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去信叫她回来时仍是冬末，尚未开春，她就到了。她们敦促她在回信以前考虑一下，她们长篇大论、用极尽友好的言辞（这封信花了若干天才写就）向她保证，她们的请求里无催促之意，万一她要回来的话，不管需要多少时间，且务必把她自己的事情安排妥当，然后再回来。后来有一天，我们坐在厨房吃晚饭，她们私下担心她不会回信，记起她过分迷糊、过分专注于自我而有欠一般的周全，又希望她别是病了，就在这时，西尔维敲响了门。

诺娜朝门走下去（从厨房通往前门的走廊是个颇陡的斜面，中间用一级台阶略微减缓坡度），身上穿的老太衫和内衣一路滑溜溜地摩擦，窸窣作响。我们听见她喃喃地说：“我的天哪！可真冷！你走来的？快进厨房！”随后她的窸窣声和沉重的脚步声沿着走廊回来，此外没有别的声响。

西尔维跟在她后面走进厨房，安静中似混合了温雅、鬼祟和自轻。西尔维约莫三十五岁，高挑、纤瘦，有一头棕色的波浪卷发，用发夹固定在耳后，她站在那儿，把散落的头发向后捋平，让自己在我们面前显得清爽整洁。她的头发湿了，双手冻得通红干枯，她光着脚，只穿了平跟船鞋。她的雨衣早不成样子，尺码过大，想必是从长椅上捡来的。莉莉和诺娜对望了一眼，挑挑眉毛。一阵短暂的沉默后，西尔维犹疑地把她冰冷的手放到我头上，说：“你是露西。你是露西尔。露西尔有美丽的红头发。”

此时莉莉站起身，握住西尔维的两只手，西尔维屈身接受亲吻。“来，坐到这儿的暖气旁。”她一边说，一边推着椅子。西尔维坐了下来。

“炉子旁可真暖和极了，”诺娜说，“把外套脱了吧，亲爱的。你的身子会暖得快一点。我给你煮个荷包蛋。”

“你喜欢吃水煮荷包蛋吗？”莉莉问，“我可以做白煮蛋。”

“都可以，”西尔维说，“水煮荷包蛋很好。”她解开外套的扣子，把手臂从衣袖里抽出来。“这条裙子真漂亮！”莉莉惊呼道。西尔维用修长的手抚平衣服下摆。那条连衣裙墨绿色，闪着缎子般的光，短袖，宽大的圆领上有一枚胸针，图案是一小束山谷里的百合。她环视了我们一圈，又重新低头看她的裙子，显然对那引起大家的注意感到高兴。“噢，你长得真美，我亲爱的。气色真好。”诺娜说，声音甚响。她的这番话实际是说给她妹妹听的，正如先前莉莉的赞叹是冲她而发一样。她们大声嚷嚷，为的是让对方听个明白，她们谁都无法准确估计自己的音量，谁都认为对方的听力比自己差，所以说话时每人的音量都比原本所需的更高一些。她们共同生活了一辈子，发觉彼此间有一种私下交流的特殊语言。当莉莉瞥一眼诺娜，说“这条裙子真漂亮”时，意思仿佛是，“她看起来神志挺健全的啊！她看起来挺正常的嘛！”当诺娜说“你长得真美”时，意思仿佛是，“也许她会愿意！也许她会留下来，我们可以走啦！”西尔维坐在厨房单调的灯光下，手放在腿上，眼睛盯着手，莉莉和诺娜拖着僵硬年迈的腿踱来踱去，煮荷包蛋，把炖好的李子盛入碗中，脸颊绯红，为彼此的心照不宣而洋洋得意。

“你知不知道西蒙斯先生死了？”莉莉问。

“他肯定年纪很大了吧。”西尔维说。

“你记得一个叫丹尼·拉帕波特的人吗？”

西尔维摇头。

“他在学校比你低一级。”

“我想我应该记得他。”

“喔，他死了。我不知道怎么死的。”

诺娜说：“报上登了葬礼的时间，但没有相关报道。我们觉得蹊跷。只有一张照片。”

“还不是最近的，”莉莉咕哝道，“看着像十九岁时的他。脸上没有一条皱纹。”

“母亲的葬礼顺利吗？”西尔维问。

“好极了。”

“嗯，是的，非常顺利。”

两位老姐妹对视了一眼。

“不过，当然，规模很小。”诺娜说。

“嗯，她不想大操大办。可惜你没看到那些花啊！整间屋子都堆满了。我们送了一半给教会。”

“她不要花，”诺娜说，“她会把那称作浪费。”

“她不想办仪式。”

“原来如此。”

一阵沉默。诺娜给吐司涂上黄油，把凝成胶状的蛋轻轻覆在上面，用叉子切开，像对小孩子一般。西尔维坐到桌旁的椅子上，手托着头，吃了起来。诺娜上楼，几分钟后又下来，拿着一个热水袋。“我打点好了，你就睡在走廊尽头的小卧室。虽然有一点挤，但总比吹穿堂风好。床上有两条厚毛毯，还有一条薄一些的，我在椅子上放了一床盖被。”她用烧水壶里的水灌满热水袋，外面包上茶巾。露西尔和我各提起一个行李箱，跟着西尔维上楼。

楼梯很宽，抛过光，有一道厚重的扶手和纺锤形的栏杆柱，似是我外祖父在对自己的木匠手艺信心渐增，有把握用优质材料造出或可视为永久之物时所建的，保存至今。可楼梯的终点颇为怪异，是个像舱门一样的开口，或说活板门，原因是走到楼梯顶端时，正面遇上一堵支撑屋顶必不可少的墙（此前屋顶中部一直轻微下陷），我的外祖父不敢再在墙里开一扇门。他想出一个替代方法，用滑轮和吊窗锤让这扇活板门（在二楼只用作阁楼、用梯子上下时留下的）轻轻一拉就能升起，稍微用力一关又自动合上。（这个设计阻挡了来势汹汹的穿堂风从抛光过的台阶横扫直下，涌入客厅，形成旋风吹进厨房。）西尔维的卧室实际类似狭窄的老虎窗，一道帘子将它与走廊隔开。里面有张小床，堆满了枕头和毛毯，还有一盏小油灯，诺娜一直点着，放在架子上。仅有的一扇圆窗，又小又高，像升到天顶的月亮。梳妆台和椅子在帘外，各据一侧。西尔维在昏暗的走廊里转过身，亲了我们每人一下。“我会买礼物给你们的，”她轻声说，“明天吧，也许。”她又亲了亲我们，然后走到帘后，进了狭小的房间。

一直以来，我时常好奇，对西尔维而言，重返那间屋子是什么感觉，屋子和她离开前也许有所不同，移了位，扎了根。我幻想她用没戴手套的手抓着旅行袋，走在马路中央，扫雪机扫下的雪堆在两边，把路变窄，每堆雪脚下形成的一摊摊雪泥，使马路益发狭窄。西尔维走路时总是垂着头，歪向一侧，带着出神和沉思的表情，仿佛有人在悄悄和她说话。不过她时而会抬头瞟一眼雪，颜色和浓云一样，瞟一眼天空，颜色和融化的雪一样，又瞟一眼因积雪退去而突露出来的各种光滑乌黑的木板、枯枝和残株。

踏进那条狭窄的走廊会是怎样的感觉，里面仍残存着（在我看来似乎如此）一丝呛人的气味，是诺娜舍不得扔掉的葬礼用花所散发的。她的手脚想必暖和得发疼。我记得，她的手红肿变形得何等厉害，放在盖了绿裙的腿上，记得她如何把手臂紧紧夹于两侧。我记得她坐在那儿，在雪白的厨房里，坐在一张木椅上，抚平看似借来的连衣裙，把脚从平跟船鞋里脱出来，娴静端庄，像个怀了孕的处女，承受我们所有人的注视时，当时，她的快乐显而易见。

西尔维抵达的第二天，露西尔和我早早醒来。在每个重大日子的黎明蹑足潜行，是我们的惯例。通常这间屋子会有一个小时或更多时间专属于我们，可那天清晨，我们发现西尔维坐在厨房的炉旁，穿着外套，在吃小玻璃纸袋里的牡蛎苏打饼干。她冲我们眨眼，面露微笑。“关着灯感觉真好。”她表示，露西尔和我急着去拉开关线，撞在了一起。西尔维的外套让我们想到她可能要走，我们准备施展卖乖的高超本领，留住她。“这样岂不更好？”事实上，风正缠着屋子不放，把冻雨掷在窗户上。我们在她脚旁的地毯上坐下，望着她。她递给我们每人一块苏打饼干。“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身在这儿，”她最后说，“我坐了十一个小时的火车。山上全是雪。我们只能以蜗行的速度前进，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几个小时。”从她的话音中明显听得出那是趟令人愉快的旅程。“你们坐过火车吗？”我们没有。“火车的餐车里有厚重的雪白桌布，窗框上拴着小小的银花瓶，你可以单独要一份自己的热糖浆，装在小小的银杯里。我喜欢坐火车旅行，”西尔维说，“特别是客车。改天我带你们一起去。”

“带我们去哪里？”露西尔问。

西尔维耸耸肩，“某个地方。随便什么地方。你们想去哪里？”

我看见我们三人置身在一列所有门都敞开的货车里，连绵的车厢没有尽头——数不清的、快速的、相同的画面，制造了一种既动态又静止的闪烁幻觉，好像早期电影放映机里的图片一样。我们经过时扬起危险的热风，吹碎了野胡萝卜花，然而，一边是噪音、咔嗒声和疾驰的速度；一边，我们却在园子这一端朝那儿飞速瞥去，火车呼啸着不断向前。“斯波坎。”我说。

“哎，有比那更好的地方。更远的。或许西雅图。”没有人说话，“那可是你们以前生活过的地方。”

“和妈妈一起。”露西尔说。

“对。”西尔维把空的玻璃纸袋对折再对折，用食指和大拇指捏出折痕。

“你能给我们讲讲她的事吗？”露西尔问。这个问题提得突然，用的是诱哄的语气，因为大人不愿向我们谈起我们母亲的事。外祖母从不谈论她的任何一个女儿，当有人提起时，她恼火得皱眉蹙眼。我们习惯了那样，但不习惯莉莉、诺娜和所有我外祖母的友人在一听到母亲的名字时流露的遽然窘态。我们打算试试西尔维的反应，可许是因为西尔维穿了外套，一副马上要走的样子，露西尔没有像我们先前约定的，等对她有了更好的了解后再试探。

“哦，她人很好，”西尔维说，“她很漂亮。”

“可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功课很好。”

露西尔叹了口气。

“要描述一个你那么熟悉的人是件难事。她非常文静。她会弹琴。她集邮。”西尔维似乎陷入深思，“我从未认识有谁像她那样爱猫。她总是把它们带回家。”

露西尔移动了一下她的腿，整了整睡袍周围厚实的法兰绒下摆。

“她结婚以后，我就不常见到她了。”西尔维解释道。

“那和我们讲讲她的婚礼吧。”露西尔说。

“哦，那场婚礼规模很小。她穿了一条背心裙，是用带镶边小圆孔的蕾丝布做的，戴了一顶草帽，手捧一束雏菊。那只是为了取悦母亲大人。之前他们已在内华达的某个地方，由治安法官主持结了婚。”

“为什么在内华达？”

“喔，你的父亲来自内华达。”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西尔维耸耸肩，“他很高。长得不难看。但安静极了。我猜他是害羞。”

“他做什么工作？”

“他四处奔波。我猜是销售某种农业设备。可能是工具吧。我其实根本没见过他，除了那天以外。他现在在哪儿，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我说。露西尔和我记得有一天，贝奈西拿给母亲一封厚厚的信。“雷金纳德·斯通。”她一边说，一边用淡紫色的手爪轻敲寄件人地址。海伦给了她一杯咖啡，然后坐在桌旁，懒散地拨弄邮票松开的一角，贝奈西悄声讲起一桩婚姻破裂又复合的不光彩丑事，牵涉一位她熟识的酒吧女招待。最后，贝奈西明显看出有她在场、信怎么也不会打开时，终于告辞了，等她一走，海伦把未拆的信连信封撕成四瓣，丢进垃圾桶。她的目光落在我们脸上，仿佛突然记起我们的存在，她预料到我们的疑问，说：“这样最好。”那是我们知道的有关父亲的一切。

我可以设想她当时脸上的表情，因突然意识到我们的目光而大惊。那时我觉得我感到的只是好奇，可我推想我之所以记得那一瞥，是因为她看着我，想要找寻的不只是好奇的迹象。事实上，如今我回想起那一幕，有几分惊讶——她在毁掉那封信时既无迟疑也不显得激动，既无犹豫又不慌不忙——和懊恼——只有那封信，再无别的，也没有其他属于他或有关他的东西——还有气愤——他十之八九是我们的父亲，也许想了解我们的情况，甚至介入我们的生活。有时我涌起一个念头，等我日渐长大，在面对她的注视时，能够更好地露出她好似期盼的表情。可显然她当时盯着的是一张我记不起的脸——不像我的脸，如同西尔维的脸不像她的脸一样。也许更不像一些，因为，当我望着西尔维时，她越来越令我想起母亲。其实，在脸颊和下巴的骨架、在头发的质地上，她们是如此相似，以致西尔维开始模糊，继而替换了记忆中我的母亲。不久，那个抬头大惊的人将变成西尔维，从没有她立足之地的回忆的视角打量我。我越来越多是对着这个记忆中的西尔维，露出有意识的受伤神情，明知当我这么做时西尔维不可能知道丝毫有关那封信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