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索起来。“这是个该死的问题。”我说。

希尔施苦笑了起来。“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对吧？就像我们世界公民的许多问题都没有答案一样！我们两不靠！既不属于离开了的故国，也不属于新的国度！那些将军们不信任我们也情有可原。”

我没有搭腔，也无话可答。我们陷入这种境地是其他人定夺的结果。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已经成了定局，只有罗伯特·希尔施那颗叛逆的心还不认命。“外籍军团招收德国人，”我最终说，“他们甚至许愿，允许这些人战后入籍。”

“外籍军团，”罗伯特不屑地说，“他们会把应征入伍的人送到非洲去修路。”

我们又坐到桌旁，一言不发。希尔施点了一支烟。“怪事，”他说，“摸黑抽烟不香，尝不到烟味。要是在黑暗中也感觉不到痛苦该多好？”

“黑暗中痛苦感会加倍。为什么？是因为人在黑暗中会更害怕吗？”

“黑暗中人会觉得更孤独，只能任由幻想的魔鬼摆布。”

我不再注意听他说些什么。我突然看到外面的一张面孔，它撕裂了我的心。它来得太出乎意料，在我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直刺我心。我以为自己已经跳起来去追赶它了，但其实我坐着没动。我马上就知道自己弄错了，我肯定出现了幻视。这张在路灯照射下曾扭头微笑的脸已然不复存在了。它不再能笑了，我最后一次看到这张脸时，它已经冰冷而僵硬，眼睛上趴着苍蝇。

“你刚才说什么了？”我费力地问。

那不是真的，我思忖着。那是一种幻觉，我必须立即清醒过来。与外界隔离的黑暗空间，锃亮的三脚架上的相机镜头，突然令一切变得虚幻起来，让外面的一切以及我自己都显得不真实了。

“我可以开灯吗？”我问。

“当然可以。”

当日光灯的冷光照射到我们身上时，我俩相互眨了眨眼，就好像我们刚才有过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你刚才说什么了？”我又问。

希尔施有些吃惊地望着我。“我说你不用为坦嫩鲍姆的事费心思。他是个明理人，知道你需要时间熟悉这里的生活。你不必为了表示感谢专门去拜访他。他妻子有时会请饥肠辘辘的流亡者去吃晚餐。马上又快有这类聚会了，她会邀请你的。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你更愿意以这种方式出现在他们家，对吗？”

“那敢情好！”

我站了起来。“工作找得怎么样了？”希尔施问。“有进展吗？”

“还没有。不过有希望了。我不会成为坦嫩鲍姆的负担的。”

“这点你不用担心。你可以一直住在我这儿，在我这儿吃饭。”

我摇了摇头。“我想自食其力，罗伯特。一切靠自己，一切！”我重复道。“《拉昂摘要》第七条：只有当你不需要帮助时，帮助才会出现。”

我没有回旅店，而是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几乎每晚如此。我盯着闪烁不停的霓虹灯，想起了死去的露特。我们俩萍水相逢，曾结为露水夫妻。那段时间我们两人都很绝望，我们不认识任何其他人，彼此相依为命。有一天我突然被捕，在监狱里关了十四天，然后遭到驱逐，离开法国前往瑞士。我费了好大劲才回到法国，当我终于赶到巴黎时，露特已经撒手人寰。我在她房间里找到她，肥大的绿头苍蝇成群地围着她的尸体飞，她已经这样躺了好几天了。从此，我就有了一种负罪感，觉得是我抛弃了她。她只有我相伴，而我却因自己的疏忽被抓了起来。露特是自杀的，她像许多流亡者那样身上带着毒药，以便在被盖世太保抓住时可以自尽。但她没有服毒，两管安眠药就令她那疲惫绝望的心停止了跳动。

我突然驻足呆望着一个报刊亭，所有悬挂出来的报纸上都用大号字赫然印着通栏大标题：希特勒遇刺！希特勒被炸弹炸死！

一群人拥挤在报刊亭周围，我钻进去买了一份报，上面的油墨还没有干。我感到自己的双手在颤抖，赶紧找了个门洞读起来。因为读的速度不够快，自己突然异常烦躁。我没有读懂所有内容，气得把报纸揉成一团，然后又把它抚平。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去找罗伯特·希尔施。

我敲了半天门，他不在。门锁着，他也不在店里。也许他刚巧在我到达之前出门了。我去那家我们不久前一起吃过饭的“海王餐厅”找他，那里的死鱼闪着亮光，被捆住双螯的龙虾在冰层上爬动，被冻得发抖，跑堂们高擎着盛鱼汤的砂锅，保持着平衡在店里穿梭而过。餐厅里座无虚席，但希尔施不在。我继续慢慢溜达，不想回旅店，怕遇到拉赫曼；也不想去那间有丝绒沙发的沙龙，玛丽亚·菲奥拉可能会在那儿。莫伊科夫不在，这我知道。

我沿着第五大道往前走，其宽阔和明亮让我的心稍微平静一些。我觉得灯火通明的楼宇似乎发出微小的电击，这种电击令空气振荡，我的双手和脸都感觉到这振荡。在萨伏伊广场旅馆前，我又买了另一张号外，一个蓄着稀疏小胡子的侏儒在那里大声叫卖。号外里报道的和先前买的报纸上的消息差不多，有人在希特勒的司令部引爆炸弹谋杀他，是一名军官干的。希特勒是否死了还不确定，但反正受了重伤。是军官们造反，柏林有部分军队哗变，也有其他一些将军响应。这可能意味着终结。

我靠着灯光明亮的橱窗，好能看清号外上用小号字体印刷的文章。我感到周围似乎有股磁性风暴降下，可以听到动物园那边狮子的吼声。我茫然地望着眼前的橱窗，却什么也没有看见。过了片刻我才发现，原来自己站在梵克雅宝珠宝店前。死去王后们的两顶王冠静静地摆在铺着一块黑天鹅绒的凹形托架上，周围还陪衬着祖母绿、钻石和红宝石。它们冷酷而与世无争地构成一个封闭的水晶世界，在人类生活开始出现动荡之前很久就已经形成，它们是完美的，而且从生成起就一直保持着这种完美，它们那里没有谋杀，它们按照自身匪夷所思的规律默默生长。我感到报纸在我手中沙沙作响，我看了看粗体字的大标题，然后又顺着第五大道望去。目力所及，整条大街都金碧辉煌，琳琅满目的橱窗有整个楼层那么高，这条街的炫耀兼有混合型的轻浮和巴比伦式的自信。就在我自以为下了一场情感大暴雨时，其实什么都没有改变。我对这场战争所能感知到的全部就只剩下手中报纸的窸窣声了，它成了一场看不见破坏的影子战争，成了在这一不可侵犯的大陆另一侧进行的卡塔隆战役[42]的鬼魅式回声。此时此刻，这场看不见的战争所引起的回响不外乎就是夜间这些报亭中报纸的沙沙声了。

“晨报什么时候到？”我问。

“大概还要等两小时。《时代》杂志和《论坛报》。”

我又继续漫步，仍旧心绪不宁，沿着第五大道，经过中央公园、雪莉·尼德兰酒店，从那儿到大都会博物馆，再到皮埃尔酒店。这个夜晚难以描绘，月高、静谧、温暖，一派七月底的景色，花店中摆满了玫瑰、石竹和兰花；支路人行道上则摆着卖丁香花的摊子。中央公园上方是无限延伸的灿烂星空，公园里则到处可见椴树和木兰树，似乎是它们的树梢在支撑着广阔的苍穹。到处笼罩着一片祥和气氛，马车里坐着一对对夜不思归的恋人，狮子的吼叫听起来令人忧伤，公园旁的马路上轰鸣的车辆流水般驶过，它们投射出的灯光犹如古老的象形文字。

我进了公园走向一个小湖，湖水在看不见的月光下闪烁。我坐到一张长椅上，思绪不再清晰。我想保持清醒的头脑，但往昔不邀而至。一切都在旋转、摇晃，往昔逼近我，用死亡的眼睛凝视着我，接着又潜入周围树木的阴影中，窸窣作响，然后再次蹑手蹑脚地向我走来。它以耳语的方式提醒我，用的是灰烬和哀悼中那不复存在的声音。往昔穿过岁月的迷宫突然展现在我的面前，以致我差点儿相信这种幻觉，误以为看见了它，它由过失、责任、疏忽、晕厥、苦难和向往复仇的颤音呐喊构成，如幽灵般恐怖。在这个温暖的七月之夜，一切都再次突然爆裂，充满了成长与繁荣的气息，还有这个黑乎乎、波澜不起的小湖散发出的潮湿霉味。湖上偶尔有几只已经进入梦乡的鸭子干巴巴地发出梦呓般的嘎嘎叫声，伤痛、过错以及未能兑现的许诺在我的脑海中如阅兵式般展开。我站起来，无法忍受那种静坐，那么坐着我好像感到蝙蝠就在我脑门附近振翅飞翔，它们带来的墓穴中的冷气令我感到窒息。我沿着小路继续往公园里面走，回忆的片断伴我而行，犹如一件褴褛的大衣。我不知道自己想去哪里，最后我在一块沙土地上停住了脚步。紧靠着林中空地有一个小型旋转木马游戏场，散发出斑斓的阴影和反光。一块帆布罩着它，但盖得并不严实，所以能够看见套着金色马具的马匹和它们那飘逸着的鬃毛，还有狭长小船、小熊和大象。这些动物都被塑造得栩栩如生，定格的瞬间，骏马正在飞奔，现在它们静静地立在那里，就像在童话中被施了魔法。我注视了很久这些凝固了的生命，它们显出的凄惨神色让我感到很怪异，因为它们被塑造得如此快乐与无忧。这勾起了我的很多回忆。

接下来我听到脚步声，我身后的黑暗中出现了两名警察。我还没有想好是跑还是不跑，他们就到了我身旁。我站着没动。“您在这儿做什么呢？”那个个子高一些的平和地问。

“我在散步。”我回复道。

“在这儿？深更半夜的在公园？为什么？”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有证件吗？”第二个警察问。

我身上带着护照。他们打着手电认真查看我递过去的护照。“这么说不是美国人？”第二个警察问。

“不是。”

“您住什么地方？”

“在劳施旅馆。”

“您到纽约时间还不长吧？”高个子的问。

“不长。”

小个子的还在研究我的护照，我的胃里一阵痉挛。这十多年来，每逢遇到警察，我都有这种反应。我望着旋转木马游戏场中一匹漆成白色的马，它的一双前蹄腾空而起，正在对一只挡路的小船表示抗议。我又仰头望了望灿烂的星空，思忖着，要是我此时此地被当成德国间谍抓起来，那才不同凡响呢。小个子警察还在翻看我的护照。“完了吗？”高个子的问。

“我认为他不是那个偷袭抢劫者，吉姆。”

吉姆不置可否，另一位不耐烦了。“我们得去别处继续搜索，吉姆。”他转过身对我说：“您不知道夜里一个人在这儿乱跑是危险的吗？”

我摇了摇头，我认为危险的是其他事情。我又看了看旋转木马游戏场。“这里夜间有一伙人出没，”高个子警察解释说，“抢包的，小偷什么的。这里随时都有人作案。难道您愿意让人给打残废了吗？”

他笑了起来，我无话可说。我只是盯着自己的护照，它仍旧在那个矮个子警察手里。我现在一无所有，就剩这本护照了，要想回欧洲没它可不行。“请跟我们来。”吉姆终于说。他们并没有把护照还给我，我跟在他们身后向一辆停在路边的警车走去。“请您上车！”吉姆说。我钻进了汽车后座，脑子里一片空白。

一会儿我们就驶出了公园，来到五十九大道。车停了，吉姆转身把护照递给了我。“好了，老兄，”他说，“您可以在这儿下车了。要是在公园里，没准儿什么人真能袭击您呢。”

两个警察一同笑了起来。“我们是博爱主义者，”高个子的解释说，“只要情况许可，老兄，我们是真正的博爱主义者。”

我感到自己的后脖梗子突然出了冷汗，我一边机械地点着头一边问：“晨报已经出来了吗？”

“出来了。那个杂种还活着。杂种们总交好运。”

我沿着大道往前走，经过圣莫利茨酒店，这家酒店是我在纽约见到的唯一一家前面带个小花园、里面摆着桌椅的酒店。纽约没有巴黎、维也纳或任何一座欧洲小城那种提供报纸的咖啡馆，大概因为这里没有人有时间泡在那里看报纸。

我来到一个报摊前，忽然觉得很疲惫。我匆匆扫了一眼第一版，希特勒没死。所有其他消息都自相矛盾，有的说是军事叛乱，有的说不是。柏林好像还掌握在哗变部队手里，但哗变的首领已经被捕，是被忠于希特勒的将军们逮捕的。希特勒还活着，他没有被捉住。他已经下令绞死叛乱者。

“下一批报纸什么时候到？”我问。

“凌晨，那就是日报了，这里这些已经是晨报了。”

我惶惑地望着卖报的。“收音机，”他说，“打开您的收音机，各家电台都通宵播送最新消息。”

“说得是。”

我没有收音机，可莫伊科夫有一台。也许他已经回来了，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回旅馆，因为突然疲惫得再也走不动了。此外，我也想快速回到旅馆，一方面我激动得浑身直打哆嗦，另一方面却又怪异地觉得事不关己，就好像听到的和感到的这一切都隔着一层棉花似的。

莫伊科夫在旅馆，他没有出去。“罗伯特·希尔施来过。”他说。

“什么时候？”

“两个小时以前。”

那正是我去他住处找他的时候。“他留下什么东西了吗？”我问。

莫伊科夫指了指一台收音机，上面的镀铬按钮闪闪发光。“他给你送来了这台收音机，是珍妮丝牌的，一款非常好的机器。他说你今天会用得上。”

我点了点头。“他还说什么了吗？”

“他在这儿一直等到半小时之前。他很激动，尽管如此却还是悲观。他说德国人革命就从来没有成功过，连反叛也注定得失败。德国人信奉的上帝是命令和服从，而不是良知。他管这次谋杀叫军事叛乱，这出血腥闹剧的动机不是出于正义，不是因为纳粹搞大屠杀，而是因为纳粹输掉了这场战争。直到半小时前，我们都一起听了新闻广播。当听到希特勒活着并叫嚣要复仇时，希尔施就走了。他把这台收音机留给了你。”

“此间又有什么新消息了吗？”

“希特勒要演讲，好让人民相信他的获救是天意。”

“他当然会这么解释。有前线部队的消息吗？”

莫伊科夫摇了摇头。“没有，路德维希，战争在继续。”

我点点头。莫伊科夫盯着我说：“你的脸都青了。我跟罗伯特·希尔施已经喝掉一瓶伏特加了。我愿意跟你再喝一瓶。今天这个夜晚，要想不精神崩溃就得喝伏特加。”

我谢绝了。“不，弗拉基米尔，我快累瘫了。这台收音机我想拿到我房间去，那儿有插头吗？”

“你用不着插头，这是台旅行用便携式收音机。”莫伊科夫仍旧盯着我。“别把自己搞疯了，”他说，“好歹也得喝一小口儿。看这儿——”说着他张开他那大巴掌，里面是三粒药。“帮你入睡的。明早醒后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弄清消息的真假。这是一位年事已高的流亡者的忠告，他曾经十次怀抱过类似的希望，却不得不十一次埋葬这些希望。”

“你是说这次希望也不会有任何结果？”

“这我们明天就可以见分晓。希望经常给人带来怪异的同床伴侣。我有这方面的经验——凶手常常变换自己的颜色——这全看他是拥护还是反对你的事业。我早就放弃再做这种游戏了，我宁愿重新信奉摩西十诫。就连摩西十诫也还是有欠完美。”

一位妇人的影子闪了进来。她老得皮肤像揉皱了的灰色薄纸。莫伊科夫站了起来：“您需要什么吗，伯爵夫人？”

那影子匆匆点头。“我的补品，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我的补品没了，这种七月之夜，让人无法入睡！令人想起1915年圣彼得堡的夏夜，可怜的沙皇！”

莫伊科夫递给她一小瓶伏特加。“您的补品在这儿，伯爵夫人。晚安！祝您睡个好觉！”

“我会努力的。”

那影子又闪了出去。那影子穿一件老式的灰色镶花边连衣裙。“她还生活在过去，”莫伊科夫说，“对她而言，时间停留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那以后她就虽生犹死了，不过她没有意识到这点罢了。”他充满关注地望着我说：“最近这三十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路德维希。就这血腥的过去而言，没有什么正义，从来就没有过正义。要想得到正义，得把这世界上一半人斩尽杀绝。请相信我这个老者的话，我曾经也有过和你一样的想法。”

我拿起收音机回到自己房间，窗户开着。床头柜上放着那件中国青铜器，这物件的年代多么久远啊，我想。我把收音机放到它旁边，细心倾听着新闻消息，但新闻的播放毫无规律，中间插入了爵士乐和各类广告，推销威士忌、卫生纸、冷霜膏、汽油，还有夏季大拍卖和豪华墓地，墓地是干燥的沙土地，并且风景秀丽。我试着寻找海外广播电台，英国的或是非洲的，有时几乎马上就要成功了，只听到几句话，然后就是一片沙沙声，犹如大洋上刮起了风暴，地平线尽头突然雷雨交加，或是听上去有点儿像一场战役的回声。我起身来到窗边，外面是七月那繁星似锦的寂静夜空。我再次打开收音机，里面又传出那破锣般的声音，那是政治宣传与悲剧历史的大杂烩，二者已经没有区别。区别只是广告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急促，而新闻越来越差劲。刺杀失败了，军队已经开始逮捕带头闹事者。将军们与将军们对着干，由刽子手组成的党已经挖空心思在想新办法，如何折磨反叛者，缓慢绞死或砍下他们的首级。这一夜上帝经常被呼唤，但他似乎站到了希特勒一边。直到拂晓前我才睡着，心力交瘁。

中午时我听莫伊科夫说，夜里旅馆里有个人死了，是个流亡者，他总是胆怯地躲在自己房间里。他叫西格弗里德·扎尔，死于心肌梗死。尸体已经被运走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你可以住他住过的房间，”莫伊科夫说，“比你的房间大点儿，条件好一些，离浴室更近，价钱一样。”

我拒绝了，莫伊科夫不理解我的举动，我自己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做出这种决定。“你看上去很糟糕，”他说，“看来你不适合服用安眠药。”

“不是那么回事，一般来说我服安眠药没问题。”

他审视着我说：“我像你这把年纪的时候，也惦记着自己复仇的事，放不下个人正义。”他说。“可如今我觉得，这就像是一个孩子在一场毁灭性地震后询问自己那丢失了的皮球似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路德维希？”

“不明白，”我回复道，“但为了你不把我当疯子看，我愿意换到西格弗里德·扎尔住过的房间去住。”

我考虑着是不是该打电话给希尔施。但我突然不愿再谈论有关刺杀的事了。刺杀失败了，一切都没有发生改变。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好谈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