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

我点了点头。

“您看上去可不怎么像犹太人。”莱文说。

“可能吧。难道您认为希特勒、戈培尔[9]、希姆莱[10]和赫斯[11]看上去就特别像雅利安人吗？”

莱文又沙哑地大笑起来。“不像，确实不像！这也无所谓。如果您不是犹太人，何必要说自己是呢？特别是在如今这种情况下！对吧？”

“可能对吧。”

“您在德国集中营待过吗？”

“待过，”我不情愿地说，“四个月。”

“您有相关证明吗？”莱文有些贪婪地问道。

“没有证明。我被释放，后来就逃亡了。”

“真可惜！我们现在其实挺需要这类证明材料的。”

我注视着他，我明白他的意思。但赤裸裸地用这种东西做交易令我反感。做交易那种经历实在是太可怕了，可怕得我自己要费很大力气才能让它们沉淀下去。不是忘却它们，而是在我用不着它们的时候，仅仅在自己的内心抹去它们的痕迹。我不是指现在在埃利斯岛，而是指在德国。

莱文打开公文包，掏出几张纸，说：“我这里还有一些资料，是希尔施先生给我的，是一些认识您的人提供的证明和说明。已经全部公证过了，为了方便，是我的合作伙伴沃森公证的。您不想也看看吗？”

我摇了摇头。这类声明我在巴黎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罗伯特·希尔施搞这些可谓行家里手。现在我不想看这些东西。我有些奇怪地感到，尽管这一天福星高照，似乎我还是应该给机遇留出足够的空间。流亡者大概马上就能明白我的意思。那些一直必须为百分之一的机遇而奋斗的人，也因此不在乎多等待幸运一会儿。想给莱文讲清楚这些，那是白费力气。

律师踌躇满志地把这些材料又放回包里。“现在我们还得为您找到什么人出具一份担保书，保证您在美国逗留期间不会成为国家的负担。您在这儿有认识的人吗？”

“没有。”

“也许罗伯特·希尔施认识什么人？”

“这我不知道。”

“他肯定能找到的，”莱文信心十足地说，“在这种事上他很有办法。到纽约后您住什么地方？希尔施建议您住劳施旅馆，他以前也在那儿住过。”

我沉默了片刻。“莱文先生，”我说，“您是说，我确实能离开这里？”

“怎么不能呢？我不是就为这事来的嘛。”

“您确实相信我能出去？”

“当然。难道您不相信吗？”

我把眼睛闭上了一会儿。“是的，我也相信。”

“这不就得了。永远别放弃希望！还是流亡者都不是这样？”

我摇了摇头。

“您看这就对了！永不言弃——这是美国一个古老而有益的原则！您明白吗？”

我点了点头。我懒得向这个不谙世事、只会背法律条文的小子解释“希望”是多么具有破坏力。它可以吞噬一颗脆弱之心的抵抗力，就像一名濒临失败的拳击手，那些没有击中目标的出拳会耗尽他的最后气力。我见过的死于希望破灭的人，要远远多于像刺猬那样蜷缩着听天由命的人，后者的全部注意力都仅仅放在存活下去上，所以无暇他顾。

莱文合上公文包。“我现在把这些材料存放到核审员那儿。过几天我再来。振作起来！事情会办成的。”他四面嗅了嗅说：“这里的气味真难闻！就像在一家没有好好消毒的医院。”

“那是贫穷、官僚机构和绝望的气味。”我说。

莱文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绝望，”他嘲讽地问，“它也能散发气味吗？”

“您要是不知道这一点，那可真是个有福之人。”我回敬道。“哎哟，您对幸福这一概念的见解可够深刻的。”

我没接他的话茬。不深刻地讲是无法向他解释清楚幸福这一概念的，甚至活下去的秘密就在于此。莱文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大手与我告别。我本想问问他办这事一共得花多少钱，但我忍住没问。人很容易就会因为问题太多而乱了大谋。希尔施派他来了，这就够了。

我站起身来，目送律师离去。对他那句事情会办成的诺言，我还是不太相信。这方面我的负面经验太多，常常上当受骗。尽管如此，我仍感到内心一阵激动，而且越来越激动，激动得要失控。这不光是因为想到罗伯特·希尔施在纽约，他还活着——还有别的原因——这就是一种绝望的希望，几分钟之前我还抵抗过它，并用不幸的傲慢将它驱走。现在它突然悄声而至，在此刻跳了起来，一种迷茫的、无理的、野性的希望，一种几乎没有目标的匿名的希望，这不过是对一种模糊的自由的向往。但是这种自由的目的何在？它将把我引向何方？我要这自由又有何用？我不得而知。这是一种莫名的希望，在我内心中，我所诉求的这种希望并没有拔高我自己，在这种原始的求生本能中，这种希望已经几乎与我本人没有什么干系了。我的听天由命哪儿去了？我的不信任哪儿去了？我那可怜可叹地营造出的人为优越感哪儿去了？这一切我都不复知道。

我转过身看到刚才痛哭的那位妇女。她手上现在牵着一个红头发的孩子，孩子在吃一根香蕉。

“他们对您做了什么？”我问。

“他们不想让我的孩子入境。”她小声说。

“为什么？”

“他们说，孩子……”她犹豫着，“孩子脑子有些慢。”然后她忙解释说：“可这孩子肯定能康复！在我们经历了所有这一切之后！他不是傻子！他只是有点儿迟钝！他会恢复的！他们必须给他时间！他不是精神病！可里面那些人不相信啊！”

“有医生在场吗？”

“我不知道。”

“您必须要求医生到场，一位专科医生。他会帮助您的。”

“我怎么请得起专科医生？”这位妇女喃喃自语道。“我很穷。”

“您得申请，在这儿是可以申请此事的。”

小男孩吃完香蕉后把香蕉皮理顺，然后放进了裤兜里。

“他很注意整洁，”母亲小声说，“您看他办事多么井井有条啊！他怎么可能疯癫呢？”

我凝视着小男孩，他好像没有听母亲在说什么。他的下嘴唇向下耷拉着，他在搔自己那发亮的头发。阳光照射到他的眼睛上，眼睛看上去像玻璃假眼。“为什么他们不想让他入境？”母亲嘀咕着。“他就是比别人更可怜嘛。”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他们允许许多人入境，”我最后说，“几乎所有的人。每天早晨都有人被释放，您得有耐心。”

我说这话的时候十分蔑视自己。我感到自己这么做的时候，真想从这位母亲眼前逃走，她在困境中仰视着我，就好像我真能给她出什么主意似的。我没主意。我尴尬地从兜里掏出点儿钱，塞到那个看上去有些自闭的男孩手中。“拿着，去买点儿什么吧！”

这是流亡者的一种古老迷信，试图用一种愚蠢的姿态来贿赂命运。我立刻感到羞愧。我想，这是在用几个硬币的人道来换自己的自由。还有什么？难道希望那腐败的孪生姐妹——恐惧，也随之一道前来了？还有它那更加谄媚的女儿——怯懦？

这一夜我睡得很不踏实。我在窗前站立良久，边观看窗外北面的纽约城闪烁的灯火，边回忆自己那穷途潦倒的一生。拂晓时一位老先生昏倒了，激动的人影在他床边忙来忙去。有人在找硝酸甘油，老人把他的药盒弄丢了。“他可不能病啊，”家属们小声说，“那可就全完了！明早他必须得站起来！”他们没找到药盒，然而一个留着长胡子的忧郁的土耳其人帮助了他们。早晨，老人又能步履蹒跚地走进公共活动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