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望着我说：“你是个幸福的人。”

“这怎么讲？”

他嘲讽地微笑道：“不捉摸不该知道的。”

“是啊，罗伯特，”我性急地回复道，“人是唯一知道自己会死的生物。结果如何呢？”

“人创立了宗教。”

“没错，但也因此而变得不宽容。每个宗教都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

“因此而引发战争。最血腥的战争都是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的，就连希特勒也要借用上帝的名义。”

我们有问有答，就像在教堂做连祷。希尔施突然笑了。“你还记得为了不绝望，我们在拉昂那个鸡棚里练习过这种连祷吗？我们边练还边喝生鸡蛋加白兰地？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干不成什么正事了，我们将继续这种吉普赛人的生存状况。有些悲伤，有些犬儒，相当绝望的吉普赛人。你不这么认为吗？”

“不，”我回答道，“我想不了这么长远。”

外面正值盛夏，店里开着一台冷风机，机器发出轻微的嗡嗡声，让人觉得好似置身在一条轮船上。我们沉默地坐了片刻，在人工冷却的空气中白兰地的味道喝起来不如平时好，就连闻上去都显得乏味。“你有时做梦吗？”希尔施最终问道。“梦见以前的事？”

我点点头。“比在那边时梦还要多？”他问。

我又点点头。“你可得提防这类回忆啊，”他说，“这类回忆在这里是危险的。在那边回忆远没有这么危险。”

“我知道，”我说，“可在做不做梦这件事上，谁又能给睡眠下命令呢？”

希尔施站了起来。“因为我们在这里相对安全，所以回忆就更加危险。在那边，我们的心思全用在抵抗上了，因而回忆不可能太深刻。在这儿，人会变得无忧无虑。”

“那巴黎的贝尔呢？露特呢？尼斯的古特曼呢？并不存在什么规律，”我说，“总之得小心。”

“我正是这个意思。”希尔施打开灯。“星期六你的资助者坦嫩鲍姆家有个小型庆祝会，他让我带你一起去。八点。”

“行，”我说，“他家也像你这儿有冷风机吧？”

希尔施笑了。“他什么都有。纽约比巴黎热，是吧？”

“热带气候！闷热得像个满负荷运转的洗衣房！”

“可这里的冬天冷得像阿拉斯加。我们这些倒霉的电器商可就指着这种气候赚钱呢。”

“我想象中的热带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

希尔施望着我说：“以后我们回忆起这里的这段日子，会不会觉得它是我们悲惨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光呢？”

我回到旅馆时，眼前呈现出一幅不同寻常的画面。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灯火通明，一派节日气氛。这间装饰着棕榈树和观叶植物的房间中央支起了一张大桌子，桌旁围坐着一圈有趣的男女。拉乌尔主持聚会，他身着米黄色西装坐在中间，就像一只冒着汗的巨龟。令我惊讶的是，桌上还铺了白桌布，一位我从未见过的酒吧服务员在给大家斟酒。坐在拉乌尔两侧的分别是莫伊科夫和拉赫曼，后者的身旁坐着那位波多黎各女子。那个墨西哥人也在，系着一条粉红色领带，板着脸，眼睛到处巡视。他身边坐着两个年龄难以判断的女郎，大概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她们长相妩媚，肤色偏黑，看上去像西班牙人。还有一位年轻小伙子，满头烫出的卷发，人们会猜他是个男高音，一张嘴却是男低音。女伯爵穿着灰色镶花边连衣裙也在场，莫伊科夫的另一侧则坐着玛丽亚·菲奥拉。

“佐默先生！”拉乌尔叫道。“您也屈尊来坐坐吧！”

“有什么缘由吗？”我问。“庆贺生日？庆祝入籍？还是有人中了大奖？”

“都不是！就是个简单的社交聚会。坐到我们这儿来吧，佐默先生！”拉乌尔舌头发硬地回复道。“这是我的救命恩人之一，”他向那位有着男低音嗓音的金发年轻人说，“你们握握手吧，这是约翰·博尔顿。”

握手时我觉得手里好像攥着一条死鳟鱼，听到他的男低音后，我本以为他的握手应该是强有力的。“您想喝点儿什么？”拉乌尔问。“您想喝什么这儿都有！苏格兰威士忌、波旁威士忌、黑麦威士忌、可口可乐，甚至还有香槟。前不久当我悲痛欲绝的时候，您说什么来着？逝者如斯！没有什么能够永恒，最漂亮的人也会衰败，爱情也不例外。真是至理名言！那您想喝点儿什么呢？”拉乌尔摆着谱招呼服务员：“阿方斯！”

我坐到玛丽亚·菲奥拉身旁。“您在喝什么？”

“伏特加。”她高兴地答道。

“那好，给我也来杯伏特加。”我对阿方斯说，这侍者长着一张鼠脸，双眼疲惫而浑浊。

“上双份的！”拉乌尔眼神迷离地说。“今天的酒都是双份的。”

我望着莫伊科夫问道：“他又动心了？”我问，“被爱俘虏了？”

莫伊科夫微笑着点点头。“是的！但你同样可以把这称作幻想，人在这种幻想中都会以为对方被自己俘获了。”

“这进展得可够神速的！”

“一见钟情，”玛丽亚·菲奥拉说，“当然总是单恋而已，对方永远都不会知道。”

“您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望着她问道。置身在西班牙人中，她身上突然就有了那么点儿西班牙味儿。

“前天。”

“您又是准备去拍照吗？”

“今天例外。为什么？您想一起去吗？”

“是的。”

“在极具象征性的感伤氛围中这总算是个明白无误的答复。干杯！”

“干杯！”

“干杯！干杯！干杯！”拉乌尔边喊边同所有的人碰杯。“干杯，约翰！”

他试图站起来，却又跌坐回去，把屁股下面那把宝座压得嘎嘎直响。这间有丝绒沙发的小厅除了其他令人惊愕的东西外，还摆着新哥特式家具。

“今儿晚上，”拉赫曼对我耳语道，“我要把那墨西哥人灌醉。他以为在和我喝龙舌兰酒，可我买通了侍者阿方斯，他给我上的只是水。”

“那位女士呢？”

“她什么都不知道。灌醉那男的后，事情就好办了。”

“要是我，我就宁愿跟那女的喝。”我说。“你不是说过，是那女的不愿意，那男的并未反对吗？”

突然间他有些不自信。“没关系！”接着他解释道。“会成功的！不要事先把一切都策划得面面俱到，否则准砸锅。得给偶然性留点儿余地。”

我有些羡慕地审视着他。他凑到我耳边——呼吸既热又潮湿——小声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是连通管原理，是感情的缓慢电击，是宇宙的平衡。当然人得适当助助阵，因为大自然是超然和善变的。”

瞬间我竟然哑口无言。这种谬论也闪电般意外地击中了我。然后我庄严地鞠了个躬，对从绝望中汲取的希望，对这种黑白魔术营造出的无忧无虑的奇迹，理应表示尊重。“我向你心中的爱情梦致敬！”我说。“也就是那目标明确的，而不是盲目的一见钟情！”

“别开玩笑！”拉赫曼痛苦地答道。“我可一点儿没开玩笑。这事对我来说生死攸关，至少暂时如此。”

“好极了，”我说，“特别是最后的限定说得好。”

拉赫曼招手让侍者阿方斯再送一杯水来。“又是一见钟情！”玛丽亚·菲奥拉对我说。“我们坐在桌子这儿，似乎被他们这种人包围了，就像夏季雷雨一样躲都躲不开！您该不会也一见钟情了吧？”

“没有，可惜没有！您呢？”

“前段时间有过一次，”她笑着端起了盛着伏特加的杯子，“可悲的是，这种感情无法长久。”她解释道。

“这要看怎么看待这种事，生活毕竟会因此而绚丽多彩。”

“更可悲的是，这种事会重复，”她说，“它们不是一次性的。而每一次都变得更可笑，也更痛苦。这不是悖论，奇迹是不该重复的。”

“为什么不可以重复？”

“重复会削弱这种感情。”

“弱一些的奇迹毕竟还要胜过根本没有奇迹吧。谁强迫我们把削弱看作是丢脸的事呢？”

玛丽亚·菲奥拉从旁边端详着我并嘲讽地问：“哎呦，敢情您是生活艺术家啊？”

我摇摇头。“‘生活艺术家’这个词多可恶啊，”我说，“我觉得还是对活着能简单地持感恩态度更好。”

她突然盯着自己的杯子说：“有人往我的伏特加中掺水了。”

“那只能是侍者阿方斯干的。”我望着对面的拉赫曼问道：“你的饮料现在是不是有点儿什么特殊的味道？”

“是的，现在喝起来不像水了。我说不上是股什么味儿，但肯定不是水的味道。我从未喝过酒，挺辣的，到底是什么呀？”

“你完蛋了，你这个狡猾的骗子！”我告诉他。“是伏特加。阿方斯搞错了，把杯子弄混了。你马上就会感到酒劲儿的。”

“后果会如何呢？”拉赫曼脸色煞白地问。“我跟那墨西哥人碰杯时，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是一口干了的。天哪！我当时只是想让他也一口干了他那龙舌兰酒的。”

“这回你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但也许你会因祸得福！”

“总是无辜的人倒霉！”拉赫曼咬牙切齿地小声嘟囔道。“你说我能得什么福？”

“也许你微醉的样子会更招那波多黎各女子的喜欢。不那么目标明确，而是更含糊不清，更诱惑迷人。”

拉乌尔费力地站起身说：“女士们、先生们，每当我想起，为了基基那个癞蛤蟆我前些日子差点儿自杀，我就恨不得抽自己嘴巴。当我们觉得自己最高贵的时候，恰恰就是最愚蠢的时候！”

他做了个大幅度的手势，结果碰翻了摆在一位西班牙女郎面前的一大杯绿色薄荷酒。黏糊糊的汁液顺着桌子流到那位女郎的连衣裙上。刹那间，人们仿佛置身于一片原始森林中，里面有几百只正在筑巢的鹦鹉妈妈受惊而起。那两位西班牙女郎冲着拉乌尔尖声喊叫，戴满假首饰的胳膊在空中乱舞。

“我赔件新的，”拉乌尔急忙喊道，“一件更漂亮的！明天就买！帮忙啊！伯爵夫人！”

喊声再起。冒着火星的眼睛和锋利的皓齿逼近了拉乌尔这尊胖佛陀，后者已是大汗淋漓。

“我从不掺和任何事，”女伯爵平静地解释道，“主要是负面经验太多。1917年，在圣彼得堡……”

当拉乌尔掏出钱包时，喊声突然终止了。他慢条斯理而充满尊严地边打开钱包边问：“菲奥拉小姐，您是干这行的。我愿意慷慨大方，可不愿意挨宰。这件连衣裙值多少钱？”

“连衣裙可以送到洗衣店去洗。”玛丽亚·菲奥拉解释说。

周围立刻重新陷入混乱。“留神！”我边喊边截住一只扔向玛丽亚的盘子，上面还带着掼奶油。西班牙女郎们不再纠缠拉乌尔，她们张牙舞爪冲玛丽亚奔来。我一把将她拉到桌子底下。“她们在扔盛着红葡萄酒的杯子呢！”我说，接着我指了指下垂的桌布上的大块酒渍。“据我所知，这种酒渍是洗不掉的。对吗？”

她试图挣脱。“您不是想去和这些鬣狗玩儿命吧？”我问。“最好待在桌底下别动！”

“我要用观叶植物的阔叶把她们捂死，放开我！”我紧紧抱住她。“您不是很爱自己的同性姐妹，对吧？”我问。

她再次试图挣脱，她比我想象的要强壮得多，而且也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瘦。“我根本什么都不爱，”她咬牙切齿地说，“这正是我不幸的根源。您放开我！”

一块装有干腊肠的盘子啪的一声扣到我们身边的地板上，接下来四周稍微安静了些。我紧紧拽着玛丽亚。“再等一分钟，”我说，“战局可能重开的。这一分钟您的举止应该像欧仁妮皇后那么优雅，您不是仪态万方地戴过她的钻石首饰吗？”

玛丽亚·菲奥拉笑了起来。“要是欧仁妮皇后，那一准会把这两个女人拉出去毙了！”她说。我把她从有一大片污渍的桌布下拉了出来。“小心！”我说。“加利福尼亚的勃艮第红葡萄酒。”

拉乌尔像个足智多谋的军事将领，漂亮地结束了这场战斗。他把几张钞票扔向房间最后面的角落，两位西班牙女郎犹如盛怒的火鸡急匆匆赶去捡钱。

“现在，我的女士们，”他说，“我们必须分手了，我为自己的笨拙衷心表示歉意，但我们现在必须分手了。”

他招呼侍者阿方斯，莫伊科夫也站起了身。期待着争端再起的人都失望了，咒骂声戛然而止，两位西班牙女郎裙裾摇摆地退了场。

“她们俩到底是哪儿来的？”拉乌尔问。

没人能够回答，每个人都以为她们是别人带来的熟人。“反正也无所谓，”拉乌尔大度地说，“生活中什么事不会发生？现在你们懂了吧，女人对我来说为什么是陌生的？不知为什么，跟她们在一起人总会变得可笑。”他转过身问玛丽亚：“菲奥拉小姐，没有伤着您吧？”

“只伤到了心灵。那只飞来的盘子被佐默先生截住了。”

“您呢，伯爵夫人？”

老妇人做了个不值一提的手势。“连枪都没开。”

“那好，阿方斯，最后再给大家上一圈酒，压压惊！”

那位波多黎各女子突然唱起了歌。她的嗓音深沉而洪亮，边唱边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位墨西哥男子。这是一首充满激越和自然欲望的歌，几乎是悲恸的，它远离任何思维与文明，以致它同时兼有些许死亡的肃穆。那时人类还不知何谓最人性的善良、幽默和笑，这首歌直接、淫荡而无辜。墨西哥人纹丝不动，那女子除了嘴巴和眼睛，也一动不动。他们俩四目相视，眼都不眨，歌曲的旋律越来越强，犹如汹涌的波涛。他们虽无任何接触，却已融为一体，在场的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这一点。大家沉默不语，当歌曲旋律渐缓时，我看到玛丽亚·菲奥拉已然热泪盈眶。我还看到其他人也都愣了神，拉乌尔、约翰、莫伊科夫，甚至拉赫曼与女伯爵，众人在瞬间都被这个女子勾走了魂。而这个女子的眼中则只有那个墨西哥人，在他身上，在他那张卑鄙的小白脸上她看到了生活，这种生活既不奇特，也不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