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几张椅子是空的；我占了一张。好久，什么动静也没有，但公众却丝毫没有不耐烦，大家转向相邻的人低声攀谈。这期间，走道里不肯离开的三五人群已经充满房间，坐上最后几个坐椅，或在周围席地而坐。
活动终于开始了：讲台后面，门开处，出现一位穿栗色衣裙的女士，细长的鼻子上架一副眼镜；她环顾在场的人，举起右手。我顿觉四周静悄悄的。接着这个女人转身向着她刚走出的屋子，似乎朝那里什么人发了个信号，说了句什么，但马上转身来把后背紧紧贴在板壁上，与此同时脸上现出庄重的笑容并凝滞不动。一切都是精心安排好的，因为在我的身后，在那个笑容展现的同时，风琴就奏响了起来。
几秒钟后，讲台后面的门里，出现一位脸色红红的少妇，一头黄色的头发烫得卷卷的，她精心化过妆，神色有些慌乱，抱着一个裹着婴儿的白色襁褓；穿栗色衣裙的女士更紧紧地贴着板壁，好让她过去，女士的微笑分明在鼓励抱婴儿的人走进屋里。这一位畏畏缩缩地向前移着，紧搂着自己的乳儿；第二个女人也抱着个白襁褓出场了，在她身后（一个跟一个的女人）形成一支小队伍。我一直端详着那个打头阵的女人：她先是把目光在天花板附近游移一阵，又落下来，大约和屋子里某人的目光相遇，又不好意思，赶快把眼睛转向别处，咧嘴笑笑，但这一丝笑意（笑的动作而已）又很快在紧闭起来一动不动的嘴唇上消失；所有表情从她脸上掠过只用了几秒钟（从门边开始走五六米所用的时间）。由于她只管一直朝前，没有很快转向排成半月形的椅子走去，那位栗色衣裙的女士从墙角猛地蹦起来（脸色沉下了些），赶紧跟上前去，用手碰了碰她，提醒她走原定的路线。少妇马上改变方向，转了个身，后面其他抱孩子的妇女也就跟着。她们总共八人。该走的路程终于走完，她们停下来，背朝着大家。每个人都站在一张椅子前。栗衣女人做了个自上到下的手势；她们一个一个慢慢都明白了（当然仍背朝着观众），落了座（抱着襁褓）。
栗衣女人又笑容可掬，朝依旧开着的门走去。在门槛边停了一会儿，接着又很快倒退三四步，回到屋里，重又背靠在板壁上。这时出现一个二十来岁的男子，穿着黑色衣服，白衬衫，系一条绘着图案的领带，衬衫的领子硬邦邦地卡着脖子。他低着头，沉着步子。另外七名男子走在他后面，年岁不尽相同，但个个都穿着节日的衬衫和深色衣服。他们围着带婴儿的女士，每人站在一张椅子后面。这时候，其中有两三个人露出不安的神色，朝四周张望，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栗衣女人（脸上立即又罩上刚才那样愠怒的阴云）跑过来，一个有些着急的男子低声对她说了几句，她点头表示同意，各位先生就此赶快调换了位置。
栗衣女人很快又笑容可掬，回头向讲坛后面那扇门走去。这一回，就用不着她任何示意了。又一队人整整齐齐地走进来，说实在话很可以算得上是守纪律了，他们迈着庄重的步子，毫无窘迫感地朝前走，简直具有专业人士水平；这一队由孩子组成，他们大约都是十来岁光景；鱼贯而入，男女相间；男孩子穿着海蓝裤子，白衬衫，系着红色的三角巾，其中的一角，拖到两肩之间，其余的两角在颌下打着结。女孩子穿着小小的海蓝裙子，白上衣，脖子上的三角巾和男孩一样。他们个个手持小束玫瑰。我刚才说过，他们自若而优雅地向前走，而且也不像前面那两个队列顺着椅子的半圆而是沿着讲台走，停下以后，侧过半个身子，在台墩下拉成一条长线，面对坐着的女士和整个屋子。
几秒钟又过去了，后面那扇门里出现了一个大家刚才没有注意到的新人物，他向讲台和铺红布的长桌直走过去。这是个中年男子，头发已经稀少。他步履很有气度，身体挺得笔直，穿着黑色套装，手里拿着一个紫红色的大公文包。他在长桌子的正中停下来，转身面向观众，欠身致礼。大家看到了他臃肿的脸，身上斜披着一条宽宽的蓝白红三色绶带，上面别着一个镀金的勋章，垂在胃的高度。当他微微鞠躬的时候，勋章在讲台上空摆动了好几下。
这时候，突然有一个站在台墩下队列里的小男孩高声地朗诵起来。他说：春天到了，大地复苏，爸爸妈妈们欢欣鼓舞。诸如此类地说了好一会儿，然后又有一个小女孩出来接着他的话也说些差不多的内容，意思并不十分清楚，但有一些词反复出现：妈妈、爸爸，也有春天，有时还有玫瑰。又一个小家伙在这之后打断了她的朗诵，他后来又被一个小女孩接下去；不过绝不能说他们在相互争执，因为这批小人儿所用的那套词藻大体一样。例如其中一个小男孩声称：儿童就是和平；那后面的小姑娘又肯定地说儿童就是花朵；而大家则一致同意后一个提法，全体男女孩子向前跨进一步，一齐把拿着花束的胳膊伸出来。由于他们正好是八个，和坐成半圈的女人数目相符，所以她们每个人都接到一束玫瑰。孩子们回到讲台下，自此就默不作声了。
反之，原来站在讲台上的男子翻开了他紫红色的公事包大声宣读。他也大谈春天，鲜花，妈妈和爸爸，谈到爱情会带来结晶，但他的用词很快有了变化，不再说爸爸妈妈，而是父亲和母亲了，一面列举政府赋予他们（父母）的种种好处，强调说他们也应该为国家利益，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模范公民；说完这些后又提出，凡在这里的父母要签字，以庄严保证做到这些；说着他指着桌子的一头，那里果然躺着一本皮面装帧的大厚册子。
这时候，栗衣女人站到坐在半圈首位的一个母亲后面，碰碰她的肩膀，那母亲回过身来，栗衣女人从她手里接过婴儿。然后那母亲起身走到桌子边。披着绶带的那个男人翻开册子，把笔递给当母亲的。她签字，回到座椅那里，栗衣女人把小宝宝还给她，又轮到父亲过去签字；然后栗衣女人又抱住下一个母亲的娃娃，把她领到讲台那儿，在母亲后，是她的丈夫签字；在他之后，又一个当母亲的，又一个丈夫，依次类推，直至最后一个。随后风琴传来一阵阵新的乐声，我的邻座纷纷起来去向当父母的握手道贺。我也跟着这么做（因为我也很想和人握握手）。蓦然，我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就是那个披绶带的人问我是否认得出他。
我当然没有认出来——尽管我在他滔滔不绝的时候端详过他。对于这个使我不大自在的问题，我并不想作一个否定的回答，便表示想知道他近况如何。他说不坏，我这就把他认了出来：科伐里克，一个中学同学。他的五官线条因他有点发福的样子而模糊了，现在才刚刚让我想起。而且，他在我的同学中间属于不起眼的，既不好也不坏；既不活跃也不孤僻，功课始终一般；那时候他额头中央总有一绺头发耷拉着，如今不见了——我为刚才没马上认出来抱歉了一番。
他问我来这儿干什么，是不是在这些当母亲的人中有我的亲戚。我告诉他不是的，我只是因好奇而来。他很得意地笑笑，给我大谈这里市人民委员会如何竭尽全力为百姓生活中的大事安排这样隆重的仪式；他微露得意地接着说，他自己作为民政事务的主管干部，也是做了一些工作的，并因此而受到上级的表扬。我问他刚才所举行的是不是洗礼仪式。他对我说这不是洗礼，而是欢迎新公民出世典礼。看来他很高兴能这样聊聊。在他看来，两大系统是针锋相对的：一边是已有千年传统的天主教及其仪式；一边是和它截然相反的民政机制，年轻的庆典应当替代古老的仪式。他说只有当我们的民事庆典十分美好隆重，足以和宗教那套祝祷膜拜抗衡的时候，人们才会放弃教堂那套庆祝受洗和婚礼的仪式。
我对他说，事情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他也同意，还庆幸他们自己作为这方面的专职干部，总算得到了我们的艺术家的支持。他们已经懂得（咱们希望如此）必须让人民举行真正社会主义的丧葬、婚礼、洗礼（他赶紧纠正自己的口误，改称欢迎新公民出世典礼），应该以此为荣。至于今天少先队员朗诵的诗句么，他接着说，很美。我称是的，又问他，如果让人们丢掉宗教仪式习惯，想尽方法让人们有可能避免任何仪式，岂不更好吗。
他说，人们永远也不肯让婚礼草草了之，葬礼也一样。何况，从我们的观点看（他强调我们这一字眼上，似乎要我明白，他也已加入共产党），不利用这样的仪式使我们的志同道合者乃至全国人民相互接近，那将是莫大的遗憾。
我问我的老同学，假定真有反对派，他会怎么对付。他对我说这些人自然是有的，因为并不是人人都接受新思想，但是如果他们不肯来，我们就一次一次地动员，直到大部分人最后在一星期或半个月之后好歹来了为止。我问到这里来参加这一类仪式的人是否被迫而来。不是的，他笑笑回答，但是人民委员会是根据这个判断公民的觉悟和他们对国家的态度；由于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还是来了。
我对科伐里克说人民委员会对待自己的忠信者比教会还要严厉。科伐里克笑笑，说他也没有办法。后来他邀请我到他办公室去待一会。我告诉他遗憾的是我没有时间，得去汽车站等人。他又问我这些年遇到过“小哥儿们”（他的意思是：中学同学）没有。我说没有，但我遇见他非常高兴，因为将来万一我有孩子要举行洗礼，一定会远道而来请他帮忙。他哈哈大笑，亲热地搂住我的肩膀。我们握了握手，我下去又回到广场上，想起离班车到达只剩一刻钟。
十五分钟就不算太久了。越过广场，我又经过理发店附近，再次透过玻璃窗朝里面瞥了一眼（虽然知道露茜下午才来，这时候不在），随后慢步朝长途车站走去，尽量回忆埃莱娜：她的面目模模糊糊的，像有一层雾遮盖着，浅红的头发显然有些褪色，她的身材虽不算苗条却也大体保持起码的比例，没有失去女人的风韵；凡我所记得的她的一切，都使我把她视为既讨人厌又讨人喜欢令人不平静的界线上，甚至她的声音也是，说悦耳又略嫌粗些，她在不知不觉中表现的动作反映出她仍然亟望人们倾倒于她。
我以前仅见过埃莱娜三次，要说是不多的，不可能对她保持一个清晰的印象。每当我想使她在我的记忆中活跃起来的时候，她面貌上的某些特点就显得很突出，所以在我的眼前她就老是像一张漫画肖像。然而，尽管我的记忆不很精确，但我相信，正是因为过分夸张了埃莱娜身上的某些特点，才抓准她原来被表象掩盖的真实内涵。
在这几分钟内埃莱娜那捉摸不定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她皮肤已见松弛，这不仅是她年龄、生育的表现，更因为是她无所警戒的心理（情欲），无力抵制（用大量的言词掩饰也枉然）和专事充当猎艳目标的结果。那么埃莱娜的这个形象究竟与她本人符合不符合？或者它仅仅反映了我对她的看法？谁知道呢。汽车随时就到。我希望见到一个和我心里印象一致的埃莱娜。长途汽车站的周围有一个广场，我躲在广场的一个门洞下，这会儿我很希望能看她一小会儿，看到她下车后张大眼睛东寻西找的样子，看到让她突然以为自己远道而来却见不到我那惆怅的神气。
一辆直达长途车在站台上停下，埃莱娜是最先下车者之一。她身穿一件蓝黑色风衣（高领，紧束腰带），显得年轻。像运动员。她左右顾盼，但根本没有显得惶惑，而是毫不迟疑地一扭身朝我住的旅馆走去，她的房间也已经预定在那里。
一下子我确实感到，我想象中的埃莱娜的形象是不正确的。幸运的是现实中的埃莱娜比我虚构的埃莱娜要漂亮得多，我看到她踩着高跟鞋背朝着我走在去旅馆的路上，对这一点更加深信不疑。我跟在她后面。
她已经到了接待处，身体伏在柜台上，漠然的接待员正在往登记簿上写她的名字。她把自己的姓氏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出来：“泽马内克，泽-马-内-克”。我站在她的背后，听她说着。当接待员放下笔，埃莱娜问他：“扬同志住在这儿吗？”我走上前去，从她的背后，把手放在她的肩上。
<hr/><ol><li>[19]Elsinore，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剧情地。​</li></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