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家旅馆里都有不少人哭。”莫伊科夫解释说。

“里兹酒店里也这样吗？”

“在那儿股市下跌时有人哭，在我们这儿则是有人突然意识到自己无望的孤独时会哭，尽管他不相信是这样。”

“这不也同样可以是高兴的理由嘛，能够庆祝自由了。”

“或者说庆祝残酷。”

“基基死了吗？”我问。

“比死还糟！他订婚了，跟一个女人！这才是拉乌尔的悲剧命运。如果他跟另一个同性恋者走了，那还可以算是内讧。可偏偏是个女人！那是永远敌对的阵营！背叛！违背圣灵的罪过！”

“可怜的魔鬼！他们必须在两条战线作战，同时与别的男人以及女人竞争。”

莫伊科夫微笑道：“刚才拉乌尔说了一大堆有趣的话，谈他眼中的女人。最简单的莫过于：女人是没皮的海豹。对在美国最受尊崇的女性饰物——丰乳，他也大放厥词。蜕化了的哺乳动物那摇摇晃晃的母牛奶子，这还算是最轻微的诅咒。每当他想象基基拜倒在女人的奶子下时，他就咆哮不止。你回来得太好了，你已经习惯灾难了。我们得把他弄回他的房间去，不能再让他留在下面了。帮帮我！这家伙的体重超过两百磅[55]。”

我们向摆放着盆栽棕榈的那个角落走去。“他会回来的，拉乌尔！”莫伊科夫赌咒说。“别激动！明天一切都会好的。基基会回来的。”

“不干净了！”拉乌尔咬牙切齿地说，他躺在沙发上像一匹受伤的河马。

我们想把他抬起来，但他死死抵住大理石桌子，号啕大哭。莫伊科夫继续劝他：“这是个小错误，可以原谅的，拉乌尔！但他会回来的，这种事我见得多了。基基会万分懊悔地回来！”

“不干净了，那母猪！那封信是他写的吧？那流氓不会回来了！我的金表他也拿走了！”

拉乌尔又号哭起来。我们拉他站起来的时候，他踩到了我的脚，两百多磅啊！我想都没想就骂了一句：“小心点儿，您这娘们儿！”

“什么？”

“哦，”我平和了些，“您的举止确实像个多愁善感、嚼舌根的娘们儿。”

“我是娘们儿？”拉乌尔突然有几分正常地问。

“佐默先生不是这个意思，”莫伊科夫安抚道，“他英语讲不好。这话如果用法语说意思完全不同！是大加恭维。”

拉乌尔揉了揉眼睛，我们预计他会再次爆发歇斯底里的喊叫。“我，娘们儿！”他没有喊叫，而是轻声地说：“偏偏这么评价我！”他感到受了彻底的侮辱。

“他是用的法语的意思，”莫伊科夫骗他，“在法语里那是一种荣耀！一个蛇蝎美人！”

“人就是这么被抛弃的！”拉乌尔边解释边自己站了起来，没要我们的帮助。“被所有人抛弃了！”

我们毫不困难地把他送到楼梯那儿。“睡几个小时！”莫伊科夫劝慰道。“吃两片或三片速可眠，待会儿再喝杯咖啡。然后事情看上去就是另一种样子了！”

拉乌尔没有搭腔。我们也属于弃他于不顾的人，全世界都弃他而去。莫伊科夫扶他上楼，“明天一切都会变得简单得多！基基没有死，只是年轻人一时误入歧途！”

“对于我来说他已经死了。我的袖扣[56]他也给带走了！”

“那是您自己送给他的，过生日的时候。另外，他会把它们带回来的。”

莫伊科夫从楼上下来后我问他：“对那个病态的白痴胖子你干吗那么上心呢？”

“他是这儿最好的房客。你看见他的公寓套间了吗？要是没有他，我们就得涨房租，包括你的。”

“慈悲的上帝！”

“至于是不是病态，”莫伊科夫说，“每个人忍受痛苦的方式不一样，哀痛是没有等级之分的，更不是可笑的。这你本该知道的。”

“我知道，”我羞愧地回复道，“尽管如此还是有区别的。”

“区别只是相对的。我们这儿有过一个清洁女工，她跳了哈得孙河，仅仅因为她儿子偷了几个美元。她因感到耻辱而活不下去了，可笑吗？”

“可笑，也不可笑。咱们不要再争了。”

莫伊科夫注意听着楼上的动静。“但愿他别想不开，”他喃喃自语，“这些生活中的极端分子比正常人更容易出现‘短路’。”

“那位跳进哈得孙河的清洁女工也是极端分子吗？”

“她是个可怜的人。她在一切都自由的情况下不知道出路。我们下盘棋吧？”

“好吧。咱们再喝一杯或两杯伏特加，或干脆一醉方休。你卖给我一瓶吧，今天我想付钱。”

“为什么？”

“我找到工作了，可以干一到两个月。”

“那好！”莫伊科夫边说边留神门口的动静。

“拉赫曼！”我说。“那脚步一听就是他。”

莫伊科夫叹了口气。“我不知道是否与月亮有关，可今天就好像是极端分子之夜。”

与拉乌尔比，拉赫曼显得更沉静。“你坐，”我说，“什么也别说，喝杯伏特加，想想那句话：上帝在细节之中。”

“什么？”

我又重复了一遍。“纯粹胡扯！”拉赫曼说。

“好。因为我们不必死，所以我们应该勇敢。这是另一句话。这儿的一切情感都已经被拉乌尔浪费掉了。”

“我不喝伏特加，我什么酒都不喝，这你是知道的！从前在普瓦捷，你想用一瓶偷来的樱桃白兰地灌醉我。幸亏我的胃造了反，要不大概就被宪兵抓住了。”拉赫曼转身问莫伊科夫：“她回来了吗？”

“没有，还没有。只有佐默和拉乌尔在，两个人都神经兮兮的。我想因为今天是满月的缘故吧。”

“什么？”

“满月。它会令血压升高，让人想入非非，增加凶手犯罪的可能性。”

“弗拉基米尔！”拉赫曼痛苦地回答说。“天黑以后就别开损人的玩笑了。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烦心事！除了他们俩，别人没来过这里吗？”

“只有玛丽亚·菲奥拉来过，她待了一小时十二分钟，喝了一杯半伏特加。然后就告辞了，去了机场。几天以后回来，途中将参加时装秀并被拍照。对一个感情间谍来说这消息够详尽的了吧，拉赫曼先生？”

拉赫曼有些悔恨地点点头。“我是瘟疫，”他喃喃自语，“这我知道。但我对自己而言是更大的瘟疫。”

莫伊科夫听着楼梯那边的动静。“出于小心，我得去看看拉乌尔干吗呢。”

他站起身朝楼上走去，就他的年龄和体重而言，其步履轻捷程度可谓出人意料。

“我该怎么办呢？”拉赫曼说。“我夜里又做梦了，还是那个旧梦！我让人给阉了，是党卫军的人在他们定期聚会的酒馆干的，不是用刀子，是用剪子。我吼叫着醒了过来。这也是满月造成的吗？我指的是用剪刀那事。”

“忘了它吧，”我说，“党卫军没有得手，这大家心知肚明。”

“心知肚明？当然心知肚明！可我受的惊吓是一辈子的事。此外他们也不是一点儿没得手！我受伤了，留下一个不堪入目的疤痕。女人们都笑话我这个疤，生活中没有什么比女人看着你的裸体嘲笑你更可怕的了。这种事是永远忘不了的！所以我才追求那些本身也有缺陷的女人，你明白吗？”

我点点头。我熟悉他的事，他已经给我讲过十多遍了。我也不问他掺了酒精的卢尔德圣水之事的结局，他太神经质了。“你来这里干什么？”我只好问道。

“他们俩要来这里，喝点儿什么。为了甩开我，他们大概看电影去了。饭钱是我为他们付的。”

“我要是你就不会等他们。让他们等你吧。”

“你这么认为吗？是的，也许你的主意对。只是很难做到。人若不是这么孤独就好了！”

“你的职业对你毫无帮助吗？你那念珠和圣像生意，还有你所交往的那众多被授予圣职的人？你不能以任何一种方式让上帝来干预一下吗？”

“你疯了？那能有什么帮助呢？”

“能让听天由命变得容易些。上帝是发明出来的，目的是用来防止因人类的不平等而发生革命。”

“这你相信？”

“不，但可供地位脆弱的人选择的坚定原则不多。所以得抓住一切救命稻草。”

“你们大家全都牛得不行，”拉赫曼说，“艺术品！你的工作找得如何了？”

“明天开始上班，在一个古董商那儿帮忙整理和登记货物。”

“拿固定工资？”

我点点头。

“这是个错误！”拉赫曼立刻脸露喜色，因为他有机会给人出主意了。“你得改做生意，一厘米生意胜过一米的雇佣工作。”

“我会记住这一点的。”

“只有那些对生活有恐惧感的人才想要固定工资。”拉赫曼挖苦说。他从悲叹转入攻击的速度之快，实在令人惊讶。我想，他也是个极端分子。

“你说得对。我身上对生活的恐惧就像狗身上的虱子一样数不清，”我平和地说，“但我与它们和平共处。你那点儿性焦虑与此相比又算得了什么！知足吧！”

莫伊科夫从楼梯上走下来。“他睡了，”他宣布道，“那三粒速可眠起作用了。”

“速可眠？”拉赫曼问。“您还有吗？”

莫伊科夫点点头，拿出一个盒子。“您两粒就够了吧，是不是？”

“为什么？您给拉乌尔三粒，为什么不给我三粒？”

“拉乌尔失去了基基，甚至是双倍的损失，从两方面来看。您还有希望。”

拉赫曼还想抗议，他的痛苦不该被缩小。

“赶紧离开，”我说，“满月时药丸的效力加倍。”

拉赫曼一瘸一拐地走了。“我应该当药剂师。”莫伊科夫说。

我们俩重新开始下棋。“今晚玛丽亚·菲奥拉真的来过？”我问。

莫伊科夫点点头。“她想庆祝解放，从德国人的魔爪下。她在意大利出生的地方被美国人占领了，以前那地方一直在德国人的掌控中。也就是说，她不再是你那不情愿的同盟者了，而是成了新的敌人。她以这种身份让我替她向你问好。我相信，她不能亲口对你说这些是很遗憾的。”

“上帝保佑她！”我回复道。“只有当她戴上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王冠宣战，我才接受。”

莫伊科夫笑了。“还有另外一个打击在等着你，路德维希。我出生的那个村子不久前也从德国人手里解放出来了，是被俄国人解放的。我也从你被迫的盟友变成了被迫的敌人。这你承受得了吗？”

“难。你的国籍一共变过多少次了？”

“大概十次吧，非自愿的。捷克籍、波兰籍、奥地利籍、俄国籍，变过来，变过去。当然在美国这儿我对这种变更没什么切身感受，而且目前的情况也不是最后的定局。你被将死了，今天你的棋下得相当臭。”

“我的棋一直下得不好，弗拉基米尔。你比我多流亡十五年，而且多十一个祖国，包括美国在内。”

“伯爵夫人来了，”莫伊科夫站起身，“满月让他们全体出动了。”

女伯爵今天戴一条皮毛围脖，配她那身老式的、扣得严严实实的花边裙。她看上去像只褪了色的极乐鸟，像是用皱皱巴巴的棉纸叠成的，老态龙钟。她的脸庞窄小、苍白，上面布满了细小的皱纹。

“来杯甜酒，伯爵夫人？”莫伊科夫格外客气地问道。

“谢谢，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有速可眠吗？”

“您想要速可眠？”

“我睡不着觉，这您是知道的！”小个子女伯爵说。“偏头痛加哀伤，再遇上这满月！与皇村[57]上空的那轮明月一样，可怜的沙皇。”

“这位是佐默先生。”莫伊科夫说。

女伯爵飞快地扫了我一眼，居高临下。她没有认出我。“也是流亡者吗？”她漠不关心地问道。

“也是。”莫伊科夫回复道。

她叹了口气。“我们先是为了不堪忍受的生活而流亡，然后是为了不堪忍受的死亡。”她突然热泪盈眶。“您给我一杯甜酒，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小小一杯，再来两粒速可眠。”她摇了摇鸟形小脑瓜。“谁能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吗？当我还是圣彼得堡的年轻姑娘时，医生们都放弃了希望，不再救我，肺结核。无可救药，只能再活几天。现在呢？所有的人都死了，所有的医生、沙皇、那些强壮的军官！只有我还活着，活着，活着！”

她站了起来。莫伊科夫陪她走出去，又转回来。“她拿到速可眠了吗？”我问。

“拿了，还有一瓶伏特加。她已经喝醉了，你没发现，是吗？这就是老派人物的厉害，”莫伊科夫赞叹地说，“这个娇小的老妇人每天要喝一瓶酒，她已经九十多岁了。她只剩下对阴暗生活的模糊回忆了，她为这些回忆而恸哭。这些回忆仅仅还在她那老朽的脑袋里作祟。她最早住在里兹酒店，后来住在国宾大饭店，然后搬到一家俄国小客栈，现在住在咱们这儿了。她每年都卖一颗宝石：先是钻石，然后是红宝石、蓝宝石。每况愈下，卖的宝石也越来越小。现在所剩无几了。”

“你还有剩下的速可眠吗？”我问。

莫伊科夫审视着我问：“你也要？”

“以防万一，”我回复道，“因为今天是满月，其实只是有备无患。谁知道睡不睡得着，对司梦官是无法下命令的。明天我得早起去打工。”

莫伊科夫摇了摇头。“当人怀着优越感开始干某事时，那真是令人惊奇，你不觉得吗？你什么时候看到过哪个动物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