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这么回事，”我回答道，“我也觉得遗憾。”

“那善于钻营遗产的来了，”亚历山大小声说，“小心！她耳朵像个贼一样尖！”

地板活门开了，阿诺德爬了上来，因为结婚和女基督徒的厨艺他已经有点儿发胖。卡罗琳高兴地笑着随后也爬了上来。“看看我找到什么了，亚历山大！”她甜言蜜语道。“一个象牙的耶稣雕像！这个我可以拿走吧，对吗？你们反正要它也没用，不是吗？是你们让人处死他的！奇怪的是，你们还能拿他做生意。阿诺德并不反对我拿走他，你也没意见吧，对吗？”

亚历山大几乎又被气得背过气去。他模模糊糊地嘟囔了几句什么艺术与自由，最后还得忍受来自卡罗琳的一个吻。

“今晚过来吃饭吧！”她说。“我们甚至有——那个叫什么来着的？—符合犹太教规的洁净食物。餐前小吃是洋葱煸鸡肝末。”

她得意洋洋地笑着，露出了满嘴大牙。亚历山大那样子就跟中了风似的。“我已经跟佐默先生有约在先了。”最后他终于说道。

“你们不能改个时间吗？”卡罗琳一边冲我挤眼一边卖弄风情地说。

“不容易，”看到亚历山大求救的目光，我回答说，“我们在哈莱姆区与人约好了，是个大收藏家。”

“在哈莱姆区？黑人住宅区？真有趣！是在萨伏伊舞厅[119]吗？”

“不是。这位先生是传教士，有四个孩子。很无聊，但很有钱。是哈莱姆南区的牧师。”

“他收藏什么呢？”卡罗琳刨根问底道。“黑人雕像？”

“刚好相反，他收藏威尼斯镜子。”

卡罗琳爆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太滑稽了！真是无奇不有！走吧宝贝儿！”她挽起阿诺德，又向亚历山大飞了个吻。“你们真滑稽！”她小鸟般啾啾道。“如此一本正经！但却可爱而滑稽。”

我目送着她。滑稽这个词和她的笑声出乎意料地击中了我，令我突然想起了集中营里的一位医生，他被人称作“笑面虎”。他认为所有病人都是滑稽的，他治疗他们的方法是：一边脆声大笑，一边用马鞭鞭挞病人，直到他们宣称自己已经没病了。这就是他的检查与治疗。

“您怎么了？”亚历山大·西尔弗问道。“您脸色煞白，是不是这个不屈不挠的畜生也让您觉得恶心啊？可怎么对付她呢？无论你做什么，她都回敬你亲吻、拥抱与笑声。阿诺德这回是没救了，您觉得呢？”

“他看上去倒挺受用的。”

“人也可以朗声大笑地走向地狱。”

“您再等等吧，西尔弗先生。美国的离婚方式很简单，不是什么大灾难。所有能发生的不过就是阿诺德又长了一次见识。”

西尔弗盯着我说：“您心肠够硬的。”

我没搭茬，否则太可笑。“您真想重操旧业当律师？”我问。

亚历山大匆忙地打了个手势。“您把那块牌子摘下来吧，”我说，“反正也没人光顾。您为什么要赔本贱卖呢？”

“赔本？我可没想赔本贱卖，”西尔弗回复道，突然间他又变得活跃起来，“甩卖并不等于非得赔本。甩卖就是甩卖，当然卖的时候还想有赚。”

“行，那您就把那块牌子留在橱窗里。这么想就对了！那您就泰然静候着阿诺德离婚吧，你们俩反正都是律师。”

“离婚要花很多钱的！冤枉钱！”

“每种经验都不是白来的。只要是花钱能摆平的，就都不算什么。”

“心灵还受刺激呢！”

我望着这位绝望的犹太假纳粹的脸，他那和善的脸上满是忧愁。这令我不由想起了一位上了年纪的犹太人，他在集中营接受笑面虎的检查时曾遭毒打。这位囚犯有严重的心脏病，笑面虎一边鞭挞他，一边说集中营的伙食正好适合心脏病患者，既没油水又没肉，还能老在户外的新鲜空气里干活。这位老汉在挨了特别沉重的一鞭后沉默地倒下，从此再也没能爬起来。“西尔弗先生，您大概不会相信我的话，”我说，“您尽管有这么多烦心事，可仍旧是个非常幸福的人。”

我去找罗伯特·希尔施，他正准备关店门下班。“跟我一起去吃饭吧，”他说，“在纽约虽然找不到可以坐在户外进餐的地方，可却有许多一流的海鲜店。”

“有可以坐在户外的地方，”我说，“圣莫里茨旅馆有个狭长的露台。”

希尔施做了个不屑一顾的手势。“吃晚饭不行，那儿为思乡的流亡者准备的只有咖啡和点心。还有烧酒，喝醉了就不会再思念巴黎那些带露台的小饭馆了。”

“也不用去想盖世太保和那儿的警察了。”

“那儿没有盖世太保了，那座城市已经摆脱了那种瘟疫。乡愁却没有消失。这事也怪了，在巴黎时，流亡者思念德国，到了纽约，他们又思念巴黎，思念也跟竹笋似的一层一层的。不知下回该轮到思念哪儿了？”

“可也有些流亡者哪儿都不思念。”

“那些上等美国人和一心想当世界公民的主儿。他们也有乡愁，不过被压抑了，变为神经症，匿名存在。”希尔施笑了。“世界又开放了，巴黎自由了，整个法国几乎都自由了，比利时也一样。苦路又畅通无阻了，布鲁塞尔解放了，荷兰也自由了，人又可以重新思念欧洲了。”

“布鲁塞尔？”我问道。

“这你本该知道的呀，”罗伯特·希尔施吃惊地回答说，“昨天我读到一篇文章，报道布鲁塞尔是如何被解放的。我把那篇文章替你留起来了，在这儿呢。”

他走回黑灯瞎火的店里为我取来那张报纸。“待会儿再读吧，”他说，“现在我们先去吃饭，去海王餐厅。”

“去吃那些螯被束缚的龙虾？”罗伯特点点头：“去吃那些被捆绑着、在橱窗里的冰上等着被沸水煮死的龙虾。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去那儿吃饭的情景吗？”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当时街道对我来说就像是金子与希望铺成的。”

“那现在呢？”

“不一样，也一样。我什么都没忘。”

希尔施端详着我。“这很少见。记忆是最大的叛徒。你是一个幸福的人，路德维希。”

“此话我今天对另外一个人说过，他听后差点儿把我打死。也许人从来意识不到这一点。”我们沿着第三大道向前走。我西服口袋里那张报道布鲁塞尔解放过程的文章像一团火，在我心头燃烧。“卡门好吗？”我问。

希尔施不回答。暖风犹如猎犬，在房屋周围嗅来嗅去。纽约夏季的桑拿天已经过去了，风带来了海洋的咸腥味儿。“卡门好吗？”我再次问道。

“老样子，”希尔施说，“她是一个并无奥秘的谜。有人想带她去好莱坞发展，我劝她去。”

“什么？”

“这是我能留住她的唯一可能，你不知道吗？玛丽亚·菲奥拉好吗？”

“她在好莱坞，”我说，“作为时装模特，她还回来。她常去那儿。”

海王餐厅的橱窗灯火通明。被捆绑着的龙虾沉默地在冰上受罪，等待着被抛进沸水中煮死。“它们被扔进锅里的时候会叫吗？”我问。“我知道螃蟹被扔进热水中时会叫。它们不会马上毙命，身上那层平时保护它们的甲壳在死亡过程中就成了它们的厄运，使死亡变得更缓慢，也更痛苦。”

“到这儿吃饭，你是最合适的搭档，”希尔施说，“今天我情愿跟你一样吃蟹腿，它们至少已经死了。你胜利了。”

我呆望着那群身上带黑纹的硬壳龙虾。“这是我所知道的最无声的呐喊，它们向往的是宽阔的海洋。”我说。

“打住，路德维希，要不然我们就得吃素了。思乡？只要是自愿离开的，不过就是多愁善感罢了，无害，无益，多余。如果是被迫逃离的，要不然就得死、受刑或是进集中营，那就另当别论了。奇怪的是，获救一段时间以后，倘若不是特别小心、特别勇敢或是特别幸福，得救本身就会变成蚕食五脏六腑的癌症。”

“恐怕也是当局者迷吧。”我说。那篇有关布鲁塞尔的报道在我口袋中仍像一团火在燃烧。

我早早回到旅馆，时间好像突然变多了。不是那种可以找些事做就能打发的时间，而是像黑洞一样的时间。这种空虚你越想填满它，它越空虚。玛丽亚·菲奥拉走后，我就没有得到过她的消息，我也没指望会有消息。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没有信件和电话的状态下度过的，因为我几乎从未有过固定地址。对此我已习惯，此外我还学会了知足常乐。尽管如此，我仍旧感到空虚。这不是怕玛丽亚不再回来的那种恐慌，即使我知道她早晚得搬出五十七街的那套公寓。这种空虚就像心中缺少了什么。我并非不幸，只有某人死亡了，人才会感到不幸；这个人如果离开了，哪怕是离开时间不长或是永不能再相见，人都不会感到不幸。这也是我在生活中学到的。

不知不觉间已然是秋季，闷热的桑拿天突然消失，夜间更是秋高气爽。我仍旧过着冒名顶替的日子，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的战争仍在进行，在世界的另一侧像回声般涌动，在欧洲，在南太平洋，在埃及。这场鬼怪战争肆虐各处，唯独没有发生在这块使这场战争还能进行下去的大陆，没有发生在这个我在其中像不安的影子一样生活着的国家。在此我受到容忍，甚至还得到了小小的私人幸福。我实在不配得到这种幸福，它让我几乎产生一种负罪感。每当我想起那堵影子般的黑墙，它就在我面前徐徐打开，让我更加接近这么多年在流亡中支撑我活下来的信念，现在，我面前日益清晰的是这一信念的血腥誓言，我都不想要这种幸福。

我在一盏街灯下站住，打开了那张刊载着有关布鲁塞尔的报道的报纸。我本想回到旅馆房间里再读，但我几乎害怕一个人在房间里读它。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回过神来。报纸上有一张照片，还提到许多我所熟悉的街名和广场名，我的耳畔曾响起过那座城市街道的喧闹声，似乎有人在我心中喊出它们的名字，那喊声犹如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一个灰色幽灵出没的地方。这地方突然间亮起了白色和绿色的墓地灯，就像一个大厅在黄昏时点起了炽光灯，里面的声音是听不见的，那份悲哀几乎是无法忍受的。若非亲身经历，我是绝不会相信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在五彩缤纷的霓虹灯下，人会毫无知觉地站在那里，像被冻僵了似的，低唤下落不明或是已经死去了的人的名字，这些平淡无奇的名字所隐含的痛苦是令人彻底绝望的，念叨着它们，人就如芒在背。出现在这些名字后面的面孔苍白，抱怨，却不控诉；脸上的眼睛充满询问，但它们在询问什么，询问什么呢？询问他们的生活？询问帮助？什么帮助？询问回忆？什么回忆？询问复仇？我不知道答案。

我站在一家皮货店前，里面的旅行箱一层层堆放着，艺术得像一座座金字塔。我盯着这些箱子，它们被人如此小心翼翼地堆放在那里，好像这就是它们存在的目的似的。那些堆放了它们的人曾生活在何处并有过怎样的生活？我在哪些市民宁静与舒适的小屋中可以找到他们？我这个活在自己自责与回忆风暴中的“麻风病人”，能否在他们那不知情的微火上温暖自己的双手？

我张望一下四周。有人撞了我一下并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明白。我仍旧望着眼前的箱子，它们是无忧无虑旅行的象征，我已不知这是什么感受。我的旅程一向是逃亡，逃亡是用不着皮箱的。就是在这里，我也依然处于逃亡状态，尽管我已不能也不想再继续逃亡了。现在，在这个秋天的傍晚我意识到，我在逃避自己，逃避的是生活在我内心深处的那个破碎与迷惘的人。他喊叫着一心要摧毁那毁灭了我的东西，否则他不认为自己是个完整的人。我一直在躲避他，也将继续躲避他，因为我知道，时机成熟了我才能行动，过早动手，毁掉的将仅仅是我自己。这血腥而禁锢的世界重新开放的程度越大，我自己的内心冲突越激烈，并在阴暗中徘徊于软弱与行动之间。我只知道必须行动，至于行动的结果是否会毁灭自己，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

“有人在等你，”莫伊科夫说，“已经等了一个钟头了。”

我往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瞧了瞧，并没有走进去。“警察？”我问。

“我想不是。他说他早就认识你。”

“你认识他吗？”

莫伊科夫摇了摇头。“他以前从没在这儿露过面。”

我又等了一会儿。我恨自己又被吓着了，但我知道今生恐怕都难克服这种流亡者情结了。它在我们所有人身上都可谓根深蒂固。我走进了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

盆栽棕榈下有人站起身喊道：“路德维希！”

“天哪！西格弗里德！你还活着？你现在叫什么名字？”

“名字还是老名字。你现在叫佐默，对吗？”

问题都是那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仿佛彼此在墓地重逢，惊奇地发现俩人居然都还活着。我是在德国集中营认识西格弗里德·伦茨的。他是个画家，也会弹钢琴。这两样技能使他免遭枪杀。他教那些指挥官的孩子弹钢琴，这样指挥官便省下了请钢琴教师的钱，伦茨也可以继续活着。伦茨教钢琴的速度就像是电影中的慢镜头，为的是拖延时间，好能多活些日子，当然，这速度也不能慢得让指挥官丧失了耐心。他也在党卫军和冲锋队员聚会的晚上演奏，当然不是演奏纳粹党的歌曲，否则就真成了种族耻辱了，因为他是犹太人；他演奏的是进行曲、舞曲和轻歌剧。集中营警卫在殴打和刑讯犹太人后往往能领到免费的烧酒，他们就听着音乐喝个烂醉。

集中营换了指挥官，新来的没孩子。可伦茨运气仍旧不错，新来的指挥官听说他不光会弹琴，还会画画，就命令伦茨给他画肖像。为了能多活些日子，他同样以慢镜头的速度作画。当他终于画完时，指挥官晋升了。他得到了新军服，伦茨又得重新画他。他给一位位看守画像，他画指挥官的老婆，他画其他军官们的老婆，他为生存而作画。他画那位想给他一针、送他上西天的医生，直到他被转押到其他集中营，后来我就没有再听到任何他的消息了。我以为他在用画笔抵御死亡的殊死搏斗中失败了，已经进了焚烧炉，以致几乎把他忘了。现在他又出现在我面前，变了样，胖了，留着胡子，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了。

“你干吗要留胡子啊？”我没话找话地问。

“胡子可以剃掉，”伦茨回答说，他对我这个如此愚蠢的问题显然感到吃惊，“留胡子能让人马上变得几乎认不出来。要是必须得逃亡，这可是一大优势。有备无患总没错，对吧？”

我点点头。“你是怎么出来的？从集中营？”

“他们让我溜了，是一个指挥官成全了我。那人让我给他全家画像，包括祖父母和朋友们。我画了，最后一张没画完我就溜了。否则画完后他们又会把我关押回去。我一路逃下去，一直到了法国。”

“在法国呢？”

“我继续画，”伦茨说，“在德国时有人让我藏了一晚上，为了表示感谢，我也给他们画了像。可一晚上的时间太短了，最多只能画一幅水彩画。在法国边界我给海关的人画像，会点儿二把刀的艺术的用处确实令人惊奇。我不是什么好画家，我只是个涂鸦者，画出来的跟相片区别不大。梵高和塞尚那种画法就别想过边境了，他们还送了我一瓶博若莱葡萄酒并给我指了路。我跟那些海关税官一起过了一个感人的圣诞夜。他们得到了画像作为送给妻子的礼物，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千恩万谢。”

莫伊科夫来到桌旁，一言不发地放下一瓶伏特加和两个酒杯。

“如果有博若莱葡萄酒的话，我宁愿喝博若莱葡萄酒，”伦茨解释道，“一种伤感的老习惯。另外我也喝不了烧酒。”

“我们有那种酒吗？”我问弗拉基米尔。

“拉乌尔先生有，我可以打电话跟他换点儿。有这个必要吗？”

“有，”我说，“这回有必要。甚至来瓶香槟都不过分。这次重逢让人相信奇迹不光中世纪才有，现实生活中也确实存在。”

“战争期间你在法国被抓到过吗？”

伦茨点点头。“为了弄到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签证，当时我正在昂蒂布[120]作画。我得到了签证，却被关进了集中营。几个月后我被放了出来。我用蛋彩画法[121]给集中营的指挥官画了像，释放我并不难，因为我已经拿到了签证。”

莫伊科夫回来了。“拉乌尔先生让我问候你们。我们大家都是这个血腥行星上的朝圣者。”他开了一瓶香槟。

“拉乌尔先生也是流亡者吗？”伦茨问。

“他是个有异国情调的流亡者。你是怎么来到美国的，西格弗里德。”

“是从葡萄牙搭货轮来的，我……”

我示意他不必再说下去。“你画了船长画大副，画了大副画二副……”

“后来又画了厨师，”伦茨补充道，“那厨师我甚至画了两次，他是黑白混血，会做非常好吃的爱尔兰炖肉。”

“您也给签发签证的美国领事画像了吗？”莫伊科夫问。

“没给他画，”伦茨回复道，“他给我签证是因为我能够出示集中营的释放证明。我出于感激想至少给他画张素描。他拒绝了，他收藏立体派的作品。”

莫伊科夫斟满酒杯。“您仍旧画肖像吗？”他问。

“如有需要，偶尔也画。令人惊奇的是，公务员、海关税官、警卫、暴君和凶手全都酷爱艺术，民主派人士也不例外。”

“你还弹钢琴吗？”我问。

伦茨望着我说：“弹得不多了，路德维希。所以我也不常作画了。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想出人头地，我有抱负。这一切都在集中营烟消云散了。我无法将我那点儿雄心和那些可怕的回忆区分开来，有太多的有关死亡的回忆。你的情况不是这样吗？”

我点点头。“我们大家的遭遇都一样，西格弗里德。”

“没错。反正对流亡者来说，搞音乐与绘画要比写小说和诗歌强。写小说和诗歌能写出什么名堂呢？即使你是个出色的记者又能如何？在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和法国就已经有语言障碍了。人变成了哑巴。你也是如此吧？”

“我也是。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伦茨微笑道：“古老的苦路依旧存在，这里也不例外。秘密电报。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士把你的地址给了我。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名字。是在一家俄国夜总会。”

“她叫什么名字？”

我一时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玛丽亚·菲奥拉，”伦茨说，“我当时谈起了你。她认定说的是你，就告诉了我你在这里的地址。反正我也碰巧要到纽约来，所以就来这儿找你了。”

“你在这儿待多长时间？”

“只待几天。我住在加利福尼亚的韦斯特伍德，尽量远离欧洲。住在一座人造城中，来往的都是些搞电影的，他们认为拍电影才是生活。那种生活比现实生活好忍受些，现实生活我是过够了。你不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我还没考虑过。如果我们了解的就是现实的话，你说得没错。”

“什么是现实你也不知道？”

“今天不知道，西格弗里德。每天的情况都不同。”

莫伊科夫又走了进来。“满月。”他说。

伦茨不解地看着他。“秋季的满月，”弗拉基米尔解释道，“这令流亡者不安，比平时更加不安。”

“为什么？”

“我也说不好。大概跟关在笼子里的候鸟差不多，它们也开始振翅扑腾。”

伦茨边打哈欠边看了看四周，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显得相当无聊。“我累了，”他说，“因为时差。今晚我可以睡在这里吗？”

莫伊科夫点了点头。“三楼，八号房间空着。”

“我明天得回去，”伦茨说，“我只是想见见你，路德维希。”他微笑道：“奇怪，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重逢后却没什么可说的，对不对？也许是不幸的单调使然。”

我陪他向楼上走去。“是不幸吗？现在？”我问。

“不，可这说得上是幸福吗？人们在等待，等什么？”

“你愿意回去吗？”

“不，我想是不愿意。我不知道。你还记得我们在集中营时曾说过，只要活着，就没输？我们那时候多傻啊，于事无补的错误的英雄主义。要是说只要活着，就会受刑，或是只要活着，就得忍受痛苦，这更正确。晚安，路德维希。明早我还能见到你吗？”

“那当然，西格弗里德。”

伦茨又微笑起来。那是一种绝望、犬儒与悲哀的微笑。“这话我们在集中营有时也问过。但答案并不这么肯定。你知道吗，我们也许是集中营仅剩的还活着的人？”

“大概吧。”

“这也不容易呢，是吧？”

“这是我们最大的成功。”我说。

我又回到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女伯爵正巧飘然而至，她身穿灰色带滚边的连衣裙，脸色有些苍白，面前摆着一大杯伏特加，坐在那儿显得颇纠结。“我想尽办法，要在不得不进济贫院前体面地死去，”她小声说，“我信仰的宗教禁止自杀。但我为什么有这么一颗铁一般结实的心脏呢？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还是我这颗心是橡胶的？”

“它是由所有材料中最珍贵的材料制成的，”莫伊科夫小心翼翼地答道，“由回忆与眼泪。”

她点点头，喝了一大口酒。“难道这两样不是一回事吗？”她迟疑地问。

莫伊科夫点点头。“我想是一回事，伯爵夫人。哪怕在幸运儿那儿也是一样，在幸运儿那儿更是如此。”他冲我转过身并张开他的大手，里面有几粒安眠药。“需要多少？”他问。

“两粒，”我说，“要不三粒吧。你是个神机妙算的人。”

“满月。小心起见还是拿三粒吧。我得留两粒给伯爵夫人。”

我睡着了，可几个钟头后又喊叫着惊醒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平静下来。我梦见了沉默的西比勒那张苍白的脸，还有巴黎另一个人的脸，那张脸僵硬，周围苍蝇嗡嗡乱飞。也梦到了其他死者，其间还梦见了玛丽亚·菲奥拉。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个骗子，既骗了生者，也骗了死者。我愣了一会儿神，穿上衣服，想在夜色中去外面到处转转。稍后我又脱掉了衣服，向院子里望去，看了看外面的建筑，又回忆起自己的一生。接着我把剩下的安眠药都吃了，我想起西格弗里德·伦茨，还有欲死不能的女伯爵和不想死的杰西，以及许多其他人。最后我把自己留着的其他安眠药也吞了下去，终于再次缓慢地滑入黑色的虚无梦境中，我害怕发出汩汩声的影子梦境，因为在它面前我束手无策，只剩下那撕裂的自我，它既令我痛苦，亦遭我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