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进咖啡店的时候,米齐并未感到惊奇。除了我们之外,店里没有别的顾客,罗森塔尔在地上打开那块吉奥狄斯毯。“这种蓝!”他说。“几天以来我都看见这块地毯挂在你们的橱窗里,这是路德维希·佐默喜欢的颜色。”
米齐端来了李子酒,是南斯拉夫产的,战前剩下的。我们默默地喝着,谁也不想打听对方过去的遭遇。最后罗森塔尔说:“问吧!你不是认识莉娜吗?”
我摇了摇头。“我只知道她进了拘留营。”
“你不认识她?我把所有的事都记混了。我把她从那儿弄出来了,她病了,医生挺明智,把她送进了医院。她得了癌症,六周后医院的医生没送她回拘留营,而是让她回家了。我们曾经租过一个小房间,在那儿存了一些东西。当我们向房东索要存在那儿的东西时,她感到既意外又尴尬。莉娜在一条衬裙里缝进了一些首饰,但衣物和首饰都不翼而飞了。房东声称东西被人偷走了。我们无计可施,只能为可以再得到这间阁楼房而高兴。‘您妻子反正也用不着那些衣服了。’房东安慰我说。莉娜的情况越来越糟。两周后我下班回来,你知道,我替一位地毯商兜售货物,我刚好看见莉娜被三个盖世太保的人推出房门。她已几乎无法行走,有人告发了她。她在街上看见了我,突然双目圆睁。我从未经历过这种事,她的眼睛在喊:快逃!她脑袋的动作别人几乎觉察不到,她无法张嘴与我说话。我站在那儿像冻僵了似的,一动也不能动。我束手无策,什么也不能做,否则我只能被打死或是一起押走。我无法抉择,一切都停滞了。我的脑袋木了,只看到莉娜的眼睛,这双眼睛在呐喊:快逃!盖世太保的人急匆匆地把莉娜往一辆车里拽,就在被推搡的瞬间,她还扭转头凝视着我。她的嘴动了动,她在微笑,那是一种没有牵动嘴唇的微笑。这就是我看到的她最后的模样,她的微笑。当我从僵硬状态复苏过来时,一切都结束了。对此我无法理解,至今仍不理解。”
他讲这些时,声音是微弱和单调的,突然他的额头沁出了汗珠。他刚擦掉它们,新的汗珠又出现了。“后来办移民所需要的证明材料来了,”他说,“一周以后来的,太晚了。我们在辛辛那提的亲戚,官僚主义,一切都太慢了,太晚了。证明材料在领事馆被耽搁了。这你能理解吗?我不能,至今无法理解。一切都太晚了!我们省吃俭用,一直憧憬着这趟旅行,寄希望于美国的医生。这世道我已经弄不大懂了。我想留下,想找莉娜。我想去自首投案,申请替换莉娜。我疯了,房东把我赶了出去。如果我继续住在那儿,她本人也得受牵连。许多事我也记不太清楚了,有人帮助了我。我什么也不理解。你理解吗,路德维希?”
我摇摇头。“你现在叫佐默,”罗森塔尔说,“也就是说他死了?”
我点点头。“最初的几周最糟糕。”罗森塔尔说。“莉娜病成那样,那帮畜生还把她带走了。这我真无法理解,”他开始卷起地毯,“就像一堵让人看不透的墙。让我弄不明白的事接二连三。我想她遭的罪已经够多了,也许这次就不那么痛苦了;就好像遍体鳞伤的人对某一处伤口的疼痛不会再有特别的感受一样。两次被击伤的人的情况据说就是这样。疯了,对吧?最后我又想,也许她根本挺不过押送这一关,所以那些野兽也就没有机会折磨她了。一连几天,这种想法成了一种可怕的安慰,你能理解吗?”
“当人们知道她得的是什么病时,也许就把她送进医院了。”我说。
“你相信他们会这么做吗?”
“有这种可能,以前也有过这种事。你现在叫什么名字?我不能再叫你西格弗里德了。”
罗森塔尔惨淡地微笑道:“我们那些乐观的父母们的名字都不错,是吧?我现在叫欧文。”他把地毯放到身边的沙发上。“莉娜在辛辛那提有亲戚,我现在为他们工作。云游四方,收购地毯。”他注视我很长时间后说:“我无法单身生活,”他说,“我做不到。你明白吗?我做了傻事,半年前又结婚了,对方并不了解我的身世。这你能理解吗?我不能。有时我云游回来会问自己:这个陌生女人怎么会在这儿?不过这仅仅发生在我进门的瞬间,其实她人很和善,也文静。我无法独身生活,否则就像四壁坍塌了一样。你明白吗?”
我点点头。“你现在的妻子感觉到这些了吗?”
“我不知道。我觉得她没感觉到什么。我常做梦,噩梦。梦中我看到莉娜的眼睛,是两个会呼喊的黑洞。它们现在在喊什么?喊我离开了她?她早就死了,这我知道。这些怪梦!它们意味着什么?你从不做梦吗?”
“哪儿啊,常做。”
“别人在梦中呼唤我们,这意味着什么?”
“不,呼唤你的仅仅是你自己。”
“你这么认为吗?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不该再次结婚?是这样吗?”
“不,就是不结婚你也照样会做梦的,也许情况还会更糟。”
“有时我觉得自己又结了婚,就像是对莉娜的背叛。但我太疲惫了,而且情况也完全不同,和与莉娜在一起时两样,你懂吗?”
“可怜的女人。”我说。
“谁?莉娜?”
“不,你现在的妻子。”
“她从来没有抱怨过,她很文静。四十岁了,我想她也高兴不再独身。我不知道。”罗森塔尔凝视着我。“你认为这是背叛吗?有时夜里人想得太多。那双眼睛,那张脸!一张白脸,那眼睛在呼喊,并且在询问,或者它们没有询问,你怎么看?我跟谁都不能谈这件事。仅仅因为我遇到了你,所以才问你。你不用给我留面子,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我不知道,”我回复道,“这件事肯定与那件事没关系。尽管如此你还是会做梦,事情搅在了一起。”
罗森塔尔把他的酒杯倒扣过来,然后又翻转回去,油汪汪的李子酒顺着桌布流淌开。我同时想到自己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你怎么看?”罗森塔尔继续刨根问底。
“我不知道,这件事帮不了那件事。你失去了莉娜,留神别再失去现在与你一起生活的这个女人。”
“怎么会呢?你什么意思?我为什么会失去她呢?我们从来没有拌过嘴,从来没有。”
我避开他那呆板的目光,不知道自己该说点儿什么。“人就是人,”我最后喃喃道,“哪怕我们不爱这个人。”我恨自己说的这句空话,可我也没有别的话可说。“一个女人只有在感到对方也幸福时,她也许才会幸福。”我边说边为这句俗透了的老生常谈而更加痛恨自己。
“什么叫幸福?谁在谈论幸福?”罗森塔尔不解地问。
我没有接这个话茬。“你有个伴已经不错了。”我说。
“你这么认为吗?”
“是的。”
“这不算背叛吗?”
“不算。”
“那好。”
罗森塔尔站起身,米齐走过来。“让我来付账,”他说,“一定让我付。”他付了账,把地毯夹到腋下问:“这儿有出租车吗?”
“下一个拐角处有。”
我们来到街上。“别了,路德维希!”罗森塔尔边说边戴上了他的金丝眼镜。“我说不好与你重逢是不是高兴,也许吧,也许高兴。但我不知道是否愿意再见到你。你懂吗?”
我点点头。“我也不相信自己什么时候会去辛辛那提。”
“莫伊科夫不在。”玛丽亚·菲奥拉说。
“他的冰箱没上锁吧?”我问。
她点点头。“但我还没偷过伏特加呢,今天还没偷过呢。”
“我得喝一杯,”我说,“甚至得喝一杯地道的俄国伏特加。是个不认识的女间谍送的。还有点儿,够咱们俩喝的。”
我打开莫伊科夫的冰箱。“那儿没有,”玛丽亚说,“我已经看过了。”
“在这儿呢。”我拿出一个瓶子,上面贴着一个大标签:小心——蓖麻油。“就是它!贴这个标签不过是个简单的办法,以防菲利克斯·奥布赖恩动它。”
我从冰箱中拿出两个杯子,在热空气中它们马上蒙上了一层雾气。“冰凉!”我说。“杯子就该是这样!”
“干!”玛丽亚·菲奥拉说。“干!太爽了,对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油的味道?蓖麻油?”
我吃惊地望着她,这是什么想象力啊!上帝怜悯我今后的生活吧!“没有,没有油味儿。”我说。
“好,只要我们俩之中总有一个人清楚,”她回复道,“就不会发生意外。下面那大碗里是什么?”
“匈牙利红烩牛肉汤,”我说,“那碗上贴着苏格兰胶带,还是为防贪吃的菲利克斯·奥布赖恩。我想不出什么标签能挡住他,他什么都吃,哪怕上面写着鼠药。所以贴了胶带。”我撕开胶带,打开盖子。“是个匈牙利厨娘做的,是一位善解人意的赞助人送的。”
玛丽亚·菲奥拉笑了。“还真有不少人给您送礼啊,那厨娘漂亮吗?”
“她的姿色犹如酿酒厂拉车的马,体重两百磅。您吃饭了吗,玛丽亚?”
她眼睛一亮。“您想听什么,路德维希?时装模特靠喝柚子汁和咖啡活着,还有烤面包干。”
“好,”我回复道,“也就是说您总处于饥饿状态中。”
“干我们这行的总是饥肠辘辘,却从来不能吃自己喜爱的食物。但也可以有例外,比如今天,吃匈牙利红烩牛肉汤。”
“该死!”我说。“我没有热东西的电炉,不知道莫伊科夫有没有。”
“不可以凉着吃吗?”
“绝对不行!吃了凉的会得肺结核和脑萎缩。但我有个朋友,他管着一座电器仓库。我给他打个电话,他会借给我们一个电炉的。这儿还有莳萝腌黄瓜,喝第二杯时,可以当小菜。”
我拿出黄瓜,然后给希尔施打电话。“罗伯特,你能借给我个电炉热匈牙利红烩牛肉汤吗?我想把它热热再吃。”
“当然,要什么颜色的?”
“这跟颜色有什么关系?”
“你想与她分享匈牙利红烩牛肉汤的那位女士,她头发是什么颜色的?我想借给你一个颜色相配的电炉。”
“我跟莫伊科夫一起吃,”我回复道,“所以那电炉最好是‘秃’的。”
“莫伊科夫两分钟前还在我这儿,给我送伏特加来了。他说还要去布鲁克林。放心地过来取吧,你这个小骗子。”
“我们借到电炉了,”我放下电话后宣布说,“我马上去取。您想在此等一会儿吗?”
“同谁一起等,同菲利克斯·奥布赖恩吗?”
我笑了。“好,那咱们一起去吧!要不要叫出租车?”
“这么美的傍晚用不着乘车。我也不是很饿。”
这个傍晚呈蜂蜜色,夏季的炎热令人懒散,孩子们疲倦地坐在楼前的台阶上。垃圾桶散发出的臭味很容易让人想起劣质葡萄酒在桶里刚开始发酵时的气味。卖水果的埃米利奥肯定又从大批火葬者身上捞到了好处,他站在百合与香蕉之间激动地冲我招手,手里还拿着一束白色兰花。大概又是新搞到的便宜货。“看阳光反照在对面窗玻璃上多迷人啊,”我指着对面方向对玛丽亚说,“就像古老的黄金。”
她点点头,并未注意到埃米利奥。“沐浴着阳光人的体重好像减轻了一半,”她说,“犹如在水中畅游。”我们来到罗伯特·希尔施的店铺。我走进去问:“电炉在哪儿?”
“你想让那位女士在外面等吗?”他问。“为什么不让她进来?她很美丽,你不放心她进来吧?”
我转身望去,玛丽亚站在街上的行人中。此时正是有孩子的母亲们回家的钟点,她们刚刚打完桥牌,或是跟邻里扯完八卦。玛丽亚站在那里宛如一名年轻的亚马孙女战士[85],阴差阳错地沦落到现实世界的芸芸众生之中。把我们隔开的橱窗奇特地使她变得陌生起来,可望而不可即。我几乎认不出她了。但我突然明白希尔施的意思了。
“我只是想来取电炉的,罗伯特。”
“电炉我一时半会儿还不能给你。一个小时之前我自己刚刚用它热过史密斯-坦嫩鲍姆的匈牙利红烩牛肉汤,我在等卡门来吃晚饭。这畜生晚了三刻钟。另外,今晚是拳击锦标赛的最后决赛。你为什么不留下来呢?吃的东西足够,一会儿卡门也来,但愿吧。”
我犹豫了片刻,然后想到了那间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死去的流亡者扎尔的房间以及菲利克斯·奥布赖恩。“好主意!”我说。
我出去找那位依然还站在远处的亚马孙女战士,在橱窗灯光的反射下她身上闪烁着银灰色的微光。当我站到她身旁时,觉得她比先前任何时候都熟悉和亲近。我诧异光影和反射居然能造成如此幻觉。
“有人请我们吃晚饭了,”我说,“还可以看拳击比赛。”
“那我的匈牙利红烩牛肉汤呢?”
“热好了,已经摆在桌子上了。”
亚马孙女战士吃惊地看着我。“在这儿?难道您在城里各处都分发了一碗碗的匈牙利红烩牛肉汤?”
“只在一些战略性据点。”
我看见卡门走过来了。她穿着一件浅色雨衣,没有戴帽子。她从容地走过街道,就好像她是唯一的行人似的。我弄不懂她为什么要穿雨衣,天气热,而且傍晚的天空万里无云,不过大概这些她也忘了。
“我来得有些晚了,”她解释道,“不过吃匈牙利红烩牛肉汤晚点儿没关系,热过之后味道更好。你也带樱桃派来了,罗伯特?”
“有樱桃派、奶酪派和苹果派。是史密斯他们家厨房今天上午送过来的,那儿的储藏室可是取之不尽的宝库。”
“甚至有伏特加和莳萝腌黄瓜,”玛丽亚·菲奥拉出人意料地说,“伏特加来自莫伊科夫的地下室,真是到处都有魔术啊!”
电视屏幕变亮,出现空白,接着广告开始了,拳击比赛已经结束。希尔施看上去有些疲倦,卡门睡着了,放松而安详。拳击比赛对她来说是过于无聊了。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希尔施半恼火半惋惜地对我说。
“您让她睡吧,”玛丽亚·菲奥拉小声说,“现在我得走了。多谢款待!我平生第一次吃了一回饱饭,饱极了。晚安!”
我们来到街上。“他肯定想和他女朋友单独在一起。”她说。
“这我可说不准。这事对他来说并非那么简单。”
“她很漂亮。我喜欢漂亮的人。但有时这种人又令我伤感。”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能永远漂亮,一切都是过眼烟云。”
“不能这么说,”我反驳道,“人性之恶就不变。但是如果一切都一成不变,那不是很可怕吗?单调乏味!缺少变化,同时也就没有了希望。”
“还有死亡,”玛丽亚·菲奥拉说,“这是人无法理解的,您不怕死吗?”
我望着她。多天真的问题啊,天真得令人感动!“我不知道,”我说,“也许并不怕死亡本身,而是怕其过程。这算不算怕,我也根本不清楚。但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去阻止死亡。”
“这我捉摸过,”她说,“我非常害怕死。怕死,怕变老,怕孤独。您不怕吗?”
我摇了摇头。这聊的都是什么呀!我想。人不该谈论死亡,这是十九世纪的一个话题,那时死亡是疾病的后果,而不是炸弹、大炮、政治以及大屠杀伦理造成的。“您的连衣裙真漂亮!”我说。
“这是夏季套装裙,曼波彻牌的。今晚借来试穿的,明天就得还。”玛丽亚笑了。“借的,跟我身上的所有其他东西一样。”
“这更诱人。谁愿意自己永远是那副老样子呢?世界为借者敞开。”
她飞快地扫了我一眼。“也为偷者敞开吗?”
“偷者的余地就要小一些了。他已经想占有,这就限制了他。”
“我们不想占有,对吗?”
“不想,”我说,“我们两人都不想这样。”
我们来到第二大道。同性恋者的林荫大道现在正热闹:各种颜色的哈巴狗蹲在排水沟旁,狗主人们手腕上的金手链闪闪发光。“一个人如果对一切都无所谓了,他的恐惧是不是就少了?”玛丽亚边问边躲避着两条正在吠叫的达克斯猎狗。
“反而更多,”我回复道,“那时剩下的就是恐惧了。”
“没有希望了,对吧?”
“不是,希望还有。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心怀希望,希望的幻灭要比人自身的死亡还困难。”
我们来到她的住处。她纤细且虚弱地站在门下,看上去让我觉得无懈可击。汽车的灯光掠过她的脸庞。“你不害怕,是吗?”她问。
“眼下不怕。”我说着一把将她揽入怀中。
回到旅馆我在冰箱前看到菲利克斯·奥布赖恩。我进来时轻手轻脚,他没有发现我。他面前放着盛有匈牙利红烩牛肉汤的大盖碗,手里拿着一把长柄勺正在十分投入地吃着,吃得满嘴流油,旁边还放着一瓶百威啤酒。
“祝您胃口好,菲利克斯!”我说。
他吓得扔掉了长柄勺。“遭天杀的!”他说。“真倒霉!”
他想开始解释。“人是软弱的,佐默先生,特别是夜深人静和倍感孤独的时候……”
我看到他没有动那瓶俄国伏特加,看来那警示的标签起了作用。“您接着吃吧,菲利克斯,”我说,“那儿还有点心。莳萝腌黄瓜也都消灭掉了吗?”
他点点头。“那好,那您就把所有剩下的东西全吃光吧。”我说。
菲利克斯那双潮乎乎的眼睛扫了开着门的冰箱一眼。“我可吃不下了。但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可以把剩下的给我们家人带回去。剩下的东西还不少呢。”
“我不反对。可那大盖碗得拿回来,那不是我的。得完好无损地拿回来,不许碰坏。”
“当然完好无损!您真是个基督徒,佐默先生,尽管您是个犹太人。”
我向自己的房间走去。恐惧,我想,恐惧有许多类型。我想到罗森塔尔和他那颠倒了的忠诚概念。夜里这概念就不会如此颠倒,而且它对我来说也不陌生。夜间一切两样,那时通行的法则与白昼不同。
我把从佐默那儿继承来的旧西服挂进衣柜里,把兜里的东西掏出来。这时我找到了流亡者扎尔的那封信,这封信我没有寄出:“人们怎会料到,他们会把妇女和儿童关进集中营呢!我应该留在你们身边,我为自己没有这么做感到由衷懊悔。最亲爱的露特,我经常梦见你,你总在哭泣……”
我小心翼翼地把信收了起来。楼下那个收垃圾的黑人开始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