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儿能打到出租车？”他问道，声音苍白无力。

他们大概是要回到那个家庭式膳宿公寓，在那儿，波利娜会换好衣服，然后再去工作。

“啊，我们已经花了很多钱了。坐地铁吧，我们不是还有很多时间吗？”

佩里顾先生一直等着部长的回电。电话铃响的时候差不多11点了。

“啊，亲爱的朋友，不好意思……”

然而，部长的声音听上去并没有感到抱歉。好几天来，他都为这通电话感到担忧，惊讶这事儿还没发生，或早或晚，佩里顾先生都要为了女婿不可避免地来找关系疏通。

而这实在是让人厌烦：部长欠他的很多，但是这一次什么都做不了，公墓的事情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作为委员会的会长，他自己都十分生气，那现在还能怎么办呢……

“是关于我女婿的事情。”佩里顾先生说道。

“啊，我的朋友，真是令人遗憾啊……”

“严重吗？”

“极其严重。这……这是控告。”

“是吗？怎么会这样？”

“是啊，就是这样的。在政府的买卖中弄虚作假，掩盖粗制滥造、偷盗、非法交易的行为，企图贿赂官员，没有比这个更加严重的了！”

“很好。”

“很好，怎么这么说？”

部长不明白。

“我想要知道这个灾难的程度。”

“很大，亲爱的佩里顾，这是一场确确实实的丑闻。先不提现在，这事儿都传遍了。就这个战争纪念建筑的事情，你得承认我们正在经历一段肮脏卑鄙的时期……而且，你明白，我是一直想要帮助你的女婿的，但是……”

“什么都不要做！”

部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都不做？

“我想要的是知道情况，只是这样。我要为我女儿做好打算。然而，关于奥尔奈-佩里顾先生，就让正义来完成它的工作吧。这样最好。”佩里顾先生再次说道。

接着，他让话语的意思更加明确：

“对所有人都是最好的。”

对于部长来说，几乎什么都不用做就脱身了，这真是奇迹。

佩里顾先生挂断了电话。刚刚对女婿的宣判丝毫没有一丝犹豫，只不过，他心里产生了一个想法：现在，我应不应该通知玛德莱娜呢？

他看了看时间，晚一些再告诉她吧。

接着，他便叫了车。

“不要司机，我自己来。”

11点半，波利娜仍然沉浸在阅兵式、音乐、烟花爆竹以及所有汽车声的欢乐中。他们刚刚才回到家庭式膳宿公寓。

“一个不舒服的木箱子甚至还要收一法郎！”她一边脱下帽子一边说道。

阿尔伯特站在房间的正中，一动不动。

“怎么，宝贝，你生病了吗，脸色怎么这么苍白？”

“这就是我！”他说道。

然后，他坐到床上，僵直着身体看着波利娜，好了，要坦白了，他不知道是怎么想到这个突然的决定的，也不知道要怎么说才好。想也没想，话就这样脱口而出，就像话是出自别人的嘴一样。波利娜看着他，手上仍然拿着帽子。

“这就是我，什么意思？”

阿尔伯特看起来身体不舒服，她挂好大衣，又回到他身边。脸色苍白得和白雪一样。生病了，一定是这样。于是，她将手掌贴到他的额头上，是的，发烧了。

“你着凉了吗？”她问道。

“我要走了，波利娜，离开这里。”

他用惊慌失措的语调说道。对他身体健康的误解不会再持续多一秒钟的时间。

“你要离开……为什么你要离开？你要离开我？”她重复道，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就快要掉下来了。

阿尔伯特抓起床脚的报纸，折了折，将关于纪念建筑丑闻的报道递给了她。

“这就是我。”他重复说道。

她还需要几秒钟来弄明白。她咬着拳头。

“我的天哪……”

阿尔伯特站了起来，打开衣柜的抽屉，拿出海运公司的船票，把她的那张票递给了她。

“你要和我一起吗？”

波利娜的眼珠一动不动，就像蜡像人的玻璃眼珠，嘴也张得大大的。她看了看票，又看了看报纸，但没有流露出错愕的神情。

“我的天哪……”她再一次重复道。

于是，阿尔伯特只能做唯一一件事情。他站起来，弯下腰，拉出床下的行李箱，放到鸭绒被上，然后打开，里面装满了一叠叠整齐的钞票，数量多得惊人。波利娜大叫了一声。

“去马赛的火车一个小时后出发。”阿尔伯特说道。

她有三秒钟来选择是要成为有钱人，还是继续做女仆。

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

当然，这儿有满满一箱的钱，但是令人好奇的是，让她下定决心的却是票上面那一排蓝色的字：“头等车厢”。这一切就意味着……

啪的一声，她将行李箱的盖子合上，跑回去拿了大衣。

对于佩里顾先生来说，纪念建筑的事件结束了。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鲁特西亚大酒店，也没有想要进去的意愿，更不想见到那个人或者和他说话。没有其他的，不想要告发他，也不阻止他的逃跑。不。他人生中第一次接受了失败。

他输了，无可争议地战败了。

奇怪的是，居然感到一种解脱。失去，这是作为人才有的东西。

接着便是结束，而他正好就缺少一个结束。

他去鲁特西亚，就和在借条下方签下名字一样，因为这是一种必要的鼓舞，当然，也是因为没有其他的办法。

这一队人不是来表示尊敬——在显赫家族里工作的仆人们也不会这样做，但是这样的行为却十分相像：所有为欧仁先生服务的仆人全部都在底楼等着他。他出了电梯，狂叫着，身上仍然穿着他的殖民地服装，背后还有一对装饰着羽毛的天使的翅膀，现在，大家都看得十分清楚。

每当款待工作人员的时候，他都有很多怪癖，现在虽然没有表现出其中一种古怪的行为，但是那个“正常人的”面罩，尽管真实，然而却又没有生命。他到的时候就戴着这个。

确信无疑地，这是一件再也见不到的东西。应该拍张照片，门房感到十分可惜。欧仁先生，这个前所未有的富豪，用钱打赏着每个人，大家都说：“谢谢您，亲爱的欧仁先生。”“再见！”大把大把的钞票撒向所有人，他像一个圣人，大概是因为这个吧，是这双翅膀的原因。人们心里想着，但是为什么是绿色的呢？

佩里顾先生想着和女婿的对话，一遍又一遍说着，噢，这对翅膀，什么愚蠢的想法啊。他在不太拥挤的圣日耳曼大道上向前开着车，大道上只有几辆汽车和出租马车，天气十分好。女婿说那是些“怪东西”，他便想到了那对翅膀，确实是的，但是还有乐团表演，这不也是吗？佩里顾先生最终明白，他的解脱是因为输掉了那场他不可能赢的战争，因为这个人，这个对手不是他自己的。我们不可能战胜我们不理解的东西。

不理解的东西就应该简简单单地接受它，鲁特西亚的员工们大概能够高谈阔论，同时还将欧仁先生的恩赐揣进腰包，而欧仁先生一直在叫喊着，大步向前迈着步子，膝盖抬得很高，还背着军用背包，径直地走向面向大道敞开的大门。

同样是这样一个动作，佩里顾先生都得避开。为什么想出了这个滑稽的麻烦事呢？于是他决定，快，最好是调头就走。他已经开到了拉斯拜尔大道，路过了鲁特西亚大酒店，又立马往右转，往回开。快结束这件事情吧。这个决定给他带来了宽慰。

鲁特西亚的门房也一样，希望这场喜剧赶快结束：其他的客人都认为大厅里的嘉年华是“十分差劲的表演”。而这个钱如雨下的行为让工作人员们都变成了乞丐，这是有失体面的，最终他还是离开了啊！

想必欧仁先生应该能感觉到，因为他一下子就停下了脚步，就像一只警觉的野生动物发现了天敌。他看上去就像是脱臼了，那姿势和脸上无动于衷的面罩完全不协调，就和瘫痪了一样。

突然，他伸出手臂，直直地放在身体面前，又重复叫喊起来，声音清晰明亮：哈哈啊啊！接着指了指大厅的角落，那儿有个女仆，才刚刚擦完了矮桌的灰尘。他猛地冲向她，而她被眼前的画面吓到了，这个脸上没有表情的、身穿殖民地服饰的、背上还有一对绿色大翅膀的男人正朝着自己奔过来。“天哪，好害怕，但是他又在笑，他是想要我的……我的扫帚——扫帚？正如我跟你说的那样。”果然，欧仁先生抓过它，扫帚的柄抵住肩膀，像士兵举着长枪，雄赳赳气昂昂，一瘸一拐地迈着步子，他一直叫喊着，脚下的节奏配合着一段无声的音乐，仿佛所有人都能听见一样。

像这样迈着军人的步伐，大翅膀拍打着空气，爱德华跨过了鲁特西亚大酒店的大门，冲向人行道，沐浴在阳光下。

接着，他向左转过头，看到了一辆往大街转角处行驶过来的汽车，速度十分快。于是，他将扫帚扔到空中，冲了过去。

佩里顾先生刚要加速就注意到酒店门前聚集了一小群行人，爱德华向前冲过来的时候，车正好开到正门处。他看到的唯一一件事，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一个天使迎着他飞来，事实上，爱德华的脚拖着地，并没有离开地面。他站在马路的正中，张开双臂，迎接着汽车，双眼看着天空，尝试着飞到空中去，就仅此而已了。

或者说，差不多也就这样。

佩里顾先生停不下来，但是又想要刹住车。这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令人惊讶的场景使他惊呆了，不是因为那是一个穿着殖民地服装的天使，而是因为那是爱德华的脸，是他的儿子，他完好无损，一动不动，如雕像般地出现在那儿，看上去就像死人一样，还眯着眼睛，似乎在表达十分惊讶的情感，佩里顾先生没有反应过来。

汽车猛烈地撞上了那个年轻人。

那儿传来了一阵沉闷、凄惨的声音。

于是，天使真正地飞了起来。

爱德华的身体被弹射到空中。尽管这个升空是如此不雅，就像一架没有完全打开机翼的飞机，就在很短的一秒之间，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了年轻人的身体弯成弓形，眼睛看向天空，手臂大大地张开，就像是做高举圣体的弥撒仪式。接着，他落了下来，掉到地面上，头重重地砸到人行道的边上，结束了一系列的动作。

在正午前的那一刻，阿尔伯特和波利娜上了火车。他们是第一批上车的旅客，她问了无数问题，他有些应付不过来，只是草草地回答。

听到阿尔伯特的回答，事情的真相解除了她的疑惑。

波利娜时不时地就看向行李架上那个她放在自己面前的行李箱。阿尔伯特则唯恐有失地紧紧按住放在膝盖上那个装着马头的帽盒。

“你的战友，他是谁？”她不耐烦地小声问道。

“一个伙伴……”他支支吾吾地回答道。

他没有足够的力气去描述，她会自己看到的。他既不想让她感到害怕，也不希望她现在逃走，离开自己，因为自己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力气，精疲力尽。在坦白后，出租车、火车、车票、脚夫、查票员，所有这一切都是波利娜一个人负责的。如果可能的话，阿尔伯特会立马就睡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其他的旅客也相继上了火车，火车已经满了，行李箱和盒子像是在跳着华尔兹，人们用绳子将它们从窗户吊上火车，小孩大声嚷嚷着，到处都弥漫着出发的热潮，站台上有来送行的朋友、丈夫、妻子、亲人，他们说着各种各样的嘱咐，人们找着自己的座位，瞧，是这儿，可以吗？

阿尔伯特坐在窗户边，将窗户整个放了下来，接着，又将头伸出窗外，往火车后面转过头去，看向站台，就像一只等待着主人的狗。

过道上来来往往的旅客把他挤得东倒西歪，他只能歪着身体，这让他感到不安：车厢里装满了人，只剩下这一个空位，那是为还没到的战友留的。

就在出发前的那一刻，阿尔伯特明白了爱德华不会来了。他情绪低落，痛苦到了极点。

波利娜是明白的，她缩成一团，躲到他的怀里，紧紧地握住他的双手。

调度员一边沿着站台走，一边大喊着火车即将出发，就在火车渐渐远离的时候，阿尔伯特低下头，哭泣起来，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停下来了。

他的心都碎了。

马亚尔夫人不久后就会向人们述说：“阿尔伯特想去殖民地，好的，我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他像这样，动不动就在那些当地人面前哭泣，我可以很确信地说，他是干不了大事的！好吧，不管怎么说这就是阿尔伯特。你能怎样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