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我要去煮咖啡。”

她穿着那件压皱了的、簌簌作响的连衣裙走进厨房。

“有人知道他的死因吗？”我问拉比诺维茨。

“死还需要原因吗？”

我想起罗伯特·希尔施的理论，他认为人生有双重和三重转折，而且没有根的人聚在一起特别有害。“不需要。”我说。

“他不是赤贫，这大概不是他死的原因。他也没有生病，大约两周前利普许茨还见过他。”

“他可以工作吗？”

“他一直在写作，但什么也不能发表。十年来什么都未能发表，”利普许茨说，“但很多人都是这种处境，仅仅如此也不至于轻生啊。”

“他留下什么了吗？一封遗书？”

“没有。他吊死在枝形吊灯上，脸色铁青，舌头伸出老长，苍蝇在他睁着的眼睛上爬。他那模样看上去已经很吓人了，天气这么热，尸体腐烂得很快。那眼睛……”利普许茨说着打了个冷颤。“最要命的是，杰西还想最后再看他一眼。”

“遗体停放在哪儿了？”

“放在一家殡仪馆了，英文叫funeral home，直译就是丧葬之家。听听这名起的！尸体在那儿会被整容。您去过这种场所吗？千万别去！美国人还是个很年轻的民族，他们不认可死亡。死者都被化了妆，就好像仅仅在安睡，许多死者还受到了防腐处理。”

“要是他化了妆，那杰西不是就可以……”我说。“我们也曾这么想过，但特勒的情况是几乎无法再遮盖了。也没有这么多化妆品，有也用不起。死亡在美国可是件非常昂贵的事。”

“不光在美国。”利普许茨说。

“在德国，死很廉价。”我说。

“在美国非常贵。我们找的已经是很一般的殡仪馆了，一切从简，尽管如此，还花了好几百美元。”

“特勒要是有这笔钱，也许还死不了呢。”利普许茨说。

“兴许吧。”

我看到杰西房间里照片的排列已经发生了变化。特勒的照片不再挂在活着的人的照片中，但也还没有像另一侧的死者照片那样镶着黑框；它仍旧装在原来的金框里，杰西仅仅在上面加了一条黑色饰带，是用一块黑色薄纱做的。照片上的特勒微笑着注视着前方，看上去要年轻十五岁。那是张他年轻时的照片，它对特勒的死以及对饰带都一无所知。尽管如此，这张照片和真正的悲痛还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杰西端着托盘和咖啡杯走了过来，她用一把有花卉图案的咖啡壶给大家倒咖啡。“这儿还有糖和奶油。”她说。

大家都在喝咖啡，我也在喝。“葬礼明天举行。”她问我：“您来吗？”

“只要我能来，一定来。”

“他的所有熟人都必须来！”杰西立即激动地大声说。“明天十二点半。专门安排在这个时间，以便大家都能来。”

“我来，杰西。当然来，在什么地方？”利普许茨告诉了我殡仪馆的名字：“亚设殡仪馆，在第十四街。”

“他将埋葬在什么地方？”利普许茨问。

“他不土葬，火葬。火葬便宜。”

“什么？”我不解地问。

“他将被火化。”

“火化？”我重复着，同时思绪万千。

“是的，殡仪馆负责打理此事。”

杰西来到前面。“现在他一个人躺在那儿，置身于陌生人之间，”她抱怨道，“要是下葬前至少灵柩能停放在我们这儿，在朋友们这儿就好了。”她转过身对我说：“您还想知道什么？谁再次替您预付了款项？是坦嫩鲍姆。”

“坦嫩鲍姆-史密斯？”

“是啊，不是他还能是谁？他是我们的资本家，特勒的葬礼也是他出的钱。您明天一定来吧？”

“一定。”我说。我也只能这么说了。

拉比诺维茨把我送到门口。“我们必须阻止杰西，”他急速小声说，“不能让她看到特勒。总之，不能让她见到他的遗容，因为是自杀，所以尸体做过解剖，这些杰西都不知情。您知道的，她一向说一不二。幸好她端来了咖啡，利普许茨往她的咖啡杯里放了一片安眠药。她没发现，所以大伙儿都喝了咖啡，还异口同声地称赞好喝。我们曾经试图让她服些镇静剂，但她拒绝了，她认为如果服了，那就是对特勒的欺骗。就跟她坚持不让开窗一样犟。也许我们今天还能偷着往她的饭食中放一片安眠药。明天一早要想拦住她最费劲。您真的来吗？”

“是的，去殡仪馆。怎么把特勒送到火葬场去呢？火葬场就在殡仪馆内吗？”

“我想不是。但殡仪馆会操办此事的。问这个干吗？”

“你们在那儿说个没完没了，说什么呢？”杰西在房间里问道。

“她起疑心了，”拉比诺维茨耳语道，“晚安！”

“晚安！”

他穿过半暗的走廊——墙上悬挂着柏林罗马风咖啡馆[98]的照片——走回沉闷的房间；我走向大街，扑面而来的是车水马龙的喧嚣，这种自成一体的热闹对我多少是种安慰。火葬场，我默想着，原来美国也有！人无论走到哪儿，也避不开火葬场。

我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我没有马上意识到自己做梦了，为了驱赶梦魇，我打开灯。这不是我常做的那种流亡者之梦：因轻率而越过边界，遭到党卫军跟踪，杀手穷追不舍。做这种梦时虽然也会尖叫着从梦中惊醒，但这些属于一般的绝望之梦，怕由于自己的愚蠢再次中了圈套。从这种梦境醒来之后，在床上伸展一下肢体，看看窗外都市那微红的夜色，人就知道自己得救了。

我刚做的这个梦则不同，它更加不确定，由许多片段汇合而成，坚韧、黑暗、呈沥青状，无始无终。西比勒出现在梦中，她无声地呼喊着救命。我想到她身边去，但膝盖一直支撑不住，我陷入一片坚韧的泥沼之中，它由焦油、沼泽和陈血组成。我看到她恐惧地望着我，无声地呼喊：逃！快逃！然后又喊：救命！救命！我看到像黑洞一样张开着的一张大嘴，那种黏稠的物质正从那里涌出。西比勒突然不见了，取代她出现的是西格弗里德·罗森塔尔的妻子。一个带有难听的萨克森口音的人在尖声命令着什么，一个黑影面对满天晚霞站在窗前。一股惨淡的血腥味，烟囱中闪出火光，人肉被焚烧发出的难闻的甜腻味道。一只在地面缓慢移动的手，有人用脚践踏这只手，随即爆发出一声惨叫。这叫声好像来自四面八方，而且久久回荡。

在欧洲时我不常做梦。那时，因为危险就盘踞在后脖梗子上，所以一心想的就是怎样活下来。置身在危险之中时根本顾不上反思，梦也就减弱了。原始的求生本能不允许它们出现，而且排斥它们。后来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我以为经过大海绵延数天的咆哮，我的回忆也被挡在了彼岸，就像那艘遮蔽了亮光的轮船，犹如影子幽灵般地逃过了潜水艇那样。我以前做过最普通的逃亡之梦，那是每个流亡者都会梦到的。但现在我知道了，尽管我在能够复仇之前尽量不想让回忆毁掉自己，但我还是没有、根本没有逃脱回忆的折磨。我又一次明白了，无论怎么努力，我都无法控制自己的回忆，它们渗漏到睡眠和梦境中，进入那个幽灵般的世界。在那个世界，每天夜里都有模糊不清的法则和基础建立起来，白天它们又消失殆尽。记忆却不会消逝。

我凝视窗外。月亮已经高高悬挂在空中，什么地方有一只猫在叫。院子里的垃圾桶中发出沙沙声。对面一扇窗户的灯亮了，随即又熄灭了。我害怕再次睡着。我不想给罗伯特·希尔施打电话，一来时间已经太晚，二来他也帮不了我。这种事我只能自己对付。

我起身穿上衣服，想去城里遛遛，直到筋疲力尽为止。但即使这样，也不过是一种逃避而已。我经常这么做，想无意中找到一种支撑和依靠，借以忘记过去。或是通过对城市过度的浪漫想象而制造一种幻觉，似乎灯火通明的摩天大楼不是建立在阴暗的地基之上，而构成这种地基的则是贪婪、罪恶、剥削和自私。又好像那些贫民区并不属于这座城市似的。我对城市构建起来的这种苍白的幻想，是用来抗衡过去在欧洲度过的那些血腥岁月的，我想以此驱逐对这些岁月的记忆。我知道不该如此，这里——在这座帕齐瓦尔[99]城堡中——罪恶与别处一样没有绝迹。

我走下楼梯。莫伊科夫肯定在，我想跟他要几片安眠药。尽管我想独自解决自己的问题，但遇上急性发作时，拒绝服用当代的化学药剂，还是显得有些可笑。

摆放着丝绒沙发的小厅还亮着微弱的灯光。“伏特加还是安眠药？”莫伊科夫问，他与女伯爵坐在盆栽棕榈后。“或者跟我们一起坐下聊聊？撼动一下生存的支柱？质疑一下生灵的恐惧？”

女伯爵围着好几条围巾，看上去穷困潦倒。“要是知道这些敢情好，”她说，“我想，人首先需要社交，然后是伏特加，再然后是安眠药。接下来人什么都想要，最终就像一只无头乱扑腾的母鸡，根本不知道想要什么了。”

莫伊科夫睁开他那对鹦鹉眼说：“然后就又从头开始了。一切都周而复始，伯爵夫人。”

“您相信吗？钱也会回来？”

这时接待室的铃响了。“准是拉乌尔，”莫伊科夫叹了口气，“今儿晚上又不安宁了。”

他起身向前走去。女伯爵扬起她那张鸟一样的脸望着我，脸上那双眼睛像摆放在发皱的丝绸上的蓝宝石那样闪烁着光芒。“钱不会回来的，”她小声说，“钱像赛跑一样地离开了。希望钱全部用光之前我能死掉，我可不想在为穷人设立的养老院里咽气。”她淡淡一笑。“我已经在尽一切努力早日归西。”从一条围巾下露出一个伏特加酒瓶，在我还没有看清楚握着它的手时，那瓶子旋即又消失了。“您不会哭吧？”她接下来问。“如果会的话，哭可以使人平静。它能让人筋疲力尽，然后就会出现一种苍凉的平和。但人并非总能哭，哭的时代马上就要结束了。不能哭后，人才知道哭的好处。接踵而来的就是恐惧、呆滞和绝望了。唯一能让人活下去的就是回忆。”

我抬头看了看她那张蜡一样苍白的脸，这张脸似乎是由脆弱的丝绸构成的。她在那儿说些什么？真相正相反，至少在我这儿是如此。“您的话什么意思？”我问。

女伯爵的面部表情略显活跃。“回忆，”她重复道，“它们还活着。它们温暖而灿烂，充满了青春与活力。”

“对死人的回忆也是如此吗？”

“是的，”这位纤细的小妇人停顿片刻后说，“如果他们还活着，那他们就不是回忆了。”

我没有再继续问。“回忆给了人活下去的勇气，”她小声说，“人活多久，他的记忆就活多久，对吧？夜间，这些回忆会站在阴暗处祈求说：别走！不要杀害我们！我们只有你了！人绝望而疲惫，不想再活下去了。可回忆更加疲惫和绝望，它们不断祈求：别杀害我们！再召唤我们吧，我们又重新出现了——八音钟乐声再起，又能听到爽朗的笑声，看到频频的鞠躬致意，翩翩的舞步，我们喜爱的人的面庞，他们复活了，脸上略显苍白，他们在那里祈求：别杀害我们，我们只有通过你才能存活。这时谁还能说‘不’呢？可长此以往，谁又受得了呢？唉，”女伯爵突然抱怨道，“我可不愿进穷人养老院，跟那么多人挤在一起。那都是些还能动弹的人渣……”

莫伊科夫又回来了。“昔日各位豪杰，”他说，“如今都在何处？风不认识他们，草在生长。”他举起伏特加酒杯。“你不来点儿？”他问我。

“不。”

“他的悲伤还如鲠在喉，”莫伊科夫对女伯爵说，“我们的已经化作泥土，聚集在我们的双脚旁，从那里向上，直到埋葬了我们的心脏。没有心脏，人也照样能活。对吧，伯爵夫人？”

“至理名言，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您喜欢话语，您是个诗人。也许人能这样活着，可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女伯爵站起身。“弗拉基米尔，为了对付今宵给我两片安眠药行吗？晚安，佐默先生。多好听的名字啊[100]，我们小时候也学过一点儿德语。祝你们做好梦！”

莫伊科夫陪这位娇柔的女士向楼梯走去。我瞧了瞧那个小瓶，他从那里拿出两片药给了女伯爵，是安眠药。“也给我两片。”他回来后我说。“她为什么总是两片两片地向你要呢？她不能在床头柜中存上一整瓶吗？”我问。

“她不敢，她怕哪天夜里会把那些药片全吞下去。”

“尽管有那些回忆，还会这么干？”

“不是因为回忆，她害怕的是贫困。她能活多久就愿意活多久，但她怕突然想不开，所以格外小心。我向她保证过，她若是求我，我就给她弄一大瓶。可她还有些时日好活呢。”

“你会这么做吗？”

他用那双看不见眼睑的眼睛盯着我：“你不会吗？”然后他慢慢张开一只大手，手心里有一枚老式的小戒指，上面镶着红宝石。“她得卖掉它。宝石虽然不大，可你仔细瞧瞧。”

“我不懂行。”

“这是闪星宝石，很罕见。”

我又看了那戒指一眼，它那宝石的红很清澈，如果对着灯光转动，就能看到一个六角形闪光小星星。“我希望自己能买下它。”我突然说。

莫伊科夫笑了。“买它干什么？”

“不干什么，”我回复道，“因为它不是人造的，它纯洁，不受贿赂。不像你想的那样，我是为玛丽亚·菲奥拉买。再说她也不缺首饰，祖母绿宝石、王后王冠上的指甲盖大的钻石。各位王后如今都在何处？”我引用道。“这是你说过的吧？伯爵夫人管你叫诗人。你当过诗人吗？”

莫伊科夫摇了摇头。“各行各业，如今安在？最初二十年，俄国人总是吹嘘他们往日的辉煌，很多都是吹大牛皮，而且一年比一年凶。后来牛皮吹得越来越小，最后干脆忘了吹了。你这个流亡者资历还太浅，身上还满是干这行的疮疖；你还高喊着要复仇，把这看作是正义，而不是自私和无边际的自负。我们的复仇呐喊！我还能忆起它们，可如今它们在何处？风依旧在吹拂，却不知我们的呐喊。只有青草在不断生长。”

“你们没有机会复仇。”我说。

“机会还是有过一些的，你这个颤抖的学生还处在世界公民的最初阶段呢。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你不会无缘无故从楼上跑下来吧？”

“跟伯爵夫人一样，也要两片安眠药。”

“不要一瓶？”

“不，”我说，“暂不需要，在美国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