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来到街上时，就忘记了莫伊科夫说过的话。我在街拐角一家小花店前停住了脚步，店主是位意大利人，也兼卖水果。他的花并不总是很新鲜，但却因此很便宜。

店主站在门口，他是三十年前从意大利坎诺比奥[72]移民来的，我则曾被从瑞士驱逐到坎诺比奥。这一点让我们彼此产生了亲近感，所以我在他那儿买水果还能便宜一成半。“您好吗，埃米利奥？”我问。

他耸耸肩。“这个季节坎诺比奥一定很美，可以在马焦雷湖游泳。要是该死的德国人不在那儿就好了！”

“他们在那儿不会太久了。”

埃米利奥脸上露出很担忧的神色，他捋了捋胡须说：“一旦他们必须撤离那里，那他们就会毁掉一切！罗马、佛罗伦萨和美丽的坎诺比奥！”

我无法安慰他，因为我也同样担心这样的结局。“好美的花！”我换了个话题。

“兰花，”他得意洋洋地说，“很新鲜，或者说相当新鲜，便宜！可住在这一带的人谁买兰花呢？”

“我买，”我说，“如果它们非常便宜的话。”

埃米利奥又理了理胡子，他上唇的小胡子与希特勒的类似，让他看上去就像个骗婚的。“一枝一美元，这是两枝，折扣已经算进去了。”

我怀疑埃米利奥跟某个殡仪馆有关系，常在那里买花。哀悼者把鲜花放到死去亲属的灵柩上，灵柩被送往焚烧炉，火化前殡仪馆的人把还可以出售的鲜花挑出来留着卖。花圈当然随尸体火化。埃米利奥经常出售白色的玫瑰和百合，我认为他卖得太频繁。可我不想捉摸此事了。

“您管送花吗？”

“往哪儿送？”

“五十七街。”

“没问题，”埃米利奥说，“甚至还可以用细棉纸包好。”

我写上玛丽亚·菲奥拉的地址，然后把信封封好。埃米利奥冲我挤挤眼说：“终于有心上人了！”他说，“也是时候了！”

“胡扯！”我辩解说。“那花是送给我姑妈的，她生病了。”

我去那家服装店。它虽然位于第五大道，但莫伊科夫告诉我那儿最便宜。当我穿行于两侧挂着西服的一排排通道时，扑面而来的坚实的市民生活气息极为浓郁。莫伊科夫可以尽其所能地诋毁这种生活，但对于久违了这种生活的我来说，这仍旧是一次令人喘不过气的冒险。它与流亡生活有天壤之别，流亡时只能携带最轻便的行李，现在展现在眼前的则是逗留、安闲、放松、安居、学习和书籍。一句话，是一种不断发展和渐进的此在、文化和未来。

“我建议您买一套轻便的夏装西服，”售货员说，“纽约会有两个月很热，而且闷！”

他向我展示了一套不带背心的浅灰色西服，我用手抚摸着它。“这料子不起皱褶的，”他说，“容易填装，在行李里不占地方。”

我饶有兴趣地端详了一会儿那料子，这东西倒蛮适合逃难的，我捉摸。但很快又摈弃了这种想法，我不愿再从一个浪迹天涯的流亡者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要灰色的，”我说，“要一套蓝色的，深蓝。”

“夏天穿？”售货员不解地问。

“夏天穿，”我回复道，“夏装，但要深蓝色！”

我其实也更喜欢那套灰色的，可我接受过的老派教育的残余突然又冒了头。蓝色更庄重，更好派用场，我穿着它既可以去见雷金纳德·布莱克，也可以去见玛丽亚·菲奥拉。它同时可以充当晨装、日装和晚装。

我被领到一个挂着长镜子的试衣间去试西服。当我脱掉从佐默那儿同他名字一起继承过来的旧西服时，我若有所思地打量了一会儿镜子里的自己。我最后一次拥有一身蓝色西服还是十二岁那年的事，西服是父亲给我买的，三年后他就被谋害了。

我走出试衣间。售货员面露惊喜之色，围着我轻快地转来转去，这时我发现他后脖子上长着个几乎快痊愈了的疮，贴着膏药。“合身！”他说。“非常合适！就是量身定做效果也不会比这更好！”

我又往镜子里瞧了一眼，一个我不认识的严肃男子正向外望着，神色错愕而局促。“该不该替您把西服包起来？”售货员问。

我摇摇头。“我就穿它了，”我说，“您把旧的包起来吧，我拿走。”

这一刻我浮想联翩。试衣服以及换衣服的特殊方式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就好像随着我换掉死去的佐默的衣服，我也摆脱了一段过去。我不会忘记过去，但我也不再沉浸其中。隐隐约约一种貌似未来的东西开始发出微光。旧西装很沉，新的则很轻，以致让我几乎觉得自己是一丝不挂。

我缓缓地沿着一条又一条街道走去，直到来到西尔弗兄弟的铺子。亚历山大正站在橱窗里进行布置，手中拿着一个十八世纪的彩绘天使。他一看到我竟失手掉落了那个天使，我不由得吓得一哆嗦，幸好那易碎的木质天使跌落到了一块红色的热那亚天鹅绒上，毫发无损。西尔弗拾起它，吻了吻，挥手示意我进来。“您的日子过得好潇洒啊！”他说。“我还以为您去见律师了！”

“律师也见了！”我回复道。“还去了裁缝那儿！非去不可了！”

“您看上去像个伪君子，或是小偷。甚至像个骗婚的。”

“一语中的！不幸，这三种身份我都已经尝试过了。”

西尔弗边笑边从橱窗中走了出来。“您没发现什么变化吗？”

我望了望四周并摇摇头说：“没发现新的东西，西尔弗先生。”

“不是指新东西！但店里少了点什么！不是吗？”

他戏剧性地站到我面前。我再次打量了一圈，可店里的东西塞得太满了，很难发现缺了什么。

“一块祷告用地毯！”西尔弗骄傲地解释道。“就是您发现的那两块中的一块！现在明白了吧？”

我点点头。“哪块？是那块带蓝色还是带绿色祈祷壁龛的？”

“那块绿的！”

“也就是那块更珍稀的！这没关系！那块蓝色的品相更好些。”

西尔弗充满期待地望着我。“卖了多少钱？”我问。

“四百五十美元！现金支付！”

“刮目相看！价钱不错！”

西尔弗一声不响地掏出钱包，他好像高大了些，也胖了点儿，犹如一只开了屏的小孔雀。他慢慢地把五张十美元的钞票放到一个布道台上，那台子上镀的金是假的。“您的佣金！”他说。“这是您待在裁缝那里时挣的！您这套西装多少钱？”

“六十美元。”

“带背心吗？”

“带一个背心和两条裤子。”

“您看！现在等于白捡，祝贺您！”

我把钱装了起来。“去对面咖啡馆喝双份的捷克-维也纳摩卡咖啡，外加发面糕点[73]如何？”我问。

西尔弗点点头打开了门，傍晚街上的喧闹声立刻涌了进来。西尔弗像看到一条毒蛇一样被吓了回来。“公正的上帝！阿诺德从那边走过来了！还穿着黑礼服！一切都完了！”[74]

阿诺德是亚历山大的弟弟。他正穿过傍晚时分街上那蜂蜜色的浑浊灯光，伴随着他的是汽油味和蓝色的汽车尾气。他没有穿黑礼服，而是身着会客时穿的小西服。外面套着深色的马伦戈夹克，条纹裤，硬礼帽，鞋上还套着浅灰色的老式鞋套。

“阿诺德！”老大西尔弗喊道。“快进来！别走！再听我最后一句话！进来！想想你的母亲！你那可怜而虔诚的母亲！”

阿诺德平静地穿过马路。“我想过母亲，”他解释道，“你甭想左右我，你这个犹太法西斯分子！”

“阿诺德！不要说这种话！我不是一直盼望你好吗？尽一个兄长之所能，处处关心你。你病了的时候照顾你，而你又三天两头生病……”

“我们是孪生兄弟，”阿诺德说，“哥哥比我大了整整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就能形成不同的人生！由于这三小时的差别我的星座是双子，你则是软弱而想入非非的巨蟹，不解世事，别人得小心照看你！现在你对我却如同对待世敌。”

“就因为我想结婚？”

“因为你想娶那个女基督徒！基督徒！您瞧瞧他那副德性，佐默先生，一副可怜相，像个想去赛马场赌博的异教徒！阿诺德，阿诺德，你清醒清醒吧！不要匆忙行事！他想象个商务顾问似的摆谱求婚！别人给你灌了爱情迷魂汤，想想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75]的故事以及他们那不幸的结局吧！仅仅因为你亲哥哥不想让你娶错人，你就管他叫法西斯分子。阿诺德，你还是娶个正派的犹太女人吧！”

“我不想要正派的犹太女人！我想娶我爱的女人！”

“爱，瞎掰！什么字眼儿啊！瞧瞧你现在的模样！他想向她求婚！佐默先生，您看看他的打扮：条纹裤、新西服！整个一个大骗子！”

“对此我无话可说，”我回复道，“我恰巧也穿着一身新西服，而且也是小偷和大骗子穿的那种西服，您还记得您刚才的话吗？”

“我那不过是开玩笑！”

“今天看来是西服日，”我说，“您这漂亮的鞋套是哪儿来的呀，阿诺德先生？”

“您喜欢吗？是去维也纳旅游时带回来的，还是战前的事呢。您别听我哥哥的，我是美国人，没有任何偏见。”

“偏见！”亚历山大·西尔弗气得把摆在一张桌子上的一个瓷牧羊人扔了起来，但最后一刻又把它接住了。

“天哪！”阿诺德不由自主地喊道。“是当年那个迈森瓷人吗？”

“不是，是罗森塔尔[76]制造的，当代的。”老大举起那瓷人说：“没摔坏。”

谈话的气氛突然平和了。阿诺德收回了“犹太法西斯分子”的咒语，代之以“拥护犹太复国运动者”，不久后甚至改为“家庭至上者”。接下来亚历山大在热烈讨论中犯了一个战术性错误，他问我是否也只愿娶犹太女子为妻。“也许吧，”我回复说，“我十六岁时，父亲就提过这一建议，说否则我将一事无成。”

“胡扯！”阿诺德说。

“这是血在发言！”亚历山大喊道。

我笑了。争辩的火焰再次高涨。老大渐渐占了上风，他的强烈态度击败了抒情诗人与梦幻者阿诺德。这也在我的预料之中。阿诺德并未下最后的决心，否则他就不会身着会客时穿的小西服来店里，而是直接去找他那金发——根据老大的说法那头发颜色根本就是染出来的——女神了。他看来也有点儿愿意让别人劝他不要立即去求婚。“你不会有任何损失的，”亚历山大·西尔弗对他许愿道，“你就再考虑考虑吧。”

“要是另有别人介入怎么办？”

“谁？”

“她有许多追求者呢。”

“不会有别人介入的，阿诺德！难道你这三十多年的律师都白当了，此外也白在这店里混了？我们不是千百遍地对顾客说过，另一位顾客喜欢这件东西，早就想买了，而实际上一向都不过是个小计策而已？我的阿诺德！”

“人会越来越老，”阿诺德说，“不会越来越漂亮！而是越来越病病歪歪！”

“那是她！她会老得比你快得多！女人变老的速度要比男人快一倍。来，把你那身耍猴的衣服脱掉！”

“我不脱，”阿诺德出人意料地固执道，“我就穿着它出去。”

老大担心争端再起，就息事宁人地说：“好，我们出去。去哪儿呢？看电影？现在正在上演一部波莱特·戈达德[77]的片子！”

“电影院？”阿诺德看了看自己身上的马伦戈外衣，觉得受了轻慢。电影院里黑灯瞎火，谁能看得见他这身行头呢？

“好吧，阿诺德。我们去吃饭，好好吃一顿！吃最高级的！前餐吃碎鸡肝！饭后甜点吃蜜桃冰激凌。随便你想去哪家吃！”

“去沃伊津！”阿诺德不容商量地说。

亚历山大一愣。“豪华饭店！你该不会想跟……？”他下半句咽了下去。

“去沃伊津！”阿诺德重复道。

“好吧。”亚历山大回复道，他转过身以夸张的姿势对我说：“佐默先生，您也一起去吧！何况您已经衣冠楚楚了。您包里装的是什么呀？”

“我的旧西服。”

“把它放在这儿，哪天再来取。”

我对老大佩服得五体投地。阿诺德要去价格不菲的饭店，亚历山大猜也猜得到，他那抒情诗人的弟弟在那儿是不会吃碎鸡肝的，而是一准要吃鹅肝糜。对弟弟的这种找碴，他接招的艺术可谓炉火纯青，他丝毫没有被吓住，而是慷慨应允。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鹅肝，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这样做，否则就对不住阿诺德和这对双胞胎兄弟那棘手的种族纠纷。

十点钟我回到旅馆。“弗拉基米尔，”我说，“今天没法吃匈牙利红烩牛肉汤了！我在一场反向的希特勒种族斗争中当了仲裁员，晚饭在沃伊津吃过了！”

“太棒了！所有的种族斗争都应该在那儿一决胜负！你喝了什么酒？”

“波尔多爱士图尔酒庄1934年的红葡萄酒。”

“服了！这种酒我只听说过。”

“我1939年就喝过。一位法国海关人员给过我半瓶，在他打发我越境去瑞士前。他把酒给了我是因为他太抑郁了，那是九月，‘怪战’[78]开始的第一天晚上。”

莫伊科夫心不在焉地点点头。“今天好像是送礼日。早晨刚有人送了匈牙利红烩牛肉汤，今儿晚上七点左右又有人给你送来一个包裹，是一位开劳斯莱斯的司机送来的。”

“什么？”

“那位开劳斯莱斯的司机还穿着军装，他一言不发，像座坟墓。你穿一身蓝色西服难道就变成了军火走私商不成？”

“我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包裹上有我的名字吗？”

莫伊科夫从接待台下拿出包裹，是个窄窄的纸盒，我打开后说：“是瓶酒。”

我在盒子里找是否有纸条，结果什么也没找到。“天啊！”莫伊科夫在我身后满腹狐疑地惊呼：“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一瓶真正的俄国伏特加！不是我们在这儿伪造的那种。它是怎么千里迢迢来到美国的？”

“美国和俄国不是结盟了吗？”

“跟大炮结盟了，难道跟伏特加也结盟了？你不是间谍吧？”

“瓶子不是满的，”我说，“软木塞被打开过。”我想到了玛丽亚·菲奥拉和在埃米利奥那儿买的兰花。“瓶里少了大约两三杯酒。”

“也就是说这是私人馈赠！”莫伊科夫冲我挤了挤他那满是皱纹的鹦鹉眼。“看得出，是从嘴边省下来的！所以我们更得充满敬意地享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