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朋友的车，”鸟有点不好意思地指着鲜红的跑车解释道，“来晚了，真对不起，大家都聚齐了吧？”

“没有，只有你和我。研究会的其他成员，都到日比谷公园参加抗议赫鲁晓夫重新开始核试验的集会去了。”

“啊，是吗？”鸟说。接着他想起来，今天早上，火见子曾读过报纸上关于这次集会的报道，但他一点也没留心。我现在完全陷到畸形婴儿造成的个人困境之中，已经和这个现实世界背道而行了。不过，这么说起来，那些能把地球的命运放在自己的肩上去参加集会的家伙，恰恰是因为没有头上长瘤的婴儿牵扯。

焦躁地站在一旁的朋友对随口简短应答的鸟不满地瞥了一眼，说：

“别的成员都想回避和戴尔契夫打交道，所以都去抗议赫鲁晓夫了。毕竟，几万人一齐在日比谷的露天音乐厅发出抗议的呼叫，是不会引起和赫鲁晓夫的任何纠纷的。”

鸟把斯拉夫语研究会其他成员各自的情况分析了一遍，他们如果和已陷入泥沼的戴尔契夫牵扯太深确实很麻烦。他们当中，有的在一流商社的贸易科工作，有的是外务省的官僚，有的在大学做助教。如果戴尔契夫事件被报纸作为丑闻报道，不管怎么说，如果上司知道自己和这种事件有关联，肯定会招来麻烦。他们当中没有谁像鸟这样仅仅是个预备学校老师，而且是不久就要被解雇的自由人。

“那怎么办呢？”鸟追问道。

“毫无办法。公使馆请求我们劝说戴尔契夫，但研究会的立场，是认为应该不理会为好。”

“你也不想和戴尔契夫打交道吗？”

鸟本来别无他意，仅仅是出于好奇随口一问，然而，朋友突然像受了侮辱似的涨红着脸瞪着鸟。鸟惊讶地意识到，朋友是期待他赞成把说服戴尔契夫的请求退还回去。

“不过，”鸟语气和缓地反驳闷头生气的朋友说，“从戴尔契夫角度想想看，接受我们的劝说，也许是他最后一个机会吧。如果他拒绝，事情只能公开了。我们要是原封不动地把劝说任务退还回去，会于心不安呀。”

“当然，戴尔契夫如果接受我们的劝说，那就太可喜可贺了。不过如果弄不好，戴尔契夫事件成为丑闻，我们就被卷到国际问题里了。我现在也不愿意和戴尔契夫接触啊。”朋友把视线从鸟的身上移开，望着剖开的羊内脏似的跑车驾驶席说道。

鸟感觉到朋友的暗示是如此地可怜巴巴，几乎是赤裸地暗示鸟尽快接受，不要再进一步反驳。可鸟已经不会从“丑闻”、“国际问题”之类可怕的词语中受到任何影响了，鸟的脑袋已经被畸形婴儿的丑闻塞满，孩子这类家庭问题，比任何国际问题都更具体、更沉重地扼住了鸟的咽喉。鸟从潜藏在戴尔契夫四周的恐怖陷阱里得到了自由，自从婴儿事件出现以来，鸟第一次感觉到和别人相比自己竟有如此充分的生活闲暇，也觉得这很具有讽刺意味。

“斯拉夫语研究会如果放弃了劝说戴尔契夫的任务，我个人也想去见戴尔契夫。我和戴尔契夫很要好，而且，即使戴尔契夫事件公开化了，卷入了什么丑闻，对我也无所谓的。”鸟说。他想找一个能充填医院里那位医生的话所带来的时间，也就是最近一两天时间的生活内容，也真想去看看戴尔契夫的隐遁生活。

朋友马上以让鸟都觉得害羞的势利嘴脸转变态度：

“你有这样的打算就这么做吧！这也许是最好的方式。”朋友热情而有力地说，“实际上我也希望你能接受，其他成员听到有关戴尔契夫的传闻，立刻就想闪身躲开，只有你能沉住气，态度超然，让人感佩。”

鸟不想伤害这个突然变得多嘴饶舌的朋友，宽厚地笑了笑。他知道现在自己除了孩子，对其他任何事件都能够沉稳超然地对待。话虽这么说，鸟痛苦地想，整个东京所有那些没有被畸形婴儿套上枷锁的人，没有任何一个会羡慕我吧。

“午饭我请客，鸟。”朋友高兴地提议，“先去喝点啤酒吧，鸟！”

鸟点点头。他们并肩朝餐厅走去。在鸟对面坐下来的朋友向服务生要了啤酒后，心情愉快地说：

“鸟，你那样，用两个拇指肚摩擦脑袋，是在大学时代养成的习惯吧？”

鸟侧身走进了酒吧和朝鲜饭店之间裂开的一条大约五十厘米的窄胡同，路上想：在这迷宫似的胡同里是否隐藏着另外一个出口呢？朋友交给他的地图上画的是条死胡同，现在鸟正走进这条死胡同的入口。这胡同的形状就像个胃袋，并且，是通往肠子的出口被扎紧了的胃袋。逃亡生活者和逃亡生活志愿者躲在这封闭场所的最里边，不会有不安的感觉吧？戴尔契夫不得不选择这样的地方做蔽身之所，大概是出自一种走投无路的心态？而现在戴尔契夫恐怕已经不在这个小胡同里了吧。这么一想，鸟的心情有些轻松了。在胡同尽头一个通往山寨的隐秘小道般的公寓入口，鸟停住脚步，擦拭了一下满脸的汗污。整条胡同都被阴影笼罩着，可是，抬头望望天空，夏日正午的阳光像炽热的白金网，覆盖在胡同之上。鸟就那样一动不动地仰望着阳光闪耀的天空，闭上眼睛，用拇指肚擦着有些发痒的头。随后，鸟的两臂像被反弹回来似的放了下来，后仰着的头也挺直立起。远处有一个女孩发出歇斯底里般的叫声。

鸟脱了鞋，一只手拎着，走上满是灰尘的玄关门口里的一段短楼梯，进了公寓。走廊左侧并列着一排单人牢房似的门，右侧是墙壁，上面有各种各样胡涂乱画的东西。鸟一边看着房门号码，一边往里走。各家似乎都颇怀戒心地紧掩着门，住在公寓里的人们是怎样抗过夏日炎热的呢？火见子算是先行者，在这座大都市里，什么时候繁衍出了这么多白日里紧锁屋门隐蔽不出的族人呢？鸟一直走到走廊的尽头，才发现那里隐藏着一条像衣服内兜似的狭窄陡峭的楼梯。鸟无意间回头看了一眼，公寓门口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丈二金刚般站在那里盯着他，女人高大的后背把外面的光线全都遮住了，走廊和她本人都黑黑的暗淡无光。

“你要干什么？”那女人像往外撵狗似的问。

“我想找一位外国朋友。”鸟声音发颤地回答。

“美国人？”

“和一位年轻的日本姑娘住在一起的……”

“啊，那个美国人啊，他住在二楼紧靠这边的房间。”那女人说完就转身消失了。

如果那个“美国人”说的是戴尔契夫，他大概给这个女人留下了好感。不过，鸟虽然登上了白木楼梯，还是半信半疑。在极其狭窄的楼梯转弯处鸟正拿不定主意是否该转换方向时，突然看见惊喜地举着两臂迎出来的戴尔契夫。鸟被这意外的喜悦所感动，这个公寓只有戴尔契夫是用开门通风来降热的有健全生活感觉的人。

鸟把自己的鞋立在走廊的墙壁旁，和从房间探出身来微笑的戴尔契夫握手。戴尔契夫像马拉松选手似的只穿了件蓝色短裤和运动背心。在红头发剃得短短而红胡髭留得很长的戴尔契夫身上，鸟看不出有丝毫逃亡者的生活痕迹。可能潜入这个公寓后就不再有沐浴的机会，矮小的戴尔契夫现在也和那种高大如熊的男人一样，散发着强烈的汗臭。鸟和戴尔契夫互相用简单的英语问候以后，戴尔契夫说他的女友烫发去了，他想让鸟进到铺着榻榻米的房间里来，但鸟推说自己的脚太脏，站在门口说话就好。鸟是害怕进了戴尔契夫的房间会待得太久。鸟往戴尔契夫的房间里望了一眼，里面一件家具也没有，房间最里面开着一扇窗户，可是那窗口对面仅二十厘米远的地方，严密地遮着板条。可能对面也有不能让这边的窗口窥望到的私生活场所。

“戴尔契夫，你们国家的公使馆希望你赶快回去。”鸟单刀直入地开始劝说。

“我不回去了，因为我的女朋友希望我在这里住下去。”戴尔契夫微笑着回答。

鸟和戴尔契夫的英语对话语汇贫乏，发音生硬，整个儿给人游戏似的印象。他们互相之间不需要那种制造紧张空气的情绪，因此问答都是直截了当的。

“我是最后的使者。之后恐怕是你们国家公使馆的人要来啦。如果情况恶化，日本的警察也会来的。”

“日本的警察也不会把我怎么样吧，因为我是外交官。”

“是吗？不过，要是公使馆的人想把你带走，不是也只能把你送回去吗？”

“唉，那是预料之中的，因为我惹了麻烦，可能被降职吧，或者丢掉外交官的工作。”

“所以，戴尔契夫，趁事情还没有成为丑闻之前，返回公使馆去怎么样？”

“我不回去。女友希望我在这里住下去。”戴尔契夫满脸笑容地说。

“不是所谓政治的原因，真的，你只是为了和女友的感情，才躲在这儿的吗？”

“是的。”

“你真是个奇怪的人，戴尔契夫。”

“为什么奇怪？”

“你的女友不会说英语吧？”

“我们始终用沉默来相互理解的。”

鸟的内心里生出一种难耐的悲哀。

“那么，我如果回去报告，公使馆马上就会来人把你带回去的。”

“那是违反我个人意愿的强行带走，那就没办法了，女友也能理解吧。”

鸟无力地摇了摇头，表示自己已经无法完成劝说任务了。戴尔契夫的红胡髭周围金红色的纤细汗毛上挂着一粒粒汗珠，光闪闪地摇动着。注意到这一点后，鸟发现，在自己的视线所及，戴尔契夫满身的汗毛都挂满了汗珠。

“那么，我就这么回去报告了。”鸟说着弯下腰去拿鞋子。

“鸟，你的孩子出生了吧？”戴尔契夫问。

“生了，可是，是个畸形儿。我现在正等着那孩子身体衰弱死掉呢。”鸟被毫无来由的诉说心曲的冲动驱使，讲了起来，“看上去像长了两个脑袋，严重的脑疝病。”

“为什么不动手术，就干等着他死呢？”戴尔契夫收住笑容，脸上充满了男子汉勇猛剽悍的神情。

“我的孩子接受手术后，正常生长的可能性连百分之一也没有。”鸟退缩着说。

“这是卡夫卡写给他父亲的信里的话：父母能为孩子做的，只是迎接婴儿的到来。你不去迎接他，反倒要拒绝他吗？因为你是父亲，你拒绝另一个生命的利己主义就可以被谅解吗？”

鸟默默地听着，眼睛和脸颊都热辣辣地涨红了——这已经成了他近来的新习惯。现在，戴尔契夫已经不是那位陷入深刻的窘境而又不失幽默和平常心的古怪的红髭外国人了。鸟觉得自己突然遭遇到了一个非难自己的伏兵。鸟想强词夺理地反驳几句，可是，突然之间却觉得找不出一句答词，满脸沮丧。

“啊，This poor little thing！（这个可怜的小家伙！）”戴尔契夫喃喃地说。鸟浑身一震，抬起脸一看，知道戴尔契夫说的不是婴儿，而是鸟自己。鸟沉默地立在那里，等待着戴尔契夫释放他的时刻。

终于，鸟宣告和戴尔契夫告别，戴尔契夫送给鸟一本有英文索引的本国语小辞典。鸟请戴尔契夫在辞典的扉页上签名，戴尔契夫先写了巴尔干半岛故国的一个短语，然后在那下面签上了名，说：

“这个词是‘希望’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