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玛凯塔既然这样，今天又为什么要来找我呢？

她说是因为泽马内克同志的缘故。开学后的第二天，他在系里过道上碰见她，把她带到一间小办公室，那是理科系党组织的书记处。他告诉她，他已经收到一份报告，谈到我给她寄明信片到培训班的事，明信片上写的是反党言论。他问她究竟是哪些言论。她说了。他问她的看法如何。她声明谴责这种言论。他说这样才对，而且担心她是否还会继续和我来往。她心里很慌乱，回答是支支吾吾的。他告诉她，培训班寄给系里一份报告对她十分肯定，系党组织准备找她谈话。她说为此很高兴。他又告诉她，他无意干涉她的个人生活，但他认为物以类聚，所以如果选择我，那对她就很不利了。

玛凯塔也承认，这个问题反反复复在她脑子里转来转去好几个星期了。其实我们已经有几个月没有见面，所以泽马内克的忠告实际是多余的。然而他的这番话反而使玛凯塔琢磨起来：一个鼓动人家因为男朋友犯了错误就和男朋友断绝关系的人是不是有些心狠，违背道德；再往下推理，她自己已经先和我分了手，这是不是也不对呢。她去找暑假培训班的一个领导同志，问他，原先不准她在明信片事件上向我透一点风的决定是否仍然有效。得知已经没有什么可保密的时候，她才拦住我要跟我谈谈的。

她这时向我娓娓诉说心里的苦恼和内疚：是的，她曾经下决心不再见我，这也不对；说到底，没有一个人——哪怕他犯了极大的错误，是不可救药的。她记起苏联电影《名誉法庭》（当时在党内是极受推崇的片子）说的是苏联一个搞研究的医生，他把自己的发现首先给国外应用而不是使本国同胞先受益，这是一种世界主义（当时又一个人人皆知的贬义词），甚至是叛国。玛凯塔声音抖抖地援引电影的结论说：这个学者最后被他的同事所组成的名誉审判团判刑，但是爱他的妻子却并没有扔下屈辱的丈夫，而是想尽一切方法促使他鼓起勇气来改正严重的错误。

“所以，你决心不抛弃我。”我说。

“是的。”玛凯塔拉起我的手说。

“可是告诉我，玛凯塔，你是不是认为我真的犯了罪呢？”

“是的，我认为是犯罪。”玛凯塔说。

“那你看，我还能不能继续做党员呢？”

“不能，路德维克，我认为你不能做了。”

我知道，玛凯塔投身于一种冒险——看来她已经一心一意地在体验这种冒险的情感——如果我加入进去，那么我就会达到我所奋斗的目标，这个目标正是我几个月来梦寐以求而未可得的：现在她被一种仗义救人的狂热所推动，就像是一只有蒸汽动力的船一样开起来，她会把什么都交给我。当然，有一个条件：就是她舍身赎罪的使命感必须得到回报。为了达到这种满足，关键在于赎罪的对象（可叹，就是我！）要承认自己罪孽深重，十分深重。但是我不能这样做。现在目标——玛凯塔这个人已近在咫尺，然而我不能以这样的代价来得到她，我无法认罪，也无法接受这样的判决。悉听别人——哪怕和我很亲密，来认可这样的错误和裁决，我不能。

我并不同意玛凯塔的做法；我回绝了她的帮助，就等于失去了她，但难道我真的觉得自己是清白的吗？当然，我仍不断地在想这整个事件多么可笑，然而同时我也开始用审查我的人的目光来看待明信片上的那三句话。这三句成问题的话使我不寒而栗：在大开玩笑的外壳下，这几句话反映了某种十分严重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以前并没有整个儿融入党的肌体之中，我从来不曾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而是简单地（！）下了个决心，就“加入了革命队伍”。（可以说，我们并没有真正觉得，献身于革命不仅是一次抉择，而且是真干的问题；或者说，要么我们是革命者，和革命运动融合成一体，要么我们其实不革命，仅是想当革命者而已；但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就会因为“有异心”而心虚，有罪恶感。）

当我今天回想到自己当年的那种处境时，就会联想起基督教那无边的威力。教会给信徒灌输了原罪是根本的、无时不在的概念。当时我也就是这样站在革命和党的面前低头认罪（我们人人如此），所以我渐渐地接受了这种思想：即我的那几句话——虽然是开玩笑，却并不因此而不算一种犯罪，我开始在心里自谴自责：我对自己说，那短短三句话并不真的是那么无缘无故冒出来的，并非完全出于偶然，同志们早就（肯定是有道理的）批评过我有“个人主义的残余”；我觉得，我已自命不凡到了极点，对自己的才学、大学生的身份和作为知识分子的前途踌躇满志。我的父亲本是工人，死于大战中的集中营，他大概不会理解我这样的狂傲。我责怪自己，父亲的工人意识在我的身上——可叹！——已丧失殆尽；我责备自己的种种劣迹，最后终于自认该当受到惩罚。从此之后，我一心只想朝这个方向努力：不被开除出党，由此不被划为党的敌人。我从少年时代起就选择了跟党走这条道路，而且一直衷心追随，而今我成了党的仇敌，这使我太痛心了。

这样的引咎自责——同时又是哀告一样的辩护，我在脑海里进行了百十次，在各级党委面前进行了不下十次。而最后到了系里极其郑重的全体大会上，泽马内克首先提出了一份对我和我的错误所拟的报告（效果极佳、才气横溢，使人经久难忘），然后以组织的名义建议把我开除出党。在我作了自我批评之后开的讨论会对我很不利。没有一个人出来为我说话，结果到了后来，全体（百十来人中有我最亲近的老师和学生干部），的的确确是全体，甚至一个不落都举手表示同意，不但要把我开除出党，而且还勒令我退学（我却丝毫没有料到会这样）。

会后当晚我就乘火车回家去了，不过这样回家我的心也不能踏实，因此一连多天，我没有勇气把这祸事向母亲说穿，她还一直为我上大学而高兴。相反，第二天，我的中学老同学、当年在扬琴乐团演出时的伙伴雅洛斯拉夫就来了。他见到我在家里喜出望外：因为他两天后就要结婚，希望我当证婚人。怎么能拂一个老朋友的美意呢？我就只好以一个盛大婚礼来庆祝我的落难了。

最别出心裁的是，因为雅洛斯拉夫深爱摩拉维亚，执著地崇尚民俗，他要借自己婚礼之机，把在这方面的得意之想付诸实施，打算按民间的古老习惯来操办庆典：要有民族服饰、扬琴乐团，有“老长辈”来读祝颂词，要抱着新娘过门槛，咏唱歌曲等等。总而言之，这从头至尾一整天的庆祝仪式，雅洛斯拉夫并不是单凭老人的记忆，而是查阅了许多民俗学教科书才得以编排出来。然而，我还是发现了一个奇怪之处：我的老同学雅洛斯拉夫，新近当上了一个相当兴旺发达的歌舞团编导，虽然遵从了一切可能的老习俗，但是他特意和伴婚仪仗队不进教堂（显然是考虑到他的前途，服从了提倡无神论的号召）。对于一场传统的民间婚礼来说，没有神父，没有神圣的祝福，那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他让“老长辈”去读各种颂词，却小心翼翼地排除任何与《圣经》有关的内容。然而正是《圣经》中对婚姻的一些提法才是自古以来祝婚词的基本形式。

由于愁肠百结，我无法在这大喜之日一醉方休，这又使我发现，排演古代仪式本应如石间溢泻清泉一般美妙，但我在其中也闻到了异样的气味。所以，当雅洛斯拉夫要我（有感于我当年积极参加的演出）也拿起单簧管和其他演奏者坐在一起时，我谢绝了。我眼前确实浮现着最近两年的五一节时我吹奏、布拉格人泽马内克跳舞的情景：他穿着民族服装就在我的身旁，张开双臂唱着歌。我不能再把单簧管拿在手里，我觉得这种民间的吹吹打打让我多么恶心，恶心，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