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难道他们不是您的主顾吗？”我问。

“我指的不是同性恋者，”他回答说，“我指的是他们的狗！狗本该牵着，可这些男同性恋却让他们的狗自己到处乱跑。他们非常溺爱自己的畜生。先是时兴达克斯狗，后来是犬，现在又变成哈巴狗了。您瞧瞧！一大群！”

我四处望了望，确实如此。满大街都是在遛哈巴狗的男人。

“这无赖又来了！”卖报的边喊边试图冲出他那圆形的报亭。但他未能马上冲出去，因为一捆杂志掉落到他脚下。“您踹那畜生一脚！”他对我喊道。

一条香槟色的小哈巴狗跑了过来，它冲报亭外售报台下挂着的报纸抬起了一条腿。我轰它走，它向我吠叫了几声就消失在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了。“这是菲菲。”卖报的一边解释一边来到报亭外，看着那份被狗尿浇湿了的《机密》杂志，既伤心又恼火。“这回它又得逞了！这畜生总是专门挑我的报亭当撒尿的地方。我告诉您，它的尿泡大小能比得上大象的！可恶的是，我总是逮不住它。”

“它看来挺有眼光，”我说，“撒尿都找有档次的地方。”

卖报的又钻进了报亭。“我从这儿看不见它，”他说，“这菲菲知道，这个滑头。它悄悄从后面绕过来就撒尿。等它尿完跑开时我才看得见它，有时我根本看不见它，因为它尿完又从原路溜走了。它为什么就不能像其他狗那样往树上撒尿呢？每天它都要毁掉我好几本杂志！”

“够倒霉的，”我说，“难道您不能往下面那排杂志上撒点儿胡椒粉吗？”

卖报的看了看我说：“要是您一边读色情杂志一边不断打喷嚏、流眼泪，您还愿意读吗？我真想把这些哈巴狗都药死！我也养了狗，但不是这个品种的！”

我拿起报纸翻阅起来。我为什么犹豫呢？我想。我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但恐惧什么呢？是什么东西在阻碍我？我说不清楚。这是多种情感的混合：轻松，稍纵即逝的激动，急躁，微小而不牢靠的快乐，以及远远隐现的无以名状的负罪感，它们奇特地汇合在一起。我收起报纸，走进那幢我又辨认出来的楼房。

在电梯里我遇到了菲菲，那条香槟色的小哈巴狗和它的主人。这位立刻跟我搭起讪来。“我想，我们是去同一楼层的，”他说，“您昨天是跟菲奥拉小姐一起来的吧？”

我感到意外，但点了点头。“我看见她进来的，”他说，“我叫何塞·克鲁斯。”

“我已经见过您的小狗菲菲了，它是那个报刊亭的宠儿。”

克鲁斯笑了。他戴着一根粗大的金手链，一笑露出了满嘴大牙。“我们住的那层，据说以前是家高级妓院，”他说，“可笑，但挺合适，对吗？”

他要不说这些，我还真不知道玛丽亚住在哪一层。克鲁斯用手挡住电梯门让我先走，然后凑近我说：“我们到了。”他盯着我又说：“您那边，我这边。也许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一起喝一杯鸡尾酒？从这里眺望出去，景色绝佳。”

“好吧，也许。”我高兴这么容易就重新找到了玛丽亚·菲奥拉的公寓。何塞·克鲁斯目送着我并冲我挥手。

玛丽亚·菲奥拉把门打开一条缝，瞄一眼是谁。我只看到她的一只眼睛和一缕头发。“你好，流亡者！”她笑着说。“你真的是个货真价实的逃亡者。第一天就弃我而逃，连告别都没有！”

我轻松地吁了口气。“你好！一只眼睛、一个肩头、一缕头发，好漂亮的剪影！”我说。“我可以进去吗？我带来了哈巴狗菲菲和你的邻居何塞·克鲁斯的问候。要是没有他们，我几乎难以找到你的住处了。”

她把门开大了，除了脚上的一双鞋，一丝不挂，脑袋上斜裹着一块毛巾。她非常漂亮，身后纽约的摩天大厦在蜂蜜般的暮色下闪闪发光。在夕阳的反光下，窗户也泛着微光。

“我正在穿衣服，”她说，“我得去拍照。你为什么没打个电话？”

“我不知道你这儿的号码。”

“今天一早你为什么溜了？”

“出于谨慎的考虑。我不愿叫醒你，也不愿意等大家都出来遛狗时再走，那样对你不利。这幢房子看上去格外热闹，有不少人养宠物。”

她用审视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我要是你就不会有这么多顾虑，”她说，“据说这里过去是……”

“妓院。但是高级妓院，每次消费要一百美元或更多。何塞告诉我的。”

“他也请你喝鸡尾酒了吧？”

“是的，”我惊奇地回复道，“你怎么会知道？”

“他一贯这样。你别去，他很有诱惑力，而且很好斗。这儿楼上住的都是男同性恋者。他们占优势，我们得小心。”

“你也是仙女[108]！”

“我也是。这里仙女云集。”

我走到窗边，下面是纽约，白色、多石，像一座阿尔及利亚城市。“同性恋者总是寻找城市最美的地段居住，”玛丽亚说，“他们在这方面很有天分。”

“你这套房子是不是也属于哪个同性恋的？”

玛丽亚笑着点了点头。“这回你安心了，还是觉得受到侮辱了？”

“都不是，”我回答说，“我只不过是想起，我们这是头一次在一套房子里，而不是在酒馆、旅馆或艺术家工作室。”我把她拥入怀中。“你晒得真黑！”

“我很容易晒黑，”她挣脱开说，“我得走了，只去一小时。去试戴明年春季的新款帽子，很快就完。你留在这里，不要走。你要是饿了，冰箱里塞满了各种食物。但不要走。”

她穿衣服。我喜欢她那份无拘无束，无论是裸体还是穿衣她都漫不经心。

“要是有人来呢？”我问。

“别开门。再说也没人来。”

“肯定没人来？”

她笑了。“我认识的男人来之前都会打电话的。”

“那就好，”我吻她，“好，我留在这儿，作为你的俘虏。”

她凝视着我。“你不是俘虏，你是个流亡者，永远是陌生人，漂泊者。我不把你锁在屋里，我把钥匙留在这儿，你得让我进屋。”

她挥挥手。我把她送到走廊，看着她走进电梯。光线昏黄的电梯载着她飞快向下，将她送入城市。然后我听到下面有狗吠，我小心地关上房门，走回陌生的房间中。

我想，她让我的心情变得轻松起来。今天一天对我来说纠集成一团的矛盾情感疙瘩现在解开了，我又变得自由和开朗起来。我在寓所里到处转悠，在卧室里看到她的衣服随便扔在床上，这突然比所有其他一切都更令我感动。一双高跟鞋摆在镜子前，其中一只倒翻在地。这是一幅可爱的凌乱无序的无声画面。一个角落的绿色皮镜框中挂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位年岁较大的男子，一看就是个一辈子衣食无忧的人。我相信在哪儿见过他，几天前我曾看到玛丽亚与他在一起。我走进厨房，把一瓶我带来的莫伊科夫自制的酒放进了冰箱。玛丽亚没说错，冰箱里塞满了食物。我甚至发现了一瓶真正的俄国伏特加，与玛丽亚派人送到旅馆的那瓶一模一样，而且与劳斯莱斯车中的伏特加也一模一样。我犹豫了一下，然后把自己带来的跟它放在了一起，自然是用一瓶绿色的查特酒把它们隔开了。

我坐到窗前向外看。外面黄昏的伟大魅力正在展现：暮色从玫瑰红变成宝蓝，摩天大楼从实用建筑变成了现代化的精神大教堂。一排排窗户亮起了灯光，我知道，清洁女工现在开始在无人办公的房间里打扫卫生了。片刻之后，整个塔楼就灯火通明了，犹如一个巨大的蜂巢。这令我想起了在埃利斯岛度过的时光，那时候夜里被噩梦惊醒后我常常站在大寝室窗前，呆呆地遥望这座难以企及的城市。

隔壁响起了钢琴声，隔墙传来的声音有些轻。也许是何塞·克鲁斯在弹，我想，可我听到的曲子又与何塞·克鲁斯和菲菲不般配。因为正在弹奏的是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中的轻松曲子。我回想起自己练习这些曲子的时光，那时野蛮人还没有占领德国。那已经是好几百年前的事了。那时我父亲还活着，我母亲得了伤寒，躺在医院里，她担心我是否能通过大学毕业考试。我突然感到一阵刺痛，似乎正在用快镜头放映我一生电影的片段，速度太快，根本无法停住，痛苦却并未因此而有丝毫减弱。面孔与画面出现又消失，叫喊着的人们，西比勒那惊恐和勇敢的面容，布鲁塞尔博物馆的走廊，死在巴黎、眼睛上爬满绿豆蝇的露特。死者、死者，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太多的死者，以及作为复仇意志的黑色无望的拯救。

我站了起来。空调机在嗡嗡地响，屋内几乎很凉了，但我却似乎在淌汗。我打开窗子向外望去，然后拿起报纸，阅读有关军队的报道。盟军已经从巴黎继续挺进，他们四面出击，德国军队似乎正在溃逃，已无力多做抵抗。我不厌其烦地研究那张小小的简图，我对法国这一带非常熟悉，我知道那里的小咖啡馆、乡间公路和各种地方，那是流亡者逃难的苦路。现在那些曾经的胜利者、士兵、党卫军、施刑者、追捕者和杀人犯也在这条路上逃命，他们逃回德国去。我也曾和这些胜利者属于同一民族，他们追捕过我。我让报纸掉在地上，不禁发起愣来。

我听见门外有动静和玛丽亚的声音：“没有人吗？”

屋里已然一片漆黑。“有，”我边回答边站了起来，“我没有开灯。”

她走进屋。“我以为你又走了呢。”

“我是不会走的。”我说着把她揽进怀里。她突然成为世间活生生的一切的体现。

“别，”她嘟囔道，“千万别走。我不能独自生活，一个人的时候，我毫无价值。”

“你就是世间生活本身，”我说，“也是其温暖所在，玛丽亚。我尊崇你，你的出现带来了光明和所有色彩。”

“你为什么坐在黑屋子里？”

我指了指灯光闪烁的摩天大楼。“外面的世界灯火通明，所以我就忘了开灯。现在有你在，我就不需要别的灯光了。”

“可我需要，”她笑了，“在黑屋子里我会悲伤得无可救药。此外，我也需要灯光，好往外拿东西。我带晚餐回来了，全是瓶瓶罐罐的，在美国一切都可以买现成的。”

“我带伏特加来了，”我说，“那儿还有一瓶呢。我看见了，甚至还是地道的俄国货呢。”

她靠在我身上说：“我知道。可我更喜欢你带来的莫伊科夫自制的。”

“我不是这样，我没有偏见。”

“可我有！你把那瓶俄国的拿走吧，”她说，“我不想要了，送给莫伊科夫，他会高兴的。”

“好的。”我答道。她吻我，我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和她那年轻、鲜活的皮肤散发出的体香。

“你得格外小心地对待我，”她说，“我再也忍受不了任何痛苦了。我很容易受伤害，你若是伤害我，我不知会有什么结局。”

“我不会令你遭受痛苦的，”我说，“起码不会故意这样做，玛丽亚。无意的很难预料。”

“抱紧我。你必须紧紧抱着我。”

“我会这么做的，玛丽亚。”

她满意地呻吟了一声，像个孩子。她站在灯火通明的摩天大楼背景前，非常苗条纤细。这些大楼中成千上万的清洁女工正在打扫白天办公留下的肮脏，她们以这种方式为天空增添了魔力。她用意大利语说了点儿什么，我没听懂，就用德语回答：“你，可爱的生活，失而复得，不可摧毁……”

她摇了摇头。“如果我们真想对话，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你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这可真是一种奇特的爱，一种翻译过来的爱。”

我吻她。“我认为爱是不需要翻译的，玛丽亚。如果需要，我也不怕。”

我们躺在床上。“你今晚还要出去吗？”我问。

玛丽亚摇摇头。“明晚之前不用。”

“好，那我们就可以待在这里了。我们可以再吃一顿，五香熏牛肉和奶酪配黑面包，还有啤酒，然后吃剩余的蛋糕就咖啡。真是了不起的奇遇！”

她笑了。“这种奇遇也太平常了吧。”

“这是我经历的最了不起的奇遇了！我已经不知道上一次经历这些是什么时候的事了。逃亡的路上，我已经习惯了住最简陋的旅馆房间，能找到这种房间也算走运了。晚上我常常在肮脏的窗台上匆忙地吃纸包着的食品，能有东西果腹就挺高兴了。可今天……”

“今天你吃的也是纸包着的食品。”玛丽亚说。

“可今天是和你一起吃的，在你的寓所。”

“这不是我的寓所，”她略带睡意地说，“是我借的，我的一切都是借来的，我的衣服、我的首饰、王冠，甚至四季。今天我们照相时已经身处明年春天了。”

我看着她。她那棕褐色的胴体一丝不挂地横陈在床，美得醉人。明年春天，我想，那时我会在哪儿呢？还在美国？还是战争已经结束，我已经试图回欧洲了？我不得而知，但内心却因紧缩而感到疼痛。“你们今天都试戴什么了？”我问。

“首饰，”她说，“各种颜色的大假首饰，便宜货。不是真的，就像我自己一样。”

“为什么要这么说？”

“这是我的感受。我觉得自己没有自我，没有那种一成不变的、一向清晰的自我。我就像起舞于两面镜子之间的什么东西，它存在，但你想伸手抓住它时，它就消失了。相当令人绝望，是吧？”

“不，”我回答道，“危险。不是对你，而是对别人来说。”她笑着站起来。“我想让你看看，我们还拍摄了什么。非常小巧玲珑的帽子，丝绒和锦缎小帽，还有贝雷帽。我带回来两顶，借的，明天还。”

她穿过房间向走廊走去。我喜欢她把裸体认为是最自然的事，她因职业关系习惯了裸体，而且在这种状态时心无邪念。窗前空调机发出的嗡嗡声几乎小得听不见。这套小公寓所处的楼层很高，所以也几乎听不到街上的噪音。突然，一切都变得虚幻起来：室内的暮色深沉、斑驳，没有人工灯光，仅有的亮光来自外面摩天大楼闪烁的玻璃幕墙。我们好似乘坐着无声的氢气球飞翔，暂时脱离了时间、战争、不安和郁积的焦虑，进入一种和平状态。后者对我来说如此陌生，宁静得令我心跳。

玛丽亚回到室内。她戴着一顶贝雷帽，脖子上挂着粗大的金首饰，脚蹬高跟拖鞋，此外一丝不挂。“这是1945年之春，”她说，“这看上去像金首饰，其实是黑人的黄铜首饰，宝石是涂了颜料的玻璃。”

1945年之春！似乎她说的是：永不或明天。看上去几乎应该是明天，我想。房间里人为制造出的凉爽给人一种错觉，好像明年春天越来越近了。我站起来抱住玛丽亚。“你想走？”她问。

我摇摇头。“我只想去报亭买份晚报，马上回来。”

“你会把战争带回房间的，”她答道，“你就不能等一宿吗？”

我惊奇地望着她。“我不把战争带回房间，”我说，“我下去，看看新闻，然后就回来。慢慢回到这个房间，我知道你在这里，而且在等我，这是一种久违了的幸福。有人在等我，与你在一个屋顶下共度良宵。这是我能想象的人生最大奇遇：没有恐惧的市民生活。虽然这种生活只有拥有这一鄙俗称号的人才能享用，我们流亡者——永世流浪的犹太人[109]的现代子孙是无福消受的。”

她吻我。“谁长篇大论，就是想掩盖真相。如果一个男人因为一份报纸都会离开我，我跟他又能怎么样呢？”

“你也是个吉普赛人，”我说，“比我更甚。但我不去买报了，就让时间静止一天吧。”

玛丽亚笑了，我把她揽入怀中。我不想告诉她，为什么我突然想看报纸。那不是因为新闻，而是我想看看这种闯入我生存状态的宁静生活还能持续多久。可爱的、陌生的生活！我暗想，请留在我这里吧！在我必须离开你之前，不要离开我！我知道这有多么虚假，甚至带有背叛和欺骗的弦外之音。可我无法继续思索下去了，玛丽亚就在身旁，其他的还远在云端。此间还会发生很多事，谁又能知道，谁先离开什么吗？我吻着玛丽亚的双唇，与她肌肤相亲，顷刻间就忘记了其他的一切。深夜我还醒过来一次，隔墙仍旧听到了钢琴声，有人在犹疑地弹奏着克列门蒂的一支奏鸣曲，这曲子我在没有过流亡生活前也弹过。玛丽亚躺在我身旁，筋疲力尽，呼吸均匀。我想起自己那被遗忘的青春年华，透过大窗户呆望着外面灯火通明的夜色。然后我又倾听起玛丽亚的呼吸。我再次感觉到，我们好像乘坐着气球，正位于龙卷风风眼的静谧地带。感谢你，今夜这份狂热的祥和，我默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