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笑！我有时候痛心得都能憋死！”

她重新往博瑟的碟子上添加点心。“既然你无法复仇，那至少得多吃点儿。”然后她站起身，抖了抖衣服。

“去科勒那儿，”希尔施说，“他要是回了国，会把所有坏人都斩尽杀绝的。对你来说，他是一个坚定的复仇者，杰西。他把账一笔笔都记下来了，恐怕根据他那个单子，连我也得被罚坐几年牢呢。”

“嗨，那个白痴！他要做的事不外乎就是跑到最近一家剧院去谋个角色。”

博瑟摇了摇头。“您就让他安心演戏吧。最后一个终将破灭的幻想就是：大洋彼岸的人日后会欢天喜地地迎接我们重归故里，并为我们所遭的罪向我们道歉。他们其实根本不想重新接纳我们。”

“现在不想，但纳粹倒台后会的！”卖长袜的辛德勒教授说。

博瑟盯着他。“我亲眼看到了发生的事，”他反驳说，“纳粹不是从火星上下来，然后把德国强奸了的。只有那些已经离开德国很久了的人才相信这种话。一连六年，我耳畔响彻的都是狂热的咆哮。我在电影里看到，纳粹召开党代会时，几十万人张开血盆大口跟着号叫。我听着几十家电台播出的杀气腾腾的欢呼，我也读了各种报纸。”他转过身对眼下做长袜生意的辛德勒教授说：“我也关注过德国知识界对现政权可以说是过度热情的追捧，包括司法、工业和学术各界，教授先生，整整六年，没有一天间断。”

“那些七月二十日起来反叛的人呢？”辛德勒说。

“他们是少数，毫无希望的少数。他们已经被自己本阶层的人送上了绞刑架。正派的德国人肯定是有的，但他们从来都是少数。三千名教授中1914年就有两千九百人是主战派，只有六十人反战。这种情况一直未变。宽容一向只有少数人能做到，人道也不例外。就让那个正在老去的哑剧演员接着做他的幼稚梦吧，梦醒之后他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没有人愿意接纳他。”博瑟伤感地看了看周围说：“没人愿意让我们回去。我们意味着令人不快的谴责，人们避之唯恐不及。”

没人搭腔。

我回了旅馆。在杰西·施泰因那儿度过的这个下午令我变得感伤起来。我想到试图重建新生活的博瑟。1938年，他把自己的妻子留在了德国，她不是犹太人。她坚持了五年没有向盖世太保的压力屈服，没有与他离婚。这五年中她从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被折磨成了一个神经质的病女人。每隔几周，博瑟就受到一次传讯，每天早晨四点到七点他和妻子都吓得发抖，因为他一般都是这个时辰被带走。审讯有时在第二天，有时在几天以后才进行，此间博瑟被关在牢房里等待审讯，牢房里还关着其他犹太人。他们蹲挤在一处，由于恐惧直冒冷汗。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他们结下了一种特殊的兄弟情谊。他们彼此耳语，却依旧什么也没听见。他们一心留神着的仅仅是外面的动静——听外面什么方向传来皮靴踏地的声音。他们的兄弟情谊是这样的：说是要用少得可怜的办法互相帮助，实际上彼此几乎处于一种爱恨交加的关系中，就好像大家可以用作借口的可能性数量有限，每个人都在减少他人的机会。德国民族的“精英”有时会把他们之中的某个人拖出去，一顿拳打脚踢，外加侮辱谩骂。这些二十来岁的“英雄”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向前赶。这时牢房里鸦雀无声，他们都在等待。大家几乎屏住呼吸，彼此也不再相视。通常几小时之后，一堆鲜血淋漓、抽搐不已的肉被扔进牢房，这时大家马上沉默地开始救治。博瑟经常参加援救，所以每当被传唤时，他都示意哭泣的妻子在自己的西服口袋里放几块特别的手绢，他可以用它们来包扎。他不敢带绷带，否则人们会指控他相信不实的“暴行传闻”，并立刻将他收监。即使在牢房里包扎，这种行动也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已经发生过敢这样做的人被打死的事，罪名是“妨碍公务”。博瑟还能回忆起那些被拖回来的受害者，他们经常被打得几乎不能动弹了。其中有些人仍旧用因受刑时叫喊而变得嘶哑的嗓音说：“还算走运，没有被他们留在那儿！”他们的眼神此时是迷离的，眼睛成了他们进行表达的最后可能，血肉模糊的脸上唯有眼睛炽热，还能放出光亮。留下意味着在地下室中被踩死，或是送到集中营去做牛做马，最后遭电流击毙。

博瑟总能被放回家。他的诊所早就不得不转让给另一位医生了。接手人答应给他三万马克，结果只付了一千——那诊所其实值三十万。有一天，那位接手人的一位亲戚来了，他是冲锋队的头目，他让博瑟自己挑，是愿意因非法行医被送进集中营，还是愿意收一千马克，开张三万马克的收据。博瑟知道该怎么做，他开了收据。在这几年中，他妻子已经病得该进精神病医院了，可她就是不愿离婚。她相信，只有她才能保护博瑟不被送进集中营，因为她不是犹太人。只有在博瑟能够离开德国的情况下，她才同意离婚。她想让他脱离危险。突然博瑟有了点儿运气。那个冲锋队的头目又升了官，有一天晚上来找他。他是穿便服来的，犹豫一阵后终于说明来意：他想让博瑟替他的女友堕胎。他是有妇之夫，他妻子并不认可纳粹的理念：必须尽量多生孩子，哪怕孩子血缘不同，只要遗传基因好就行。他妻子认为有她自己的血脉就够了。博瑟拒绝了，他怕这是个陷阱。小心起见，他劝这位冲锋队指挥官去找接手他诊所的那位医生，他们甚至还是亲戚呢，而且——博瑟小心翼翼地暗示——那位医生还欠着指挥官的人情呢。指挥官回复道：“那无赖不干，我试探过他。那个猪猡居然给我做了一通纳粹演讲，大谈什么基因型、遗传等一堆废话。这您就看出来什么叫感恩了！要不是我，那家伙还拿不到那诊所呢！”博瑟在这位膀大腰圆的冲锋队指挥官眼中没有看到丝毫的讽刺。“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说，“在您这里，这件事只有我们俩知道。我小舅子，那畜生，他很可能走漏风声，或是敲诈我一辈子。”

“您也可以反过来敲诈他嘛，因为他做被禁止的手术。”

“我就是一介武夫，”指挥官说，“这些事我不懂。您是大夫，做这种手术易如反掌。我们彼此心照不宣，您不许工作，我也不能请您工作，所以对我们双方都没有风险。那姑娘夜里来您这儿，第二天一早回家，行吗？”

“不行！”博瑟夫人在门口喊道。她充满恐惧地在偷听，听见了他们说的一切。她扶着门框，站在门下就像是个幽灵。博瑟从椅子上一跃而起。“让我说！”他妻子道。“我全都听见了。你什么都不要做！没得到出国许可前什么也不做。这是代价，您去弄出国许可吧。”她对指挥官说，后者试图向她解释，这不是他负责的领域。但她毫不让步，威胁说要去他上司那里告发他。他嘲笑地问：谁会相信她呢？各执一词罢了，他的证词对她——一个犹太人的老婆——的证词。她反驳道，她跟他一样，也是雅利安人。这是她当着他的面第一次使用这个可笑的字眼儿。此外，这也不是一个证词对一个证词的事，而是一个对两个。那女孩怀孕了，这本身就是一个无可辩驳的证词。博瑟呆望着自己的妻子，他还从未见过她这种样子。她虚弱得直打晃，但她挺住了，甚至成功地说服了指挥官。他想向她空口许愿，她可没那么傻。不见到出国许可证，就不做堕胎手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居然办成了。指挥官有足够的关系可以利用，此外，博瑟妻子也保证离婚。两件事都起了作用。在恐怖的官僚主义混乱中，间或也能出现这种隐藏的沙漠绿洲。那姑娘来了，大概是在两周后的一天夜间。事后指挥官告诉博瑟，他找他做这个手术还有第三个理由，他对一位犹太医生比对他那废物小舅子有更多的信任。博瑟直到最后都在等着他的圈套，指挥官给他两百马克作酬金。博瑟拒收，指挥官硬塞进他兜里。“大夫，这钱您以后肯定有用得着的地方！”他是真爱那个姑娘的。博瑟变得如此多疑和古怪，以致他都没有同妻子告别。他希望这样可以买通命运，他认为，如果去向妻子告别，就有可能被抓回去。他出逃成功，先到了法国，后去了里斯本。现在，他在费城的一家医院，后悔没有吻别妻子。他是个天生敏感的人，对此无法释怀。他很爱自己的妻子，却再也没有得到过她的消息。也很难再有消息了，他逃出不久战争就爆发了。

劳施旅馆前停着一辆配有司机的劳斯莱斯车，就像一根金条躺在灰堆里那么扎眼。“适合陪同您的人正巧来了，”我听见莫伊科夫在有丝绒沙发的小厅里对某人说，“可惜我没时间。”

玛丽亚·菲奥拉从摆着棕榈树的角落走出来，她穿一身浅色的紧身骑马套装，看上去非常年轻。“外面那辆劳斯莱斯车是您的吗？”我问。

她笑了。“借的！我们用它拍体育片来着的。像我的所有东西一样是借的：我穿着拍照的服装、我戴的首饰，甚至这套骑装！我根本不会骑马，我身上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

“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王后冠是真的，而且那辆劳斯莱斯好像也是真的。”

“就算是，它们也不属于我。那我就是个有真货的女骗子，这样说比较贴切吧？”

“那就更危险了。”我边说边凝视着她。

“她在找陪同，”莫伊科夫解释说，“那劳斯莱斯车她只能今天用一个晚上，明天就得还。你不愿意扮演一晚上大骗子，闯荡闯荡世界吗？”

“几年来我不是一直在这么做吗？只不过没有这么时髦，这对我来说将是新经历。”

“一言为定！”

我在脑子里把自己身上带的钱数了一遍，钱够，甚至以乘劳斯莱斯车的人的身份摆谱都够。我身上还有西尔弗付给我的佣金，是卖那块蓝色跪毯得到的。“我们去哪里吃饭？”我问。“去沃伊津？”

沃伊津是我认识的唯一一家高档饭店，亚历山大·西尔弗请他弟弟阿诺德和我在那儿美餐过一顿，我至今都忘不了那鹅肝糜的味道。

“我穿这身耍猴的衣裳，人家晚上是不会让我进饭店的，”玛丽亚·菲奥拉回答说，“而且我已经吃过饭了，司机也吃过了，那家体育公司给我们准备了自助餐。您呢？也许城里什么地方还有新设的、取之不尽的匈牙利红烩牛肉汤供应点吧？”

“这儿就剩下一些巧克力蛋糕，几根莳萝腌黄瓜和一片全麦黑面包了。少得可怜。”

“莳萝腌黄瓜我们可以带走，面包也拿着。车里有一瓶伏特加。”

莫伊科夫感兴趣地问：“俄国货？”

玛丽亚·菲奥拉说：“我想是的，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您跟我们到车那儿去，带个大杯子，您可以亲自鉴定一下。”

我们跟着她向车走去。确实是俄国伏特加，玛丽亚·菲奥拉给莫伊科夫倒了满满一杯，那酒是冰凉的，劳斯莱斯车中配有一个很小的冰箱。莫伊科夫虔诚地喝了一口，然后像只鸽子喝水时那样抬眼望着天空道：“跟这酒一比，我就是个造假货的！”

“这是真正的艺术家面对真品时的绝望！”我说。“继续学习，弗拉基米尔，别泄气！你的齐白露加酒跟这个一样好！”

“甚至更好！”玛丽亚·菲奥拉解释说。“它的秘密是：可以安慰苦恼者。干杯！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

我们沿第五大道向中央公园方向开去。天气很热，可以听到动物园传来的狮子的吼叫声，湖水波澜不起，就像是一块铅。“这身衣服束缚我。”玛丽亚·菲奥拉边说边放下将我们与司机隔开的那扇玻璃板上的卷帘，两侧的车窗也有卷帘，她把车子变成了一间别人看不见的屋子。她打开手提袋。“我得穿点儿透气的，幸好我把自己的旧连衣裙带来了。”

她脱掉外衣和褐色软皮短马靴，接着她开始往下拽身上的马裤。尽管车子很宽，座位很舒服，但她还是没有太多空间。我也没什么办法帮助她。我静静地坐着，车子缓缓从公园绿荫旁驶过，黄昏中可以听到虫鸣蛙叫。在她脱衣服的过程中，我闻到一股香水味在车内飘逸开来。她脱得很自然，大概因为她想，反正我在她拍广告时已经见过她几乎全裸的身子了。没错，可那时我们周围有很多人，还有灯光，而现在我们是单独在一起，天色半暗，气候炎热。

“您身上晒得黝黑啊。”我说。

她点点头。“我不会完全苍白的，我总躺在什么地方晒太阳，在加州、墨西哥或佛罗里达。总有什么地方的温度可以晒太阳，而且我们总是被送到这类地方去拍照或走秀。”

她的嗓音比平时低沉些。我发现女人裸体的时候说话总是和穿着衣服时不一样。玛丽亚·菲奥拉伸直两条长腿，把马裤叠好放进手提袋，又从袋里拿出一件白色连衣裙。她很美，身材苗条，但身上却没有任何地方的骨头显得扎眼。在法国，人们称这类女人为“假瘦”[90]。我非常渴望能得到她，但我一动没动。我不喜欢在车里施行毫无意义的强暴，再说前面还有司机呢。

玛丽亚打开了她那一侧的车窗，却没有收起卷帘。风从湖那边吹了进来，与她身上的香水味混在一起。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再等一会儿，”她说，“我马上就穿上连衣裙。伏特加在小冰箱里，那儿也有酒杯。”

“这天气喝伏特加太热了，”我说，“哪怕是俄国货。”

她睁开眼睛。“我记得还有小瓶的香槟呢。这辆车中储备丰富。车主与搞外交政策沾点边儿，所以会有伏特加。华盛顿有俄国大使馆，俄国人现在是我们的同盟。能给我一根腌黄瓜吗？”

我打开羊皮纸，把吃的递给她。她没有戴胸罩，我看到她的胸根本无需胸罩的衬托。她只穿一条丝绸裤，而且也没怎么出汗，似乎显得既冷静又自若。“真惬意！”她说着拿了一根黄瓜。“现在再来一小口伏特加，一厘米，不能再多。”

我找到杯子，是很薄的水晶杯，这车主很有品位。“您不想也喝一口吗？”玛丽亚问。

我不能想象，这辆劳斯莱斯车的主人会愿意让我喝他的酒。“那会让我成为寄生虫的，”我解释道，“我不愿这样。”

她笑了，她的笑声也比白天穿着衣服时低沉。“为什么您不愿意这样呢？那会顿时乐在其中的。”

“也对，”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干杯！”

“干杯，路德维希！”

玛丽亚·菲奥拉套上她那件连衣裙，又穿上一双白色凉鞋，然后拉起车窗上的卷帘。黄昏的余光照进车内，太阳正在下山。我们离大都市博物馆很近，晚霞的红色光芒出人意料地涌入车内，吓了我一跳。博物馆、壮观的夕阳西下，这些我在哪儿见过呢？我不想承认，却马上知道了答案。窗前那黑色的人影，强烈的灯光，地上躺着的昏迷过去的人，那带着萨克森口音的冷漠声音：“继续，下一个。”

我听到玛丽亚·菲奥拉说了点儿什么，但我没明白她的话。回忆洪流般冲进脑海，引起的轰鸣声犹如一把电锯。一下子往事又历历在目，我机械地拿起杯子喝了一口。玛丽亚·菲奥拉又说了些什么，我点点头凝视着她，我仍旧没有听懂她的话。我心烦意乱，目光呆滞，她离我似乎十分遥远。稍后她握着酒杯做了个动作，我举起酒瓶想给她斟酒，她摇摇头笑了。突然我又能听懂她在说什么了。“我们要不要下去走走？”她问。“这是您的地盘儿，叫约克维尔[91]。”

“好的。”我答道。

我很高兴能下车。玛丽亚和司机说了几句话。我环顾四周，做了几下深呼吸。宽阔的街道、房屋、天空与空气。“我们这是在哪儿啊？”我问。

“八十六大道，在德国。”

“在德国？”

“在约克维尔，德国人聚居的街区，您没来过？”

“没有。”

“要不要继续开车往前走？”

我摇摇头。她从侧面观察着我。我不太清楚她为什么带我来这里，但我也不想问。肯定不是什么宽大为怀的举动。

尽管街道很宽阔，它还是马上让我想起了德国那丑陋的中等城市。沿街遍布着糕点甜食店、啤酒馆和香肠店。“这儿是小提琴手咖啡馆，”玛丽亚说，“因其糕点而闻名。德国人酷爱糕点，对吧？”

“对，”我回复道，“爱吃糕点和香肠，就像意大利人爱吃通心粉一样。这不过是些随意概括出来的特点。”我友好地补充道。我可不愿意卷入这种幼稚的争论中去，起码现在不愿意。

我们缄默地走过此街区，气氛有些压抑。以一种怪癖的方式，我似乎把周围的一切都看成了双重的。我听到身旁的人说德语，一再地感到害怕；我几乎等待着会在商店门后看到盖世太保在窥探。这种双重印象是如此强烈，以致我忽而感到安全，忽而感到仇恨和恐惧，就像一个缺乏训练的走钢丝演员在钢丝上挣扎向前，钢丝系在写有德文的房屋之间，下面没有任何保护网。这些德文像杀威棒一样击中了我，尽管它们本身是无害的，但它们对我来说却意味着危险。它们以及那些与我擦肩而过、貌似平凡的人都有一种双重且阴森的意义。我认识它们或他们的另一副面孔。

“兴登堡咖啡馆。”玛丽亚·菲奥拉说。

她走在我身旁，迈着时装模特那撩人的步伐，令人向往，犹如仙女下凡般可望而不可即。几乎让我窒息的那股小城的霉腐味道，她好像根本没有闻到。这种气味是由愚钝、令人窒息的舒适和无判断力的服从混合而成的，而这一混合物随时都可以转化为其反面。

“这儿多祥和啊。”玛丽亚说。

我了解这种祥和。集中营里死刑犯棚屋前盛开着天竺葵，每逢星期天，集中营的小乐队都要演奏乐曲；而囚徒们却逃不过受鞭挞或慢慢吊死的命运。人们也不会白白知道希姆莱对他的安哥拉兔情意绵绵，从不杀害一只，却成千上万地屠杀犹太儿童。

我感觉到血管中一阵轻微的震颤。突然间我无法想象自己有朝一日会回到德国去。我知道自己一心想回国，但目的不同。我回去是想找杀害我父亲的凶手，而不是为了重新去那里生活。可此时此刻我觉察到，就是想要为父报仇我也回不去了。总是存在着这种双重幻影——无害的小市民的影像和听话的凶手的影像。我感到自己再也无法将二者分开了，这种现象经常发生，我也就听之任之了。有一堵我无法穿越的陡峭黑墙，那就是撕碎了我的生活的谋杀。只要我一想起谋杀，就一连数日心情骚动。此债不偿，什么事也无法继续下去。偿债，而不是和解，血债要用血来偿，得索凶手的命。

我几乎把玛丽亚·菲奥拉忘了，现在我又看见她了。她站在一家鞋店前，正猫着腰挑剔地审视着橱窗里摆着的鞋，犹如一位猎人在狩猎。她看得那么聚精会神，以致我觉得她似乎也忘了我。我心头一热，正是因为我们如此不同，彼此才不了解对方。这使她不会受到伤害并显得弥足珍贵，而且给了她一种隐秘的快乐，这种快乐永远不会变为模糊不清的暧昧关系。这让我们二人都安心，因为我们的生活可以像铁轨一样并行，而不会发生交叉。这甚至为一种有些像水晶似的幸福留下了空间——不会出现背叛，也不会触动过去。

“您找到什么了吗？”我问。

她抬眼看看我。“一切都太沉重了，”她说，“对我来说太坚固了。您呢？”

“一无所获，”我回复道，“一无所获！根本一无所获！”

她凝视着我。“人不该回去，是吧？”

“不能回去。”我说。

她笑了。“这给人一定程度的自由，是吧？就像传说中的鸟，只有翅膀，没有脚。”

我点点头。“您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了？”

“偶然，”她轻松地说，“您不是也想下车走走吗？”

我想也许是偶然吧，但我不相信这类偶然发生的事。显然是为了把这座纳粹堡垒的平静与佛罗伦萨遭到的毁坏做一个对比。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埋藏着记下的仇，它们只是等待着时机浮出。但我没有回答，只要她不提及此事，回答就成了一种没有必要的挑衅，而且还达不到目的。

我们走过一家糕点甜食店，里面人满为患，传出响亮的音乐声，是德国民歌。我往里瞧了瞧，心想，这些目光炯炯、往嘴里塞着法兰克福环状蛋糕和掼奶油的人，他们之中的每一个都有可能变成狼人，去执行杀人命令。他们生活在美国的事实几乎没有削弱这种可能性，相反，这通常使他们成为更加义愤填膺的“爱国者”。

“美国人很大度，”我说，“他们不关押任何人。”

“不，日本人被关押在加利福尼亚，”玛丽亚说，“那儿的德国流亡者晚上八点必须待在家里，而且外出距离不许超过八公里。我在那儿待过。”她笑了。“这种措施总是限制了不该受到限制的人。”

“多是如此。”

从一家大酒馆中传出铜管乐的声音，是德国进行曲。橱窗里挂着血肠。我捉摸着随时可能会听到《霍斯特·威塞尔之歌》[92]。

“我在这儿转悠够了。”我说。

“我也是，”玛丽亚说，“这里的鞋看起来是用来行军的，不是用来跳舞的。”

“我们走回去吧？”

“我们开车回美国。”玛丽亚说。

我们坐在中央公园的一家餐厅里。面前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坪，从湖面吹过一阵凉风，能听到远处有船桨击水的声音。天黑了，夜幕的蓝色阴影悬挂在树丛间，万籁俱寂。

“你晒得黝黑啊。”我对玛丽亚说。

“这话你在车上就对我说过了。”

“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此间我去过德国，又从那儿逃了出来。你晒得黝黑啊！你的秀发在天光下闪闪发亮。这是意大利的天光，是菲耶索莱[93]夜晚的天光。”

“你去过那儿？”

“只是在那附近待过，在佛罗伦萨坐过监狱。但见过那一带的天光。”

“你为什么坐牢呢？”

“我没有证件，但很快就被释放了，必须立即离境。此外这种光我还在意大利绘画上见过，它很神秘，是一种由彩色暗影发出的光。就像你现在的头发和脸庞。”

“我不幸福的时候，我的头发就是蓬乱无光的，”玛丽亚说，“我独处时，皮肤也会变坏。我不能长久独自生活。我一个人时，就什么都不是了，只是各种恶劣特性的集合体。”

服务员给我们拿来一瓶智利白葡萄酒。我感到似乎是从一次大难中死里逃生了。被扰起的恐惧、仇恨和绝望一下子又离我远去了，去了我想放逐它们的远方，只不过它们还能毁灭我。在约克维尔，它们用回忆的血盆大口触及了我，但我觉得自己侥幸逃脱了。现在我的内心极为平静，这种状态已经久违了。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比眼前看到的更重要了：在桌上蹦来蹦去啄食面包屑的小鸟，浅黄色的葡萄酒以及黄昏中我面前这张闪着微光的面庞。我长出了一口气道：“我逃脱了。”

“干杯！”玛丽亚·菲奥拉说。“我也是。”

我没有问她逃脱的是什么，但肯定和我想的不是一回事。“在巴黎大木偶剧场我看过一出独幕剧，”我说，“两个人坐在一个氢气球上，其中一人拿着望远镜向下望。突然一声巨响，拿着望远镜的男子跌坐下来问他身旁的女伴，‘刚才它爆炸了，’他进一步解释道，‘地球爆炸了，怎么办呢？’”

“开头不错，”玛丽亚说，“怎么结的尾呢？”

“大木偶剧场的戏总是以灾难收场。其实也不必如此。”

玛丽亚笑了。“两个人坐在氢气球上，没有地球，没有家园。如果人仇恨孤独，把幸福当作一面镜子，那还会发生什么呢？一面深不见底的镜子，反映出的始终是它自己。干杯，路德维希！自由是美好的，如果不是孑然一身的话。这是不是矛盾的呀？”

“不，只是一种谨慎的幸福。”

“这听上去不好听，对吧？”

“不，”我说，“它永远也不会发生。”

她看着我问：“如果一切都过去了，所有的地方都可以随便去了，你愿意生活在哪儿呢？”

我思索了半天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