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萨诺摇了摇头：“我还是很爱莎士比亚，你知道，这很讽刺，他为了钱而写作，写得很快，是个无知的下等人，但没人敢动他。他根本不在乎自己写的是否真实或公正，只要辞藻华丽或感人就行。‘当世事变迁，爱情就变质，这不是爱’这句如何？我可以给你一大堆这样的话，但他太伟大了，虽然我一直都恨死那个该死的麦克达夫和那个白痴奥赛罗。”

“还得再找一个。”我说。

“是啊，”奥萨诺说，高兴地咧嘴一笑，“我们看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他了，《卡拉马佐夫兄弟》怎么样？”

“我祝你好运。”我说。

奥萨诺沉思着说：“纳博科夫，我觉得他是狗屎。”

“我也祝他好运。”我说。

我们陷入了僵局，奥萨诺最后决定只要九个，这样正好也能让它跟通常的十个不一样。我很好奇为什么我们找不出十个来。

他那晚写完了那篇文章，两个月后就发表了。他写得非常精彩、令人恼火，贯穿全篇，他扔下各种小暗示，说他正在进行的那本伟大小说将会避免这些经典的所有缺陷，并将取而代之。那篇文章挑起了一场充满愤怒的骚动，全国各处都有文章攻击他和他正在写的小说，那正中他下怀。这个奥萨诺，他就是个一流的骗子。连卡里都会为他骄傲，我总有一天要介绍他们认识。

六个月后，我成了奥萨诺的左右手。我爱极了这份工作。我读了很多书，把我为它们写的笔记给奥萨诺，好让他把它们安排给那些自由撰稿评论家。我们的办公室是一片书籍的海洋，你完全被它们包围、被它们绊倒，它们堆满了我们的桌子和椅子。它们就像是一大群爬满动物尸体的蚂蚁和虫子。我一直都非常热爱和尊重书籍，但现在也能理解有些智慧的书评家和评论家的轻视和厌恶了，他们起的作用就像是英雄的男仆。

但我热爱阅读这一部分，特别是小说和传记。我没法理解科学类、哲学类或更渊博些的书评，所以奥萨诺把它们扔给了其他专业助理。他最乐意的就是找那些刚出书的重量级文学评论家们，他肢解他们，当他们打电话或写信抗议时，他告诉他们自己“击的是球，而不是打球的人”，这种毫无涵养的说辞只会令他们更加愤怒。但奥萨诺一直惦记着诺贝尔奖，所以会对某些评论家十分尊敬，为他们的文章和书留足版面，但这种另眼相待很稀少。他特别痛恨英国小说家和法国哲学家。不过随着时光流逝，我能看出来，他痛恨这项工作，尽可能敷衍了事。

他还毫无廉耻地利用自己的地位。出版商的公关小姐没过多久就学会了，如果她们有本“热门”书想要这个杂志写评论，她们就得请奥萨诺出去吃午餐，好好地拍他的马屁，如果那姑娘年轻漂亮，他还会开玩笑，用一种很温和的方式让她们明白可以用自己的屁股来换版面。他就是那么直白，这让我很震惊，我以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电影界。他跟寻求自由撰稿工作的评论家也做同样的交易。他的预算很多，我们付钱派出了很多根本没采用的书评活儿。他说话算数，只要他们做到了，他就做得到。到我为他工作时，他已经有了一长串的女朋友，她们靠自己在性方面的慷慨而接触到了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学评论。我爱死了这与评论高度深刻且有道德的姿态间的反差。

在截稿日之夜，我常常跟他一起在办公室里待到很晚。我们一起出去晚餐，喝一杯，在那之后他会找人上床。他总想帮我找一个，但我一直告诉他，我的婚姻很幸福。这慢慢变成个永不厌倦的笑话。“你还没厌倦干你的老婆吗？”他问，就像卡里一样。我不回答，无视他，这不关他的事。他会摇着头说：“你就是第十大奇迹，结婚一百年，却还是喜欢干你老婆。”有时我会恼怒地看他一眼，他便会引用我从没读过的某个作家的话，“坏蛋不必存在，时间是最大的敌人。”这是他最爱的一句话，常常被他拿来引用。

在他那里工作，我尝到了文学世界的味道，我总是梦想着能成为其中一员。我把它想成一个没有争执和讨价还价的地方。既然这些人创造了书中那些被人热爱的英雄，那创造者也应该跟英雄一样。当然，我发现他们其实跟其他所有人一样，只不过更疯狂一些，我还发现奥萨诺也痛恨这些人，他会给我上课。

“唯一特别的是小说家，”奥萨诺说，“可不像这些该死的短篇小说家、编剧、诗人、剧作家和那些该死的轻量级文学杂志人。全都表面光鲜，内里单薄，身体里一根风骨都没有。你要写小说，作品就必须要有风骨。”他琢磨了一会儿，把它写在一张纸上，我于是知道下周日的评论里会有篇关于风骨的文章了。

另一些时候，他会大声数落书评的糟糕写作，发行量正在降低，而他把这归罪于评论这一行的枯燥。

“当然，那些操蛋的家伙很聪明，当然，他们有有趣的话要说，但他们写不出一个合格的句子，他们就像结巴，当你努力听清他们咬牙切齿挤出的词语时，他们会踩坏你的脚。”

每周，奥萨诺会在第二版发表他自己的文章，他的写作精彩、机智，倾向性大到简直是尽可能地树敌。有一周，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支持死刑。他指出，在任何一场全民投票中，死刑都会成为大获全胜的选择。只有精英阶层，比如这篇书评的读者，才会在美国把死刑变成争议性话题。他宣称，这是政府最高部门的阴谋，让罪犯和穷得不能再穷的人去偷、去抢、盗窃、强奸和杀害中产阶级是政府的政策，是给底层一个宣泄的渠道，让他们不会转身革命。政府高层估计这样花费会小得多。精英阶层居住在安全的社区，送他们的孩子去私立学校，请私人保镖，这样安全地远离被误导的无产阶级的报复。

他嘲弄那些认为人的生命是神圣的、政府杀害公民的政策会让人性变得残暴的自由主义者。我们都只是动物，他说，应该像印度人对待杀了人的疯狂大象一样对待我们。实际上，他肯定地说，被行刑的大象都比吸毒后被关进舒适的监狱五六年，然后放出来杀害中产阶级公民的杀人犯更高贵，会去更高级的天堂。

当他在讨论死刑是否有威慑力时，他指出，英国人是世界上最守法的人，他们的警察甚至不用携枪，他把这完全归功于英国人直到十九世纪都还在处决偷蕾丝手绢的八岁孩子。然后他承认，虽然这的确扫荡了罪行，保护了财物，但最终，它把那些更具活力的工人阶级转变成了政治动物，所以才把社会主义带到了英格兰。奥萨诺的一句话特别激怒他的读者：“我们不知道死刑是否具有威慑力，但我们知道那些被处决的人再也不可能杀人了。”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他恭喜了美国的统治者能够如此天才地给他们的最底层人民偷窃杀人的许可，好让他们不会变成政治上的革命者。

那是篇疯狂的文章，但他写得那么好，整篇看上去很有逻辑性。我们自由主义的明智读者中最有名最重要的社会思想家寄了几百封抗议信来。一封由激进组织撰写、美国最重要的作家签名的特别来信被寄到出版商那儿，要求不让奥萨诺再当书评的编辑，奥萨诺第二期就把它刊登了出来。

他太有名了，他们没法开除他。人人都在期待他“伟大的”小说写完，那本保证会让他得诺贝尔奖的小说。有时，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他正在长长的黄色稿纸上写着什么，我进去时他便把它放进抽屉。我知道，这就是那进行中的著名作品。我从没打听过这本书，他也从未主动提及。

几个月后，他又惹上了麻烦。他在书评杂志的第二版写了篇文章，他在里面引用一些研究说明刻板印象也许是真的——意大利人是天生的罪犯，犹太人比任何种族都会赚钱，是更好的小提琴手和医学院学生，最糟的是，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多地把父母扔进养老院。然后他引用一些研究说爱尔兰人都是酒鬼，也许是因为某种未知化学元素的缺乏、或饮食习惯、或他们都是被压抑的同性恋这一事实，如此等等。这引来了尖声抗议，但无法阻止奥萨诺。

在我看来，他就是疯了。有一周，他占了头版，登了他自己对一本直升机研究书籍的评论，他脑子里的疯狂念头还在转——直升机将取代汽车，到那时，这些数百万公里的水泥高速公路将会被铲断，农田取而代之。直升机将帮助家庭重归原始结构，因为这样，人们就能轻易拜访那些远亲了。他很确信汽车将会过时，他痛恨汽车，当他周末去汉普顿时，他要么坐水上飞机，要么坐专门包的直升机。

他宣称，只要再来几项技术革新，直升机就会变得跟汽车一样好操作。他指出，自动挡已经让数百万无法开手动挡的女性成为驾驶员。这只言片语点燃了女性解放组织的怒火。更糟糕的是，在同一周，一个美国最声名显赫的文学学者出版了一本严肃的海明威研究。那个学者关系网很强，朋友也都很具影响力，他花了十年时间做这项研究，除了我们这里，他占据了每本书评的头版。奥萨诺只给了他第五版，并且只有三栏而不是一整页。那周晚些时候，出版商找了他，奥萨诺在顶楼的大办公室套间里待了三个小时解释自己的行为。当他下来时，他的嘴咧到了耳根，快活地对我说：“梅林，我的孩子，我要继续往这个该死的杂志里塞些生命力，但我想，你该开始找另一份工作了。不用担心我，我快写完我的小说了，那时我就自由了。”

那时我已经为他工作了将近一年，我不知道他哪有时间写作。他在操着任何他能弄到手的人，还要去参加纽约的所有派对，在这些时间里，他还为一本短篇小说弄到了十万美元的定金，他在办公室里利用写书评的时间写了它，那花了他两个月。评论家为之疯狂，但它虽然被提名全国书籍大奖，卖得却不多。我读了那本书。文章写得精彩又晦涩，角色塑造很荒唐，故事情节简直就是疯了，对我而言，这本书虽然有些复杂的想法，但仍很蠢。他有个一流的头脑，这点毫无疑问，但在我看来，作为小说这本书彻头彻尾地失败了。他从未问过我是否读过它，显然并不想听我的意见，我猜他也知道那全是狗屎。因为有一天他说：“现在我有张支票了，能写完那本大书了。”类似某种道歉。

我喜欢上了奥萨诺，但也总有点怕他，没人能像他那样把我从我的壳里拉出来，逼着我谈论文学、赌博甚至是女人。然后，当他打量过我之后，就会彻底分析我，他对除他自己之外的人装腔作势非常敏锐。我告诉他乔丹在赌城自杀和之后发生的一切，以及我如何觉得那改变了我一生，他琢磨了良久，然后给了我他洞察到的，还加上一段演讲。

“你抓住了那个故事，你总是重温它，知道为什么吗？”他问我，他穿行在办公室一堆堆的书中，双臂四处挥舞，“因为你知道，在这个领域里，你没有危险。你永远不会自杀，永远也不会那么支离破碎。你知道我喜欢你，否则你绝不会变成我的左右手。我信任你远超其他任何人。听着，让我向你坦白一点，因为那个该死的温迪，我不得不重写遗嘱。”温迪是他的第三任妻子，虽然离婚后已经再婚，但到现在仍用她的各种要求把他逼疯。他只要提到她，眼神就会变得疯狂，随后他冷静下来，给我一个最甜蜜的微笑，虽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这却让他看上去仍像个小孩子。

“我希望你不要介意，”他说，“但我想任命你为我的文学执行者。”

我既震惊又高兴，带着这一切，我退缩了。我不想要他那么信任我或喜欢我，我对他没有相同的感觉。的确，我喜欢他，着迷于他的大脑是如何运转的。虽然我试着否认，但我仍对他文学上的名声印象深刻。我觉得他富有、知名又有权势。他需要以如此信任我这一事实向我显示他其实是多么脆弱，这让我失望，它打碎了我对他的某些幻想。

但他继续说起我来。“你知道，在这一切之下，你对乔丹有种连自己都不敢承认的鄙视。你那个故事我不知道听过多少遍了。当然，你喜欢他，为他觉得遗憾，甚至你也理解他。但你无法接受一个拥有那么多未来的人自杀，因为你知道自己的生活比他糟糕十倍，却永远不会做那种事。你甚至是开心的，你过的是狗屎般的一生，以前从未拥有过任何东西。你非常努力地工作，拥有一种局限的小资式婚姻，你是个艺术家，半辈子已经过去了，却没有真正的成功。但你基本上是开心的。上帝，你仍然喜欢干你老婆，而你已经结婚多少年了？十五年了。你要么就是我见过的最不敏感的混蛋，要么就是最自持的人。但我知道一点，你是最坚强的，你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完全按照你想的做事，操控着自己的人生。你从不会惹上麻烦，即使惹上了，你也不会惊慌失措，只会想法脱身。我尊重你，但我不嫉妒你。我从没见过你做或说任何真正过分的话，但我觉得你根本不在乎任何人，你只不过在掌控自己的人生。”

然后，他等待着我的反应。他咧嘴笑着，狡猾的绿眼睛满是挑衅。我知道他享受这么说，但我也知道有些是真心的，而我很受伤害。

我有很多话想说。我想告诉他，作为孤儿长大是什么感觉，我错过了最基本的东西，人类体验的最核心内容。我没有家庭，没有社会触角，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我同这个世界联系起来。我只有我哥哥亚蒂。当人们谈及人生时，我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意思，直到我跟瓦莱莉结婚。正因如此，我才自愿入伍参战。我的理解是，战争是另一个普遍的经验，我不想被落下来。我想对了，战争曾经是我的家庭，不管它听上去有多愚蠢。我很高兴自己没有错过它。奥萨诺刻意漏掉，或是他假设我知道所以懒得说的是，控制自己的人生可没那么简单。他无法得知的是，幸福这枚硬币是我永远无法理解的，我一生都因为外在环境而不快乐，现在也因为外在环境变得相对而言比较快乐。跟瓦莱莉结婚，有孩子，有一种技艺，能够生产写作内容让我赚钱，这些都让我快活。这些是我在致命的遗失后所获得的受控制的幸福，因此，对我而言弥足珍贵。我知道自己的人生很局限，是个看上去空无一物的小资人生。我朋友很少，不会社交，对成功兴趣也不大。我只想熬过这一生，或者说，我那时是这么以为的。

奥萨诺注视着我，仍然微笑着。

“但你是我所见过的最坚强的狗娘养的，你从不让任何人靠近你，不让任何人得知你的真实想法。”

这一点我必须抗议。

“听着，你问我对任何事情的看法，我都会告诉你。你最新的那本书就是一坨屎，你运作这家书评杂志的方式简直疯狂。”

奥萨诺大笑起来：“我不是指那种事，我从没说过你不真诚。算了吧，有一天你会明白我说的是什么。特别是等你开始追逐女人，然后搅上了某个温迪这样的女人之后。”

温迪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一趟书评杂志办公室。她美艳惊人，褐发，疯狂的眼睛，浑身充满性能量。她非常聪慧，奥萨诺会派书评给她。她是唯一不怕他的前妻，自从两人离婚，她就弄得他的生活苦不堪言。他一旦给迟了赡养费，她就会冲进法庭，要求提升给孩子和她的赡养费。她弄了个二十岁的作家住进她的公寓并养着他。那作家嗑药嗑得很凶，奥萨诺很担心他会对孩子做出什么来。

奥萨诺讲的关于他们婚姻的故事让我很难相信。他说有一次，他们俩一起去个派对，进了电梯后，温迪却拒绝告诉他派对在哪一层，他们因此吵了架。他变得非常愤怒，甚至掐她脖子逼她告诉他，玩着一个被他称为“掐死小鸡”的游戏，这个游戏是他对这段婚姻最有爱的回忆。她的脸色变得紫黑，摇着脑袋，但仍然拒绝回答他关于派对在哪里举行的问题。他不得不放开她，知道她比他还疯狂。

有时当他们有小争执，她就会打电话报警，让警察把他扔出公寓，警察来了后会因她的蛮不讲理而震惊。他们会看到奥萨诺的衣服被剪成碎片堆在地上。她承认那是自己干的，但那也没给奥萨诺打她的权利。她没说的是，她刚刚坐在那一堆被剪碎的西装、衬衣和领带上，用振动器自慰。

奥萨诺有一堆关于振动器的故事。她曾经因为无法达到高潮而去看心理医生，六个月后，她对奥萨诺承认说那心理医生把干她作为治疗的一部分。奥萨诺并没有嫉妒，到那时他已经憎恶她了。“憎恶，”他说，“不是恨，两者不一样。”

每次他收到心理医生的账单时，都会异常愤怒并冲她发火。“我每周付一百块给个男人操我老婆，他们还说那是现代医学？”在他老婆举办一场鸡尾酒会时，他讲了这个故事，她气疯了，不再去看心理医生，而是买了个振动器。每天晚餐前，她会把自己锁进卧室，把孩子们关在门外，用那机器自慰。她总能到达高潮。但她定下了严格的规定，在那一小时里，谁都不许打扰她，无论是孩子们还是她丈夫。全家人，甚至包括孩子们，都把它称为“欢乐时光”。

令奥萨诺最终离开她的，按照他的说法，是她开始念叨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如何从他妻子塞尔妲那里偷了她最出色的作品，说如果不是他丈夫这么做了，她本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奥萨诺揪着她的头发，把她的头摁进《了不起的盖茨比》里。

“读一读这个，你这蠢婊子，”他说，“读十句话，然后读读他老婆的书，再过来跟我说。”

她两本书都看了，然后回来找奥萨诺，告诉他同一句话，他一拳揍到她脸上，揍青了她两只眼睛，然后永远地离开了。

就在最近，温迪又令人恼火地赢了奥萨诺一场。他知道她把孩子的赡养费给了她年轻的情人，但有一天，他女儿过来找他要求买衣服，她解释说她的妇科医生叫她再别穿牛仔裤了，因为她阴道有炎症。当她找母亲要钱买裙子时，她母亲说：“找你父亲去。”这发生在他们离婚后五年。

为了避免争执，奥萨诺直接把赡养费给了女儿，温迪并没有反对，但一年后，她把奥萨诺告上法庭，要求上一年的钱。女儿为父亲作证，奥萨诺很肯定法官知道所有的内情后自己一定会赢，但法官坚决地告诉他，不仅要直接把钱付给母亲，还要一口气把上一年的钱全交给她。所以他实际上交了两次。

温迪为自己的胜利而兴高采烈，她甚至在之后试着对奥萨诺友好些。当着孩子的面，他拒绝了她的爱意并冷酷地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差劲的婊子。”温迪之后再来书评杂志时，他拒绝让她进入自己的办公室，并取消了给她的所有工作。令他惊讶的是，她无法理解他为什么如此憎恶她。她冲着朋友抱怨他，并四处说他在床上根本硬不起来，从来都没满足过她，说他是个压抑本性的同性恋，其实最爱的是小男孩。她试图阻止他在夏天带走孩子们，但那一场是奥萨诺赢了。随后，他在一本全国性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她的恶毒又机灵的小故事。也许他在真实生活中无法搞定她，但在小说里，他描绘了一幅十分可怕的肖像，纽约文学界人人都知道她，立刻就认出了她来。她被尽可能地击溃了。在那之后，她没再去惹奥萨诺，但仍像毒药一样令他耿耿于怀，令他无法在想到她时不变得满脸涨红、眼神疯狂。

有一天他走进办公室，告诉我电影公司买了他一本旧小说的电影改编版权，他得过去开个关于剧本的会，一切开销全包。他提议把我也带上，我同意了，等我们去了那儿，我想顺便去一趟拉斯维加斯拜访一个老朋友。他说没问题。那时他刚跟前一个妻子离婚，还没找到新的，而他痛恨一个人旅行，他觉得自己是要踏入敌人的领地，所以想要个朋友在身边。无论如何，这是他的说法。既然我从没去过加州，出门时也有工资拿，看上去挺划算的，我当时可不知道我做的事完全对得起那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