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照例进行了最后一分钟的讨论。我们有两个地址，一个是旅馆，另一个是由一位法国朋友负责转寄。警察来敲门。我就把门开了。‘你随身要带一条毛毯，’他说，‘只有一两天工夫，可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带一条毛毯，另外带一点吃的。’

“‘我没有毛毯。’

“‘我去替你拿一条来。’海伦说。她把我们手边有的食品急忙包扎起来。‘真的只要一两天工夫吗？’她问。

“‘最多两天，’那个警察说，‘只是检查一下你的身份证，总是这一类的事。C’est la guerre, Madame.[47]’

“这句话，我们是经常听到的。”

施瓦茨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卷，点上了。“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在警察局的等候，别的流亡者源源不绝地涌进来，仿佛他们全是危险的纳粹党人而被逮捕似的，坐在囚车里开往地方警署去的那段行程，还有到了警署之后那种遥遥无期的等待。你也去过勒宾大厅吗？”

我点了点头。勒宾大厅是警署里一间很大的屋子，有几分像电影院，他们平时在那里为警察们放映训练影片。里面有一张银幕和几百个座位。“我在那边待过两天，”我答道，“到了夜里，他们带我们到一间很大的藏煤地窖，里头有长凳可以让我们睡觉。到了早晨，我们都像是扫烟囱的工人。”

“一连好几天，我们就坐在那些椅子上，”施瓦茨说，“我们被搞得脏透了。没有多久，我们果然都像是罪犯的样子，他们本来也是把我们当作罪犯抓来的。格奥尔格对我算是报了仇，虽然他自己并没有策划。我们的住址，他是通过警署知道的。有人替他查看了档案。他没有隐瞒他的党员身份——这一点现在就被提出来了。他们以为我是一个间谍。我一天被提审四次，追问我跟格奥尔格和民社党的关系。起初我笑了起来，事情也太荒谬了。可是继而我发现，荒谬的事可能是十分危险的——拿德国的党作为例子——而现在，在官僚主义和战争的冲击之下，连法国这个理性之乡，似乎也发了疯。格奥尔格自己不知道，在他后面留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在战时，被当作间谍可不是开玩笑的事。

“每天都有一批新的受惊的人被带了进来。前线还没有杀死过一个人——才子们管它叫la drôle de guerre [48]——可是一种战争的气氛，却像瘟疫一样停留在这个国家的上空。个人的生命和幸福已经算不得一回事了。人们再也不是一个个的人了——根据军事标准，他们被区分为兵士、适宜于服军役的人、不适宜于服军役的人，以及敌人。

“在勒宾大厅里关到第三天，我完全筋疲力尽了。我们当中有几个已经被带走了。其余的人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在打瞌睡，有的在吃东西。生活差到了只给一些最低限度的必需品。然而，我们并没有太意气消沉。跟一个德国的集中营相比，这里算不了什么。在最坏的情况下，你也许被踢上一脚或者被推搡一下，如果你对命令反应得迟钝一点的话。可是普天之下，权力终归是权力，警察终归是警察嘛。

“所有这些审讯，弄得我十分疲累。在讲坛的银幕下面，我们那些武装的警卫坐成一排，腿伸在前面。灯光惨淡的屋子，空洞肮脏的银幕，还有坐在底下的我们——一幅仿佛象征着人生本身的阴沉画面：你往往不是囚徒，就是警卫，不过可以自由决定你在这块空白的银幕上要看的是哪一种影片——一部教育电影，一部喜剧，还是一部悲剧。末了，只剩下这块空白的银幕，一颗饥饿的心，以及权力的愚蠢代表。从这些人的举止行动来看，仿佛他们是永世长存的，而且是一贯正确的，虽然那些银幕上已经空白了好多年了。事情总是这样的，我心里想，从来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有一天，我消失不见了，也不会有人更聪明一些。你知道那样的时刻——那时候希望都没有了——你是体验过这种生活的。”

我点点头。“默默地自杀的时刻。你的反抗已经没用了，你不假思索，几乎是偶然地走上了绝路。”

“房门开了，”施瓦茨接着说道，“跟走廊里黄橙橙的灯光一起，海伦走进来了。她拿着一只篮子和两三条毛毯，胳臂上挽着一件豹皮大衣。从她走路的样子和脑袋的姿势，我认出了是她。她一动不动地站立了一会儿。随后，她从一排排座位前面走过来，一边寻找着。她就从我身边走过去，却没有看见我。这跟上一回在奥斯纳布吕克大教堂里的时候，差不多是一个样。‘海伦！’我叫道。

“她转过身来。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她朝我瞅着。‘他们是怎么样折磨你的？’她愤怒地问。

“‘也没怎么样。我们睡在一个藏煤的地窖里，脸色就显得难看了。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我被捕了，’她说，带有一点自豪的口气，‘就跟你一样嘛。而且比别的女人还早一些。我希望在这儿会遇到你咧。’

“‘他们干吗要逮捕你？’

“‘他们干吗要逮捕你呢？’

“‘他们以为我是一个间谍。’

“‘我也是啊。因为我的护照是在有效期内的。’

“‘这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刚才被审问过。他们跟我这样说了。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流亡者。女人嘛，眼下他们还没有去逮捕。那个头发上抹润发油的矮个子这样告诉我的。审问你的是不是他？他身上有股蜗牛的味儿。’

“‘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样样东西都有股蜗牛的味儿。谢谢上帝，你把毛毯给带来了。’

“‘凡是我能带的，我全带来啦。’海伦打开篮子。两个瓶子碰出了叮当的响声来。‘干邑白兰地，’她说，‘不是酒。重要的是那股力量。吃的东西怎么样？’

“‘跟你指望的差不多。他们让我们派人出去买三明治。’

“海伦弯下身子，仔细察看我。‘你们看起来像是一船非洲奴隶。你不能洗洗干净吗？’

“‘到现在为止还不能。不过那倒不是卑鄙龌龊，只是杂乱无章罢了。’

“她把干邑白兰地拿了出来。‘瓶塞已经拔掉了，’她说，‘是旅馆老板给我开的。他很和善。他说我到这儿来找不到开瓶器。喝吧！’

“我喝了一大口，然后把酒瓶递还给她。‘我连酒杯都带来了，’她说，‘这是我向文明的致敬。让我们坚持下去，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

“她把酒杯斟满，喝了。‘你有一股夏天和自由的味儿，’我说，‘外面情况怎么样？’

“‘就跟平时一个样。咖啡馆里坐满了人。天空是蔚蓝色的。’她望着讲坛上的那一排警察，笑了起来。‘这使我想起了室内靶子场。你朝那儿上面的人形靶射击，要是有一个倒下来了，你就可以赢得一瓶酒，或是一个烟灰缸。’

“‘这儿，拿着枪的却是那些人形靶咧。’

“海伦往她的篮子里摸索，掏出一块馅饼。‘老板送的，’她说，‘并致以最良好的祝愿，还写了一个字条：La guerre, merde！[49]这是一块禽肉馅饼。我带来了几把叉子和一柄刀。我再说一遍：文明万岁！’

“我突然觉得很高兴。海伦在那儿，什么也没有损失。仗仍然没有打起来，说不定我们马上就要被释放，这个消息是确实的。

“第二天下午，我们听到我们就要被分开了。我要被送往白鸽城的中转营，海伦被送往侯葛特监狱。即使他们相信我们已经结了婚，那也帮不了什么忙。结了婚的夫妇一样要被分开。

“得到一个好心肠的警卫的许可，我们在地窖里彻夜未眠。有人带来了几支蜡烛。我们这批人里面，有的早已被用船装走了，留下来的，仍然还有一百来个。其中有不少是西班牙难民。在一个反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反法西斯主义者居然被围剿逮捕，这种颠倒的做法实在有点叫人啼笑皆非。它使你想起德国。

“‘他们干吗要把我们分开呢？’海伦问道。

“‘我不知道。那倒不是残酷，而只是愚蠢。’

“‘如果他们把男人和女人关在一个营房里，’一个矮小的西班牙老头儿说，‘那么除了嫉妒和打架，就不会有别的事了。你们被拆散，为的就是这个道理。C’est la guerre！[50]’

“海伦穿着豹皮大衣，睡在我身边。有几张舒适的软垫长凳，可是都留给几个年长的妇女去用了。她们当中有一个人，愿意把她的长凳从三点到五点让给海伦去睡，可她没有接受。‘以后我单独一个人睡的时间还多着咧。’她说。

“那是离奇的一夜。人声逐渐沉寂下来。那些年长的妇女停止了抽泣。她们当中，不时会有一个人哽咽着醒过来，但是马上就沉沉睡去，像被闷住在黑羊毛里似的。蜡烛一支接着一支熄灭了。海伦睡在我的肩膀上。在睡梦中，她用两条手臂搂着我，等她醒来的时候，便嘟嘟囔囔地跟我絮语着。她说的话，有时候像一个孩子，有时候像一个恋爱中的女人——这些话，人们在白天是不会说的，甚至在正常情况下，哪怕在夜里也是不会说的——痛苦和离别的话，拒绝离别的身体的话，皮肤的、血液的话，哀叹的话，世界上最最古老的哀叹：为什么我们不能待在一起，为什么一个人总是要先走，为什么死神一直在猛拉我们的手使我们向前移动，哪怕我们已经累了，哪怕我们只是试着要把永恒的幻想保持那么短短的一个小时？后来，她的脑袋慢慢地从我的肩膀上滑下去，到了我的膝盖那儿。我用双手捧住她的头，看她在最后一支烛光中呼吸。我听到有些男人站起来，在一堆堆煤块里摸索着，想找个地方去撒尿。微弱的烛光在摇曳，硕大的黑影在跳动。接着，最后一支烛光也熄灭了，于是只有那叫人透不过气来的、回荡着鼾声的黑暗。有一次，她突然惊跳起来，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我在这儿，’我悄悄地说，‘不要害怕。一切都很好。’

“她躺了下去，吻着我的双手。‘是的，你在这儿，’她咕咕哝哝地说，‘永远跟我待在一起。’

“‘我会永远跟你待在一起的，’我悄悄地说，‘哪怕万一我们稍稍分离一段时间，我也总是会找到你的。’

“‘你会找到我吗？’她咕咕哝哝地说，一下又睡着了。

“‘我总是会找到你的。总是会的！不管你在哪儿。正像我上一回找到你的时候一样。’

“‘那就好。’她叹了口气，把脸转过来，让它搁在我的一双手里，好像搁在一只碗里似的。我没有睡。我不时感觉到她的嘴唇触着我的手指，有一次，我认为我还感觉到了她的眼泪。可是我没有吱声。我十二分爱她，我似乎觉得我过去从来不曾，哪怕在占有她的时候也不曾这样热烈地爱过她，像在这样一个回荡着鼾声、偶尔还传来把尿撒在煤块上的古怪咝咝声的肮脏的夜里。我非常平静，我自己已被爱情抑制得沉默了。于是早晨来临了，惨淡的、最初的灰暗来临了，它偷偷地盗走了各种色彩，并使皮肤下面的骨骼都暴露出来。蓦然间，我仿佛觉得海伦正在死去，认为我必须把她惊醒，让她活着。她醒了过来，睁开一只眼睛。‘你以为我们能弄到一点咖啡和羊角面包吗？’她问。

“我满心高兴。‘我去设法收买一个警卫。’我说。海伦睁开另一只眼睛，向我瞧着。‘出了什么事啦？’她问。‘看你这副样子，好像中了头彩似的。咱们难道就要被释放了吗？’

“‘不，’我说，‘我把自己释放了。’

“她睡眼惺忪地在我手里转动着脑袋。‘你就不能让你自己安静一点吗？’

“‘行，’我说，‘实际上，我也非得安静一点不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很害怕。我不会有多少机会来做出我自己的决定。这是一个安慰，如果你像那样子来考虑事情的话。’

“‘样样事情都是一个安慰，’海伦说道，打了一个呵欠，‘只要我们活着，样样事情都是一个安慰，这一点你知道吗？你觉得他们会把我们当作间谍来枪毙吗？’

“‘不。他们会把我们拘禁起来。’

“‘被认定不是间谍的难民呢？也会被拘禁起来吗？’

“‘会的，凡是抓得到的，他们都会加以拘禁。他们早已把那些男人给逮捕啦。’

“海伦把身子撑起一半。‘这样说起来，那还有什么区别呢？’

“‘也许释放得快一些。’

“‘这你也很难说。说不定正因为他们把我们当成了间谍，我们得到的待遇反而会好一些。’

“‘那是胡扯，海伦。’

“她摇了摇头。‘这倒不是胡扯。这是经验之谈。你难道不懂得在这个世纪里，清白无辜是最严重的罪行，而清白无辜的人往往会受到最严酷的处罚吗？依我看，你大概要在两个国家里遭到逮捕之后才会懂得这个道理呢。你和你那关于正义的美梦！干邑白兰地酒还有没有？’

“‘干邑白兰地，还有馅饼。’

“‘两样东西都给我，’海伦说，‘这是一顿奇特的早餐，可是我担心，我们面前还有冒险生活咧！’

“‘这样来看问题倒很不错。’我说着，把干邑白兰地递给她。

“‘也只能这样了。难道你甘心在苦难中死去？一旦你丢掉了正义的观念，那就不难把整个事情看作是一种冒险了。你同意不同意？’

“那陈年的干邑白兰地和新鲜馅饼的好闻香味在海伦周围回荡，仿佛一股幸福的气味。她兴致勃勃地吃着。‘我没有想到在你看来竟是这样的简单。’我说。

“‘不要为我操心，’她说着，从篮子里拿出几块白面包，‘我会好歹对付过去的。正义这东西，对女人家来说，没有像对你们那样有意义。’

“‘那么女人关心的是什么呢？’

“‘这个。’她指了指面包、酒瓶和馅饼。‘吃吧，亲爱的。我们会历尽艰辛而活下来的。十年以后，这将是一次伟大的冒险了，我们会把这段经历告诉我们的朋友，让他们听到厌烦为止。吃吧，你这个用假名的人。我们现在吃掉，省得以后携带了。’”

“我不想把所有的详情细节统统告诉你了，”施瓦茨说，“你总知道流亡者的处境。我在白鸽城体育场只待了几天。海伦已经被送到小丘监狱去了。我们在那里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旅馆老板到体育场来了。我只是老远地看到他，我们是不准跟来访者讲话的。那老板留下一块小小的糕点和一大瓶干邑白兰地。在那糕点里我发现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夫人身体很好，精神很愉快。她没有什么危险。估计会被送往正在比利牛斯山修建的一个妇女营去。有信可以寄旅馆收转。Madame est formidable！[51]’折起来放在糕点里头的，还有海伦亲笔写的一张小小的纸条。‘不用担心。危险已经过去了。那仍然是一桩冒险行动。不久后会跟你相见。爱。’

“她成功地突破了封锁——一种极其粗心大意的封锁，可是我仍然想象不出她到底是怎么突破的。后来，她把情况告诉我了。原来她老是嘀咕，有些重要的证件她还留在她的屋子里，于是他们就派了一名警察押送她到旅馆去。她把那个小纸条塞给老板，并且悄悄地告诉他怎么样送出去。那个警察对付相爱的男女有个弱点，当时他闭上了一只眼睛。结果她并没有带回什么证件，而是带回了香水、干邑白兰地和满满一篮食品。她爱吃。我怎么也不能理解，她怎么会老是那么瘦的。在我们自由的那些日子里，我一觉醒来，发现她睡的地方没有人了，那我只要到我们放食品的角落里去——她总是坐在那儿，浴着月光露出一丝欢乐的微笑，啃着一块火腿骨头，或者狼吞虎咽地吃着晚饭时剩下来的一点甜食，而且还拿着酒瓶喝着酒。她活像一只半夜里饥饿的猫。她告诉我，她被捕的时候，那旅馆老板正好在烤馅饼，她居然叫警察等到馅饼烤好。那馅饼正巧是她挺喜欢的那一种，她就认为非得带一点走不可。要是不让带走，她干脆拒绝上路。那警察嘟嘟囔囔地埋怨了几句，结果还是屈服了。他们不喜欢把人们拉到囚车上去。海伦甚至还记得带走了一包餐巾纸。

“第二天，我们被装上汽车，向比利牛斯山进发。这首由恐怖、喜剧、逃跑、官僚政治、绝望和爱情组成的史诗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