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苔丝形象进行强烈对照的另一个人物是亚雷克·德伯维尔。对于这个人物，也不能像一般论者提到他时那样简单地下个定义，说他是个“肉欲主义者”“纨绔子弟”“阶级敌人”。亚雷克·德伯维尔的性格也是发展变化的，而这种发展变化正是对苔丝性格的一种烘托和间接刻画。一方面通过他来表现苔丝这一诗化形象对其他人物所产生的影响和感化，另一方面又借助于这一形象来表现苔丝性格中的疾恶如仇的一面。亚雷克·德伯维尔第一次见到苔丝的时候，他笑声淫荡、举止轻浮，从语言到行动都是“邪恶”的化身，而他在小说后半部分则经历了“弃恶从善”和再次“堕落”的过程。所以，他既作为对立面来突出苔丝的纯洁与善良，又作为感化的客体来反射苔丝形象的光彩和力度。他作为“邪恶”的化身，在第十一章苔丝受害的场景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这样一个优美的女性，像游丝一样敏感，像白雪一样纯洁。为什么偏要在她身上绘上粗野的图案，仿佛是命中注定的一样？为什么常常是粗野的把精美的占有，邪恶的男人玷污纯洁的女人……？

由此可见，哈代是用对立面烘托和对照的手法，以粗野、庸俗的形象来突出精美、纯净的诗化形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亚雷克·德伯维尔如同歌德笔下的魔鬼靡菲斯特，是“作恶造善”，他越是对苔丝行恶，就越使苔丝显现出非同寻常的力量和魅人之处。苔丝面对亚雷克的蹂躏，面对他的邪恶，面对四处流传的毁谤和流言，毫不屈从，顽强地生存着。

作者又借助于亚雷克这一形象的反复变化，来反射苔丝形象的内在光彩和威力。在苔丝这一纯洁形象遭受蹂躏之后，亚雷克为了抵消内心的罪恶感，一度成了虔诚的宗教狂。他曾对苔丝说：“你一走开，我就马上意识到，既然我有责任有愿望拯救世界上所有的人，使他们将来免遭天罚，那么，头一个该救的，就是被我严重伤害的那个女人。”可是，亚雷克心血来潮也罢，脱胎换骨也罢，在苔丝的圣洁的形象面前，他那布道的热情却被扑灭了，一见到苔丝这一诗化形象，他便不能自主了，他觉得自夏娃以来，人世间就从未出现过像苔丝那样令人发狂的嘴唇、令人发狂的眼睛！于是他彻底丢弃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失却了自己的意志力，拜倒在苔丝这圣洁的形象之下。亚雷克反复无常的变化，正好说明了苔丝力量的奇异与强大。他最后在沙埠被苔丝所杀，更是证明了苔丝满腔仇恨的迸泄和狂热激情的冲动。

所以，两个男主人公都以不同的方式完善了苔丝的诗化形象，展现了苔丝性格中火热的爱和强烈的恨交汇一体的特征，说明了苔丝这一形象的奇异、独特、自然、清新、圣洁以及富有激情。通过这两个男性主人公的感受，集中展现了苔丝身上所具有的女性的丰富深邃的精神世界和内心生活，也借用这两个人物对她的反应甚至他们的言语，来突出描绘了她那美丽纤巧的容颜和诗的气质。总之，苔丝这一诗化形象的典型性格和本质特征，在与两个男主人公的交往之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

苔丝的本质特征首先在于她的纯洁，这个形容词具有一种“自然”的属性，它具有自身的“美学特征”，是与“文明礼法中衍生而出的、纯属人为的意思”毫不相联的。[10]她代表了哈代心目中理想的妇女形象。这个生长在古老的威塞克斯土地上的乡村少女，周身洋溢着大自然儿女的清新气息，有着“大自然女儿”的优秀品德，自食其力，朴实顽强，不慕虚荣，心地善良，热爱生活，感情真挚，并且有着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哈代的笔下，有着非常丰富的诗情的苔丝，无疑是“纯洁之美”的化身。

其次在于她的反抗性。她身上闪烁着敢于冲破旧礼教的一切束缚的反抗精神，大胆地追求和争取爱的权利，她坚忍地承受着生活对她一连串的沉重打击和世俗道德的压力，在艰难困苦之中从不乞求神灵，从不向邪恶势力屈服。如她见到亚雷克·德伯维尔皈依宗教时，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宗教骗子的罪恶与虚伪，她对亚雷克·德伯维尔说：

“你，还有你们那号人，在人世间拿我这样的人开心取乐，让我伤透了心，受够了罪，可你呢，作孽作够了，开心开够了，就想着变换花样，皈依宗教，准备着以后享天国之福了，想得多美啊！真不害臊！”

在哈代的小说中，这样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形象，是有一个系列的，如《远离尘嚣》中的芭斯希芭、《还乡》中的尤思塔西娅、《无名的裘德》中的淑等。她们都追求个性解放，蔑视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宗教的伪善，可以说，是旧时代的新女性。哈代所塑造的这些妇女形象，是他“最可信、最迷人的人物形象。而苔丝则是他全部妇女形象的‘王冠’。”[11]在这一系列叛逆女性形象中，苔丝是最杰出的代表，她和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一样，都是腐朽堕落的社会道德的强烈反抗者，同时也都采用个人反抗的形式，也都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而且也都在追求中永远遭受痛苦。正因如此，托尔斯泰才特别注意哈代的这部作品，显然感觉到这位作家的天才跟他有着血缘关系，[12]高尔基也肯定地认为《苔丝》中有“列夫·托尔斯泰对哈代的影响”。[13]

当然，她的反抗精神也是很不彻底的，有时候也有顺从命运安排的一面，有时候又以自我牺牲的态度去接受一切，并且把自己的希望和幸福全部维系在克莱尔的爱情上，这必然导致个人反抗的失败和个人追求的幻灭。

再则，她表现了在“文明社会”里的爱的毁灭，是一个被损害者的形象，是一个纯洁无辜的牺牲者。她的毁灭是由“自然”与“文明”的冲突，“自然法则”和纯系人为的“社会法律”的对立所造成的。这样，像田园诗一般朴实清新、“像游丝一样敏感”的心地善良的苔丝势必要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成为该社会的牺牲品。所以，有的论者称苔丝是在“进化演变过程中”打了败仗的“日渐衰落的田园生活的代表”。[14]

哈代在小说的场景描绘和人物塑造方面，还时常采用他后来在部分诗歌中所发展完善的艺术手法，即“将自然界的一个景色和人物的一种感情关系结合起来描写。”[15]因而，产生出诗的意境。这种场景和人物的统一被许多评论家所称道。他通过自然景色的描绘，来揭示人的心灵历程，反之，又通过人的心境来使自然意象充满人的脾性、人的感情。他笔下的自然景色，犹如一幅幅写生画，描绘得栩栩如生，而且具有人类的灵性和感情，具有各种不同的基调，随着作品情节的发展而变化，在他的小说中，“大自然完成多种多样的艺术职能。它帮助读者了解主人公的心理。它使全部小说中的社会哲学观念明确化，而永远不只是故事的背景。”[16]

14埃伯森：《田园文学的达尔文变体：哈代的苔丝》，载戴逊主编的论文集《田园文学的模式》，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40页。

在《苔丝》中，这种外部景色的描写与苔丝内心的发展紧密结合，融为一体，每一段自然景色的描绘，都是为了揭示苔丝心灵发展的某一个历程，每一幅画面的强烈感染力，都源于哈代对苔丝性格的强烈兴趣。开头章节中蜿蜒的山谷与苔丝平淡无奇的生活相呼应；特兰岭的黑暗的森林渲染了亚雷克·德伯维尔对苔丝的摧残；返回故乡之后，那冬夜里的冷风在枯枝之间的悲鸣，仿佛是在对苔丝无可弥补的过失表示哀伤；而万物萌芽、春光明媚的景象则表现了苔丝精神的康复和没有耗尽的青春的苏醒；塔尔勃塞奶牛场的青草繁茂、溪水潺潺则烘托了苔丝对安琪·克莱尔的缠绵的爱情，以及伊甸园一般的愉快生活；弗林库姆梣那荒凉高原的冬季奇景反映了苔丝被安琪·克莱尔抛弃之后的失望的情绪和悲凉的心境；新开辟的奢侈华丽的游乐胜地沙埠是只追求享乐的暴发户亚雷克·德伯维尔把苔丝“重新弄到手”的合适的背景；而在苔丝的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刻，那建于新石器时代的圆形巨石柱群，也与苔丝的遭遇浑然一体，一边是祭太阳神的祭坛，一边是传统道德和社会法律的牺牲品，从而使场景与人物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以上这些人物与场景的高度融合，也正是哈代后期诗歌创作的主要特征之一，它不仅增强了诗中内容的画面感，也深化了诗中情感的寓意。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种统一或融合是造成这部小说诗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正因为哈代所感兴趣的不是“简单的自然描写”，而是场景的每一个细部的发展变化以及人物内心世界的每一种细腻的活动，所以，正如评论家阿尔瓦雷斯所说：“《苔丝》是强烈意义上的诗化小说……它也像一首诗一样优美，一样具有诗的特征：每个细部都是必不可少的，每个片断都充满着情感。”这种诗化特征在作品中的确是随处可见的。我们不妨看一段作者对苔丝倾听克莱尔弹竖琴时的描述：

苔丝既想不到时间，也想不到空间了。她以前所描绘的那种由凝望星星而产生的超然升腾的意境，现在不请自来了。她全身随着旧竖琴的细弱的曲调荡漾起伏，和谐的旋律像清风一般沁入她的心田，使她眼中噙满泪水。飘拂的花粉仿佛是旋律的化身，湿润的庭园也好像是受了感动而哭得泪水涟涟。虽然夜幕即将笼罩大地，那气味浓烈的野花却大放异彩，仿佛过于热切而无法闭合。色彩的波浪和声音的波浪融汇一体。

（第十九章）

这种因全身心的观察而产生的意识与情感的深奥、抽象的超然升腾，可以说，已是诗歌的本质特征，超出了叙事小说的描述范畴，进入了现代诗非理性的深沉莫测的境界。

也像诗歌创作一样，哈代在《苔丝》中巧妙地运用象征性手法和大自然意象的形象性比喻，使之产生了一定的寓意性效果，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增强了作品的诗意。在这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研究的东西。

首先，哈代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在总体建构、场景描绘、性格刻画，甚至人名、地名等选择使用方面，都广泛地使用了寓意性象征。如作品的第一章是古老世家的发现，这种古老世家既是浪漫气息和古朴、典雅情调的象征，暗示了苔丝身上的诗意特征，也是苔丝命运悲剧因素的象征，因为正是这一发现，才导致了最终对苔丝的扼杀。人名、地名也常是一种象征，带有语义载荷，苔丝生于马洛特，祖先是佩根·德伯维尔，出生地象征性地说明了苔丝命运的可悲，地名马洛特的英文原名Marlott是由Mar（毁坏）和lot（命运）所构成的，象征苔丝的悲剧命运是与生俱有、无法逃脱的；苔丝祖先的名字佩根（英文pagan意为异教徒）则形象性地表明了苔丝性格中的叛逆性，而她最后在膜拜异教的圆形石柱上被捕，也象征着一种回归，富有悲剧性的崇高气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后苔丝的死并不是生命的终止，而是一个形象的完结，一个生命的实现，所以《苔丝》最后一部的标题用的是fulfilment（完结、完成），而不是end（终止）。小说最后一段丽莎站立起来，又与克莱尔向远方走去的意象，进一步深化了苔丝这一诗化形象的不朽性，仿佛一曲动人的旋律被演奏之后仍发出未尽的袅袅余音，仿佛一首优美的诗歌被禁之后仍在人们的脑中萦绕回旋，那美好的形象在人们的眼前荡漾着，很久很久不肯消逝而去。

再则，哈代在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自然意象来用作比喻，他对自然界的各种意象的感受都十分敏锐，而且具有独到的观察力，能捕捉到大自然中最典型、最生动的意象来用作比喻的客体，以此来增强这部作品中苔丝形象的诗化特征和自然属性，他甚至“用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比喻，来坚固地创立苔丝形象的古朴特性和她意识的理想品质”。[17]

由此可见，苔丝形象之所以深深打动人心，是与哈代诗歌创作中常用的手法和技巧分不开的，而且在塑造这一形象时，哈代也饱含着诗的激情，西方有的论者就曾认为，哈代描述苔丝时，不是把她当作他小说中的人物，而是把她当作他失去的，但永远无法忘却的昔日的爱情。[18]他创造了她，用诗的光环装饰了她，又很不情愿地让一个又一个磨难伴随着她，同时对她同情、对她爱怜，并且用自己的胸膛来养息她那受伤的名字（正如卷首的题词所表示的那样）。哈代在20多年后所创作的组诗《昔日爱情之遗物》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凄切动人的失落情绪在《苔丝》中已经有了明显的展现。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哈代虽然对苔丝的形象和苔丝悲凉的一生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但他是用唯心论解释社会变化的原因，他深受叔本华等人的影响，认为有一种弥漫宇宙的意志力主宰着人类的命运，正是这种在冥冥之中支配人类命运的、不知善恶、冷酷无情的“内在意志”，把人生变成了一系列的不幸和绝望，因此，作者在对苔丝的悲剧深表同情的同时，又以神秘主义和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苔丝悲剧的原因，甚至把苔丝的毁灭也看成是“众神的主宰”对她的“戏弄”。出于这种思想的指导，他力图把希腊悲剧的主题移植到英国小说中，认为这是人和命运的冲突。这样，苔丝的形象既有反抗命运的一面，又有顺从命运安排的一面，这些都是作者本人思想局限性的反映，表现了他既揭露社会阴暗又看不到出路的浓郁的悲观主义情绪。

不过，对人类命运的焦虑以及悲观主义的情绪与诗的因素向来不是对立的，它是哈代小说创作和诗歌创作的一个共同基调，两者在这一方面互为补充、互为渗透，不过，在后期的诗作中所表现的焦虑更为明显，所显露出的悲哀更为深刻，悲剧意识也更为强烈了，就连戏弄苔丝的“众神的主宰”也不再过问人间了，如在《健忘的上帝》《除夕》等许多诗篇中，哈代认为控制人生的已经不再是“命运”，而是“偶然”了，上帝已经忘记了自己所创造的受苦受难的人间，所以，对于人类来说，上帝即使活着，也已经是虚无的存在了。他甚至表现出尼采式的“上帝死了”的思想，如在《上帝的葬礼》一诗中，他认为上帝“被毫不妥协的、残酷的现实所粉碎”。因此，他在不理解社会罪恶根源和社会弊端的症结所在、找不到解决矛盾的办法的情况下，产生了人生、宇宙都已失去目标的更为强烈的悲观主义情绪，发出一种听天由命、悲天悯人的感叹，流露出一种对人类永远无法逃脱悲剧命运摆布的无可奈何的悲哀和困惑以及“现代主义的创痛”。

1991年9月

于杭大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