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ckquote>

不，他们不明白。“火窖”只是肉类的地狱。

餐馆内部装着带有彩色玻璃的灯罩，摆放的泥罐里长着有斑点的纤维状花草——给人一种六十年代的感觉。我在萨布里娜和她两个女同学用餐的火车座隔壁找个位子坐下来。她们三个都穿着粗笨的、有点男性化的校服；在威妮弗蕾德看来，那毯子般的苏格兰短裙及与之相配的领带一贯是名校的象征。而此刻，三个女孩正在竭力破坏这身校服给人的良好印象——袜子往下缩，衬衫一半露在裙子外面，领带也歪系着。她们嚼着口香糖，似乎觉得这样做天经地义。她们烦躁地大声说话——这个年龄的女孩子似乎都会这一套。

她们三个都很美丽，是那种青春女孩所具有的美。这种美无法掩盖，也无法包藏；它新鲜而饱满，出自天生，却十分短暂，无从复制。然而，她们并不满足。她们总在千方百计改变自己，美化自己，掩盖缺点；在脸上涂脂抹粉，照自己想象的、不现实的模式塑造自己。我没有责怪她们的意思，因为我年轻时也这样。

我坐在那儿，从太阳软帽的帽檐下窥视萨布里娜，偷听她们的闲谈。这种闲谈如同一种伪装。她们没有一个说出自己的心事，也不信任别人——这种年龄的女孩子都会玩这种小把戏。萨布里娜的两个同学都是一头金发；她自己的头发则是乌黑的，像桑葚般发亮。她并没有真正在听她的两位同学讲话，也没有在看着她们。在她刻意作出的茫然的凝视目光后面，一定酝酿着反叛。我察觉到了她的那种阴郁、那种固执、那种如同被俘公主一般的愤慨。她在积蓄力量，等待报复。我得意地想：小心点吧，威妮弗蕾德！

萨布里娜没有注意到我。或者说，她注意到我了，但不知道我是谁。她们三人也瞥了我几眼，然后耳语窃笑一番；这种事我不会忘记。瞧那个干瘪老太婆，或者别的什么流行的说法。估计我的帽子是她们的话题。那帽子的式样早已过时。那天，在萨布里娜看来，我只是一个老妇——一个难以形容的老妇，一个不足挂齿的老妇。

她们三个离去后，我上了趟洗手间。那个小隔间的墙上有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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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达伦我真爱

他属于我而不属于你

如果你想取而代之

我发誓一定让你破相。

</blockquote>

如今的年轻姑娘比我们那时候要直率得多。不过，她们不会使用标点符号。

我和沃尔特终于找到了“火窖”——他说，这地方和他上次来时不一样了。窗户上钉了三夹板，上面贴着一张正式通告。沃尔特在锁着的门外嗅来嗅去，就像狗找不着骨头一般。他说：“这店看上去关掉了。”他把双手插在口袋里，站了好一会儿。“他们总是不停地改，”他说，“你跟都跟不上。”

在探路和七拐八弯一大圈之后，我们在一家低档小餐馆里找张桌子坐了下来。店里椅子是塑料的，桌旁有自动唱机，可以放乡村音乐、老甲壳虫乐队的乐曲，以及“猫王”的歌曲。沃尔特放了一首《伤心旅馆》；我们一边吃汉堡、喝咖啡，一边听着歌。吃完后，沃尔特坚持要付账——无疑又是米拉要他这么做的。她一定还塞给了他二十元钱。

我只吃了半个汉堡包，实在吃不下一整个。沃尔特吃了我余下的半个，似乎一口就吞下去了。

在出城的路上，我让沃尔特开车经过我的老房子——我曾经和理查德共同居住过的房子。去那儿的路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但到了老房子，开头我却没认出来。它还是那么笨拙难看，窗户斜开；整个房子大而无当，呈深茶色，但墙上爬满了长春藤。那间仿瑞士农舍的小木屋，以前是奶油色的，如今它和前门都被漆成了苹果绿。

理查德不喜欢长春藤。我们入住时，墙上曾有过一些长春藤，但他把它们都扯掉了。他说，这种爬藤会腐蚀砖墙，堵塞烟囱，还会招来老鼠之类的东西。那时候，他还在为自己的想法和做法找出理由来，而且要我也接受他的理由。后来，他干脆就不说理由了。

我记得当时因为天热，我戴着草帽，身穿淡黄色的棉布裙。那是我结婚后第二年的夏末，地面干得像砖头一般。在威妮弗蕾德的怂恿下，我干起了园艺；她说，我需要有个爱好。她让我从搞花园假山开始，因为即使我弄死了花草，那些石头还在。她打趣说：石头你是弄不死的。于是，她派来三个所谓可靠的人，要他们帮我挖土、摆石头，好让我种花草。

花园里已经有一些由威妮弗蕾德订购来的石头：大大小小的，大的像石板，东一块，西一块，或者像倒了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堆在那儿。我和那三个可靠的人都站在那儿，看着那一堆乱石头。他们戴着帽子，脱去外衣，卷起了衬衫袖子，精神抖擞地等着我发号施令，但我却不知说什么好。

后来，我还想自己动手，处理这堆乱石——死马权当活马医。我认为自己能行，可我对园艺一窍不通。我欲哭无泪；不过，你一旦哭了，你就完了。那三个可靠的人就会鄙视你，接着他们也就不再可靠了。

沃尔特把我扶下车，然后默默地等在我身后；如果我一不小心跌倒，他可以及时拉住我。我站在人行道上看那老房子。假山花园还在，却完全荒芜了。当然，眼下是冬天，所以还很难说，但我怀疑花园里是否还长着花草，或许还有一些龙血草——这种草可以随处生长。

车道上放着一个垃圾大铁箱，里面全是些碎木、塑料板之类：人们在不断地对房屋进行整修。老房子曾经失过一次火；楼上的一个窗户被砸碎了。据米拉说，流浪街头的人往往在这样的房子里安营扎寨；在多伦多只要有一间空房子没人住，他们就会蜂拥而入，聚众吸毒或者做别的什么坏事。她说，这些人都崇拜魔鬼撒旦。他们会在硬木地板上升起篝火，堵塞卫生间的马桶，在水槽里大便。他们还会偷走水龙头、好看的门把手或任何可以卖钱的东西。偶尔也会有小孩子进来恶作剧。小孩子在这方面总是有天赋的。

这幢房子看起来无人管理，不会长久，就像售房广告上的图片一般。如今它和我已不再有任何关系。我试图回忆我的靴子在雪地里嘎吱嘎吱的声音——深夜我回家，编造各种借口；门口黑色的吊闸；街灯的光照在路两边的雪堆上，雪泛着蓝光；黄色的狗尿像盲文一样点缀在雪地上。当年的一切已物是人非。我的心在激烈地跳动，呼吸急促，口中呵出白气。我的手指尖在发热；涂着唇膏的嘴巴冻得生疼。

起居室里有个壁炉。我常和理查德坐在炉前，火光映照着我们俩和我们的玻璃杯；为了保护地板，杯子下都有杯垫。晚上六点是我们喝马爹利酒的时间。理查德喜欢在这个时候清理一天的事——这是他的说法。他一面清理，一面总是把一只手轻轻地放在我颈背上。一个案子在提交陪审团以前，法官们是要做清理工作的。或许他就是这样反省自己的。然而，我往往不清楚他内心的想法和动机。

这是我们之间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我无法了解他，无法揣摩他的欲望，而他把这归因于我对他的不关心——一种任性的、蓄意的不关心。事实上，这也是一种困惑，后来变成了害怕。渐渐地，他越来越不像我的丈夫——尽管他有血有肉，而是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大谜团。我注定要着魔般地天天试图去解开这个谜团，但从来就没解开过。

我站在老房子外面，等待着触景生情。然而，什么感觉也没有。我经历过心潮澎湃，也经历过心如死水。我真不知道哪个更糟。

草坪里的栗子树上垂下一双摆荡的腿，是一双女人的腿。我一时以为那是人腿，走近看了才发现原来是一双连袜裤，里面塞满了东西——无疑是卫生纸或内衣。一定是那帮恶棍们举行什么仪式，或是孩子们恶作剧，或是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狂欢时扔出来的，然后被树枝勾住了。

这双连袜裤想必是从我过去住的房间的窗户里扔出来的。我想象自己很久以前在那个窗口眺望，谋划着怎样从窗口逃出去，而不被人注意——脱下鞋子，穿着袜子顺着树爬下来。不过，我从来没有那样干过。

那时，我站在窗边向外望去，犹豫着，思考着。那时候我是多么茫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