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放在这儿，不可以吗？”鸟的岳母说。

不只是鸟，三个医生也都吓了一跳，他们的目光都转向这位唐突的发问者。岳母一动也不动，宛如天下最阴沉的口技表演师。院长像在估价似的严肃地凝视着鸟的岳母，接着，也顾不上体面，直截了当地自我保护说：

“那不可能。那可是脑疝啊，那怎么可能呢。”

岳母听了这话，仍然用袖口掩着嘴，一动不动。

“送到大学医院去吧。”鸟下了决心。

毛烘烘的院长立刻接过鸟的话头，进行了精彩的发挥。他像个颇有能力的实干家，麻利地指示身旁的两位医生立刻和大学医院联系，安排急救车。

两个医生按院长的指令分头走后，院长似乎卸去了什么重负，很安心地拿起烟斗，再次往里填起了烟草，说：“我们还会派一个医生跟着急救车，这中间绝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谢谢。”

“你岳母还是让她继续陪着产妇吧。你呢，是不是该换换湿衣服？准备急救车得花二十来分钟。”

“好吧。”鸟说。

院长把身子挨近鸟，像要开什么下流玩笑似的表现出过分的亲昵，小声说道：

“当然，你是可以拒绝手术的！”

可怜而凄惨的孩子呵！鸟想。我的孩子来到现实世界第一个遇到的，就是这个肥胖过度浑身是毛的矮男人。但鸟心中仍旧只是茫然，愤怒与悲伤的感情还没结晶成形，就立刻化作泡沫消散殆尽了。

鸟、岳母和院长各自扭着脸，一起默默地走到了大门前的外来患者候诊室。鸟回头望了望岳母，准备在这里和她告别。岳母长得像是他妻子的姐妹似的，用一双和妻子十分相似的眼睛望着他，像有什么话要说。鸟等待着。但岳母只是看着他，眼光暗淡无神，一言不发。鸟觉得岳母好像赤身裸体站在公众面前那样羞耻不堪。她的眼神甚至脸色都麻木到没有知觉，那么，她到底有什么好羞愧的呢？鸟在岳母垂下眼帘之前，先掉转视线，向院长发问：

“是男孩还是女孩？”

院长冷不防地被他这么一问，不禁又吃吃地笑了起来，用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实习生一般的口吻回答道：

“嗯，到底是哪个呢，我倒忘记了，好像看到了，那个，小鸡子。”

鸟独自走进停车棚。雨停了，风也弱了，天空飘动的云明朗而干爽，是一个从黎明时分昏淡的茧壳里脱跳而出的流光溢彩的清晨。初夏时节清馨的空气，却让鸟浑身的肌肉以及五脏六腑都觉得疲倦不堪。鸟的眼睛被建筑物里残留的夜色温柔地抚慰着，又开始受到湿漉漉的柏油路面和茂密的街树反射过来的白且硬的冰柱般的光线刺激。鸟迎着晨光，正准备翻身上车，忽然觉得自己仿佛站在跳水台上，因为离开了踏实的地面而感到一阵头晕。他宛如被蜘蛛逮住的奄奄一息的小虫，全身都麻木了。你可以就这样骑上自行车，到一片陌生的土地去，然后泡在酒里，泡他几百天。鸟仿佛听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天启的声音。他沐浴着晨光，坐在歪歪斜斜的自行车上摇摇晃晃地继续等待着，然而那声音再也没有响起。鸟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像一个懒汉，慢吞吞地蹬起了自行车。

……当鸟站在兼做餐厅的客厅中央光着身子弯着腰，伸手去取放在电视机上的新内衣时，他看到自己光光的手臂，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现在是赤身裸体。他像搜索一只匿逃的小鼷鼠似的，瞥了一眼自己的生殖器，心里羞耻不堪。鸟像锅里的炒豆，蹦跳着穿好内衣，套上裤子，扣上上衣。现在，鸟和院长、岳母都锁在同一条羞耻的感情链环上了。人类充满了危险而又残破易碎的肉体，是多么让人感到羞耻的东西啊！鸟像混进足球场更衣室的处女，低着头哆哆嗦嗦地逃离了客厅，逃离了楼梯，逃离了家门，跨上自行车，逃离了身后的一切。如果可能，鸟希望能逃离自己的肉体。和步行相比，骑自行车虽然差不了多少，但毕竟是一种更有效地逃离自身肉体的方式……鸟踩着自行车，看到一个白衣男子抱着一个干草篮子似的东西，从医院门口一路小跑过来，分开人群，钻进急救车敞开的后门。在鸟的内心里潜藏着逃走念头的绵软角落，很希望眼前的情景发生在遥远的万米以外，自己不过是一个清晨早起的散步者，与那情景毫无关系。然而鸟像一只在架空的土壁上一边挖掘一边前进的鼹鼠，尽管被黏重的障碍百般阻挠，但他终究不能不向那里靠近。

鸟从人群背后绕过去，停住车，然后跳了下来，弯腰用链条锁把沾着湿泥巴的车轮锁上。这时，背后忽然响起了充满责难的声音：“自行车可不能放在那儿呀。”

鸟惊恐地回头，恰巧和责怪他的那位毛烘烘院长的目光相遇。于是，鸟把自行车扛起来，藏到旁边的灌木丛里。八角金盘的叶子上积聚的水滴唰唰地落了下来，从鸟的脖颈一直流到脊背上。平日暴躁易怒的鸟，现在对这些琐细的倒霉事情一点也不在乎，都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他已经连咂嘴的愤怒都没有了。

鸟从树丛里走出来，鞋子弄得脏兮兮的。院长似乎后悔刚才那样居高临下地斥责鸟，他把粗短肥胖的手搭在鸟的肩上，一边引导急救车，一边像报告一个很了不起的秘密似的，颇振奋地对鸟说：

“是个男孩呀，我记得我是看到小鸡子了。”

两臂护着篮子和氧气瓶的假眼医生和另一个身穿白衣、皮肤黝黑的救护员上了急救车，篮子里的东西被救护员的背挡住了，看不清楚。只听见装满了水的烧瓶里氧气泡的波波响声，像是发出了细微的信号。鸟在他们对面的另一张长椅上坐了下来，感觉坐得很不安稳。鸟是坐在了放在长椅上的帆布担架上了。鸟咕咚咕咚地晃动着屁股，透过玻璃车窗向外张望，猛然间打了一个冷战。医院二楼所有的窗口和露台上都站满了孕妇，一起朝这边望着。可能是刚刚起床盥洗，还没化妆的发白面孔浴在晨光里。她们都穿着柔软的睡衣，颜色有红有蓝，还有淡蓝。特别是那些走到露台上的孕妇，长垂到脚踝的睡衣被微风拂起，宛如一群空中起舞的天使。鸟从她们的表情里看出了不安与期待，甚至欢欣，他低下了头。警笛拉响，急救车出发了。鸟被车颠簸得差点从长凳上滑落下来，他运足浑身气力，站稳脚跟。都是这警笛！他想。对于鸟来说，警笛从来都是由远处传来，掠过身边向远处响去的运动体，但是现在警笛却像他体内的疾病一般固执地纠缠着他，而且将永远不会远离。

假眼医生转过脸来说：“现在还没什么问题。”

“谢谢！”

医生的态度里包含着很细微却很明显的权威式热情，而鸟也愿意像糖一样融化在那热度里。鸟如同丧家犬似的被动态度，拂去了医生眼神里的踌躇和疑虑。他对自己的权威充满自信，并把它充分表现了出来。

“这确实是非常罕见的病例，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医生神情专注，边说边点头，并灵敏地利用车身摇晃的机会，把身子移到鸟的近旁。放着帆布担架的长凳坐上去感觉不稳，但他并不介意。

“您是脑科专家吗？”鸟问。

“不，不是。我是妇产科医生。”假眼医生纠正说，不过这种程度的偏差并不足以损伤他的威严，“我们医院没有脑科医生，但这症状再清楚不过了！脑疝，确定无疑。要是再从脑里溢出来的瘤上打一针，抽出髓液检查一下，就更清楚了。但要是做得不好，针刺到了脑部就不得了了，所以还是就这样原封不动地送到大学医院去。我是个妇产科医生，能遇见脑疝婴儿这样的病例，实在太侥幸了。我也希望能够亲眼看看解剖手术。你肯定是赞成解剖的吧？现在这时候，这么直率地谈论这件事情，你大概会感到不愉快。不过，这样的经验积累多了，医学才会进步。你孩子的解剖，很可能会帮助下一个患脑疝的婴儿得救！更坦率点说，为了这个孩子，也为了你们夫妇，他还是早点死了为好。当然，对患这种病症的婴儿，也有些人莫名其妙地抱着乐观的态度，但我觉得到了这个地步，还是早点死了幸福。这可能是年龄不同看法不同的缘故吧。我是一九三五年出生的，你呢？”

“我也是那个年代。”鸟来不及把自己的出生年月准确地换算成阳历，“那，痛苦不痛苦？”

“我们这一代？”

“不，我是说孩子。”

“问题在于怎么理解‘痛苦’这个词。这孩子视觉、听觉、嗅觉等等都还没有吧，甚至连痛觉也没有。用院长的话说，你想想看，就像一棵植物。你认为植物有痛苦吗？”

鸟默然思索着。我认为植物有痛苦么？我想过被山羊啃咬的卷心菜的痛苦么？

“怎么样，你觉得植物般的婴儿会痛苦吗？”医生从容而严肃地重复追问。

鸟坦率地摇头，表示这问题已经超出了他现在昏热的头脑所具有的判断能力，尽管他本来不是那种和人一见面就低头服输的人。

“输氧好像有些问题。”救护员回头报告说。医生赶快站起来去察看输氧管。

就在这一瞬间，鸟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孩子，是一个很丑陋的婴儿，赤红的小脸上布满了皱纹和脂肪粒。眼睛像贝壳缝似的紧紧闭着，鼻孔里插着橡胶管，张开的嘴里露出了闪着珍珠光泽的桃红色的口腔，无声地呼喊着。鸟不禁抬起屁股，探过头去，看到了孩子包着绷带的脑袋。绷带后面，埋在一大堆沾满血污的脱脂棉里的，很明显，是一个异形的存在。

鸟急忙扭头坐下，额头紧贴着车窗玻璃望着飞速退去的街道。被警笛惊吓的路上行人，和鸟刚才看到的那群孕妇一样，怀着好奇和莫名其妙的期待注视着急救车。对他们来说，这场景像是突然定格的电影画面上不自然的动作停止。这一刻，他们看到了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细微裂纹，他们也表现出了天真的虔诚。我的儿子，像在战场上负伤的阿波利奈尔5 一样，头上缠着绷带。鸟想，在我一无所知的黑暗而孤独的战场上，我的儿子负了伤，他像阿波利奈尔一样，头缠绷带，发出了无声的呼喊……

鸟突然流下了眼泪。阿波利奈尔头缠绷带的形象，使鸟的感情一下子变得单纯，并且有了明确的方向。鸟不仅原谅了自己的感伤，为之找到了充分的理由，甚至还在自己的泪水里品尝到了一丝甘甜。我的儿子像阿波利奈尔一样头缠绷带，他在我完全不熟悉的黑暗战场上孤独地负伤。我只能像埋葬战死者那样埋葬我的儿子。鸟热泪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