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施耸了耸肩。“她没兴趣，那活太累。她既无抱负，亦无情结，一个奇特的女人！”

我拿了一块奶酪卷。我能理解希尔施被卡门迷住了，他自己仗着勇敢大胆和视死如归才办到的事，她却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这对他必定拥有不可抵抗的吸引力。我审视了他片刻。“我能理解，”我最终说，“可人对如此的愚蠢能忍耐多久呢？”

“很久，路德维希！愚蠢是所有冒险中最刺激的。智慧是乏味的。人们很快就会摸清智慧的路径，事先就能猜出其反应。可人们永远无法理解让人炫目的愚蠢，它永远新奇，毫无逻辑，因而充满神秘。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希冀的吗？”

我没有回答。我不知道他的话仅仅是在戏弄我，还是多少有些认真。突然，那对孪生姐妹出现在我们身边，随她们而来的还有几个杰西·施泰因的熟人。大家脸上的喜庆劲儿都有些做作，这令人心碎。那些没有工作的演员们也在场，他们白天去卖长袜，每天早晨都小心翼翼地查看脸上的皱纹是不是更明显了，他们还惦记着能再次出演年轻情人的角色，那是十多年前离开德国之前的事了。他们在谈论着他们的角色和观众，就好像他们昨天才登台演出过似的。他们在坦嫩鲍姆家枝形吊灯的灯光下一连数小时想入非非，憧憬着他日还乡时会受到热烈欢迎。那位编制喋血名单的人也在场，他叫科勒，复仇欲极强，没有工作，很会享受生活。他忧郁地站在拉维克身旁，目光盯着餐桌上的剩饭剩菜。

“您又增补您那喋血名单了吗？”希尔施嘲讽地问。

科勒用力地点了点头，神情仍旧抑郁。“增加了六个人，必须干掉他们，这是回到故乡后立即要做的事！”

“谁去射杀他们？”希尔施问。“您吗？”

“到时候自然有人做。法院会管这事的。”

“法院！”希尔施不屑地说。“您是指十年来一直在搞误判的德国法院吗？您还是把喋血名单搬上舞台吧，科勒先生，编一出喜剧！”

科勒气得脸色煞白。“按照您的意思，就该让这些凶手逍遥法外不成？”

“不，可您找不到他们。这场战争结束后，就不会有纳粹分子了，只有帮助过犹太人的正直的德国人。就算您能找到一个凶手，您也不会把他绞死，科勒先生！您无法用您这张愚蠢的喋血名单绞死他！相反，您会突然理解他，甚至原谅他。”

“像您一样，是吧？”

“不，不是像我，而是像我们之中的有些人。这正是犹太人该诅咒的痛苦！我们所能做的不外乎是理解与原谅，而不是复仇。所以我们永远都是牺牲品！”

希尔施环顾四周，如梦方醒。“我这是在扯什么淡啊，”他说，“真见鬼，我在胡说八道什么啊。请您原谅！”他对科勒说：“其实我指的并不是您，流亡者科勒！每个人有时都难免会冲动的。”

科勒傲慢地望着希尔施，我拉着他走开。“来，”我说，“坦嫩鲍姆已经在厨房准备好塞格德风味的匈牙利红烩牛肉汤了，等着我们去吃呢。”

他点了点头。“罗伯特，我可受不了听那头滑稽的牛来原谅你。”我说。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他嘟囔道，“让我抓狂的是所有那些关于忘记、不要忘记和重新开始的废话。路德维希，这些字眼都让人说烂了。”

达尔那对孪生姐妹出现了。一个手里端着一块杏仁蛋糕，另一个举着托盘，上面放着咖啡壶和咖啡杯。我不由自主地寻找莱奥·巴赫，他就在不远处，正贪婪地打量着步履轻盈的姐妹俩。

“您弄清她们之中哪个是圣女，哪个是梅萨利娜[68]了吗？”我问。

他摇摇头说：“还没有，但我得到了别的消息。这两姐妹刚到美国，就从码头直奔一家整容医院，用最后一笔钱做了隆鼻手术，以便开始全新的生活。您对此有何评论？”

“干得好！”我回复道。“看来新生活在这里就像春季的暴风雨，到处挥洒。坦嫩鲍姆-史密斯，达尔孪生姐妹！我赞成。第二现实中的冒险万岁！”

莱奥·巴赫不解地望着我。“上哪儿冒险去呀？”他抱怨说。

“您可以试着找到那家医院的地址嘛。”我说。

“我？”巴赫说。“为什么是我？我可哪儿都没缺陷。”

“这可是句大话，巴赫先生。我多希望也能这么标榜自己啊。”

那对孪生姐妹现在满面春风地站在我们面前，手中端着蛋糕和咖啡壶，她们的臀部令人想入非非。“大胆些！”我对巴赫说。

他瞪了我一眼，拿了一块蛋糕，并没有捏两姐妹中任何一位的屁股。“您早晚也会坠入情网的，您这个爱出风头的冷淡家伙！”他嘟囔道。

我寻找希尔施，他刚好在和坦嫩鲍姆的夫人说话，坦嫩鲍姆本人也凑了过来。“尤塔，先生们都不跳舞，”他对巨型护卫舰说，“他们都没学过，现在也不是跳舞的时候。这就像战争中的孩子们不知道巧克力是什么一样。”他拘谨地微笑着。“我们邀请了一些美国大兵过来跳舞，他们个个都会跳舞。”

坦嫩鲍姆夫人衣裙窸窣地走了。“全都是为了我女儿，”坦嫩鲍姆解释道，“她很少有机会跳舞。”我随着他的目光望去，看到他女儿在和喋血名单编制人科勒跳舞。科勒在跳舞时也显得倔强，他生硬地拽着坦嫩鲍姆那身材纤细的女儿在大厅里旋转。我觉得她的一条腿好像比另一条腿短一些。坦嫩鲍姆叹道：“感谢上帝，明天这时辰我们就是美国人了！”他对希尔施说：“到那时候我就终于摆脱三个讨厌名字的重负了。”

“三个？”希尔施问道。

坦嫩鲍姆点点头。“我有两个前名，阿道夫和威廉。我那爱国的祖父在给我起名威廉时还是用心良苦的，那还是帝国时期。可阿道夫！他怎么可能预知未来呢！”

“我认识一个德国大夫，名叫阿道夫·德意志，”我说，“还是个犹太人。”

“天哪！”坦嫩鲍姆大感兴趣地说。“这可比我的名字还要糟。他后来遭遇如何？”

“他被强迫改名，名和姓都得改。”[69]

“此外就没别的了？”

“没有。他的诊所被没收了，他逃到了瑞士。那还是1933年的事呢。”

“他现在叫什么名字？”

“乌有[70]，”我说，“乌有医生。”

坦嫩鲍姆愕然。我看到他在思索，捉摸自己是否犯了个错误。“乌有”对他好像蛮有吸引力，因为它比史密斯更为隐姓埋名。接着他听到了厨房的门响，厨娘罗莎在那儿挥舞着一柄大木勺。他的精神为之一爽。“匈牙利红烩牛肉汤炖好了，先生们！”这位曾经的阿道夫·威廉解释道。“我们最好就在厨房吃，这道菜在厨房吃最过瘾。”

他在前面带路，我正想追随他，希尔施拦住了我。“卡门在那边跳舞。”他说。

“掌握着我的未来的人往那边走了。”我回复道。

“未来可以稍等片刻，”希尔施紧紧抓住我不放，“美可是稍纵即逝。《拉昂摘要》纽约修订版第八十七条如是说。”

我向卡门望去。泰然自若，犹如所有被遗忘的梦的化身，她被一名美国中士搂在怀里，这位中士高个，红发，双下巴，双臂长得令人想起猿猴。她的表情看上去悲天悯人。“她大概正在捉摸一种土豆煎饼的食谱吧，”希尔施说，“或者连这都没想！我尊崇这头温柔的母牛。”

“别哀叹！”我说。“要行动！您为什么没有早下手呢？”

“我不知道她在哪儿。这个神奇的存在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可以不留痕迹地消失数年。”

我笑了。“这个特点可是连国王们都不具备的，女人们就更难做到了。忘掉你那痛苦的过去，马上行动。”

他疑惑地望着我。“此间我要去吃匈牙利红烩牛肉汤了，”我说，“塞格德风味的！同时与阿道夫·威廉·史密斯为自己那渺茫的未来未雨绸缪一下。”

当我回到劳施旅馆时，已是午夜。令我惊奇的是，玛丽亚·菲奥拉和莫伊科夫还坐在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里下棋。

“您跟您的摄影师夜里很晚的时候还要开会吧？”我问。

她摇了摇头。“真爱打听事！”莫伊科夫替她回击道。“看来是个神经症患者！刚一出现就问这问那！真败兴！幸福就是安安静静不发问。”

“那只是母牛的幸福！”我反驳道。“这我今天晚上可是完全领教过了。绝对泰然自若的绝代佳人，一言不发。”

玛丽亚·菲奥拉抬起头问：“真的？”

我点点头。“独角兽公主。”

“那他需要来一杯伏特加，”莫伊科夫解释说，“作为普通人我们在此享受着自己悲愁的甜蜜。独角兽的崇拜者一般会吓得止步不前，害怕月亮上的阴影。”说着他把杯子放到桌上，往里面斟酒。

“真正俄国式无止无休的悲观厌世，”玛丽亚·菲奥拉说，“而非德国式的。”

“德国式的已经和希特勒同归于尽了。”我回复说。

办公室里响起了刺耳的铃声，莫伊科夫呻吟一声站起身。“是伯爵夫人，”他看了一眼房间号说，“大概又做有关皇村的噩梦了，我最好带瓶酒去。”

“您有什么可悲观厌世的呢？”我问。

“我今天可没有，是弗拉基米尔，因为他又成为俄国人了。共产主义者杀害了他的父母，几天前他们打败了德国人，重新占领了他的家乡。”

“我知道。可他不早就是美国人了吗？”

“难道人有朝一日真能变成美国佬？”

“为什么不能呢？这恐怕比变成什么别的人更容易吧？”

“也许吧。此外您还想知道什么，您这个爱打听事的主儿？我这个钟点还坐在这里干吗？坐在这个毫无安慰的小屋？您不想问这个问题吗？”

我摇摇头。“您为什么不可以在这儿呢？您有一次告诉过我，劳施旅馆正好位于您的住所和工作场所——尼基摄影室之间，这里就是您上阵之前和下阵之后歇脚喝一杯的最佳地点了。而且弗拉基米尔·莫伊科夫的伏特加又是一流的，此外您以前还在这儿住过。那您干吗不可以待在这里呢？”

她点点头，专注地望着我。“您忘了，”她说，“要是一个人对一切都无所谓了，那待在哪儿都一样。是这样吧？”

“完全不是！其间的差别很大。我宁愿富有、健康、年轻和失望，也不愿贫穷、病痛、年老和无望。”

玛丽亚·菲奥拉突然笑了。我常常发现她可以突然从一种情绪毫无过渡地转换成完全相反的情绪。这每次都令我着迷，因为我自己做不到这一点。瞬间她又成了一个无忧无虑的漂亮姑娘。“告诉您真相吧，”她说，“我不开心的时候就会来这里，因为以前在这儿的时候情况还要糟很多。这是一种自我安慰。此外这里也是一小块流动的虚拟家乡，我没有别的家乡了。”

莫伊科夫把酒瓶留在桌上，我给玛丽亚·菲奥拉和自己各斟了一杯酒。伏特加的味道犹如吃过厨娘罗莎的塞格德风味匈牙利红烩牛肉汤后的生活本身一样，令人回味无穷。与我共酌的姑娘喝起酒来像匹小马一样是一口闷的，她这个特点我早就发现了。“幸与不幸，”她说，“这都是十九世纪伟大而庄严的概念。我根本不知道可以用什么其他概念来代替它们！也许是寂寞和不寂寞的幻想？我不知道，此外还能是什么？”

我没有回答。我们对幸与不幸的观点各异：她的似乎是美学意义上的，我的则是实打实的。这也与个人的不同经历有关，而不是完全依赖于想象力。想象力会欺骗、改变和伪造。此外我也不完全相信玛丽亚·菲奥拉的话，她变幻莫测。

莫伊科夫回来了。“伯爵夫人又梦见攻打冬宫了，”他解释道，“我把那半瓶伏特加给她留下了。”

“我得走了。”玛丽亚·菲奥拉说，她望了一眼棋盘补充道：“我反正也已经陷入绝境了。”

“我们大家彼此彼此，”莫伊科夫回复说，“这不是放弃的理由。相反，这给人一种意想不到的自由。”

玛丽亚·菲奥拉妩媚地笑了。她对莫伊科夫一向友善，就好像他是她的远房亲戚似的。“我这个年龄谈不上自由了，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她说，“我也许有些绝望，但我还相信鬼神。您愿意送我回家吗？不坐出租车，步行。您不也是个夜游者吗？”

“愿意。”

“再见，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她小心地吻了莫伊科夫那长满胡茬的脸。“再见，劳施旅馆！”

“我现在住在五十七街，”到外面后她说，“在第一和第二大道之间。与我所有其他东西一样，房子是借的，跟出游的朋友借的。对您来说是不是太远了？”

“不远，我夜里常在大街上逛。”

她在一家鞋店前驻足而立。鞋店已经关门，里面空无一人，但仍旧灯火通明，强烈的灯光照射着金字塔般堆放的皮鞋和绸布鞋，构成了一幅死寂的静物画。玛丽亚仔细研究着那一双双鞋子，表情专注严肃，犹如准备偷袭猎物的猎手，头微微前倾，嘴唇微张，就像马上要张口说话一般。可她没有说话，只是呼吸更深，似乎要叹气，随后转身走开，脸上还挂着心不在焉的微笑。我默默地跟在她身后。

我们走过很多橱窗，它们全都莫名其妙地亮着灯。只有遇到鞋店时玛丽亚才会停下脚步，她会在每家鞋店前长久而专注地观看。这真是一次奇特而沉默的漫游，我陪着这位年轻的女士从街的一侧转到另一侧，往返于各家店铺那耀眼的橱窗间，而她似乎完全忘记了我的存在，恪守着静默的法则，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她终于站住不走了。“您漏看了一家鞋店，”我说，“街对面左手那家，那儿的灯光没有别处的亮！”

玛丽亚·菲奥拉笑了。“这简直成了一种强迫症。让您感到很无聊吧？”

我摇摇头。“很美，也很浪漫。”

“真的吗？鞋店有什么浪漫的呢？”

“鞋店间还有食品店呢，它们总能让我重新兴奋。这条街上有很多家食品店，比鞋店还多。您找到想买的鞋子了吗？”

她笑了。“事情没那么简单。我想我根本不想买鞋。”

“鞋子这种东西是为了穿着逃跑的。是不是跟这有些关系呢？”

她吃惊地望着我。“是的，也许吧。可要逃避的是什么呢？”

“逃避千番事，也包括自己。”

“不，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可自己又是谁呢？也只有在他人的参照下人才意识到自我。”

我们来到五十七街，第二大道上同性恋者正牵着他们的哈巴狗在散步。大约有半打贵妇犬正排成一排往排水沟里排便，它们看上去像是由黑色斯芬克斯组成的林荫道。狗的主人兴奋而骄傲地站在一旁。

“我暂时住在这儿，”玛丽亚·菲奥拉迟疑地站在门口说，“您现在不像别人那样提各种问题真好。您不好奇吗？”

“不，”我边答边把她搂在怀里，“我接受命运的馈赠。”

她没有反抗。“一言为定？”她问。“接受命运的馈赠？接受偶然的安排？没有更多的奢望？”

“没有更多的奢望！”我边说边吻她。“若有更多的奢望，谎言和痛苦也就开始了。谁又愿意如此呢？”

她瞪大双眼，街灯的光芒映入她的眸子。“好的，”她回复道，“如果能做到的话！好的！”她重复道：“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