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国有可能因此而开战前就死了。”老汉回答道。“那还是比较人道的时候，德国还没有吞并奥地利。”他又抱歉地补充说：“这事要是发生在后来，人们自然就会像杀死湿漉漉的猫一样把母子俩都干掉。”

我看见沃森从办公室走了出来。他身穿浅色格子西服套装，在出口处挤成一团的流亡者中间鹤立鸡群。我飞快地向他走去，心脏突然间怦怦直跳。沃森挥了挥我的护照，“您很走运，”他解释说，“有个女人似乎要生小孩，核审员们昏了头。这是您的签证。”

我接过了护照，双手直抖。“给了多长时间？”我问。

沃森笑了。“本来他们只想给您四个星期的过境签证，结果现在给了您两个月的旅游签证。您应该感谢那位正在经历阵痛的待产妇。我想，他们是想尽快摆脱她和我。已经为那个女人要了摩托艇，送她去医院。我们可以搭她的艇一起走。您瞧，还行吧？”沃森用力地拍了拍我的后背。

“我现在自由了？”

“那还用说！下两个月您是自由的。接下来我们得采取新的措施。”

“两个月！”我说。“那简直就是一种永恒！”

沃森摇了摇他那雄狮般的脑袋。“不是永恒！两个月！我们最好马上就开始考虑下一步的对策。”

“等我到了对岸再说，”我说，“不必现在！”

“好吧！但您不要拖太久。还有几笔我们为您垫付的费用您得缴，交通费、签证费和一些别的零星费用，一共是五十美元。我们最好立刻结清。您欠我们的律师费余额可以等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再付。”

“还差多少？”

“一百美元。很便宜，我们不宰人。”

我没有搭腔。突然间，我只想尽快走出这个大厅，离开埃利斯岛！我害怕通往核审员办公室的门最后一刻还会打开，他们还可能把我叫回去。我飞快地掏出自己那瘪瘪的钱包，拿出五十美元给了沃森。现在算确切数目我还有九十九美元，此外还欠了一百美元债。我匆匆地想，也许这些律师的债务我永远还不清了。然而这也无所谓了，一股令人战栗而焦躁不安的浪潮淹没了一切。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我问。

穿红色丝绒上衣的女人笑了。“等到孩子生下来，还要好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啊！可里面那些人不知道这一点，那些核审员们！他们什么都知道，却偏偏不知道这事！我可不想给他们启蒙。每个在这儿出生的小畜生对别人来说都是一种希望。对吗？”

“对。”我说。我看见两个人架着那个要生孩子的女人走了过来。“我们可以一起走了吧？”我问沃森。

他点了点头。穿丝绒上衣的女人和我握了握手，那位老汉也走过来祝贺我。我们向外走去。在大门口，我必须出示护照，警察看过后立刻把护照还给了我。“祝你好运！”他边说边和我握手。有生以来，这是第一次有警察和我握手并祝我好运。这对我产生了神奇的效力——现在我才相信自己确实是自由了。

我们被塞进一艘看上去像小型救生艇的摩托艇。那位孕妇躺在摩托艇尾部，左右各有一名看守。沃森、我和其他几位被释放的人待在艇的前面。轰鸣的马达和周围船只的汽笛声盖过了那位孕妇的呻吟。风和阳光从四面八方投向摩托艇，带来不稳定的反射，以致令人觉得小艇似乎漂浮在水天之间。我无暇四顾，只是紧紧摸着兜里的护照。曼哈顿的摩天大楼巨人般直耸入云。整个行程只用了几分钟。

小艇靠岸时，一位被释放者激动得热泪盈眶。那是一名男子，双腿细长，戴一顶老式绿色毡帽，胡须在颤抖，他跪了下去，莫名其妙地举起了双手。在正午的强烈阳光下，他看上去既感人又可笑。他的妻子是位矮小的老妇人，饱经沧桑，面色黄褐，她气恼地一把拉起了丈夫。“你把西服弄脏了！你只有一套西服！”

“我们到美国了！”他喃喃自语。

“是，我们到美国了，”她尖声回复道，“可约瑟夫在哪儿？萨慕埃尔呢？他们在哪儿？米尔雅姆又在哪儿？他们都在哪儿？我们到了美国，”她重复道，“可其他人都在哪儿啊？站起来，注意别把西服弄脏了！”她用那双死甲壳虫般毫无生气的眼睛依次扫视了所有人。“我们到了美国！可其他人在哪儿？孩子们在哪儿？”

“她说什么？”沃森问。

“她很高兴到了美国。”

“这我相信。这里是应许之地。您也高兴，对吗？”

“很高兴！十分感谢您的帮助。”

我望了望四周。马路上似乎正在进行汽车大战，我还从未同时看到过这么多辆汽车。欧洲开战以后马路上很少看得见汽车，因为那里几乎找不到汽油。“这儿怎么看不见士兵呢？”我问。

“士兵？为什么？”

“美国不是参战了嘛！”

沃森咧嘴微笑。“战争在欧洲和太平洋进行，”他慷慨地解释道，“不在这儿。美国本土没有战争，这里只有和平。”

一时间我竟然忘了，没错，敌人在世界的另一边。这儿没有国境线需要保卫，这儿没有枪战。这儿也没有废墟，没有炸弹，没有毁灭。“和平。”我说。

“与欧洲完全两样，是吧？”沃森骄傲地问。

我点了点头。“截然不同。”我说。

沃森指着一条侧街说：“那儿有一个出租车站。对面则是一个汽车站。您不想步行吧？”“想啊！我愿意走走。我被关的时间太长了。”

“噢，是这么回事！那就悉听尊便吧。此外，您在纽约也不会迷路。几乎所有的街道都是有编号的，很方便。”

由于我的英语知识有限，我走在纽约大街上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大约五岁的小男孩。我在令人亢奋的喧闹的生活之流中穿行，到处五光十色，扑面而来的是喧嚣、话语、车辆、欢笑和呼喊，这一切虽然还与我无关，但它们像风暴一样盲目地冲击着我的感官。我只知道这是喧嚣，却不明白它的意义，就像我只知道光，却不再知道它是如何产生的，也不知道它的作用。我穿行一座城市，这里的每个人看上去都像是一个不知名的普罗米修斯，他正在以一种陌生的方式做着熟悉的手势，而他使用的语言又是我根本不懂的。因为我不能掌握这种语言，所以这一切都可能有我不理解的多种含义。这与欧洲各国截然不同，那里只有唯一一种我明白的意思。我觉得自己犹如行走于一个巨大的圆形舞台上，周围的行人、侍者、司机和售货员彼此在上演一出费解的戏剧，我既置身于这部戏的中心，同时却又被排除在外，因为我不明其意。我领会到，这将是个绝不会再重复的一次性瞬间。明天我就会参与其中，其实今天就得参与。一旦我到了那家旅馆，就必须重新开始与各种现象展开战斗：屈服、造假、讲价以及一大堆半真半假的谎言，我的生活就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可眼下，在这个瞬间，这座城市还没有接纳我，它展现给我的面孔是粗暴、喧闹、陌生与疏离，所以它也是清晰、客观和强大的，同时它像用金银丝编织的饰物那般透明，犹如一个发光的巨大圣体匣[17]。在此重大转折关头，我觉得似乎时间也停顿了一分钟，这时一切都有可能，什么抉择都可以做出，万事万物都失去了重力和方向，好像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无论他是否选择了沉沦。

我悠哉游哉地穿行于这座喧闹的城市，置身其中，却又似乎对它视而不见。长期以来，我满脑子都想着一个最原始的问题，即如何活下来，因此而导致对另一种生活的漠然，也成为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这是一种不顾一切的求生本能，就像一艘轮船在沉没之前因恐惧而产生的唯一愿望：不能丧命。可眼下，在这个奇怪的时刻，我感到生活可能会重新开始，它像扇面一样再次打开。生活将会重新拥有未来，尽管未来的期限还如此短暂，随着未来，过去也会重现，带着它那股血腥和坟茔的气息。我模糊地感到，我所经历的过去会轻易地置我于死地，但现在我不想咀嚼它了，起码不在此刻：眼下我看见的是店铺那反光的橱窗，呼吸的是自由那带着野性的气息。中午时分，街上到处是熙熙攘攘的陌生人潮，无名的喧嚣和贪婪，艳阳普照。此刻，我仿佛是一名非法的流浪者，正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这一瞬间我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世界。这情景类似于我置身于一部电影中，这部电影的声音与画面对不上号，它产生的远远不是一般那种令人惊讶的魔力，那种通过光、色、不解以及因为不解而生发的一种幼稚的安全错觉。我觉得似乎生活本身想要重新接纳我，此前它迫于无奈，曾很长时间把我隔离在坚果似的硬壳中。现在它呼唤我，向我提出问题，打开了我的眼界，它让我产生了洞察力，它让我越过回忆的泥沼看到了一线难以捕捉的希望。难道有这等事吗？我边思索边呆呆地望着一家正在开门营业的大店铺，里面到处是闪闪发光的镀铬游戏机，店里彩灯闪烁，游戏机叮当作响——这一切都是真的吗？难道一切不是都已经枯萎和死绝了吗？幸存还会转变成继续生存和生活吗？有从头开始这种事吗？从头，就像有待我去学习的语言那样，既陌生又充满一切可能性，等着我去领会？我可以重新开始而不用出卖他人，不用再次杀害那些无法被遗忘的死者吗？

我继续向前走着，不是按照街名而是根据街道编号。待我找到位于偏僻地段的劳施旅馆时，街道已经变得狭窄而肮脏了。门的周围镶嵌着假大理石，有一块还裂了缝。我走进门站住了，因为街上的光线太强烈，所以进门后我仅仅能辨认出一个柜台、几把丝绒沙发和一张摇椅。有个熊一样的黑影立刻从摇椅上站了起来。“您是路德维希·佐默？”那只“熊”用法语问道。

“是我，”我惊讶地回复，“您怎么知道是我？”

“罗伯特·希尔施告诉我们您这几天会来的。我叫弗拉基米尔·莫伊科夫，是这儿的经理、领班兼打杂。”

“幸亏您说法语！否则我就要像条死鱼似的张不开嘴了。”

莫伊科夫与我握了握手。“据说鱼在水中是交际能手，”他解释道，“它们什么都会，就是不会沉默。这是最新的科学研究证明的。您也可以跟我说德语。”

“您是德国人？”

莫伊科夫的宽脸上涌现出许多褶子。“不是。我从许多场革命中侥幸活了下来，现在我是美国人。从前我曾经是捷克人、俄国人、波兰人、奥地利人，全看我母亲出生的那个小地方被谁占领着。在被占领期间，我甚至曾经是德国人。您看上去很渴，来杯伏特加？”

我犹豫着，想到我那总数在减少的钱。“您这儿房价是多少？”我问。

“最便宜的两美元一宿，当然只是个蜗居了。”莫伊科夫朝挂钥匙的地方走去。“条件算不上奢华，但在同一层走廊里有浴室。”

“我要一间。按月租是不是便宜些？”

“五十美元，预付四十五美元。”

“行。”

莫伊科夫微笑时像只老狒狒。“签约后得喝杯伏特加庆祝一下，旅馆免费赠送的。这是我自己制作的，味道不错。”

“我们在瑞士造过这酒，用黑醋栗花蕾果酒和酒精掺兑，各百分之五十，再加些糖。”我回答说。“一位药剂师为我们提供酒精。这样我们的伏特加就比最便宜的烧酒还便宜。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1942年的冬天。”

“在狱中？”

“在贝林佐纳[18]的监狱里。可惜只待了一个星期，因为非法越境。”

“黑醋栗花蕾，”莫伊科夫感兴趣地念叨着，“好主意！可在纽约上哪儿去弄这玩意儿呢？”

“这种味道几乎喝不出来，”我回答道，“主意是一个白俄人想出来的。您这伏特加味道真好。”

“听您这么说我很高兴。您下棋吗？”

“下监狱棋，不下竞技棋。就是流亡者下的那种棋，为了转移注意力。”

莫伊科夫点了点头。“还有一种语言棋，”他说，“这儿的人常下。下棋可以让人抽象地集中注意力，所以可以用来很好地复习英语语法。现在我带您去看看您的房间。”

斗室很小，光照不足，窗子朝向内院。我付了四十五美元，放下自己的箱子。屋里有铸铁的顶灯和一个绿色的小台灯。我试了试灯亮不亮，这里可以整夜开着灯，这让我安心。自从在布鲁塞尔那家博物馆待过以后，我就厌恶在漆黑的地方睡觉。然后我看了看自己剩下的那点儿钱，我不知道在纽约靠四十九美元可以过多久，但我并不为此担忧，过去我经常身边的钱还不到这个数目的几分之一。只要活着，就不会满盘皆输，这是死去的佐默去世前对我说的，我现在用的就是他的护照。真奇怪，这句话同时既可以是错误的，也可以是正确的。

“这儿有一封罗伯特·希尔施的信，”当我重新来到楼下时，莫伊科夫对我说，“他不知道您到底什么时候能到。您最好晚上去找他，白天他工作，这儿几乎人人都得工作。”

工作，我思索着。合法的工作，这多么幸福啊！要是能有工作该多好！我只熟悉那种偷偷摸摸打黑工的滋味，总是惧怕让警察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