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理解！”他答道，突然变得狂暴起来。“她躺在那边一间屋子里，窗户紧闭着，躺在一口可怕的木头棺材里。她死了，她再也不存在了！这一点，什么人能够理解？没有一个人！你不能，我也不能，什么人都不能，任何人说他能够理解，那他就是个撒谎者！”

我没有吱声，等待着。我常常跟一个处境相似的人坐在一起。当你没有了祖国的时候，这些损失就更加难以忍受。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支持你，而他乡异国总使人觉得越发生疏。这种情况，我自己在瑞士也曾亲身经历过，那时候我接到消息，说是我的父母在一座德国集中营里被杀害后焚化了。我常常会想起焚尸炉的火焰里我母亲的一双眼睛。

“我想，”施瓦茨越发沉着地说道，“你总知道流亡者的紧张不安是怎么回事。”

我点点头。一个侍者送上来满满一碗小虾。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肚子很饿，而且记得从午餐之后我还不曾吃过一点儿东西。我迟迟疑疑地朝施瓦茨瞅了一眼。“你尽管吃吧，”他说，“我等着。”

他点了酒和纸烟。我吃得很快。那小虾很新鲜，味道烧得又很好。“原谅我，”我说，“可我实在饿透了。”

我一边吃，一边望着施瓦茨。他平心静气地坐在那儿，俯视着那个名为里斯本的伟大的舞台场景，没流露出半点儿急躁或者恼怒的神色。这倒使我对他产生了一种感激。他似乎也明白，不管有关礼节的书本上对这个问题是怎么个讲法，一个人即使在面对不幸时，也会感到饥饿，而非麻木。如果你一点也没有办法帮助别人，那你不妨照样吃你的饭菜，趁它们还不曾从你面前撤走。因为那样的事是随时都会发生的。

我把碗碟推开，拿起一支纸烟。我已经好久不抽烟了。我不抽烟，为的是想多积攒些钱去赌博。

“那种紧张不安是在1939年春天闯到我的头脑里来的，”施瓦茨说，“我已经做了五年多的流亡者了。1938年秋天，你在哪儿？”

“在巴黎。”

“我也在那边。我已经不存什么希望了。那正是在《慕尼黑协定》[10]签订以前不久。我由于长期处于恐惧状态，反而不再害怕了。但是出于习惯，我仍然躲躲藏藏，小心谨慎，可我已经不存什么希望了。战争总会爆发，德国人总会开过来把我抓去。那是我的命运。我只好听天由命了。”

我点了点头。“那正是掀起一股自杀浪潮的时候。事情也真古怪，一年半之后当德国人真正进来的时候，自杀的人反而少了。”

“随后，来了个《慕尼黑协定》，”施瓦茨说，“那一年秋天，我们获得了满怀希望的新生。生活是那么美妙，那么轻松，我们都无忧无虑了。那一年在巴黎，栗树当真第二次开了花，你还记得吗？这些事冲昏了我的头脑，我开始感觉到自己又像是一个人了，而且更糟的是，又像一个人那样行动起来了。于是，警察就把我逮住，关了我四个星期，原因是多次非法入境。老是那一套老把戏：他们把我驱逐出境，赶到瑞士巴塞尔[11]，瑞士人又把我赶回来，法国人便在另一个地点又把我逐出边境，我又被拘捕了——你知道这种例行公事，这种用活人当棋子来下的棋……”

“我知道。到了冬天，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了。瑞士的监狱是最好的。简直像旅馆一样暖和。”

我又开始吃起来。回忆不愉快的往事也有好处，会使你想到你现在是幸福的，而片刻之前，你还并不这样认为。幸福是个程度问题。懂得这一点，你就不大会太过苦恼了。我在瑞士监狱里觉得很高兴，因为那不是德国监狱。可是，这里，在我的面前就坐着这样一个人，他说话的口气好像他也享有着幸福，虽然在里斯本的什么地方，在一间不透空气的屋子里停着一具木头棺材。

“最后一次释放我的时候，他们关照我，如果下一回再因为没有证件被抓住的话，那么他们将非把我送回德国去不可，”施瓦茨说，“这不过是一种威胁，可是却把我给吓住了。我开始纳闷，万一真的发生这种事情，我该怎么办。夜里，我开始梦见我在德国，被希特勒的党卫队追踪着。这样的梦我常常会做，弄得我开始害怕睡觉。你有过这种经历吗？”

“关于这种经历，我简直可以写一篇博士论文了。”我答道。

“有一天夜里，我梦见我在奥斯纳布吕克[12]，那个城市我曾经住过，我妻子当时还住在那儿。我站在她房间里，看见她病了。她瘦得像一根芦苇，而且她还在流泪。我一身冷汗，醒了过来。五年中间，我没有看见过她，也没有接到过她的信。我也没有写过信给她，因为我不知道她的信是不是会被偷拆。我离家之前，她曾经答应我要办离婚手续。我想这样一来，她的日子会好过一些。这几年里，我想她总该已经把手续办好了。”

施瓦茨缄默了一会儿。我没有问他为什么要离开德国。有千条万条的理由，可就没有一条是有趣的，因为所有的理由全是非正义的。成为一个牺牲者本来就不是有趣的事。他或者是个犹太人，或者属于一个敌视现政权的政党，或者自己的冤家爬上了有权有势的地位——在德国，有几十条理由可以把人关进集中营或把人处死。

“我好不容易回到巴黎，”施瓦茨说，“可是那梦境却叫我不得安宁。它不时还会重新出现。而同时，《慕尼黑协定》的幻想破灭了。到了春天，人人都知道战争就要爆发了。你可以闻到那股味儿，正如你在看到大火之前老早就已经闻到火的味道一样。只有那些外交官才闭着眼睛，做着一厢情愿的美梦——想着签第二个或者第三个《慕尼黑协定》，或者随便什么玩意儿，只要不发生战争就行。从来没有像我们这个时代这样，有这么多的人相信奇迹，可是根本没有奇迹发生。”

“哦，奇迹是有的，”我说，“要不，我们今天谁也不会活着了。”

施瓦茨点点头。“这倒是实话。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奇迹。我自己就经历过一次。那是在巴黎，我突然承继到了一张有效的护照，就是写着施瓦茨这名字的这张。它原来属于一个奥地利人，那个人是我在玫瑰咖啡馆遇到的。他后来死了，留给我一张护照和一点儿钱。他来到那里仅仅只有三个月。我在卢浮宫见到他——在看印象派的绘画。每天下午，我常常到那边去，镇定一下神经。当你看着那些宁静的、浴着阳光的风景画，你实在不相信能够创作这种画的人类居然就要发动一场残酷的战争——一种抚慰人心的幻想，可以使你的血压降低这么一两个小时。

“那个带着写有施瓦茨这个姓氏的护照的人，常常站在那里观看莫奈画的睡莲和大教堂。我们搭起讪来了，他告诉我，在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以后，他就设法逃出了奥地利，并放弃了他的大宗财产，其中包括收藏的印象派画家的名画。这些收藏品都给政府没收了。他并不觉得遗憾。只要这些绘画能在博物馆展出，他就不妨把它们当作是自己的东西，还可以不愁火灾和盗窃。何况在法国博物馆里，还有比他自己的收藏品更加出色的画作。本来总是撇不下他自己那些平庸的收藏品，就像一个做父亲的撇不下他自己的家庭，总有一种义务要关爱他自己的东西，可他现在却拥有了公共博物馆里所有的绘画，既不费力，也不需要任何责任。他是一个古怪的人，文静，优雅，乐观，尽管他曾有过种种的遭遇。他随身只能携带很少一点儿钱，但是他却保全了很多的旧邮票。邮票是最小的东西，比钻石还容易隐藏。要是你把钻石藏在鞋子里，那就不容易走路，你势必会从队列中被叫出去查问。而且除非打个极大的折扣，你无法将它们脱手，而且往往还会被盘讯很多的问题。邮票是卖给集邮者的。集邮者不会那么喜欢追根究底。”

“他用什么办法把邮票带出来的呢？”我问，带着所有流亡者都有的那种兴趣。

“他随身携带几封陈旧的、看起来不会惹麻烦的信，把邮票藏在信封的衬里底下。海关官员只检查信纸，却不检查信封。”

“不赖。”我说。

“他还带了安格尔[13]的两张小幅人像，都是铅笔素描。他把它们放在丑陋的镀金镜框里，还说它们是他父母的肖像。他又把德加[14]的两幅画藏在那两张人像和衬垫中间。”

“不赖。”我又说。

“四月里，他突然发作了一次心脏病。他就把他的护照、剩下来的邮票和绘画都给了我。他还给了我一些人的地址，这些人他估计会买他的邮票。第二天早晨，我顺便进去看看他，可他已经躺在床上死了，那种沉寂把他改变得简直叫我认不出来。我拿走了他剩下的钱，一套衣服，还有几件内衣——这是他前一天关照我的。所有的这些东西，他宁肯留给一个患难之交，也不愿意送给房东。”

“你改动那张护照了吗？”我问。

“只改贴了相片，改填了出生年份。施瓦茨比我大二十岁。我们的教名倒是相同的。”

“是谁改的？布吕纳吗？”

“从慕尼黑来的一个人。”

“那正是布吕纳了，护照医生。他是一个艺术家。”

布吕纳改制身份证的精巧手艺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帮助过无数人，可是他自己被捕的时候却连一张证件也没有。他很迷信。他相信自己是一个高尚的人，又是一个公众的恩主，他认为只要不为自己的私利而搞他的手艺，就不会出什么事。他在慕尼黑经营一间小小的印刷所。

“他眼下在哪儿？”我问。

“他不在里斯本吗？”

我不知道，不过那倒是可能的，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说来也可笑，”施瓦茨二世说，“有了那护照，我却不敢使用它。再说，要习惯我那新的姓名，我又花了好几天工夫。我不断地自己反复记诵。穿过香榭丽舍大道，我嘴里在咕咕哝哝地默念我的姓名、新的地址和出生年月日。我坐在博物馆里凝望着雷诺阿[15]的画作，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我便演习一段虚构的对话。一个严厉的嗓音嚷嚷：‘施瓦茨！’于是我马上一跃而起，答：‘到！’或者我大声咆哮：‘姓名！’接着我就机械地回答：‘约瑟夫·施瓦茨，1898年6月22日出生在维也纳新城区。’我甚至在临睡的时候还要练习。我不愿意自己在被警察惊醒以后，恢复神志清醒之前，说错我的姓。我非得彻彻底底地忘掉我原来的姓名不可。没有护照和有一张伪造的护照，情况是有所不同的。伪造的护照更加危险。

“我卖掉了安格尔的那两幅画。得到的比我指望的来得少，可是我现在有了钱了，而这点钱却比我好久以来见过的都多。

“于是一天夜里，我起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从那时起就一直萦绕在我心里。我是不是可能带着这张护照回到德国去呢？这张护照简直跟真的一模一样，在边境线上人家怎么还会怀疑呢？那我又可以跟我妻子见面了。我可以解除我对她的担忧。我可以……”

施瓦茨瞅着我。“你一定懂得那种感情。流亡者以最纯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紧张不安。出现在胃部，在喉头，在眼睛背后的那种紧张。几年来，你一直试着要埋葬的一切，你千方百计想要忘掉的一切，你像躲瘟疫一样避开的这种种东西，却又复活过来了。对一个流亡者来说，回忆是一种致命的疾病，是他心灵上的癌症。

“我试着把它压下去。我一次又一次地去看那些和平与宁静的画，西斯莱[16]的，毕沙罗[17]的，还有雷诺阿的。我几小时几小时地待在博物馆里——可是如今这对我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那些画再也不能叫我平静下来——它们开始呐喊，挑衅，让我记起……一个还不曾被那褐色麻风病[18]蹂躏过的国家，两旁立着攀满了紫丁香的围墙的街头的夜晚，古老城市里的金黄色的晚霞，燕子在四周翻飞的绿色的钟楼——还有我的妻子。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没有什么特别的禀赋。我跟我的妻子一起生活了四年，就像大多数人那样生活，平静而愉快，不过没有热烈的激情。最初几个月过去以后，我们的关系变成了一种所谓幸福的婚姻关系——两个都没有什么奢望的、能够体谅对方的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梦想属于过去，可是我们并没有怀念它们。我们都是通情达理的人。而且我们非常恩爱。

“现在，我对一切都要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了。我开始责备自己。我们的婚姻搞得这样平淡，都是我的过错。我把一切都搞糟了。我过去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现在又打算怎么办？我爬进了一个洞里，过着呆板的生活。这种生活还能过多久？结局又将怎样？战争会爆发，德国肯定会胜利，别的国家没有一个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到那时又将出现什么情况呢？我还能爬到哪儿去，即使我还有时间和精力？我将在哪一个集中营里饿死？我将在哪一垛墙边被枪毙——如果我运气还不错的话？

“本该叫我定下心来的那张护照，却使我陷入了绝望。我在街上彷徨，一直走到我累得要死。可是我又睡不着觉，有时刚一睡着，噩梦又把我惊醒。我看见我的妻子给关在盖世太保的牢房里，我听到她在我旅馆的庭院里求救的呼声。有一天，我走进玫瑰咖啡馆，一心认为从门口对面的镜子里看到了她的脸。有一会儿工夫，她朝我转过身来——她脸色苍白，眼神凄惶——随后，她就悄悄地走开了。我看得那么清楚，我敢肯定她确实是在那儿。我奔进里面那间屋子。屋里照例坐满了客人，可是他们里头就没有一个是她。

“有那么几天，我完全给这样一个念头缠住了：她已经来到了巴黎，而且正在找我。有好几十次，我看见她沿着街角拐过弯去，我看见她坐在卢森堡花园的一条长凳上，等我赶到那边的时候，一张陌生的脸惊诧地朝我抬起来。她穿过协和广场，恰巧一股车流正涌将过来，而这一次那确实是她了——她那走路的步态，还有耸起肩膀的姿势，我甚至好像还认出她的衣服，可是当那交通警察最后拦住车流，而我可以追上她的时候，她却已经消失，被地铁的乌黑大口吞掉了。我急忙奔下台阶，只看到列车那令人失望的尾灯在黑暗中逐渐远去。

“我向一位朋友吐露心里的秘密。他叫勒泽，靠贩卖袜子过活，从前在布雷斯劳[19]当过医生。

“他劝我不要单独一个人度过那么多时间。‘给自己找个女人。’他说。那也没有用。你也知道这种由于悲愁、寂寞和恐惧而干下的风流事儿。你追求人的温暖，一个嗓音，一个肉体——等你在一间陌生而可怕的屋子里醒来，你会感觉到好像自己已经一跤摔得离开了地球似的。在你凄凉寂寞的当口，听到身边有种呼吸的声息，你会感到很快慰——可是，你的想象力随后又会活动起来，没多一会儿，除了一种你在糟蹋自己的丑恶感觉以外，还会留下什么呢？

“这些事眼下我说起来，都似乎有点荒谬，有点矛盾。可在当时却不是这样。所有我的奋斗，总体来说就是一件事情：我非得回去，我非得跟我的妻子再见一面不可。说不定她跟哪一个男人同居了，天知道已经有多久了。那倒没有关系。我非得去看看她不可。对我来说，那好像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一天比一天清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希特勒迫不及待地要违背他那仅仅占领苏台德区、不再染指捷克斯洛伐克其他领土的诺言。很明显，他对波兰也想同样搞这一手。那就意味着战争，因为法国和英国都和波兰订有盟约。而且那已经不再是几个月的问题，而是几个星期或者甚至几天之内就可以发生的事了。对我来说，也得迅速做出决定。我的整个生活，将以这一决定为转移。后来，我果然做出了决定。我决定回去。以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我完全不知道。而我也根本不在乎。要是战争爆发了，说什么我都完蛋了。我还不如干这件蠢事好呢。

“最后那几天，我感到一种出奇的宁静。那是五月，巴黎圆点广场的花床里盛开着灿烂的郁金香。夜晚沐浴在印象派画作那银色的光芒和蔚蓝的阴影里。在第一批街灯冷漠的闪光后面，矗立着高高的淡青色的天空，在新闻大楼的屋顶上头，横贯着一条条颤动的红色电光文字，凡是识字的人都认得出那里面讲的是战争。

“我首先到了瑞士。我不得不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试试我的护照，然后才能确定无疑地信任它。法国的边防警卫漫不经心地把护照还给了我，那是在我意料之中的。只有那些由独裁者统治的国家，你才不容易走出他们的国境。可是，当瑞士的警卫进来的时候，我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在蜷缩。我尽量装作若无其事地坐在那儿，可是在肺脏的边缘，我感到一阵扑扑的颤动，恰似一片树叶，在一个无风的日子里却开始狂飘了起来。

“那警卫看了看我的护照。他身强力壮，肩膀宽阔，身上一股水烟味儿。站在车厢门口时，他把灯光给挡住了，一刹那间，我有种感觉，仿佛被他遮断的是我的自由——这间车厢似乎变成了一间牢房。随后他把护照递还给我。‘您忘了在这上面盖个章啦。’我说，那么舒坦地松了一口气，让这些话比我原来打算的更快地脱口而出。那警卫微微笑了一笑。‘别担心。我自会把章盖上的。难道这有那么大的关系吗？’

“‘不。不过，对我来说，那也是一种纪念。’

“那个人在护照上盖了个章，走了。我咬了咬嘴唇。我变得多么神经紧张啊！那时，我突然意识到，盖了这个章，这张护照看上去更加像是真的了。

“在瑞士，我花了一天工夫考虑自己要不要乘火车到德国去。结果，我还是害怕了。我不知道德国人或者是曾经的奥地利人，他们回国时护照查验起来会不会特别仔细。大概也不会，但是非法越过边境，看来仍然是明智的。

“在苏黎世，我先去了邮政总局，几年以前我第一次来到这儿的时候就是先来这里的。在待领处的窗口，你总会遇到熟人——没有居留许可的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会给你介绍情况。从那儿出来，我再到格雷夫咖啡馆——这是瑞士版的玫瑰咖啡馆。我碰到许多偷越边境过来的人，可是没有一个确切知道怎样安全地溜回德国去。那是可以理解的。除我以外，还有谁会愿意回到德国去呢？我注意到他们盯着我看的那种神情。后来，他们看到我不是在开玩笑，便都畏畏缩缩地走开了。凡是打算回去的人，准是个叛徒。因为除非他甘心接受这种政权的统治，谁愿意回去呢？而且，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来，那么下一步他又会干出什么勾当来呢？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他将要出卖呢？

“只撇下我孤单单一个人了。他们回避我，好像我是一个杀人犯似的。再说，我也没有办法解释。当我一想到自己将要干些什么的时候，我就会惊慌失措，大汗一身。我怎么还可能向其他任何人解释呢？

“第三天清早六点钟，警察来到我的住处，把我从床上拖了起来。我心里很清楚，那准是有个熟人去告发我的。他们怀疑地查看我的护照，把我带回去审问。总算幸运，护照上已经盖了个章，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可以证明自己是堂堂正正地进入国境的，而且在这儿仅仅只待了三天。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一大早，被押送着穿过街头的情景。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城里的塔楼和房顶在天空的衬托下显得轮廓分明，仿佛是用金属镂刻出来的一般。从一家面包店里飘出来了一股刚烤好的面包的香味，天下所有的安慰仿佛都包藏在这股香味里了。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我点了点头。“世界从来不会比你被禁锢起来的时候，比你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更美丽了。我们要是一直能够保持这种心情就好了。”

“我是有过这种心情的。”

“你那时能把它抓住不放吗？”我问。

“我不知道，”施瓦茨慢条斯理地说，“正是这个问题，我想找出它的答案来。它从我的手指缝里溜走了——可是，即使我把它抓住了，我抓住的是不是就都完整呢？我就不可能把它重新争回来，比以前抓得更紧，并永远保持下去吗？难道它就一点也不会再改变了吗？我们认为自己已经抓住了的东西，不是常常也会失去吗？我们会失去它，不正因为它是在活动着吗？只有在它一去不返而且再也不能有所改变的时候，它才会静止不动咧，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它才算真正为我们所有了吗？”

他的一双眼睛，呆呆地直瞪瞪地瞅着我。他正面盯住我的脸，这还是第一次。他的瞳孔张大了。真是个狂徒，要不就是个疯子，我心里这样想。

“我从来都不知道答案。”我说。“但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都想抓住无法抓住的，留下不能留下的。”

旁边一张桌子上那个穿夜礼服的女人站了起来。她一双眼睛越过露台望着下面的城市和港口。“亲爱的，我们干吗一定要回去呢？”她跟那个穿雪白礼服的男人说。“我们要是能够住在这里就好了！我实在一点儿也不想回美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