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估计错了。那个年轻的美国人，十点整来找我们。我宿醉未醒，而海伦却不愿意去。天正在下雨。难民的队伍，照例已经排好在了领事馆外面。那真像是一场梦。人群在我们前面分开，如同红海在逃离法老的犹太人前面分开一样。美国人的绿色护照是打开一切门户的金钥匙。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当我们把情况向那个年轻人解释清楚以后，他便十分漫不经心地宣称，他愿意为我们担保。这话听上去有点荒唐，他还那么年轻。在我看来，替我担保，他总得比我年纪大些吧。我们在领事馆大约花了一小时左右。几个星期之前，我曾经提出过一个申请，说明我们为什么处境很危险。通过瑞士的中间人——这可让我招来了无穷的麻烦——我已经接到信件，证明我确曾在德国集中营里关过。我还提出证明，说是格奥尔格正在寻找我们两个人，要把我们带回德国去。他们叫我过一个星期再来。一到外面，那个美国人便同我握手。‘遇到你很好。这儿——’他掏出一张名片。‘你到了那边，请打个电话给我。’

“他挥了挥手，准备离开了。‘可是，万一变卦了怎么办？如果我需要你呢？’我问。

“‘怎么会变卦呢？一切都解决了。’他笑了起来。‘我父亲是个相当知名的人士。我听说明天有条船要到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去。我想在我回国之前到那边去迅速转一转。谁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再到这儿来呢？眼下，我还是尽可能地多看看。’

“他一溜烟走了。六七个难民把我团团围住，向我打听他的姓名和住址。他们猜到了刚才发生的事，也想插手进来捞一点好处。当我告诉他们，我不知道他住在马赛什么地方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些十分难听的字眼来骂我。我是真的不知道。我拿给他们看一张有着他在美国住址的名片。他们便把它抄了下来。我告诉他们，这个没有用，那个人就要到奥兰去了。他们说，他们会在他的轮船开出以前，到码头上去等他。我动身回家，心里很乱。说不定我把名片拿给他们看了，就把一切事情都毁了，可是张皇失措已经使我丧失了理智。不过无论如何，等我越来越确信做得不对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整个事情毫无希望了。

“我把这一切经过都跟海伦讲了。她微微一笑。那天晚上，她非常温柔。我们从一个转租人那里租了一间小屋子——你知道这些地址都是口口相传听来的。我们答应代为照管的那只绿色金丝雀，在铁丝鸟笼里叫得好像发了疯，一直没有个休歇。偶尔有一只猫，从附近的屋顶上跳进来，蹲在窗台上，用一双黄橙橙的眼睛贪婪地瞅着这只鸟。天气很凉，可是海伦要让窗子打开着。每逢她感到疼痛的时候，总是这样做的。

“这房子一直到夜半更深才算清静下来。‘你还记得那座小别墅吗？’海伦问。

“‘我记得，却仿佛是人家告诉我似的，’我说，‘好像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别人在那儿住过一般。’

“她瞧着我。‘情况也许就是这样，’她说，‘每一个人，他心里总有好几个人。个个都不一样。有时候，其中的一个独行其是，主宰了一会儿工夫。随后你又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你从来不认识的人。可是我们已经回来了。’她朝我转过脸，露出一种催促的神色。‘不是吗？’

“‘我心里从来没有什么不同的几个人，’我说，‘我总是一成不变的这副老样子。’

“她使劲地直摇头。‘你错了！总有一天你会发现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忘了它吧。瞧窗台上的那只猫。还有那只傻头傻脑的鸟。一点危险都没发觉。那个自得其乐的受骗者！’

“‘那猫永远抓不到它。它在笼子里可挺安全呢。’

“海伦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在笼子里可挺安全呢，’她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谁愿意被安全地关在笼子里啊？’

“将近早晨，我们醒来了。看门人又是叫，又是骂。我把衣服统统穿好，准备逃跑，开出门去，却不见什么警察的踪影。‘血！’那个女人尖叫着。‘她难道不能用别的办法来解决吗？乱七八糟！现在，我们只好去找警察了。这原来就是好心的下场。人家就利用你的好心嘛。还有她欠我的那五个星期的房租！’

“别的房客聚集在门廊那灰蒙蒙的光里，朝我们隔壁那间屋子里张望。有个六十岁的女人，割断腕关节上的静脉自杀了。血顺着她的床边流下来。‘找个医生去。’拉赫曼说。他是从法兰克福逃来的难民，在马赛靠贩卖念珠和圣像过活。

“‘医生！’看门人气呼呼地说。‘她死了都快几个小时了。你难道看不出来？让你们大家住进来，竟然会落到这样一个结果。现在，我们就要找警察去。他们会把你们一大批人抓走，反正不干我的事。还有那张床——我怎么把它弄干净啊？’

“‘我们会把它弄干净的，’拉赫曼说，‘可是，不要去把警察找来。’

“‘还有她的房租呢？她的房租怎么办？’

“‘我们来筹集，’一个穿着红色和服晨衣的老妇人说，‘我们还能去别的什么地方呢？你可怜可怜我们吧。’

“‘我可怜了她，她反而利用我的好心。至少，她要是有一点值钱的东西就好啦！’

“那看门人仔细翻检了一遍。一只灯泡，发出一缕淡黄色的光。床底下有一个便宜的纤维板手提箱。看门人在铁床那没有血的一头跪下，把它拉了出来。在她的条纹便服下面，那个撅起的屁股叫她看来好像是一条肮脏的大虫子正在朝猎物猛扑过去。她把手提箱打开。‘什么也没有！净是些破烂。破鞋。’

“‘瞧这儿！’那个穿红色晨衣的老妇人，指着一只小盒子说。她名叫卢齐厄·勒韦，她在黑市上出售人家丢掉的袜子，还修补破碎的瓷器。

“看门人把小盒子打开。在一块作为衬垫的桃红色棉花上，放着一根很细的链条和一只镶着一块小宝石的戒指。

“‘金的吗？’看门人问。‘一定是镀金的！’

“‘金的。’拉赫曼说。

“‘如果是金的，’看门人说，‘她早在寻短见以前就把它卖掉了。’

“‘人不是因为饥饿就会卖掉所有东西，’拉赫曼平心静气地说，‘那是金的，一点不假。而且那块小小的宝石还是块红宝石。至少要值七八百法郎呢。’

“‘别引我发笑了。’

“‘要是你愿意，我可以替你去卖掉。’

“‘还来哄骗我吗，呃？啊，不会是金的，我的朋友，你找错门道了。’

“她只能去招呼警察。那是回避不了的。这时候，难民房客都不见了。他们大多数开始每天的活动——到领事馆去等候，或者试着去卖掉一点东西，或者去寻找一个工作。我们其余的人就到最近的教堂里去。我们在拐角上布置了一个人进行望风，要他告诉我们什么时候道路畅通[78]。教堂是安全的。

“弥撒正在进行。过道里坐着一些穿黑衣服的女人，弯腰曲背，活像一个个黑乎乎的小丘。蜡烛在无动于衷地燃烧，风琴在弹奏，火光在举起的金色圣餐杯上闪耀，这圣餐杯里盛着基督的血，就拿这点血，他拯救了世界。世界被引向了何方？它被引向流血的宗教战争，宗教的盲目信仰，宗教裁判所的严刑拷打，对行巫者的搜捕，以及对异教徒的火刑——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仁爱的名义干出来的。

“‘咱们干吗不到火车站去？’我问海伦。‘那儿要暖和一些。’

“‘好吧，不过还得稍等一下。’

“她走到讲台下面一张靠背长椅旁边，跪了下去。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祈祷和向谁祈祷，可是我却想到了在奥斯纳布吕克大教堂里等候她的那一天。我当时发现了一个完全不相识的女人，这个人一天比一天让我更觉陌生，但也让我更觉接近。现在，她仿佛再一次从我这里闪开，溜到一个王国里去，那里所有的名字都被忘掉，那里只有黑暗，也许还有某些属于黑暗的难以言明的法条。她抵制那个黑暗的王国，她回来了，可是跟我曾经试图相信的不一样，她再也不是属于我的了。也许她从来没有属于过我，到底谁属于谁呢？再说，属于一个人，这一个属于那一个，那一个又属于这一个，那又意味着什么呢？还不是一个可怜的幻觉，一种常规的俗套？她一次又一次，像她说的那样回来这么一小时，回来这么一眨眼的工夫，回来这么一个夜晚。而我呢，常常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不被准许查账的审计员。这个无法理解的、不幸的、倒霉的、心爱的人儿，不管她爱怎么干，喜欢告诉我些什么，我只能毫无疑问地接受。我知道这也还有其他的名字，一些廉价的、方便的、轻蔑的名字——但是，它们只适用于其他的情况，适用于那些把自私的欲望错当作还愿匾的人。寂寞需要有人做伴，不问这个做伴的人是谁。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那么你也许会孤单，可是你绝不会寂寞。

“‘你祈祷是为什么？’我问道，随后又觉得很后悔，我不应该这样问。

“她古怪地瞅了我一眼。‘为一张美国签证。’她这样回答，可我知道她是在撒谎。说不定恰恰相反。我寻思了一会儿——她对我那个美国计划的消极抗拒，常常给我深刻的印象。‘美国吗？’有一天夜里她说。‘你到美国去做什么？干吗要跑得那么远？等你到了那边的时候，又会有另一个美国你要赶去了，随后还会有另一个，这你不知道吗？’她不愿意再有什么改变。对未来的一切信念，她都已经放弃了。正在毁灭她的死神，也不想跑开。它控制着她，正像一个活体解剖者那样，在观察着一个又一个器官，一个又一个细胞被改变、被破坏，看看到底会出现什么情况。它跟她玩着残酷的假面游戏，这同我们在别墅里那次天真的化装游戏没有太多的差别。一分钟又一分钟，这个用那颤巍巍的眼神觑着我的女人，可能对我满腔憎恨，或者满怀热爱。有时候，她是一个抱着令人伤心的勇气输了钱的赌徒；有时候，她又是满心的渴望和绝望。可是她毕竟总是一个人，从黑暗中出来，她只能回到我这儿，对此，她在最后的、英勇的、惊惧的战栗中觉得很感激。

“望风的人走了进来，报告大家说警察已经撤走了。

“‘咱们本应该去博物馆的，’拉赫曼说，‘那儿有暖气。’

“‘这里也有博物馆吗？’一个驼背的少妇问，她丈夫已经被警察抓走，她等了他有六个星期了。

“‘当然。’

“我不由得想起那个死去的施瓦茨。‘你想去吗？’我问海伦。

“‘现在不想去。咱们回家吧。’

“我不要她再看到那个死了的女人，可是她一定要去。我们到家的时候，看门人已经平静下来了。大概她已经把那根链子和那只戒指估了价吧。‘可怜的女人，’她说，‘这一下她连个名姓都没有了。’

“‘她难道没有证件吗？’

“‘她有一张sauf-conduit [79]。警察到来之前，别人通过抽签把它拿走了。抽到签的是那个红头发的矮小女人。’

“‘那很好。她什么证件也没有。我可以肯定，死了的女人不会在意的。’

“‘你们想去看看她吗？’

“‘不啦。’我说。

“‘想。’海伦说。

“我跟她一起进去。那女人的血已经不流了。我们进去的时候，两个难民妇女正在替她揩身。她们把她如同雪白木板一样翻过来，她头发披散着，一直拖到地板上。

“‘快出去！’她们当中有一个用嘘声轰赶我。

“我走了出来。海伦留在那里。过没多久，我就回去找她。她独自一个人站在狭小屋子里的床脚旁边，直愣愣瞪着那张苍白凹陷的脸，有一只眼睛还没有完全闭上。‘走吧。’我说。

“‘原来就是这副样子，’她喃喃地说，‘他们打算把她葬在哪儿？’

“‘我不知道。总是在埋葬穷人的地方。如果要花钱，看门人会向大家募款的。’

“海伦没有搭腔。寒气从开着的窗子里吹进来。‘她什么时候下葬呢？’她问。

“‘明天或者后天。说不定他们还要解剖一下尸体呢。’

“‘为什么？难道他们还不相信是自杀？’

“‘呃，我估计他们会解剖的。’

“看门人进来了。‘明天他们要把她送到一家医院去解剖。年轻医生的开刀手术，就是那样学的。对她来说，反正也无所谓了，这么一来，钱可以不花了。你要不要来一杯咖啡？’

“‘不了。’海伦说。

“‘我倒需要一杯，’看门人说，‘我心里烦死了，虽然我也说不出为什么。我们大家总有一天都得走那条路啊。’

“‘是啊，’海伦说，‘可就是谁也不愿意相信。’

“我半夜醒来。她正坐在床上，仿佛在谛听。‘你是不是也闻到了那股气味？’她问。

“‘什么气味？’

“‘那具死尸。我闻到了。把窗子关起来。’

“‘什么气味也没有嘛，海伦。不会那么快的。’

“‘我确实闻到了。’

“‘说不定是树叶。’房客在停尸床旁边放了几根月桂树枝和一支蜡烛。

“‘那有什么用啊？’海伦问。‘明天她就要被解剖了。解剖之后。他们就会把一块块肉扔在提桶里，拿去卖给动物园。’

“‘他们什么也不会拿去卖的，’我说，‘解剖之后，尸体就会被火化或者埋葬。’我试着用两条胳臂去搂住海伦的肩膀，可是她把我推开了。‘我不愿意被肢解。’她说。

“‘为什么要把你肢解？’

“她没有听到我的话。‘你保证不要让他们来肢解我。’

“‘我保证。’

“‘把窗子关上。我又闻到那股气味啦。’

“我站起身来，把窗子关上了。月色皎洁，那只猫蹲在窗槛上。窗子擦着它的时候，它便喵喵地叫了几声，跳走了。‘那是什么？’海伦在我背后问。

“‘是猫。’

“‘瞧，它也闻到那股气味了。’

“我转过身子。‘它每天夜里蹲在这儿，等那金丝雀从鸟笼里飞出来。快去睡觉吧，海伦。你是在做梦。其实没有什么气味从她屋子里出来啊。’

“‘那就一定是我了。’

“我盯着她看。‘谁也没有发出什么气味来，海伦你是在做梦呢！’

“‘如果不是那具死尸，那就一定是我。别再撒谎啦！’她怒悻悻地答道。

“‘上帝，海伦。谁也没有发出什么气味来。要是真有什么气味的话，那便是楼底下饭店里腾上来的大蒜味儿。这儿。’我拿起一小瓶科隆香水——我在黑市上贩卖的商品之一——洒了几滴在床上。‘瞧，这会儿样样东西都发出香味儿了。’

“她仍然笔直地坐着。‘这么说，你也承认有气味啦，’她说，‘要不，你也不会洒科隆香水。’

“‘我什么也没有承认。这样做，我只是想安慰你罢了。’

“‘我知道你想的是什么，’她说，‘你想的是，我发出了一种气味来，就像死尸那样。你别撒谎！我从你望着我的神情里看得出来。我已经看出了几个星期了。你以为当你认为我并不在望着你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你望着我的神情吗？我知道我使你作呕，这一点我知道，我看到，我每天能感觉到。我知道你想些什么。你不相信医生说的话。你以为我得了另外一种什么病，你以为你能够闻得出来。我使你作呕。你干吗不承认？’

“我纹丝不动地站着。假如她还有什么话要说，就让她说出来。可是她停住不说了。我可以感觉到她在打哆嗦。她用两条手臂撑着，向前伛着身子，一个苍白模糊的人影。一双眼睛，在眼窝里显得太大了，两片嘴唇，抹着浓重的唇膏。她已经养成了在上床以前化妆的习惯。她瞪着眼瞅住我的那副样子，活像一只准备向我喉头扑来的受伤的野兽。

“过了好久，她才平静下来。最后，我上三楼去敲鲍姆家的门，向他买了一瓶干邑白兰地。我们坐在床上喝着，等候天亮。搬运尸体的人一早就来了。我们听到他们踩在梯级上的沉重的长筒皮靴声，以及担架在狭窄的过道里跟墙壁相撞的碰击声。透过薄薄的隔板，还可以隐约听到他们戏谑打诨的说笑声。一小时之后，新房客就搬进来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