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不能用莫伊科夫装伏特加的瓶子，那种瓶子她肯定能认出来。”

“当然不会用那种瓶子！得用一种简单的、没有标志的瓶子。就像那种海员们扔进大海传递消息用的瓶子。密封的！就用它！我会向莫伊科夫要些密封火漆，他常用那种东西密封他的伏特加。也许他还有古老的西里尔钱币，我可以用来对瓶盖进行密封。这么一来，瓶子看上去就会像是来自约旦河畔的某修道院。你认为这会打动她吗？”

“不会。我认为你应该几个星期不要理她，这或许会更有帮助。”

拉赫曼转过身，他的脸上突然充满绝望的神情。浅蓝色的眼睛犹如一条死黑线鳕的眼球那样向外突出。“等待！我怎么能等待！”他喊道。“我在与时间搏斗！我都五十多岁了！再过几年我就阳痿了！然后怎么办？那时候剩下的就仅仅是令人疯狂的欲望和遗憾，更谈不上满足了！活地狱！难道你不理解这点吗？我这辈子都得到过什么呀？恐惧、贫困与逃亡！唯一的一点儿乐趣也就剩这事了！”他拿出一块手绢。“这乐子也已经没了四分之三了！”他小声说。

“别哭！”我马上说。“哭无济于事，你大概应该多次领教过了嘛。”

“我没哭，”他恼火地回复，“我只想擤鼻涕！感情在我这里都往鼻子上走，不往眼睛上去。我要是会哭，大概在女人那儿能有更多成就。可谁愿意要一个动情时像把大号一样瓮声流鼻涕的罗密欧呢？一流鼻涕我就喘不过气来。”他接连擤了几下鼻涕，然后跛着脚向莫伊科夫的接待台走去。

我拿着那件青铜器回了自己房间。我把它放到窗台上，在越来越弱的光线下观赏它。现在的时辰与在布鲁塞尔博物馆夏天闭馆后，我可以离开自己斗室的时间差不多。

我慢慢转动青铜器，从不同角度审视它。我几乎阅读过这个领域不算丰富的所有文献资料，熟悉许多相关图片。我知道，可以从装饰花纹上的细小缺陷来发现赝品。如果在一件周朝风格的青铜器上出现了汉朝甚至是唐朝或明朝才有的装饰，那么该青铜器的制作年代就要大打折扣。可在这件青铜器上，我没有发现这类缺陷，看来它是出自周朝中期，大约在公元前五六百年。

我躺到床上，把青铜器放到旁边的桌子上。除了垃圾桶的碰撞声，院子里还传来厨房帮工铿锵有力的喊声以及倒垃圾黑人那柔和的男低音嗓音。

我不想睡觉，却依然进入了梦乡。醒来时已是深夜了，过了一会儿我才弄明白自己身处何方。我又看了一眼那件青铜器，瞬间我以为自己又回到了博物馆那间斗室。我坐了起来，呼吸平稳。现在我知道自己做梦了，模模糊糊还能忆起梦见了什么，但我不愿回忆。我站起来，走到大敞着的窗户前。外面是院子，那里摆放着黑黢黢的垃圾桶。我自由了，我对着黑暗说，我小声并执着地重复了几遍，就像我在逃亡中经常做的那样。我感到自己平静了许多，就又端详起面前的青铜器，城市夜色里最后一缕微红色的光映照着它。我突然感到它是有生命的。那铜绿既不是死的，也不像是贴上去的，更不是人为用酸在粗糙的表面上促成的；它是经过千百年时光逐渐生成的。这件青铜器曾被浸在水中，铜绿是水作用的结果，还有融入泥土中的矿物质。从它底部那条清晰的蓝色带状纹路来看，大概还接触过磷化合物，后者可能来自它附近一具千年以上的尸体。这铜绿也像博物馆里那些没经过抛光的周朝青铜器上的铜绿一样有一层微光，这是由其渗透性造成的。这种渗透性不像人工处理过的器物那样吸光，而是令它更滑软，不是平滑，而是更像粗糙的生丝，摸上去也没有凉的感觉。

我把青铜器放到一边，重新坐到床上发愣。我知道自己捉摸所有这些事不外乎是为了避免回忆。我不愿想起在布鲁塞尔最后那个早晨的情景，当时西比勒打开我斗室的门冲了进来，她对我耳语道，她父亲被人抓去审问了，我必须马上逃走，因为不知她父亲会不会受酷刑，也不知他会不会彻底崩溃并供出我。她催着我出门，又把我叫回来，往我口袋里塞了一把钱。“走吧，装成参观者的样子，慢慢走，别跑！”她小声说。“上帝保佑你！”她丝毫没有责备我给她父亲，大概还有她自己带来了不幸，而是说：“走吧！上帝保佑你！”当我急着问谁出卖了她父亲时，她只是小声说：“这已经无关紧要了！趁他们还没有来搜查博物馆，现在马上走！”她匆匆与我吻别并将我推出门外，还在身后小声嘱咐我：“我来收拾房间！快逃！别写信，千万别写！他们会对一切进行监控的。上帝保佑你！”

我慢悠悠地走下楼梯，为的是不引起注意。展厅内没有几个人，根本没人理会我。我穿过马路，回头望了一眼。觉得看到了窗后一张苍白的脸。

我站起来再次走到窗户前，旅馆对面现在已笼罩在黑暗中。只有一扇窗内还亮着灯，窗帘没有拉上，一位男子穿短裤站在一面有镀金镜框的镜子前，他在往自己脸上扑粉。然后他脱掉短裤，赤身裸体地在那儿站了一会儿。他的胸部有文身，但没有胸毛。他穿上一条黑色丝绸花边裤，戴上一个黑色乳罩，然后开始充满爱意地往乳罩里塞卫生纸。我茫然地望着对面，并不清楚那里在发生什么事。我转过身打开顶灯，拉窗帘时我发现对面那间亮着灯的窗户也拉上了窗帘，窗帘是红绸的，而旅馆的窗帘则是棉布的，咖啡色。

我下楼去找莫伊科夫，却找不到，他大概出去了。我坐进那间有丝绒沙发的沙龙，在那儿等他。过了片刻，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哭，哭声不大，起初我没有注意到，但后来哭声还是刺激了我的神经。我走到沙龙后部，看到蜷缩在沙发上的玛丽亚·菲奥拉，沙发旁的花架上摆着一盆观叶植物。

我本想转身走开，因为现在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位咄咄逼人的主儿了。但她已经看到我了。她大睁着眼哭，尽管泪眼婆娑，却没什么能逃得过她的眼睛。“我能够帮助您吗？”我问。

她摇了摇头，像一只想怒叫的母猫那样望着我。

“心情不好？”我问。

“是的，”她说，“心情不好。”

厌世，我想。这种情调属于另一个浪漫的世纪，不属于这个充满大屠杀、酷刑和全面战争的血腥时代。她大概失恋了。“您也许要找莫伊科夫吧？”我说。

她点点头。“他在哪儿？”

“不知道，我也在找他。他八成到各处去送他制作的伏特加了吧。”

“当然。人们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不在。”

“严重失职，”我说，“可惜这种事屡见不鲜。您想与他喝伏特加？”

“我想和他聊聊。他饱经世故！伏特加有什么用？这儿的伏特加在哪儿？”

“也许接待台那儿有一瓶。”

玛丽亚·菲奥拉摇了摇头。“那柜子锁着呢。我已经试过了。”

“他本不该锁柜子的，作为俄国人他应该知道绝望时刻是什么滋味。可那么一来，他那位助手爱尔兰人菲利克斯·奥布赖恩会早就烂醉如泥，会把所有的钥匙都搞混。”

这姑娘站起身，我吃惊地凝视着她。她头上包着一块松软的绸巾，里面的金属卷发夹像左轮手枪的枪筒般支棱着。

“怎么了？”她不解地问。“我看上去像个大怪物吗？”

“这倒不是，但看上去挺危险的，像头上插着武器。”

她一把扯下缠在头上的绸巾，她发间的卷发器是由金属和金属丝制成的，看着就像是小型德国手榴弹。“你是指这个吗？”她问。“我的发型？待会儿别人会给我拍照，所以做了头发。”

“您看上去好像要从所有的管子里向外开火似的。”我说。

她突然笑了。“我希望自己有这种本事。”

“我房间里还有一瓶伏特加，”我说，“我可以去取，杯子这里应有尽有。”

“这是个好主意！您刚才怎么没马上想到呢？”

我那瓶酒还剩了半瓶，是莫伊科夫以成本价卖给我的。我不是孤独的饮酒者，我知道，一个人喝闷酒会越喝越愁。我对那位头上插满“枪管”的姑娘也没有什么过多的期望，但我知道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情况会更糟。我顺手把桌上的那件青铜器放进了柜子里。

我回来时，玛丽亚·菲奥拉已经判若两人。眼泪看不见了，脸擦了粉，收拾得清清爽爽。头发上的卷发夹也摘掉了，披下的头发并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波浪起伏，而是直的，仅仅在颈后有一道波浪。并且头发也没像我起初想象得那样染过，如干草般枯竭，而是天然褐色，带着桃花心木的光泽。

“您怎么喝起伏特加的呢？”她问。“在您的祖国，人们一般不喝这种酒。”

“我知道。在德国，人们平常喝啤酒和烧酒。可我把祖国忘了，我既不喝啤酒，也不喝烧酒。我也不是嗜伏特加酒如命的主儿。可您为什么喝这种酒呢？在意大利，人们一般也不喝这玩意儿。”

“我母亲是俄国人。而且伏特加是唯一一种喝后身上不散发酒精味的饮料。”

“这也是个理由。”我说。

“这对女人来说很重要。您一般喝什么酒呢？”

这是何等愚蠢的聊天啊，我暗想。“有什么喝什么，”我说，“我在法国若有葡萄酒，就喝葡萄酒。”

“法国！”姑娘说。“德国人把法国糟蹋成什么样了！”

“我可没参与。那段时间我正被关在法国一所拘留营里。”

“当然！作为敌人！”

“作为逃避德国人的难民。”我笑道。“您好像忘了，意大利和德国是盟国，他们一起进攻法国。”

“那是墨索里尼干的！我恨他。”

“我也恨！”我说。

“我还恨希特勒！”

“我也恨。”我说，“这么说来我们几乎就是否定派同盟者了。”

姑娘心存疑窦地望着我。“这也不失为看问题的一种方法。”然后她说。

“有时是看问题的唯一方法。不久前莫伊科夫甚至也属于否定派同盟者。德国人占领了他出生的那个村子，把村民全部变成了条顿人。现在这又成了历史。俄国人把村子又夺回去了，他又成了俄国人。用您的话说就是变成了敌人。”

玛丽亚·菲奥拉乐了。“您看问题的方法挺怪的！那实际上我们到底是什么呢？”

“人，”我说，“但大多数人早把这一点忘了。是早晚得死的人，这一点大多数人也忘了。人们最不相信的就是自己的死亡了。再来一杯伏特加？”

“不啦，谢谢！”她站起身边与我握手边说：“我得走了。去干活。”

我目送她离开旅馆。人们听不到她的脚步声，她不是小步疾走，而更像是从丑陋的家具间滑过，丝毫没有碰到任何东西似的。我想，这大概是她当时装模特的职业习惯。现在她又把头巾缠在头上，突然间看上去显得婀娜多姿，但一点儿也不脆弱，可以说带有一种强硬、几乎是危险的优雅。

我放回酒瓶，走上了大街。替补门房菲利克斯·奥布赖恩站在外面，浑身酒气，就像一间下等酒吧散发出的味道。“过得怎么样，菲利克斯？”我问。

他耸了耸肩。“起床，吃饭，干活，睡觉。能有什么区别呢？千篇一律。有时真不知道人为什么要这么继续活着。”

“是的，”我说，“可人还是继续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