击的机会。”但我在大笑，卡里把我套住了。

卡里不知道我是在开玩笑。“你不能带枪，”他说，“每家日本航空公司都会有电子安全检查，查你本人和随身行李。大多数还会用X光机查你托运的行李。”他顿了一顿，然后说，“唯一不用X光机检查行李的就是国泰航空，所以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你知道该怎么办。”

“我都能想象我独自一人带着两百万美金在香港，”我说，“我他妈的脖子上会被砍几万刀。”我说。

“别担心，”卡里流利地答，“不会出事的，我们会尽情享受的。”

我在大笑，但很担心。“如果真出了什么事，”我说，“我在香港该怎么办？”

卡里说：“去双叶银行找他们的副总裁。他会拿走钱，把它换成港币，然后给你一张收据，收你两万块的手续费，然后他会再把港币换成美金，再收五万块。美元会被送去瑞士，而你会拿到一张收据。一周后，香格里拉酒店就会从那家瑞士银行收到一张两百万美元减去香港银行手续费的汇票。看，多么简单？”

在我们走回酒店的路上，我把这琢磨了一番。最终，我回到了最初的问题：“你该死的到底为什么需要我？”

“别再问其他问题了，按我说的做，”卡里说，“你欠我个人情，对吗？”

“对。”我说，再也没问别的问题。

我们回到酒店后，卡里打了几个电话，用日语交谈的，然后告诉我他要出去。

“我应该在下午五点左右回来，”他说，“但我也许会迟一点。就在这间房里等我。如果我今晚没有回来，你明天一大早就跳上飞机回家，好吗？”

“好。”我说。

我试着在卧室里看书，却想象着客厅里有声响，于是就去了客厅。我在套房里吃了午餐，吃完后我打电话回美国。几分钟就接通了，那让我很惊讶，我以为至少要花半个钟头。

瓦莱莉立即接了电话，我能从她的声调中听出她很高兴我打了电话。

“神秘的东方怎么样？”她问，“你玩得开心吗？去了艺伎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