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兰森先生，我们是不是就会认为，一根棍子就不是无限延长的木头呢？”

这位农家孩子一时被问得一愣一愣的。

“我注意到甘特先生已经坐不住了。他的脸上有一种以往不曾见过的光彩。甘特先生喜欢思考问题，常常因思考问题而睡不着觉。”

“一根棍子，”尤金说，“不仅是木头，而且是木头的否定，它是‘木’和‘非木’在‘空间’的相交。一根棍子是有限的、不能延伸的木头，是一个自我否定的事实。”

秃头老师严肃地听完这番高论，同学们也故作惊异地屏住了呼吸。他会佐证我的观点并夸奖我的，因为和这群农家孩子相比，我算是鹤立鸡群了。他也知道我在学校的社团里拥有许多头衔，而且他也喜欢胜利。

“韦尔登教授，我们给他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尼克·梅比利说道，“我们把他叫黑格尔·甘特。”

他听见大家都笑了起来，看见他们的笑脸正冲着他。这个名字听起来蛮好的。我应该报以微笑才行——我是班级里伟大的原创家、大家爱戴的怪人、真正的庄稼汉诗人。

“这个称呼他当之无愧。”弗吉尔·韦尔登教授脸色严肃地说。

你这个老狐狸，我也可以像你那样，玩弄文字游戏，好让他们挑不出我的毛病来。在他们野草丛生的脑子里，我们锋芒毕露的思想充满了讽刺和激情。真理？现实？绝对？普遍？智慧？经验？知识？事实？概念？死亡——伟大的否定？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福尔蓬！难道我们就哑口无言了吗？我们可以证明一切。但是本恩，还有他鬼火一样的笑容到哪里去了？现在怎么了？

春天又来了。我看见了山岗上的羊群，看见系着铃铛的牛群正踏着尘土朝大路走来。在鬼影幢幢的月光下，农夫的木轮车正吱吱呀呀地赶回家去。但是埋在地下的心灵却被什么挠动？到哪里去找寻失落的话语？又有谁在市区广场见到他的影子？

“伦垂先生，要是他们问你，你会怎么回答？”

“我会实话跟他们说的。”伦垂先生取下眼镜。

“但是他们已经烧起了熊熊的大火。”

“那没有关系。”伦垂又把眼镜戴上说。

我们会为真理献身，那是多么崇高的一件事啊——可是只在课堂的讨论中说说而已。

“可是那火烧得很热啊，伦垂先生，要是你不放弃自己的观点，他们就会把你烧死的。”

“哦，那我就只好让他们烧了。”殉道士伦垂说着说着，眼镜片湿润了。

“我想被烧的感觉可是很痛苦的哟，”弗吉尔·韦尔登教授提醒他，“即使烫出一个小小的水疱都很疼的。”

“可是谁愿意被烧死呢？”尤金问，“如果是我，我就会像伽利略那样——改变自己的立场。”

“我也会这么做的。”弗吉尔·韦尔登说。在全班同学的哄笑声中，他们两个人得意扬扬、不怀好意地相视而笑。

尽管如此，这堂课还是很生动的。

“桌子的这一侧站着欧洲诸列强；桌子的另一侧站着马丁·路德，一个铁匠的儿子。”

说话的声音沙哑、充满了激情，是从心灵深处迸发出来的。这一点，全班的人都会记得，而且还做了笔记。

对任何坚强的灵魂来说，这样的局势都是真正的考验。但是他却闪电似的作了回答。“Ich kann nicht anders——别的我都不会。那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句话。”

他引用这句话已经长达30年了，这句话已经成为耶鲁与哈佛、罗伊斯和明斯特贝格世代相传的文物。在所有的文字游戏中，这些条顿民族的传统就是韦尔登教授的师傅，也是他使学生们大为折服的标志。他并不让学生们自己读那些书，生怕有人会发现他的理论是从齐诺乃至康德的著作中直接抄袭、拼凑而来的。3000年历史的大杂烩，把各不相容的东西勉强融合在一起，人类各种矛盾思想的汇集和总和，全部存放在老师的脑袋里。苏格拉底之后有柏拉图，柏拉图之后有普罗提诺，普罗提诺之后有圣奥古斯丁……康德之后有黑格尔，黑格尔之后有弗吉尔·韦尔登。到这里就不能再继续了。30节轻松的课堂讲授为宇宙万物作了解答，学生们肯定自己已经找到了答案！

晚上他们还会昏昏沉沉地来到老师的书房，言不由衷地坦白自己心灵所受的痛苦以及折磨——事实上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感受，全都是编造出来的。

“一个人要有坚定的品格才能做出轰轰烈烈的大事，要在压力面前不屈服，这就是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做到的！我希望他们能够成功！希望他们能够征服一切否定，我希望他们能够洁身自好地生活下去！”

尤金听了以后不禁有些退缩，他望了望自己身边的同学，发现他们个个都意志坚定，决心捍卫一夫一妻制，捍卫政党政治以及绝大多数人的意志。

可是本地浸信会教友们却对这位老师存有敬畏心理！为什么呢？因为他敢于冒犯他们心中的神灵。但是除此之外，他只教会学生如何参与投票选举。

美国南部产棉地带的黑格尔就是这样！

在这几年里，每到4月新绿如烟或者春意渐浓的时候，尤金常常会在白天或者晚上离开讲坛山的大学校园。尤其在浮云掩月的夜晚，他会趁着满天星辰，急急忙忙地穿过清凉的田野。

他准备前往埃克西特或者雪梨，有时候还会去以前从来没有去过的小镇。在小旅馆登记的时候，他喜欢写上“罗伯特·赫里克”“约翰·邓恩”“乔治·皮尔”“威廉·布莱克”和“约翰·弥尔顿”等人的名字。从来没有人对此说过什么，因为这些小镇的人们往往也叫这样的名字。有一次，他在彼得蒙小城的一家旅馆里登记时签上了本·琼森的名字。

旅馆职员把登记簿转来转去，有些疑惑地说：

“名字里是不是应该有个‘h’呀？”

“没有，”尤金回答，“我们这个家族的另一个旁系就是那种拼写的。我有一个叔叔名叫赛缪尔，他就是那样拼写名字的。”

有时候，在一些名声并不太好的小旅馆里，他会暗自得意地签上“罗伯特·勃朗宁”“阿尔弗雷德·丁尼生”或者“威廉·华兹华斯”之类的名字。

有一次他签了“亨利·W.朗费罗”的名字。

“你别骗我了，”职员有些不相信地露出了生硬的笑容，“这是个作家的名字。”

他对生活怀有一种强烈、莫名的好奇心。一到深夜，他会倾听百万细小生命的轻语，倾听黑暗中伟大深沉的交响乐，倾听从全国各地教堂里传来的辽远钟声。同时他的视野在一圈一圈地扩大，超越了沐浴在月色中的草地，超越了酣梦中的树林，超越了黑暗中奔流的江河和数不清的沉睡小镇。他相信所有的城镇和人的面孔都在无休止地变化。他相信在百万鄙陋不堪的房子里隐匿着稀奇古怪的生活和微妙、破碎的浪漫故事，以及神秘、未知的秘密。每次当他经过别人家门的时候，他的心里总会想，这里面很可能有人正处在死亡的边缘，情人们也许正在狂热拥抱，某个谋杀行为可能正在进行。

他的心里有一种极大的挫折感，好像生活正在举行一场盛宴，而他却被拒之门外。于是，他把一切顾虑全部抛开，下定决心把传统的既定模式打破，并一窥究竟。在这种渴望的驱使下，他往往会突然冲出讲坛山的大学校园，等到暮色降临之后，不停地徘徊在小城安静的街道上。终于，他抛开所有道德的束缚，在冲动中爬到某家门前，按响了门铃。然后，不管开门的是谁，他都会摇摇晃晃地靠在墙边，用手抓着自己的喉咙说：

“水！看在上帝的分儿上，给我水喝！我生病了！”

有时候，开门的是某个妩媚动人、笑容满面的女人，她明明知道他在耍花招，却不想放他走；有时候，好心的妇女会给予他同情和温存。喝完水以后，他会鼓起勇气向对方表示歉意，弄得对方既惊奇又同情。

“请原谅。我这是突然发病——常犯的急性病。我来不及到别处寻求帮助了，我看见您家的灯光了。”

于是对方就会问他的朋友住在什么地方。

“朋友！”他会情绪激动、神秘地环顾四周，然后苦笑一声，“朋友！我没有朋友！在这里我只是一个陌生人。”

接下来人家会问他是做什么的。

“我是个木匠。”他会这样回答，同时脸上会浮现出古怪的笑容。

然后他们又会问他来自何方。

“离这儿很远，非常远，”他意味深长地回答，“即使我说了，你也不知道那个地方。”

然后，他会站起身，神态庄严、悲天悯人地看一看周围。

“现在我必须要走了！”他神秘地说，“我的旅程特别长，走到尽头还有很远的路。上帝保佑你们！我只是一个陌生人，而你们却愿意接受我，‘上帝之子’也没有这么好的待遇。”

有时候，他会按响门铃，装成一个胆怯的问路者。

“这里是不是26号？我叫托马斯·察特登。我想找一位姓柯勒律治的先生——塞缪尔·T.柯勒律治。他就住在这里吗？错了？对不起……没有错，我这里写的就是26号呀，一点没错……谢谢您了……我一定弄错了……我再去查一查电话簿。”

尤金心想，万一有一天，在生活的各条大道上，我真的找到了这个人，那又怎么办？

这两年就是他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