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了飞机，卡里已经在航站楼等着我了。机场很小，我得从飞机那儿一直走过去，但机场正在建设另一个通往航站楼的新翼——拉斯维加斯正在壮大，卡里也是。

他看上去不一样了，更高，更瘦削，还潇洒地穿着一套赛德瓦尔牌西服。他的发型不一样了，当他拥抱着我，说“还是那个老梅林”时，我有些惊讶。他冲那件赌城大赢家运动夹克大笑，告诉我得把那衣服扔了。

他给我在酒店里安排了个大套间，吧台里放满了酒，桌上还点缀着鲜花。

“你肯定很有权势。”我说。

“我混得不错，”卡里说，“我放弃了赌博，你知道的，我现在站在赌桌的另一边了。”

“是啊。”我现在对卡里的感觉很复杂，他看上去如此不同。我不知自己是否要按原计划行事，是否该信任他。一个人可以在三年里变化很大。而且，毕竟，我们才认识几星期而已。

但当我们一起喝酒时，他带着完全的诚挚说：“孩子，我真的很高兴见到你。想过乔丹吗？”

“总想起他。”我说。

“可怜的乔丹，”卡里说，“他赢了四十万美金却自杀了，那让我放弃了赌博。你知道吗，他死后我的运气一直都非常好，如果我行事得当，也许能成为这家酒店的总裁。”

“不是吧，”我说，“那格罗内维特呢？”

“我是他的副手，”卡里说，“他让我知道了很多事情，他就像我信任你一样信任我。说到这里，我要是有个助理就好了，你只要愿意把家搬到拉斯维加斯来，就能在我这儿得到一份好差事。”

“谢谢。”我大受感动，同时也有些奇怪他对我的喜爱。我知道他不是个轻易对人有好感的人。我说：“那份工作我现在没法答复你，但我来这儿是想请你帮个忙。如果你不能帮我，我也很理解。直接告诉我，不管你的答案是什么，这样我们至少能开开心心一起待两天。”

“没问题，”卡里说，“什么事情都行。”

我大笑：“等你听完再说。”

有那么一刻，卡里看上去很生气。“我才不在乎是什么，没问题，只要我能做的，就没问题。”

我把收受贿赂的事情和盘托出——我如何受贿，夹克里如何塞了三万三千块。为防一切被曝光，我得把钱藏起来。卡里认真听我讲述，盯着我的脸。到最后，他咧嘴大笑起来。

“该死的，你笑什么啊？”

卡里大笑：“你听上去就像在跟牧师告解说自己杀了人。该死，你做的事，换成任何人，有这个机会也会这么做。不过我得承认，我很惊讶，我想象不出你跟别人说他得给钱才行。”

我能感到自己的脸霎时红了。“我从没向任何人要钱，”我说，“总是他们来找我。我也从来没提收钱，我帮他们安排好，他们可以按照承诺给钱，也可以不给，我才不在乎，”我咧嘴冲着他笑，“我是个好骗子，可不是个卖身的。”

“一样，都是骗子。”卡里说，“首先，我觉得你担心得太多了，这种套路似乎可以一直用下去，即使曝光，对你而言最糟糕的情况也就是丢掉工作，并得到个缓刑的判决。但你是对的，得把钱藏到个好地方。那些联邦干探可是真正的猎犬，他们一旦找到钱，就会全部搜刮精光。”

我对他所说的第一部分更感兴趣。我最担心的噩梦之一就是会锒铛入狱，瓦莱莉和孩子们会失去我，就是因为这个，我才瞒着我妻子。我不想让她担心。另外，我也不想让她看轻我，她一直相信我纯粹、不被腐蚀的艺术家形象。

“你怎么会认为我即使被抓也不用坐牢？”我问卡里。

“那属于白领犯罪，”卡里说，“见鬼，你又没有抢银行、枪杀某个可怜的商店老板或是骗光了某个寡妇的钱。只不过是收了某些想要占点便宜少服役一段时间的年轻小鬼的钱。上帝，这真是个令人不敢相信的局，男人宁愿花钱也要进陆军。没人会相信的，陪审团会笑死。”

“是啊，我也觉得好笑。”我说。

突然之间，卡里变得很公事公办：“好，告诉我你现在想要我怎么做，我就会那么做。如果那些FBI抓了你，向我保证你会立刻打电话给我。我会把你弄出来的，好吗？”他冲我一笑，带着对我的喜爱。

我告诉他我的计划，说我会一次换一千块筹码，赌点小钱。我会在赌城的所有赌场都这么干，然后，当我把筹码再换成钞票时，我只拿一张收据，把钱存在换筹处当作我的赌博信用点。FBI怎么也不会想到要查赌场的，我可以把现钞收据藏在卡里这里，需要用钱时再找他拿。

卡里冲我微笑：“你为什么不让我帮你拿着钱？信不过我吗？”

我知道他在开玩笑，但我对这个玩笑的回复很认真。

“我也想过，”我说，“但万一你出了什么事呢？比如飞机失事，或者你的赌瘾复发了？我现在很信任你，但我怎么知道你不会明天或明年就发疯呢？”

卡里赞同地点了点头，然后他问：“那你的哥哥亚蒂呢？你和他那么亲近，他不能帮你拿着钱吗？”

“我不能要他为我那么做。”我说。

卡里又点点头。

“是啊，我猜也不行，他太诚实了，对吗？”

“对啊。”我说，我不想详细解释自己的想法，“我的计划有什么问题？你不觉得这计划挺好的吗？”

卡里起身，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计划不赖，”他说，“但你不会想要在所有的赌场里存信用点，那会显得可疑，要是钱在赌场里存太久，那就更可疑了。人们把钱放在换筹处，要么把它全输干净，要么是离开拉斯维加斯时取出来。你要这么做，在不同的赌场买筹码，然后回到我们赌场换回现钞。你知道的，大概每天分三四次存几千块，然后拿张收据。这样你所有的现金收据都会在我们赌场。如果FBI真的四处打探或写信来酒店，那就一定会通过我，我会帮你掩护的。”

我有点担心他。“那不会让你惹上麻烦吗？”我问他。

卡里耐心地叹了口气：“我天天都做这种事。我们常常收到国税局的咨询，关于那些人在赌场输了多少钱，我只会把一些老材料发给他们，他们绝对没办法彻查。我确保没有任何现存资料可以帮到他们。”

“上帝，”我说，“我可不想我的换筹记录失踪，那样我就没法用收据换到钱了。”

卡里大笑。“得了吧，梅林，”他说，“你只是个小受贿者，FBI才不会带一帮审计员来查你。他们要么发一封信，要么发传票。顺便说一句，连这个他们也肯定想不起来做。换一个角度想，如果你花了钱，他们发现你的收入超过了工资，你也能说是赌博赢来的，他们没法证实你没赢。”

“我也没法证实我赢了。”我说。

“你当然可以，”卡里说，“我会帮你作证，还加上一个赌区经理和骰子桌的筹码管理人，我们会说你玩骰子连赢了好多把。所以不管最后是怎么出事的，都别担心这边。你唯一的问题是，怎么藏赌场换筹处的收据。”

我们俩都琢磨了一会儿，然后卡里想出了答案。

“你有律师吗？”他问。

“没有，”我说，“但我哥哥亚蒂有个朋友是律师。”

“那就写好你的遗嘱，”卡里说，“在遗嘱里，你写清楚自己有数值大概是三万两千块美元的现金存在这家赌场里，你把它留给自己的妻子。不，别想你哥哥的律师了，我们就在赌城这里找个我信得过的律师。他会把你的遗嘱复印件用特别法律封缄信封寄给亚蒂。要亚蒂别拆那封信，这样他就不会知道，你只要告诉他不要拆那封信，但帮你收着它。律师也会再寄封信跟他说明。这样亚蒂也不会惹上麻烦，他什么都不会知道。你只要编个故事讲清为什么你想要他拿着遗嘱就行。”

“亚蒂不会要我解释，”我说，“他会按要求做，什么问题都不问。”

“你有个好哥哥，”卡里说，“现在你怎么处理收据？如果弄个银行保险箱，FBI肯定会查出来。何不就把它们藏进你的旧手稿里，就跟你藏现金一样？即使他们拿到搜查令，也永远不会注意到那些纸张。”

“我不能冒那个险，”我说，“让我来担心收据吧。如果我弄丢了它们怎么办？”

卡里没听出我的弦外之音，或者装作没听出来。“我们的文件会有记录，”他说，“我们会让你在取现金时签一个文件，表明你弄丢了收据，拿钱时签个字就行。”

当然，他知道我打算怎么做。我会撕掉收据，但不告诉他，这样他永远都无法确定我撕了没，因此也无法改掉赌场欠我钱的记录。这说明我并不完全信任他，但他轻易接受了这一事实。

卡里说：“今晚我为你安排了一顿大餐，跟一些朋友一起，两个最漂亮的姑娘。”

“我不需要女人。”我说。

卡里非常惊讶：“上帝，你还没厌倦操你老婆吗？这么多年了。”

“不，”我说，“我没有厌倦。”

“你想让自己一生都对她忠诚吗？”卡里问。

“是啊。”我大笑着说。

卡里摇了摇头，也开始大笑：“那你就真的是魔法师梅林了。”

“正是鄙人。”我说。

于是我们去吃了晚餐，就我们俩。然后卡里跟我一起去了赌城所有的赌场，我在每家赌场都买了一千块的筹码。赌城大赢家运动夹克真的很管用，在不同的赌场里，我们跟赌场的赌区经理、值班经理和表演的姑娘们喝酒，他们都对卡里毕恭毕敬，也都有关于拉斯维加斯的绝赞故事讲。很好玩。当我们回到香格里拉时，我把筹码都推进换筹处，拿了张一万五千美金的收据，我把它塞进钱包。一整晚我都没有赌博，卡里一直盯着我。

“我得去小赌一把了。”我说。

卡里挑起一边嘴角笑了一下。

“当然，那当然，一旦你输掉五百块，我就会打断你那该死的胳膊。”

在骰子桌，我拿出五张一百块的钞票换成筹码，下着五美元的注押了所有的数字，我有赢有输。我开始沉迷老的赌博习惯，从骰子到21点然后是轮盘赌。柔和的、简单的、梦幻般的赌博，押点小注，有输有赢，算着小小的赢率。凌晨一点，我伸手从口袋里拿出两千美金换成筹码，卡里什么都没说。

我把筹码放回夹克口袋，走到换筹处把它们换成另一张收据，卡里正靠在一张空的骰子桌边看着我。他赞同地点点头。

“你控制得很好。”他说。

“魔法师梅林，”我说，“可不是你那种无可救药的差劲赌徒之一。”那是真的，我一点也没有体会到以前的那种激动。完全没有大赌一场的冲动。我有足够的钱给家人买房子，还有存款以备不时之需。我有很好的收入来源，又重新开心起来。我爱我妻子，正在写本小说。赌博很好玩，但仅此而已。我一整晚只输掉了两百块。

卡里把我领进咖啡馆，点了牛奶和汉堡当宵夜。

“我白天得工作，”他说，“我能相信你不会去赌博吗？”

“别担心，”我说，“我会忙着满城跑，把现金换成筹码。每次只买五百块的筹码，这样就不会引人注目了。”

“这是个好主意，”卡里说，“这里FBI特工比荷官还多。”

他顿了一顿。“你确定不想找人陪你睡？我有很多美女哦。”他拿起卡座旁边的一部电话。

“我太累了。”我说。那是真的，在拉斯维加斯这里才凌晨一点，但纽约时间已经凌晨四点了，我现在还是纽约时间。

“你需要任何东西，就直接上来我办公室，”他说，“即使只想消磨时间闲聊都行。”

“好，我会的。”我说。

第二天大约中午时，我醒过来，打电话给瓦莱莉。没人接。纽约时间是下午三点，又是周六，瓦莱莉很可能带着孩子们去了她父母在长岛区的房子。于是我打到那儿，接电话的是她父亲。他怀疑地问了我一些关于在赌城干吗的问题。我跟他解释是为了一篇文章做研究。他听上去并不太相信。终于，瓦莱莉过来接电话，我告诉她会坐周一的飞机回来，我自己从机场打车回家。

这样的电话里，我们像其他夫妻一样，聊了些有的没的。我告诉她不会再打电话回去，因为那是浪费时间和金钱，她也同意。我知道她第二天还会继续待在她父母家里，不想再打电话过去。我还意识到她去父母家令我觉得愤怒，一种幼稚的嫉妒。瓦莱莉和孩子是我的家人，他们属于我，他们是我除了亚蒂外仅有的亲人。我可不想跟祖父母来分享他们。我知道这很傻，但不管怎样，我不会再打电话了。该死的，也就两天而已，她也可以打电话给我啊。

整整一天，我去了拉斯维加斯大道上所有的赌场和市中心那些小赌场，每次只换两三百筹码，小赌几把，然后换另一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