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的外祖母想必抱出一篮床单，晾晒在春日的阳光里，她穿着黑色的孀服，把日常惯例当做履行信仰的行为。譬如，地上硬邦邦的陈雪有两三英寸厚，崎岖不平处冒出星星点点的泥土，若风没把暖意全吹走的话，阳光和煦；又譬如，她穿了紧身褡，气喘吁吁地弯下腰，抓着一条湿嗒嗒的床单的边缘将之提起，譬如，她把三个角夹在晾衣绳上后，床单开始在她手中起伏腾跃，翻飞颤动，发出耀目的光，这件物品的挣扎，欢快有力，宛如裹了寿衣的灵魂在跳舞。都是那阵风！她会说，风力使她的外套下摆贴住了腿，使她的发丝飘了起来。风从湖面上吹来，里面有雪花沁人心脾的味道，和融雪的腐味，教人想起那种罕见、细长的小花，她和埃德蒙会走上半天路去采摘，即使再过一天它们就会全部枯萎。有时，埃德蒙会提着桶和铲子，把它们连土掘起，带回家栽种，可它们还是会死。它们是稀有之物，从蚂蚁窝里长出来，携带着粪便和动物的尸肉。她和埃德蒙会去爬山，爬到大汗淋漓为止。马蝇跟着他们，风让他们冷得打战。在雪化去的地方，他们可能会看见豪猪的残骸，这儿是牙齿，那儿是尾巴。风里有股酸臭，是污浊的积雪、死亡、松脂和野花汇成的。

一个月后，那些花会盛开。一个月后，所有休眠的生命和止停的朽蚀会重新开始活动。一个月后，她将结束哀悼，因为在那个季节，她觉得他们，她和沉默的循道宗信徒埃德蒙，似乎根本没有结过婚，他连去寻野花也系着领带和吊裤带，年复一年，他记得那些花生长的确切地点，他在水坑里浸湿手绢，包住花梗，他伸出手肘，助她翻越陡峭多石之处，一种无言、冷淡的殷勤，她不厌憎，因为她从未真正期望有嫁给某个人的感觉。她有时幻想一名肤色黝黑的男子，脸上和凹陷的肚子上画着粗糙的条纹，腰间系着兽皮，耳朵上垂下骨制的饰物，泥土、利爪、尖牙、白骨、羽毛、肌腱和兽皮装点着他的臂膀、腰身、脖颈和脚踝，他穿戴着死亡的战利品，他的整具身体炫耀出自己比种种死亡更可怕。埃德蒙就像这样，有一点点。春意的浮现，在他心中搅起庄严、神秘的兴奋，让他忽略了妻子的存在。他会捡起蛋壳、鸟翅、颚骨、黄蜂巢灰白的碎片，全神贯注地端视这一样样东西，然后将它们放进口袋，口袋里装着他的折合刀和零钱。他会细细打量它们，仿佛能读懂它们似的，并收入口袋，仿佛可以将它们占为己有。这是我手中的死亡，这是我上衣胸袋里的废墟，袋里装着我的老花镜。在这样的时刻，他忽略了妻子的存在，亦忽略了自己的吊裤带和循道宗教义，可尽管如此，那却是她最爱他的时刻，一个完全无人作伴的灵魂，和她自己的灵魂一样。

因此，那阵翻动床单的风向她宣告了寻常的回归。不久，臭菘将破土而出，果园里将飘起苹果汁的味道，女孩将浣洗她们的棉布裙，上浆、熨平。每个傍晚将带来其熟悉的陌生感，蟋蟀将彻夜鸣叫，在她的窗下，在从指骨镇四周延伸出去的幽黑荒野的每个角落。她将会感到自童年以来每个长夜都会感到的那份剧烈的孤寂。是这种孤寂，使时钟显得特别慢、特别吵，使声音听似来自湖的对岸。她认识过的老妇人，先是她的外祖母，后是她的母亲，夜晚在她们的门廊上轻摇，唱着悲伤的歌曲，不希望有人同她们说话。

如今，为安慰自己，我的外祖母不会反思她子女的无情，或广义上子女的无情。她曾许多次注意到，每当她看着她的几个姑娘时，她们的面容温柔、严肃、内敛、平静，像幼年时一样，像她们此刻沉睡时一样。假如屋里有一个朋友在，她的女儿会专注地盯着他或她的脸，揶揄、抚慰或打趣，她们中的任何一人都能判别出表情或声调的最细微变化，做出回应，即便西尔维也能，倘若她愿意的话。但她们不曾想到让自己的言语和举止迎合她的神色，她也不希望她们这样。事实上，想留住她们的这种无意识的念头，时常鼓舞或束缚她。那时的她是个威严的妇人，不仅因为她的个头和宽大、棱角分明的脸庞，不仅因为她的教养，而且因为那合乎她的意图，表里如一，这样，她的孩子永远不会惊愕或讶异，她在衣着和态度上浑然一副女舍监的模样，将她的生活和她们的区分开，这样，她的孩子永远不会觉得受到侵扰。她对她们的爱平等而无条件，她对她们的管束宽厚而绝对。以前她像白昼一样恒常，以后她会像白昼一样不为察觉，只为凝望她们脸上沉静的内敛。那是怎样的情景。有一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她走到屋外的园子里。一垄垄土壤像灰烬一样轻飘松软，颜色是浅淡的土黄，树木和植被成熟了，和寻常一样青翠，宜人的沙沙声不绝于耳。在惨淡的大地和明净的树木之上，天空泛出哑暗的青灰色。她跪在垄壑里，听见蜀葵撞击棚屋的外墙。她感觉一阵湿润的疾风撩起她颈上的头发，看见树里灌满风，听见树干像桅杆一样嘎吱作响。她把手掘到一株土豆茎干底下，在干燥的盘根间小心翼翼地摸索新生的土豆，它们像鸡蛋一样光滑。她把它们放在围裙里，走回屋内，思忖，我看见了什么，我看见了什么。大地、天空、园子，并非一成不变。她看见自己女儿的面孔，不同于以往一贯的模样，也不同于其他人的面孔，她安静、冷漠、保持警觉，不把这份陌生惊走。她从未教过她们要善待她。

从海伦离开指骨镇到回来，中间共相隔了七年半，当她终于回来时，那是一个星期日的早晨，她知道母亲不会在家，她没有多作停留，只把露西尔和我安顿在有遮篷的门廊的长椅上，还有一盒全麦饼干，以防止我们吵闹不安。

也许是感觉到事情的微妙，我的外祖母从未问过我们有关和母亲一同生活的事。也许是她并不好奇。也许是海伦偷偷摸摸的行为严重冒犯了她，直到现在她仍对此置之不理。也许是她不愿通过间接的方式获悉海伦不愿告知她的事。

假如她问我，我本会告诉她，我们住在一栋灰色高楼顶层的两个房间，所有窗户——总共五扇，还有一扇由五行小框格玻璃组成的门——都俯对着一条狭窄的白色阳台走廊，与底下其他的白色阶梯和阳台走廊组成一座巨型脚手架，固定错综，像附着在悬崖壁上的冻住的水，灰白的表面上有点点颗粒，宛如晒干的盐。从那个阳台走廊，我们俯望大片焦油纸屋顶，屋檐挨着屋檐，像灰暗的帐篷般延展，罩着装在板条箱里的存货，罩着西红柿、芜菁、鸡，罩着螃蟹、三文鱼，罩着有一台自动唱机的舞池，有人在早餐前播放起《雀儿在树梢》和《晚安，艾琳》。可上述种种，从我们居高临下的位置，看见的只有屋脊。鸥鸟成排栖息在我们走廊的栏杆上，定睛觅食。

由于所有窗户排成一列，我们的房间在近门处和白昼一样亮堂，越往里越暗。主房间的后墙上有一扇门，通往一条铺了地毯的过道，但从未打开过。事实上，那扇门给堵住了，一张绿色的大沙发，笨重、走样，看起来像是从四十英尺的水下打捞上来似的。两张油灰色的扶手椅拉拢围成一个谈话的圈子。两只半边身子的陶瓷绿头鸭，在墙上展翅全力飞翔。至于房间剩下的地方，容纳了一张铺着格子油布的圆形牌桌、一台冰箱、一个浅蓝色的瓷具柜、一张摆了电炉的小桌和一个用油布围起来的水池。海伦把晾衣绳穿过我们的腰带，系在球状的门把手上，这个办法让我们有胆站在走廊边眺望，即使风大时也不怕。

住在楼下的贝奈西是我们家唯一的访客。她的嘴唇淡紫色，头发橘黄，两道弯眉各用棕色的笔一笔画就，那是一场娴熟与颤抖的较量，有时在耳边画上句点。她年事已高，却千方百计表现得像个病重的姑娘。她在我们门口一站数小时，弓着长长的背，手臂交叉在滚圆的肚子上，讲述不光彩的丑事，顾及不该让露西尔和我听见而压低声音。种种逸事讲下来，她的眼睛因重新唤起的惊异而圆睁，她会不时发出笑声，用淡紫色的手爪戳我母亲的臂膀。海伦倚在门口，冲地板微笑，捻弄头发。

贝奈西很喜欢我们。她没有别的家人，只有丈夫查雷，坐在她家的阳台走廊上，双手置于膝盖，肚子塌到腿上，身上的肉像香肠似的布满斑点，粗大的血管在太阳穴和手背上扑扑跳动。他说话吞音，仿佛是为了保存气息。每当我们下楼时，他会在后面缓缓探身，说“嗨！”贝奈西喜欢送我们蛋奶糕，包着一层厚厚的黄色外皮，浸在一汪和泪水一样稀薄的流质里。海伦在一家杂货店卖化妆品，她去上班时，由贝奈西照看我们，尽管贝奈西在一家路边的卡车休息站上夜班，当收银员。她照看我们的方式是尽量不熟睡，一有挥拳打架、损毁家具、因吃坏肚子而痛苦挣扎的声响就能被惊醒。这个策略确实奏效，但有时贝奈西会因某些莫名其妙的警报而猛然醒来，穿着睡袍、没画眉毛就奔上楼，用双手敲打我们的窗，而我们正安静地和母亲吃晚饭。这些打断她睡觉的惊扰，并没因为是自发产生的而少遭怨恨。不过因为我们母亲的缘故，她疼爱我们。

贝奈西休假了一周，为了能够把车借给我们去指骨镇。当从海伦口中得知她的母亲仍在世后，她开始竭力劝她返家一趟，令她深感欣慰的是，最终海伦被说服了。结果这是一趟有去无回的旅程。海伦带我们翻山越岭，穿过沙漠，又转入山区，最后来到湖边，过桥、进镇，在红绿灯处左拐，驶上桑树街，一路经过六个街区。她把我们的行李箱放到有围栏的门廊里，廊下有一只猫和一台威风凛凛的洗衣机，她叫我们安静地等着，然后自己走回车里，向北行驶，几近到达泰勒镇，她在那儿驾着贝奈西的福特车，从一处名叫威士忌石的悬崖之顶驰入最黑的湖底。

人们四处搜寻她。消息发送到方圆百英里内的各个角落，请大家留意一位年轻女子，驾驶一辆据我说是蓝色据露西尔说是绿色的汽车。几个一直在钓鱼、对搜寻行动一无所知的男孩碰巧遇见她，她盘腿坐在车顶，车子陷落在公路和悬崖之间的草地里。他们说她一边凝望湖水，一边吃野草莓，那年的草莓异常硕大饱满。她很和气地请他们帮她把车从淤泥里推出来，他们不遗余力，甚至将自己的毯子和外套垫在车轮底下，助她一臂之力。他们把车重新弄回到公路上，她感谢她们，把自己的钱包给了他们，摇下后车窗，发动车子，把方向盘打到最右，在轰鸣声中急转、滑过草地，直至从悬崖边飞了出去。

一连好几天，我的外祖母把自己关在卧室。她从客厅搬了一张扶手椅和一个脚凳，摆在可以眺望果园的窗边，她坐在那儿，食物被端到她面前。她一动也不愿动。她能听见，即便不是具体的字词和对话，至少听得见厨房里人们的话音，朋友和前来悼念的人在她家里自动组成热心正规的团队，照料诸事。她的朋友都七老八十，爱吃不含蛋黄的蛋糕，爱打皮纳克尔牌。他们分成两三人一批，志愿照看我们，其他人则在早餐桌旁打牌。神经质、盛气凌人的老翁会牵着我们四处走，会给我们看西班牙钱币、手表，和有无数刀片、旨在遇到极端情况时发挥作用的迷你型折合刀，目的是把我们留在他们身边，不到可能有车流的小路上去。一位名叫艾蒂的妇人，矮小、垂老，皮肤的颜色和伞菌一样，她记忆力严重退化，无法叫牌，她笑眯眯地独坐在门廊下，有一次抓起我的手，告诉我，在旧金山，在那场大火以前，她住在一座大教堂附近，对面的房子里住着一位信天主教的妇人，她在阳台上养了一只特别大的鹦鹉。当教堂的钟声响起时，那位妇人会用披肩包着头走出来，她会祷告，鹦鹉会跟着她祷告，女人的声音和鹦鹉的声音，连绵不绝，夹杂在丁零当啷声中。过了一阵子，那位妇人病了，或起码不再走到屋外的阳台上，可那只鹦鹉还在，只要钟声响起，它就啭鸣、祷告，轻快地摆动尾巴。大火摧毁了教堂和教堂的钟，无疑也夺走了那只鹦鹉，很可能还包括那位天主教妇人。艾蒂挥挥手，把这一切驱走，佯装睡觉。

五年里，我的外祖母把我们照料得很好。她对我们的照料，如同某人在梦里重新体验漫长的一天。虽然看似出神，但我相信，像做梦的人一样，她感到的不只是眼前事务的迫切性，她的注意力增强，与此同时又为意识到这个眼前已经过去、并已经产生了的结果而困惑不解。更确切地说，对她而言，那想必仿佛回到过去、重新体验这一天，因为就在那儿有某些东西遗落或被遗忘了。她漂白鞋子，编织发辫，煎炸鸡肉，掀开床褥，然后骤生惶恐，想起孩子不知怎的已消失无踪，一个都不见了。这是怎么发生的？她怎么没有预料到？于是她漂白鞋子，编织发辫，煎炸鸡肉，掀开床褥，仿佛重演这些日常琐事会使其再度变成纯粹的日常琐事，或是她仿佛可以在自己宁静有序、平凡的人生里找到那个漏洞，那条裂缝，或至少发现某些暗示，告诉她她的三个姑娘会像她们的父亲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在她看似注意力涣散或心不在焉时，我相信，事实是她察觉到太多东西，缺乏资质把较重要的和较不重要的分拣开来，她的警觉永远不会减退，因为正是她习以为常的事酝酿了这场惨剧。

同样，她想必似乎只有最脆弱、最无当的工具来对付燃眉之急。有一次，她告诉我们，她梦见自己看到一个婴儿从飞机上坠落，她试图用围裙接住那个婴儿；有一次，她梦见自己试图用茶叶过滤器把一个婴儿从井里打捞上来。对于露西尔和我，她照料得细心谨慎，战战兢兢，她给我们十美分的硬币和夹巧克力片的曲奇饼干，仿佛这样可以把我们，把我们的心，留在她的厨房，虽然明知这也许无效。她告诉我们，她的母亲认识一名女子，那名女子在夜晚眺望窗外时，时常见到小孩的鬼魂在路边哭泣。这些小孩，和天空一样乌黑，一丝不挂，在寒风中跳舞，用手背和手掌根擦拭眼泪，饿得发狂，让这名女子为他们倾尽其囊，殚精竭虑。她拿出汤和毯子，汤叫狗喝了，早晨，毯子上沾着露水，一碰未碰。那些孩子像先前一样吮吸手指，抱住两肋，可她以为自己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取悦了他们，因为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多，来得越发频繁。当她的姐姐言及，人们觉得每天晚上把晚餐放在外面给狗吃很奇怪时，她理直气壮地反驳，谁看见那些可怜的孩子都会这么做。有时，我似乎觉得我的外祖母看见我们漆黑的灵魂在没有月光的寒风中起舞，给我们送来用深盘烤的苹果派，作为一种好心和绝望的表示。

此外，她老了。我的外祖母不是一个喜爱任何赘物的妇人，所以她的衰老，在进入晚期时，显得颇为惊人。诚然，她的大多数朋友或头一顿一顿、或口齿不清、或陷在轮椅里、或卧床时，她仍腰杆笔挺，行动利落，耳聪目明。但在最后几年里，她持续沉落，开始萎缩。她的嘴朝前噘出，发际线后移，头颅透出粉红色，布满斑点，蒙着一层稀薄疏落的头发，守护她的头，宛如一件变了样的东西留下的形状记忆。她看上去似渐褪去人的光环，向猴子转变。她的眉毛里长出鬈须，嘴唇和下巴上冒出粗粝的白绒毛。当她穿上以前的礼服时，胸襟空空地下垂，裙檐拖到地上。以前的帽子耷拉下来，遮住她的眼。有时，她用手捂嘴而笑，闭着眼睛，肩膀颤抖。在我最初的记忆里，我的外祖母就已上了年纪。我记得我坐在从厨房墙边拉下的烫衣板底下，她一边熨烫客厅的窗帘，一边哼着《罗宾·阿代》。窗帘一帐接一帐落罩在我周围，上过浆，雪白芬芳，我恍惚梦见自己正被藏匿或紧闭起来，我望着电源线晃来晃去，注视外祖母的大号黑鞋，和她穿着橘褐色长袜的腿，像两根粗壮的骨头，看不出线条，因为使力而完全畸形。即便那时她已老了。

我的外祖母有微薄的收入，加上这座房子全归她所有，所以在提前思及将来当她不足为道的个人命数与重大公开的法律和财政程序发生交集时——即，在她死的时候——她总是略感欣慰。围绕她而落实的种种习惯、模式和特性，每个月银行寄来的支票，自她以新娘身份踏进、居住至今的这座房子，环绕庭院三边、杂草丛生的果园，自她守寡以来，园里每年落下个头偏小、虫蛀偏多的苹果、杏和李子，所有这些事物，将突然变成液体，可呈现新的形态。所有这一切将属于露西尔和我。

“把果园卖了，”她会说，表情肃穆睿智，“但留着房子。只要你们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有个栖身之所，就可以有起码的平安，”她会说，“但蒙上帝许可。”我的外祖母很爱谈论这些事。谈起时，她的目光会扫视那些她未经思考而积攒起来、出于习惯而保存着的物品，热切得仿佛是来重新认领它们。

等时候一到，她的小姑诺娜和莉莉将来照看我们。莉莉和诺娜分别比我的外祖母小十二岁和十岁，尽管同她一样年迈，但她一直觉得她们甚是年轻。她们几近一贫如洗，从一个地下的旅馆小房间换到一座杂乱无章、有芍药和玫瑰灌木围绕的房子，且不论这样的好事，单省下房租，就足以吸引她们留在我们身边，直至我们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