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但我以前也在这儿住过，差不多和每个新来的人一样。”

拉赫曼用心怀叵测的眼神望着我，然后就坐到我身旁。“我对住在这儿的一个女人朝思暮想，”他小声说，“你想象一下：一个四十五岁的波多黎各女子，有只跛足，是车祸造成的。她与一个墨西哥籍的皮条客有染，这皮条客愿意以五美元的价格为我们提供方便。我还能出更高的价，但她不愿意。这女人很虔诚，真倒霉！她对他忠诚，他为此揍了她。尽管如此，她还是不愿意。她相信，上帝在云端监视着下界，夜里也在瞧着。我对她说上帝近视眼，早就近视了。毫无用处！可她收了钱！也答应了！她把钱给了拉皮条的，不守信用，还笑。然后再答应。现在我让她折磨得快疯了！毫无希望！”

因为跛腿，拉赫曼有了心理障碍。据说以前他在柏林是个大色鬼。一名党卫军冲锋队队员听说后，把他拖到冲锋队聚会的酒馆，打算把他给阉了，结果被警察阻止——那还是1933年——没干成。拉赫曼只是被打掉了几颗牙，阴囊上留下疤痕，而且一条腿被打断了四处。他的腿恢复得不好，因为医院已经拒绝收治犹太人了。他此后就成了跛子，从而偏爱身体有轻微残疾的女子。只要有结实的丰臀，他都来者不拒。他声称在法国鲁昂[24]认识了一个有三个乳房的女人，那女人成了他的最爱。警察两次在那女人那儿抓到他，并把他驱逐到瑞士，但他坚定不移地第三次回到那女人身边，就像孔雀蛾飞翔数公里去寻找关在铁丝笼中的雌蛾一样。结果，人们把他在鲁昂的监狱里关了四周，然后又被驱逐。他没能再次回到那里，仅仅是因为此间德国人已经侵入法国。希特勒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救了犹太人拉赫曼一命。

“你没有变，库尔特。”我说。

“人从来不会变的，”拉赫曼神色阴郁地说，“人被打趴下的时候会千百次地赌咒发誓，要改变自己，可刚能喘过气来，就忘了自己的誓言。”拉赫曼自己喘了口气。“这到底是英雄行为还是傻瓜举止呢？”

“英雄行为，”我说，“到了我们这个份儿上，就该用最好的形容词和定语来美化自己。”

拉赫曼擦了擦脑门上的汗，他的脑袋长得像海豹。“你也没有变！”他叹了口气，掏出一个用棉纸裹着的小包。“念珠，”他解释道，“我做这种生意。圣人遗物和护身符，还有圣像、塑像和供奉用的蜡烛。我成功地被引荐进了天主教社交圈。”他高举起念珠。“真银和象牙的，教皇亲自祝福过的。你觉得这会打动她吗？”

“哪位教皇祝福过？”

他恼火地盯着我。“庇护！庇护十二世[25]，不是他还能是谁？”

“要是本笃十五世[26]会更好。首先，他已经去世，这会导致升值，就像邮票一样。另外，他不是法西斯分子。”

“你总是开这种愚蠢的玩笑！我把这事儿给忘了！最后一次，在巴黎……”

“打住，”我说，“不要回忆过去！”

“不回忆就不回忆。”拉赫曼犹豫了片刻，还是忍不住要倾诉。他边打开另一个棉纸裹着的小包边说：“耶路撒冷客西马尼园[27]的橄榄枝！绝对原件，有印章和书面证明！她看到这个，一定会动心的，是吧？”他用充满祈求的眼神凝视着我，等待我的回答。

我着迷地看着这些东西。“做这种买卖有赚头吗？”我问。

他突然起了疑心。“刚够糊口的，怎么？你想跟我竞争吗？”

“只是好奇而已，没别的意思，库尔特。”

他看了一眼表。“十一点钟我得去接她。祝我好运吧！”他站起来，整理了一下领带，一瘸一拐地向楼上走去，然后又转过身忧伤地说：“我有什么办法呢！谁让我是天生的情种呢！真是苦不堪言，我早晚得为情而死。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值得人眷恋的呢？”

我合上语法书，向后靠坐在沙发上。从我坐的位置可以看到一段街景。旅馆门开着，天气很热，外面一盏弧光灯的光线一直照到入口处的柜台，然后消失在楼梯的昏暗中。对面的镜子中有一缕惨淡的灰色，它徒劳地想变成银色，我心不在焉地望着镜面。由于镜子的反光，红丝绒沙发椅几乎呈紫色，瞬间，上面的污迹看上去仿佛是干了的血迹。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这种痕迹？血，已经干了的血，是在一间斗室中，窗外残阳如血，将室内的一切都怪异地反衬得色彩全无，只剩下一片毫无质地的灰、黑以及这种黑暗的紫红。倒在地上的是扭曲的遍体鳞伤的躯体，窗前一张脸突然转过来，一半被夕阳斜照着，另一半仍旧笼罩在阴影中。一个带鼻音的高嗓门厌倦地说：“继续！带下一个进来！”

我迅速站起身，重新打开顶灯并环视四周。冠状吊灯的微弱灯光现在又像灰黄色的雨点一样照射到椅子和丝绒沙发上，勃艮第葡萄酒色的沙发像从前一样丑陋。没有血。我往镜子里望去，只看到接待柜台那幽暗与扭曲的画面，别无他物。

“不，”我大声说，“不！不是这里！”

我向门口走去。站在柜台后面的莫伊科夫抬头看见了我。“我们要不要下一盘棋？”

我摇了摇头。“待会儿。现在我想出去走走，看看纽约的商店和灯光。欧洲每逢这个时辰都一片漆黑，如同在煤窑里。”

莫伊科夫满腹狐疑地看着我，然后摇了摇他那大脑袋。“您可千万别跟女人搭讪，”他说，“她会叫警察的。纽约不是巴黎。欧洲人一般不知道这点。”

我站住了。“难道纽约没有妓女吗？”

莫伊科夫脸上的褶子变深了。“妓女不上街，警察看见她们会赶。”

“那么在妓院里呢？”

“那儿警察也赶她们。”

“那美国人如何繁殖自己呢？”

“通过世俗婚姻，这种婚姻还受到强大无比的妇女协会的保护。”

这是我没有料到的。看来人们在纽约迫害妓女就像在欧洲迫害流亡者一样。“我会小心的，”我说，“再说我的英语还没有好到能跟女人搭讪的程度。”

我来到街上，眼前的街道虽然被灯光照得如同白昼，却索然无味。这个钟点在法国正是妓女们穿着高跟鞋招摇过市的时候，或者是她们风情万种地站在防空式路灯那幽暗的蓝光中。她们是非常坚韧的一类人，连盖世太保都不怕。她们也是孤独流亡者的露水伴侣，如果这些流亡者忍受不住寂寞，身边又有一点儿钱的话，就可以很快买到一小时平淡的柔情。我望着那些堆满了火腿、香肠、菠萝和奶酪的精美食品店。别了，我想，你们这些巴黎的夜间性伴侣！我今后恐怕只能手淫、过僧侣般的禁欲生活了！

我站在一家商店前，店里挂着一块纸牌子，上面写着：热Pastrami [28]。这是家精品美食店，尽管已经是半夜，还开着门。纽约好像就没有法定的打烊时间。

“来一份热Pastrami。”我说。

“放黑麦面包片上？”售货员指了指一种黑麦面包。

我点了点头。“来条黄瓜。”我指了指一种芥末腌黄瓜。

售货员把盘子递给我，我坐上吧台高脚凳吃了起来。我不知道什么是Pastrami，原来是热的罐头牛肉，很可口。这些天我吃什么都香极了，我总是饿，总有好胃口。埃利斯岛上的伙食有种独特的味道，人们传说里面放了苏打，是为了抑制性欲。

除了我，吧台边还坐着一位美女。她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脸就像是大理石雕塑出来的。打了蜡的头发让她看上去仿佛埃及的斯芬克斯。她化了很浓的妆，要是在巴黎，人们会把她当成妓女，只有妓女才这么浓妆艳抹。

我想起希尔施，下午我去过他那儿。“你需要一个女人，”他说，“尽快！你一个人已经太长时间了。最好找个女流亡者，她能理解你。你也能跟她谈得到一块儿。可以说德语或法语，甚至英语也行。孤独是一种傲慢而可怕的病，我们已经尝够了它的苦头。”

“找个美国女人如何？”

“暂时先别找，几年以后也许可以找。别给自己找不必要的麻烦，你的烦心事已经够多了。”

我又要了一份巧克力冰激凌。两个同性恋者牵着一条杏黄色的哈巴狗进来买香烟和莎莉雪藏蛋糕[29]。我想真滑稽，大家都以为我会猴急地冲向女人，而我则根本没有这种欲望。大街上不同寻常的灯光倒还令我更为兴奋。

我慢吞吞地走回旅馆。

“一无所获？”莫伊科夫问。

“我根本没有寻找什么。”

“那更好。那我们就可以安安静静地下盘棋了。还是您累了？”

我摇摇头。“自由了就不会轻易觉得累了。”

“或者正因为自由了，才会觉得累。”莫伊科夫反驳说。“一般流亡者来到这里后都会累瘫的，经常会睡几天几夜。我想是彻底安全后的精疲力竭。您不是这样吗？”

“不。至少我还没有感觉到累。”

“也许稍后会感到的，疲倦感肯定会来的。”

“好。”

莫伊科夫去取棋子。“拉赫曼走了吗？”我问。

“还没有。他仍旧在他心仪的女人那儿。”

“您认为他今天会如愿以偿吗？”

“怎么会呢？她会和他与那位墨西哥人一起去吃饭，让他付账。他一直是这样吗？”

“据他说不是，他说自己自从跛腿后就有了心理障碍。”

莫伊科夫点了点头。“也许吧，”他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您难以想象，上了年纪，很多事情都无所谓了。”

“您在这里多长时间了？”

“二十年了。”

我看见有个人影跨门而入。是个上身稍微有些前倾的年轻女子，瘦长脸。她面色苍白，有双明亮的灰眼睛，头发红褐色，看上去像染过似的。“玛丽亚！”莫伊科夫惊讶地脱口而出，站起身问道：“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

我也站了起来。莫伊科夫吻了吻这位姑娘的两颊。她个子比我矮一些，穿着一身紧贴在身上的套装。她说话有些仓促，声音沙哑，铿锵有力。她没有注意到我。“来杯伏特加？”莫伊科夫问。“或是威士忌？”

“伏特加吧。不过只要一点点！我还得上路，去拍照。”

“这么晚了还拍照？”

“摄影师只有这么晚才有时间。给衣帽拍广告。小帽子，小得不能再小了。”

我看到她本人就戴着一顶帽子，更确切地说是一顶小便帽，黑色，斜压在头上，几乎看不出来。

莫伊科夫去拿酒。“您不是美国人吧？”这位姑娘问我。她与莫伊科夫刚才说的是法语。

“不是，我是德国人。”

“我恨德国人。”她说。

“我也恨。”我回复道。

她吃惊地盯着我。“我不是这个意思！”她迅速解释说。“不是恨具体什么人！”

“我也不恨具体什么人。”

“您得理解：现在正打仗。”

“是的，”我冷漠地回答，“我也知道，现在在打仗。”

我因自己的国籍受到辱骂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时在法国这曾是家常便饭。战争是进行简单归纳的大好时光。

莫伊科夫拿来一瓶酒和三个小酒杯。

“别给我倒。”我说。

“您生气了？”姑娘问道。

“没有，我只是什么都不想喝。我希望这不会也影响到你们的情绪。”

莫伊科夫会心一笑。“干，玛丽亚！”他边说边举起酒杯。

“酒是神仙给我们的馈赠！”姑娘说罢一仰脖就把自己那杯干了，活像一匹小马驹。

莫伊科夫举起酒瓶。“杯子很小，再来一杯？”

“谢了，弗拉基米尔。够了，我得走了。再见！”

她也伸手与我告别。“再见，先生。”

她握手用力之大超过了我的预料。“再见，女士。”

莫伊科夫把她送到门外，回来后问道：“她惹你生气了？”

“没有，是我自找的。我本可以说自己拿的是奥地利护照。”

“别想太多。她没别的意思，只是有口无心。一开始她几乎令每个人恼火。”

“真的吗？”我不快地问。“其实要想让每个人恼火她还不够漂亮吧。”

莫伊科夫眨了眨眼。“她今天情绪不好。认识她时间久了，就能发现她身上的优点。”

“她是意大利人吗？”

“我想是吧。她叫玛丽亚·菲奥拉。像这里的许多人那样是个混血儿，母亲是西班牙或是俄国犹太人。她是摄影模特儿，以前在这儿住过。”

“像拉赫曼一样。”我说。

“像拉赫曼，像希尔施，像勒文施泰因和许多其他人那样。”莫伊科夫回复道。“这里是一所便宜的国际荒漠商旅客栈，比流亡者初来乍到住的各国犹太人隔离区要高一个档次。”

“犹太人隔离区？这儿也有这种地方？”

“不过是人们这么叫罢了。许多流亡者更喜欢和同胞们住在一起。过一阵子他们的孩子们就向往搬出去了。”

“这儿也有德国犹太人隔离区？”

“当然，在约克镇。就是八十六街和兴登堡[30]咖啡馆周围的那个区。”

“什么？兴登堡？在战争时期还起这么个名？”

莫伊科夫点了点头。“德国侨民往往比纳粹还坏。”

“流亡者呢？”

“有些也住在那里。”

有脚步声沿楼梯而下，我听出拉赫曼跛行的脚步声。接着我听到一个女人低沉的说话声，非常悦耳，这肯定是那个波多黎各女人。她走在拉赫曼前面，根本不管他是否跟得上。我没有看出来她一只脚有毛病，她只跟走在自己身边的那位墨西哥男子交谈。

“可怜的拉赫曼！”这群人消失后我说。

“可怜？”莫伊科夫反驳道。“为什么说他可怜？他不是有虽然还没得到、却想得到的东西吗？”

“能永远保持这样吗？”我问。

“真正可怜的是心死。您现在想喝杯刚才拒绝过的伏特加吗？”

我点了点头。莫伊科夫给我斟了一杯酒。我认为他赠送伏特加十分慷慨，他的饮酒方式也很特别。那小酒杯完全消失在他的大手之中，他不一口闷，而是慢慢地品。他喝酒时人们几乎看不到他的酒杯，喝完后他小心翼翼地把空酒杯放到桌上。人们看不见他是怎么喝的。过后他重新睁开眼睛，他的眼睛好像瞬间失去了眼睑，宛如一只很老的鹦鹉的眼睛。

“现在下盘棋如何？”他问。

“好的。”我回复道。

莫伊科夫摆上棋子。“下棋的妙处就在于它是完全中立的，”他解释说，“没有那些深藏不露的可恶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