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阿尔伯特的错，一开始就是他的错。所有一切。他不堪忍受，看着爱德华也一样，他放声哭起来。多么孤独啊！现在，爱德华的生活里，只剩下阿尔伯特一个人，只他一个可以依靠。这个年轻人把生命托付给阿尔伯特，因为他再也不能独自一人承担解决任何事情了。

阿尔伯特感到痛苦，情绪激动。

“好了，我会解决这件事的……”他嘟嘟哝哝。

想也没想就说了出来。爱德华抬了一下头，好像被电了一下。眼前的这张脸不太完整，鼻子、嘴巴、脸颊都很模糊，只有那激动的眼神，似乎要把你看穿。阿尔伯特看入了迷，无比难过。

“我会想想办法的，我会解决这件事的。”他重复道。

爱德华紧紧握着阿尔伯特的手，闭上眼，一头倒在他肩膀上，脖子紧贴着他的耳朵。爱德华就这样安静地靠着，嘴里发出呜呜的呻吟声，喉咙里仍然有很多带血的大水泡。

我会想想办法的。

“说太多”是阿尔伯特生活中常有的事。他有多少次因为热情过头而陷入麻烦呢？这不难知道：多少次后悔自己欠考虑，就有多少次这样的事。乐于助人不时会给阿尔伯特带来不便。但平时的承诺都是些小事，如今却是另一回事，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

阿尔伯特看着爱德华，轻抚着他的手，想要安慰他。

他难受的是怎么也想不起佩里顾原来的样子。这个小伙子脸上总带着微笑，爱开玩笑，时常在画画。现在，只能看到一个大概的轮廓和背影，那还是113号战役开始前的样子，而脸，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当佩里顾转过头来面向自己时，还是一样，脑海里出现的就是现在看到的样子：流着血，大张着嘴。阿尔伯特十分难过。

阿尔伯特的眼睛慢慢滑向平放在床单上的小本子。刚才那个难以辨认的词，一下出现在眼前：

父亲。

他陷入沉思。父亲早已不在人世，只留下那张顶部泛黄的相片。他时常埋怨父亲死得太早，要想象一个活着的父亲，是件极其复杂的事。阿尔伯特不想知道爱德华请求的事，但为时已晚，他已经答应帮爱德华“解决麻烦”了。关于这件事，阿尔伯特不知道可以说些什么。在照看熟睡战友的那一点儿时间里，他思考起来。

爱德华想要消失，好吧，但是一个活着的士兵怎么从人前消失不见呢？阿尔伯特不是中尉，完全不懂怎么做，如何让人消失，他的点子不太多。难道要编造出一个新身份？

阿尔伯特做事总是慢吞吞，但有责任感也很理智，他想，如果爱德华想要消失，那就给他一个死了的士兵身份，来代替他。

这是唯一的办法。

在人事部，下士格罗让的办公室里就有记载着死亡士兵的名册。

阿尔伯特试着去想象这样的行为带来的后果。他刚刚才勉强逃过军事法庭的处罚（他也假设自己会被抓住），现在又要准备作假，牺牲活人，复活死人。

然而，这一次不一样，被逮到就直接送去枪毙。不过，管不了那么多。

爱德华精力耗尽，倒了下去，睡着了。阿尔伯特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时钟，起身，打开木柜的门。

他伸手进去，从爱德华的包里拿出了他的军官证。

现在已经临近正午，还有四分钟，三分钟，两分钟……阿尔伯特冲出房间，又一次沿着走廊的墙向前走，敲了敲办公室的门，没等任何回应就推门走进去。在格罗让那张堆满文件的桌子上方，时钟滴滴答答走着：还有一分钟到12点。

“你好！”阿尔伯特说。

他试着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在正午这个点儿上，这种策略不太可能应付得了饿着肚子的人。格罗让低声抱怨：“这次他又想干什么，还是在这个点儿来？”阿尔伯特说了声谢谢，格罗让让他坐下。格罗让抬起屁股，准备合上登记簿。“谢谢”这个词，自战争开始以来还不常听到，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哦，没事……”

阿尔伯特补充道：

“你说的副本……真的很感谢，今天下午他们就会转移我的朋友。”

格罗让回过神，抬起头，在沾有墨水污渍的长裤上来回擦了擦手。毕竟已经正午了，对这样的感谢，他高兴不起来。阿尔伯特继续“进攻”：

“我还要找两个战友……”

“哦。”

格罗让已经开始穿外套。

“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怎样了，一会儿，有人告诉我他们不见了。一会儿，有人又说他们受伤，转移走了……”

“那我就更不知道了！”

格罗让走向门口，连再见也没对阿尔伯特说一句，直接离开。

“也许在登记簿里……”阿尔伯特不好意思地说。

这时，格罗让已经将门大大地打开了。

“吃完饭你再来吧，到时我们一起找找看。”他说。

阿尔伯特睁大双眼，就好像刚刚有了一个什么好主意。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在你吃饭的时候找找看。”

“不行，我有命令在身，不可以这样！”

他将阿尔伯特推到门外，用钥匙锁上门。阿尔伯特吃了个闭门羹，道了谢谢和再见，走到走廊上。一小时后爱德华就要被转移走了，阿尔伯特双手交叉，一遍又一遍重复:“妈的，妈的，妈的！”他被自己的无能彻底打败了。

他心里十分愧疚，走了好几米远，又转过头，看到格罗让还在走廊上走着，慢慢远去。

阿尔伯特跑向院子，一个念头在心中萌芽。格罗让站在远处某间办公室门口，像在等人。阿尔伯特一边思考一边往回走，脚步迈得十分坚决，心想着得走快点儿才行。走到大楼门口，他呆住了，是普拉代勒中尉，幸运的是，中尉头也不回地就走开了。阿尔伯特回过神来，听到一些脚步声，三三两两的士兵有说有笑地和自己擦身而过，走向食堂。阿尔伯特在格罗让办公室门前停下来，伸手拿下放在门框上方的钥匙，紧紧捏着，一股脑插进门闩，轻轻一转门就开了，他大步走进去，快速关上门。像在弹坑里一样，他的背是紧贴着门的。房间里放着一叠叠登记簿，有好几吨重，从地上堆到了天花板。

在银行工作的时候，他得归档很多文件，就像现在看到的这样，文件上贴上许许多多标签，还要用那种必须不断蘸墨水的蓝色钢笔，用手写的方式标记好各种名称，以便存档。虽然很熟悉这种环境，他还是要花上大约二十五分钟时间来找到需要的文件。这超出了想象，他很着急，不断回头看，就好像门随时可能会自己打开一样。他对自己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整理好三份完整的材料后，已经12点半了。每一份材料里，姓名资料一个连着一个，每一个都不一样，有官方记录的，也有老旧的资料，像这样很快就死掉，却只留下一个名字，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但是，仍然需要二十分钟来寻找合适的身份，阿尔伯特开始有些犹豫，这就是他的性格。就好像选择这件事情很重要一样……他思忖着，就选最开始找到的那份吧！他看了看时钟和大门，这两样东西似乎变得越来越大，几乎快要占满整个房间。他想着爱德华还一个人被绑在床上……

现在时间是12点42分。

他眼睛一直盯着登记簿看，找寻着记录册上那些死在医院，未被告知家人的士兵。名单记录的死亡到10月30日为止。

维克多·布利维特，生于1891年2月12日，死于1918年10月24日。无人通报，父母所在地：第戎。

必须顾虑到各个方面，考虑清楚所有事，这样的想法涌进了他的脑海。阿尔伯特很清楚，战友将生命交付于自己，自己就得全权负责他的一切，出不得一丁点儿差错。每件事都不能马虎，必须做到最好。否则，给了爱德华一个死人的身份，这个人又活过来的话，那就不得了了。也许这人的父母正在期待自己儿子的消息。人们总会打听清楚，打个电话并不是难事。阿尔伯特摇了摇脑袋，幻想着自己和爱德华可能会面临的后果：盗取身份和做伪证（毫无疑问，他没有任何办法向检察官解释）。

不一会儿，他发起抖来。在战争前，这种情况就很常见，只要一害怕，他就不停哆嗦。他看着时钟，时间过得很快，手下的资料被捏得皱皱巴巴的。他又翻过好几页。

阿尔弗雷德·迪博，生于1890年9月24日，死于1918年10月25日，两个孩子，家住圣普尔坎。

天，怎么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事实上，他并没有承诺过什么，只是说“我想想办法”，这不算诺言，只是一种说话的方式。唉……阿尔伯特这样想着，又翻了几页。

路易·埃夫拉尔，生于1892年6月13日，死于1918年10月24日。无人通报，父母所在地：图卢兹。

看吧，他就是这样，永远不考虑清楚后果，一味干着蠢事，就算是热心肠，结果呢……在这方面，他母亲可说对了。

康斯坦·克茹，生于1891年1月11日，死于1918年10月26日，已婚，家住地址：莫尔南。

阿尔伯特向上看，时钟仍然不断走着，没给他留更多时间，也没有其他选择，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两颗硕大的汗珠滴到名单上，他想要找到吸水纸，转头看了一眼大门，什么也没发现，便继续专注到名单上。再不快点儿，门就要被打开了，又要怎样解释？

突然，一个名字扑入眼帘。

欧仁·拉里维埃，生于1893年11月1日，死于其生日的前一天，1918年10月30日。欧仁差不多有25岁。须通告：公共救济事业局。

对阿尔伯特来说，这是个奇迹。没有父母，只用告知部门，可以说，没人关心这人是死是活。

阿尔伯特很快就找到装有军官证的文件袋，归档的文件不算乱，但也得花上几分钟才能找到拉里维埃的证件。现在已经下午1点05分了，格罗让肯定吃得正欢，肚子一定都鼓了起来。现在不能乱了阵脚，他是不会在1点半之前离开食堂的。尽管如此，还是得加快速度。

文件袋里，阿尔伯特找到了拉里维埃的证件，只剩下一半，另一半还留在他身上。或许已经被钉到十字架上去了。这都不重要。从照片上看，欧仁·拉里维埃是个年轻小伙子，相貌普通，要是不看下巴的话，没人能认出他的样子。阿尔伯特立马把证件装进兜里，还顺手拿走了两个其他人的，放到另一个口袋。遗漏一个证件，可以说是一次失误，可是弄错很多的话，那就太糟糕了。还好这和军事惩罚无关，不会坏到哪儿去。他翻开第二个登记簿，打开墨水盒，抽出一支蘸水羽毛笔，深吸一口气，以稳定紧张的情绪，然后写下：爱德华·佩里顾（他看了一眼出生日期，又加入了军人编号）死于1918年11月2日。把写有爱德华的表格和记载着死亡名单的登记表放在一起，再把记载着身份证明和编号的另一半证件扔了进去。一两周后，他的父母就会被通知，他们的儿子光荣牺牲，到处都会贴满这样的消息。只需要加一个已死亡的名字上去，这特别简单，还很方便。即使在战争那么混乱的情况下，政府也会去传达，只是早与晚的问题。

现在时间是1点15分。

剩下的事花不了太长时间。阿尔伯特看过格罗让工作，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找到那些转移材料。他反复确认后得知，爱德华的转移证明在那些正在处理的文件最后面。阿尔伯特在一堆文件最下面找到了那份原始文件。没人会去检查编号，就算有人发现这份证明不见了，这场战争也早就结束了，说不定下一场战争都开始了。他很快就弄好了一份写有转移欧仁·拉里维埃的证明，盖好最后一个章才发现，自己全身都湿透了。

他快速整理好文件，走之前看了看房间，确定没有落下任何东西，阿尔伯特耳朵紧紧贴在门上偷听着外面的动静，除了很远处传来的声音，什么也听不到。他插上插销，把钥匙重新放在门框上，沿着墙跑开了。

爱德华·佩里顾死了，为国捐躯。

而欧仁·拉里维埃重获新生，从此开始漫长人生，回味死而复生的苦痛。

爱德华呼吸困难，在床上翻来覆去，由于脚踝和手腕处都没有被拴住，一下就从床沿的一头滚到了另一头。阿尔伯特按住他的肩膀和手臂，一直和他说话，告诉他新状况：“你现在叫欧仁，希望这个名字能让你满意，因为只能找这个完全适合你的身份。”但是要让他笑，他……这让阿尔伯特有些好奇，要是等一下想要逗他笑，又要怎么做呢？

车终于到了。

阿尔伯特看到一辆带篷军用货车在院子里停下，尾部排着黑色废气。没时间把爱德华固定在床上了，阿尔伯特径直走向大门，急急忙忙冲下楼梯，对着不远的护士呼喊着，而那个男护士手上拿着一张纸，到处打听着。

“是来转移伤员的吗？”阿尔伯特问。

小伙子看上去松了一口气，开车的司机也走下来和他俩会和。他们跟在阿尔伯特身后，重重踏步往楼上走，手上拿着一副担架，木质手柄往里一卷就可以合在一起。

“先告诉你们，房间里面味道不太好。”阿尔伯特说。那位壮一些的担架员抬了抬肩膀，说道：“我们早已经习惯了。”他打开了门。

“确实。”他说。

即便对阿尔伯特来说，只离开一小会儿再回到这儿，腐烂的味道依然让人喘不过气。

担架员把担架放在地上。壮一点的那位指挥着，随手把转移表放在床头，围着床绕了一圈。情况有点紧急。其中一位抓住爱德华的脚，另一位抓住手，齐声喊：“一，二，三……”

“一”，用力。

“二”，向上抬起爱德华。

“三”，最后，两名护士把伤员放到担架上。阿尔伯特拿起床头的副本，换成了事先准备好的写着拉里维埃的那份。

“你们有吗啡可以给他注射一下吗？”

“别担心，我们会给他的。”瘦的那位说。

“给你，这是他的军官证。我单独给你，是以防有人弄丢他的材料，你明白吧。”阿尔伯特说道。

“别担心。”小伙子接过证件。

他们抬着爱德华走到楼梯下面，出了大楼，到了院子。爱德华轻微地晃动着脑袋，两眼放空。阿尔伯特爬上车，弯下腰对他说：“加油，欧仁，不要放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阿尔伯特有一种想哭的心情。

身后的担架员喊道：“兄弟，我们必须走了！”

“好的，好的。”阿尔伯特回答。

他紧紧握着爱德华的手，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这个人，心想着自己准会想念他的，眼眶一下就湿了。

阿尔伯特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好了，再见了！”

他跳下车，在车门就要关上的那一刻大喊：

“我会去看你的！”

阿尔伯特抬起头，拿出手帕。二楼窗户大开着，普拉代勒中尉站在窗前看到了这一幕，默默拿出口袋里的烟盒。

这会儿，车子已经开动了。

车子离开医院的院子，排出一股黑烟，像工厂排放的废气一样一直在空中蔓延，最后慢慢消失在车尾。阿尔伯特转过头面向大楼。二楼窗户又关上了，普拉代勒消失在窗前。

一阵风吹来，打散了那股黑烟。现在，院子里什么也没有，阿尔伯特心里也空荡荡的，十分失落，他吸了一下鼻子，用手摸着口袋里的手帕。

“该死！”

他忘了把画册还给爱德华了。

接下来的几天，一个新烦恼出现了，阿尔伯特无法平静。如果自己死了，塞西尔会不会收到官方的通知？难道只有一张宣告死亡的纸，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吗？也许不会有人向母亲通告这事？不管这张纸上写了什么，她会在告诉别人之前，坐在客厅里一个人独自哭泣，哭得眼泪把纸都弄湿吗？

通报这个问题折磨着他。就在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时，他在包的深处发现了之前替换爱德华身份时随手拿走的一个军官证。

军官证上面写着路易·埃夫拉尔的名字，还有生日：1892年6月13日。

阿尔伯特早已记不起这个士兵死亡的日期，应该是战争的最后几天，但具体是哪天？不过他还记得，士兵的父母住在图卢兹。这个小伙子一定操着地方口音。他心想。几周后，几个月后，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证件也丢失，他就会被确认是失踪，从此，这个世界不再有路易·埃夫拉尔这个人。要是他父母也过世了，谁还会记得路易·埃夫拉尔呢？死了的、消失不见的人，难道他们的数量还不够多，还需要阿尔伯特重新编造新的身份来代替他们吗？所有这些可怜的父母们注定要在绝望中哭泣……

你想象一下，欧仁·拉里维埃和路易·埃夫拉尔，中间再加上爱德华·佩里顾，全部丢给一个像阿尔伯特·马亚尔这样的士兵，你就会陷入彻底的悲伤。

阿尔伯特对爱德华·佩里顾的家庭一点也不了解，文件上仅仅写着，他父母的家住在一个雅致的小区，就没有任何具体信息了。对父母来说，就算是再美的小区，都无法改变儿子死了的事实。活着的士兵常常会先给死亡战友的家属写信，因为军队不会那么急着去通知家属，而且，总是有各种耽搁。

阿尔伯特知道必须要想好怎样写这封信，怎样说明白这件事，却怎么也想不出来，因为这是说谎。

要怎样向那些沉浸在儿子战死痛苦中的父母开口，又不告诉他们儿子活着的事实呢？一边是必须要说的谎言，一边是良心的谴责，简直进退两难。好几周的时间，阿尔伯特都为这件事烦心。

翻着那些画的时候，他才下定决心。画册一直都放在床头，没事他就拿来看看。这些画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只是并不属于他，必须还给爱德华。他小心翼翼撕下最后几页，就是几天前两人聊天时爱德华写得乱七八糟的那几页。

他知道自己可能写不好这封信。但无论如何，一天清晨，他动笔写了起来：

女士，先生：

我叫阿尔伯特·马亚尔，是你们儿子爱德华的一位战友，我特别抱歉地通知你们，爱德华在去年11月2日的战争中牺牲了。政府会寄给你们官方的悼文，但是我想要告诉你们，他是个英雄，是为保卫国家而牺牲的。

爱德华在离开之前留下了一个画画的小本子，让我把它交给你们，我一并寄给你们。

请不要难过，他最后走得很安详，安葬在一个别致的墓地，那儿还有其他的战友做伴。我向你们保证，他在那里能得到很好的照顾。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