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障碍。”格奥尔格·坎普说。他身穿一件污渍斑斑的白大褂，坐在罗伯特·希尔施的店里。下班了，坎普露出满意的神色。“我的书在德国被焚至今已有十多年了，”他说，“我无法用英语写作。有些人已经学会了这种本事，比如亚瑟·库斯勒[117]和维基·鲍姆[118]。其他人去搞电影剧本，那对风格的要求不是很严。我始终做不来。”

坎普在德国是位知名作家，现在已经五十五岁了。“我是从粉刷工干起的，后来又成了房屋装饰粉刷匠，今天我庆祝自己当上了工头，这有些类似于建筑工地的工头。我请你们喝咖啡吃点心。罗伯特允许我使用他的店铺，十分钟后吃的东西就会送到，诸位都在受邀之列。”

坎普环顾四周，得意而满足。“你不写作了？”我问。“下班后晚上也不写了？”

“我试过，晚上太疲倦了。头两年这么干过，要是坚持写作就得饿死，而且因为心理压抑也坚持不下去。当粉刷匠挣的钱比写作多十倍。”

“你前程远大，”希尔施说，“希特勒也曾是画匠。”

坎普不屑地摆了摆手。“他是个失败的画家。我加入了工会，是正式会员。”

“你愿意一直做粉刷匠吗？”我问。

“这我还不知道，如果有朝一日需要抉择时，我会好好捉摸的。眼下的状况是，对自己取得的这一点点生活基本保障，不要再胡思乱想地质疑它。以后想不起别的事情可写，也许就写写在纽约当房屋装饰粉刷匠的经历。”

希尔施笑了。“上帝保佑你，”他说，“你得救了，坎普。”

“为什么不呢？”坎普惊奇地问。“你们认为我还应该穿上那身褐色西服吗？”他凝视着陈列橱窗，卡门突然站在了橱窗前。“我可以……”他打住说了半截的话，呆呆地望着卡门。

“太迟了，”罗伯特·希尔施说，“咖啡已经煮好了，格奥尔格。为此我贡献了自己最好的咖啡机。”

卡门走进屋。她身后跟着一个拿着个大纸箱的女人，长得像只黄雀。她是卡塔琳娜·耶利奈克，一位教授的妻子，那位教授留在了奥地利。卡塔琳娜是犹太人，她丈夫耶利奈克不是。他打发她上了路，并与她离了婚。她在维也纳已经被传讯过两次，他给了她足够的盘缠漂洋过海来美国，这样他们就分道扬镳了。她是战前经瑞士和法国来到纽约的，她身材矮小，衣衫褴褛，几乎身无分文，但意志格外坚定。她从女佣做起，后来有人发现了她做糕点的天分，就在某个后院为她弄了一处可以烘烤糕点的蜗居。为此她得跟那个为她提供了这一条件的男人睡觉，后来还得和其他进一步帮助她的人睡觉。她不抱怨，她有生活经验，知道没有什么是可以白来的。在维也纳时，她也曾必须与那位给她弄护照的冲锋队队员睡觉。她这么做了，她想在睡觉时心里想着自己的丈夫。她相信如果这么做，就不会出什么问题。可她后来什么也没想。当那位浑身是汗的冲锋队员碰她的时候，她好像变成了一部自动装置，不再是她自己。她身上的什么地方冻结了，她与身体的那部分脱了钩。她不动声色地向一个明确的目标努力：护照。她不再是耶利奈克教授夫人，二十八岁，漂亮而多愁善感；她仅仅是个必须拿到一本护照的什么人。为此不存在罪孽、厌恶或是道德，这些都是一个被遗忘了的世界的特征。她需要一本护照，这本护照用别的方法搞不到，够了！她像一位夜游者那样趟了这个世界的浑水，但却出污泥而不染。当她的小店铺生意兴隆，后来有人想娶她时，她根本不理解这个人。她离群索居，自我封闭，拼命攒钱，却又不知道攒了钱干什么，总之她自闭在自己的世界中。其实她是个温柔可亲的人，像小鸟一样无家可归。她做的各式糕点是这个城市最棒的：罂粟籽羊角饼、奶酪派、樱桃派、苹果派和凝乳派。与她的手艺相比，杰西家的糕点就显得不够专业了。

“卡塔琳娜·耶利奈克，”格奥尔格·坎普说，“请进，把您的精制糕点打开让我们解解馋！”

希尔施把店里的百叶窗放了下来。“防范措施，”他解释说，“否则十分钟内警察就会来。”

耶利奈克夫人沉默而有礼貌地拿出了糕点。“我爱吃糕点，”坎普对卡门说，“特别爱吃凝乳派！”

卡门摆脱了那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淡。“我也是，”她说，“加很多掼奶油！”

“跟我的习惯一样，”坎普容光焕发地回答说，同时目不转睛地盯着美丽迷人的卡门，“配加奶油的咖啡。”

卡门确实显得勾人魂魄。“卡门，这位是作家格奥尔格·坎普，”我介绍道，“我认识的唯一一位快乐的流亡者。以前他写异常悲伤和忧郁的小说，现在他涂抹热情欢快的颜料。”

卡门拿起一块樱桃派。“多棒啊！”她说。“一位快活开朗的流亡者！”她谨慎地打量着坎普，继而伸出玉手拿了一块罂粟籽羊角饼。

耶利奈克夫人又拿出杯子、盘子和勺子。“这些餐具我明天再来取。”她说。

“您别走啊，”坎普喊道，“您得跟我们一起庆祝精神解放。”

“不行，我必须回去。”

“可是，耶利奈克夫人！您还有什么事要做呢？现在已经是下班后的业余时间了，对您来说也是这样。”

坎普抓住她的手，想把她拽回来。她突然开始颤抖。“请放开我！我必须走，立刻！请原谅！我不得不走。”

坎普吃惊地望着她。“这是怎么了？我们又不是麻风病人……”

“您让我走吧！”说着这位女士脸上变得苍白，而且颤抖得更厉害了。

“坎普先生，您就放她走吧。”卡门平静地低声说。

他马上松开了手。耶利奈克夫人还试着痛苦地与大家道别，然后就迅速离去了。坎普望着她的背影说：“大概是流亡者的臭脾气，我们大家不时都会发发疯。”

卡门摇了摇她那具有悲剧气质的脑袋。“她今天收到一封电报，伯尔尼来的。她丈夫死了，死在维也纳。”

“耶利奈克那老东西？”坎普问。“那位把她轰出来的主儿？”卡门点点头：“她一直在为他攒钱。她想回去。”

“回去？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这儿发生的事，还有与他发生的事？”

“她想回去。她认为回去了，这些事就一笔勾销了，他们还可以重新开始。”

“太糊涂！”

希尔施看着粉刷匠说：“别这么说，格奥尔格。你不是也想有朝一日能重新开始吗？”

“谁知道呢？我先这么混着吧。”

“流亡者仁慈的幻想就是：忘记过去，重新开始。”

“耶利奈克咽了气，这个女人应该高兴才对。这对她来说是好事，她不用把这个当初把她像只猫一样丢弃的家伙接到她那热烘烘的面包房，并像女奴那样伺候他了。”

“不该总为好事悲伤。”希尔施说。

坎普无助地四下看了看。“该死，”他说，“我们今天本来是想高兴一番的。”

拉维克进来了。“杰西怎么样了？”我问。

“她今天一早又回到家里了，疑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伤口愈合得越好，她的疑心越大。”

“越好？”我问。“真的比过去好了？”

拉维克显得十分疲倦。“什么叫见好？”他说。“我们能做的不过就是尽量延迟死亡的到来罢了。可恶的是，如果读报的话，就会知道这么做毫无意义。战场上成千上万健康的年轻生命受到宰割，我们却在这里设法延长一些患病老人的生命。你们这儿有法国白兰地吗？”

“有朗姆酒，”我说，“就像当年在巴黎。”

“这位是谁呀？”拉维克指着格奥尔格·坎普问。

“最后一位快乐的流亡者。不过他现在也快乐不起来了。”

拉维克边喝朗姆酒边眺望窗外。“黄昏时光，”他说，“黄昏，阴暗的时光，人寂寞独处，茕茕孑立。病人常在这个时刻死亡。”

“你悲伤了，拉维克，为什么？”

“我不悲伤，而是绝望。有人死在我手中，对此我本不该再沮丧，但我却仍旧沮丧。去看看杰西，她需要帮助。与她一起欢笑一下。你在这帮狂吃糕点的人这儿干吗？”

“那你呢？”

“我是来接罗伯特·希尔施的。我们想去一家小酒馆吃饭，就像在巴黎那样。那是作家格奥尔格·坎普吧？”

我点点头。“最后一个乐观主义者，一个勇敢率真的人。”

“勇敢！”拉维克说。“我希望自己能沉睡多年，不用再听到这个字眼儿。它是世界上被滥用最多的词。你勇敢些，去杰西那儿吧。骗她，让她开心，这就是勇敢。”

“必须得骗她吗？”我问。

拉维克点点头。

“我们出去走走吧，”我对玛丽亚说，“去哪儿都行，最好是简单、热闹和无关紧要的地方。我身上沾满悲伤与死亡的味道，就像一棵老树长满苔藓。我这儿还有雷金纳德·布莱克给的奖金，要不我们用这钱去沃伊津吃饭吧。”

她看着我。“今夜我得动身，”她说，“去贝弗利山拍照，并在加利福尼亚走秀。”

“什么时候？”

“午夜，去几天。你又郁闷了？”

我摇摇头。她把我拉进屋。“进来吧，”她说，“你干吗站在门口？还是你想马上就走？我对你了解得太少了！”

我跟随她走进黑咕隆咚的屋子，在外面摩天大楼亮窗的映照下，屋子显得像一幅立体派的绘画。十分惨白的半月挂在毫无生气的苍穹中。“尽管你今夜就走，我们是不是仍旧可以去沃伊津呢？”我问。“要不换个地方行么？”

她非常关注地望着我。“发生了什么事吗？”她问。

“没有。我只是突然觉得很无助。在这种毫无色彩的阴暗时刻，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开了灯就会好的。”

玛丽亚旋即打开了灯。“灯亮了！”她说，嗓音中既有挑战也有恐惧。她站在两只箱子中间，箱子上摆着几顶帽子，其中的一只箱子还没有关上。玛丽亚一丝不挂，足蹬一双高跟鞋。“我很快就好了，”她说，“要是去沃伊津吃饭，当然还得打扮打扮。”

“为什么？”

“那还用问！看得出来，你对时装模特一无所知。”她坐到镜子前。“伏特加在冰箱里，”她说，“莫伊科夫酿的。”

我没有答话。我看到她如何在瞬间就几乎将我遗忘。当她的手去拿化妆画笔就像外科医生去拿作为武器的手术刀时，镜子里那张在强光照射下的面庞陌生得如同一副活面具。她小心翼翼地在勾线，就好像真的在做细致的外科手术似的。她检查脸上的粉扑得是否均匀，眼影的明暗是否适度，做这些时她一言不发，就像一位女猎手在准备战斗。

我经常看到化过妆的女人，但她们从不愿意让别人观察自己如何化妆。玛丽亚则相反，她在这方面毫无拘束，正像她总是心无邪念、一丝不挂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样。我想，这不光是她的职业习惯，更是因为她对自己的美貌很有信心，这让她变得无所顾忌。她太习惯于不断更衣，所以裸体几乎成了她私下的生存方式了。

我感到镜子前面这位年轻女子的形象逐渐俘获了我。她深深沉浸在化妆镜前那个狭小的世界中，这令她的脸，她的自我，突然不再是一种个性的自我，而是展现出那生命的载体——谜一样的女性的容颜。生命的载体不是指母亲，而仅仅是看护者，无意中被看守着的是过去那面黑暗镜子里向外张望的东西，这些东西得传承下去。她心无旁骛，几乎略有敌意，瞬间她退入了一种马上又会被遗忘的东西，也就是远离意识的那种原始混沌状态。

她慢慢转过身，放下画笔和毛刷，似乎从一种自我的私人孤寂中走了出来，又认出了我。“我准备好了，”她说，“你呢？”

我点点头。“我也好了，玛丽亚。”

她笑着向我走来。“你还是想去挥霍钱吗？”

“现在比刚才更想，但理由不同了。”

我感受到她的肌肤和体温，她身上散发出一股香柏的味道，让人觉得既安慰又陌生。“这世上有多少无益之事啊，”她说，“你身上就有不少。为什么？”

“这我也不知道。”

“你为何不能忘掉它们呢？人本可以没有记忆的诅咒而简单地生活。”

我笑了。“人会忘记的，但几乎总是忘记了不该忘记的。”

“现在也是如此吗？”

“不，现在不是，玛丽亚。”

“那我们还是别出去吃饭了。我也郁闷，但我的郁闷是理智的。我悲伤，因为我必须出发。我们何苦再去饭店呢？”

“你说得对，玛丽亚，请原谅。”

“冰箱里有鞑靼牛肉饼，甲鱼汤，沙拉和水果。也有啤酒和伏特加。够吃吗？”

“足够了，玛丽亚。”

“你也不用送我去飞机场，要不离别的味道就太重了。我就从这儿一走了事，就像不久就会回来的人那样。你可以留在这里住。”

“我不会留在这儿的。你走后我会回劳施旅馆去。”

她沉默了片刻。“随你便，”她随后说，“我更愿意你留在这里。你一走，就让我觉得咫尺天涯。”

我把她搂入怀中，一切突然间都变得那么简单和顺理成章。

“把灯关了吧。”我说。

“你不想吃饭了？”

我关掉灯。“不想。”我边说边将她抱到床上。

当我们又意识到时间的存在时，我们默默地并排躺了很长时间。玛丽亚半睡半醒地挪动了一下身子。“你从未说过你爱我。”她嘟囔着，就好像是在对另一个人说。

“我爱慕你，”为了不打断她那梦幻式的深呼吸，我过了一会儿才回答道，“我爱慕你，玛丽亚。”

她把头枕到我的肩上，“这不算，”她耳语道，“完全不算数，亲爱的。”

我没有回答。我的眼睛盯着床头柜上一个圆形夜光表上的指针。我可以轻松地在同一时间想到很多事情。“你得走了，玛丽亚，”我说，“到时间了。”

我突然发现她在无声地流泪。“我恨离别，”她说，“我觉得我们必须经历的离别已经太多，而且太早，你也这么认为吗？”

“我的一生除了告别就没有什么更多的事可做。但这次不是离别，你很快就会回来。”

“一切都是离别。”她说。

我把她送到第二大道的拐角处。同性恋者的深夜亮相正处于高潮阶段。何塞在招手，菲菲则狂吠。“那儿有辆出租车。”玛丽亚说。

我将她的箱子装入车中，她与我吻别后上了车。她坐在宽阔的大车里看上去十分失落。我目送她离去，直到出租车看不见影子。奇怪啊，我想，离别不过仅仅数日而已。可从欧洲带过来的恐惧习惯仍在，就怕这一别会成为永诀，从此失去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