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头指挥官这下可把我们弄得一败涂地。他把上士、洪萨和当夜秘密外出的三名士兵送上了军事法庭。（我甚至没来得及和这位最好的朋友告别，一切都在一个上午飞快地发生，当时我们还在井下，我后来很久才知道他们都被判了刑，尤其是洪萨，落得个蹲一年大狱。）面对集合起来的全连，毛头指挥官宣布处罚期再延长两个月，而且还把我们按惩戒连处理。按他要求造了两个角楼，布上瞭望哨，安装了许多探照灯，还不算弄来两个带领狼狗的专家来看守。
毛头指挥官的处理竟然这么快又这么准，我们大家全都顿生疑窦：一定是有人出卖了洪萨。这倒并不是说，在我们黑类分子里告密很盛行。尽管我们全都瞧不起这种事，但这种事我们知道还是随时会有可能发生的。因为我们如果想要改善自己的处境，想一到期就能离开，那告密这种手段乃是最为有效的了，还能带走一份好鉴定，以保证有个过得去的前途。到目前为止，我们（大多数）还没有落到这样卑劣的地步，这一点我们是做到了，但却做不到不去怀疑别人。
这一次也是，这种疑窦油然而生，并很快转化为大伙一致的想法（尽管毛头指挥官的出击也可能并不是出于告密），目标集中在阿莱克塞身上，而且毫无条件地十分肯定，这个家伙当时正在最后几天的禁闭之中。尽管如此，他每天早上还是跟我们一起下巷道，这很自然，所以大家都说他肯定对洪萨的行动计划有所知晓（他的耳朵和警察狗子的一样灵）。
这个倒霉的戴眼镜大学生因此到处都有人给他颜色瞧：队长（我们的人）分配给他最难干的活；他的工具老是丢，所以他不得不自己掏钱按价赔偿；含沙射影的咒骂没有少给他听，更不用说种种刁难了，够他受的。在他床脚附近的木隔板上，有人用污油刷上了几个老大的黑字：小心点，卑鄙小人。
洪萨和其他四个罪犯被押走后没几天，我在一个傍晚时分去宿舍看看，里面除了阿莱克塞弯腰在重新整理床铺外，没有其他人。我问他干吗这时候铺床。他对我说小伙子们一天要把他的铺盖掀翻好几次。我对他说大家认为是他告发了洪萨。他否认了，几乎要哭起来，他什么也不知道，也没有去打小报告。“你干吗要这么说？”我对他说，“你自己愿意跟指挥官一个鼻孔出气。所以，很自然就是你可能去告密了。”
“我才不是和指挥官一个鼻孔出气呢！指挥官专门搞破坏！”他咬牙切齿地说。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我。他说这些想法是他在牢里经过思索得出来的：党建立了对黑臂章战士的教育体系，虽然不能把武器交给这些人，但本意是要对他们重新进行教育。只不过，阶级敌人没有睡觉，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歪曲这种再教育，他们所期望的，就是要让黑臂章士兵对共产主义抱刻骨的仇恨，于是就成了反对革命的后备力量。如果这个毛头指挥官竟然如此对待每一个人，挑起他们的怒火，那就很清楚，这是敌人的阴谋！党的敌人究竟藏在哪些地方，看来我一无所知。肯定，这指挥官就是敌人派来的。阿莱克塞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于是把指挥官的所作所为写成一份详尽的报告。我大惊失色：“什么？你写了什么？你寄到哪儿去了？”他回答说他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向党告指挥官的信。
我们说着已经走出了营房。他问我怕不怕让别人看见我跟他在一起。我对他说提这样的问题太愚蠢了，而他认为自己那封信上级能收到更是双倍的愚蠢。他的回答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时时处处都以无愧于这一称号作为行动准则。而且他又再次提醒我，我也是个共产党员（即使已开除出党），不应该再像现在这样生活下去：“我们，共产党员，应当对这里的一切都负起责任来。”这让我觉得真滑稽。我对他说，连自由都没有还谈得上什么负责任。他回答说他觉得有充分的自由来当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现在和将来都要以行动来证明自己是个共产党员。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下巴颤抖着。在许多年过去的今天，当我回忆起那个时刻，更加感慨万千：阿莱克塞在那个时候才刚刚二十岁，还是个年轻人，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他的命运就像是一件巨人的衣服套在他那小小的身体上那么不相称。
我还记得，和阿莱克塞谈话后不久，切内克问我为什么要和这个卑鄙小人说话。我对他说，阿莱克塞是个傻东西，但不是卑鄙小人，我还把阿莱克塞控告指挥官的那番话说给他听。但切内克并不以为然：“傻不傻，我不知道，”他说，“但卑鄙小人是肯定的。因为一个公然连老子也不承认的人，那只能是个卑鄙小人。”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很奇怪我竟然不知道。政委曾经拿出一些几个月以前的报纸来给大家看，报上登着阿莱克塞的一份声明：他认为，他的父亲已经背叛和玷污了被儿子珍视为最神圣的事业，所以他与自己的父亲脱离关系。
这一天傍晚，从角楼望哨（近日刚修好）上第一次高高打出探照灯照射着营地。一个卫兵带着狗监守着铁丝网围成的墙。一种无底的悲哀向我袭来：我失去露茜了，我知道在这两个月难熬的漫漫长日里，我无法再见她。当晚我给她写了一封长信，告诉她我要很久很久见不到她，我们不能获准离开营地，我是多么遗憾她当初拒绝了我的要求，只有靠回忆来帮助我忍受这一星期又一星期满天阴霾的日子。
在我寄出信后的第二天，我们没完没了地操练，立正、向前走、卧倒。我机械地完成着这些动作，至于班长勃然大怒，我的伙伴们走步或卧倒我都视而不见；我也没看见周围的情况：院子的三面都是营房，第四面是挨着外面大路的铁栏杆，有时候一些行人停下来看热闹（更多的是孩子，有时有父母跟着，有时没有，父母往往告诉他们，栅栏里是一些小兵在操练）。这一切对于我全都成了用彩色的布做成的没有生命的摆设（铁丝网外面只有一堆彩色布而已）。所以若不是有人从那边朝我喊：“你在想什么，布娃娃？”我还不往那边瞧呢。
这时我才看见了她。是露茜。她靠铁栏杆站着，还是穿着那件旧得磨起毛的栗色大衣。（我们买东西的那天，怎么就没有想起来夏天就要结束，天气转冷了呢？）脚上穿的是黑色高跟浅口皮鞋（我送给她的）。她紧盯着我们，一动不动。战士们看出她是出奇的好性子，兴趣越来越浓地议论她。他们用言词来宣泄被迫长期过单身生活的男子在性爱方面的苦恼。最后，就是班长也注意到战士们的分心，而且很快，又发现了分心的原因，他自己又无法控制局面，不由大为光火：他毕竟没有资格去命令一个姑娘不能待在那儿，铁丝网外面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天地，不受他的管辖。于是他气鼓鼓地命令小伙子们有议论以后再发，并提高嗓门来喊口令，同时也加快了训练速度。
露茜挪动几步，一时走出了我的视野，但最后总是回到我们彼此看得见的地方。即使队列训练结束，总算熬到了时候，我也并没有时间走近露茜，因为我得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政治课上去。我们大听特听关于和平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套话。又过了一个小时，我才设法溜出来（已是天擦黑时分），去看看露茜是否还在铁丝网那儿。她还在。我跑过去。
她要我别生她的气，她是爱我的，知道我因为她的不好而伤心，她恨自己。我对她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去看她。她说这没关系，她会常来这儿的。（一些小伙子走过我的背后，朝我们大声说些猥亵的话。）我问她，大兵们这么粗鲁是不是让她难堪。她安慰我说她不介意，因为她爱我。她从铁丝网眼里塞进来一朵玫瑰花（军号响起来，要我们集合了）。我们在一个网孔里接了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