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调歌手。黑人蓝调歌手。黑人所以是忧郁的人。
人人知道你的名字。
“她去了哪儿，为什么走”之歌手。“如此孤独，令我欲死”之歌手。
人人知道你的名字。
那个歌手不容易错过，他就在人行道的中央，坐在一个柳条水果筐上。他的那条假腿舒服地伸开；那条真腿既负责打拍子又要撑着吉他。乔大概认为那首歌是关于他的。他愿意这样相信。我太了解他了。我见过他喂没人理的小动物们吃东西，可我从来没让他给蒙骗了。我记得他离开公寓楼的时候是怎样调正一下帽子的；怎样将它向前倾一点，再向左偏一点。不管是弯腰扫掉一堆马粪，还是闲逛到他那时髦的旅馆，他的帽子肯定戴得恰到好处。并非歪歪扭扭，但绝对可以说是倾斜的。他的上衣里面的毛衣扣子从头扣到尾，可我知道他的思想却没扣好——它们可放松得很。他的眼睛瞄着那些在街角闲混的公子哥儿。他们身上有某种他所缺少的东西。他箱子里的“克里奥佩特拉”很少有男人要买——除了剃须后扑的粉，大部分都是给女人预备的。他能跟女人们搭话，拿眼睛瞅她们，跟她们调情，谁知道他脑袋里还有什么玩意？如果说她用一个眼神给了他许多幸福时光的话，那些公子哥儿盯着看的眼神可比她的更令人满足呢。
要么他就是因为起初的忠贞为自己抱屈。而且，要是那种美德没有得到感激，没有人跳出来为此祝贺他，他的自怜自艾就变成了怨恨；他不太能理解这怨恨，却不由分说地将矛头指向那些站在街角的年轻美男子，他们容光焕发、残暴粗鲁。当心啦。当心一个年近五十的忠贞男人。因为他从来没跟另一个女人厮混过，因为他选择了那个年轻姑娘去爱，他认为他是自由的。没有挥霍浪费、一毛不拔的自由，也没有发动战争的自由，却有做一件荒唐事的自由。
记住我这句话吧，他铁了心要落入这个轨道。它把他拽了进去，就像唱针走在一张“蓝知更鸟”唱片的纹路上那样，在城里一圈又一圈地跑。大都会就是这样扒拉着你转，强迫你按它的意愿行事，沿着铺好的路走。与此同时，让你觉得你是自由的，觉得你能跳进灌木丛是因为你愿意。这里没有灌木丛，要是刈过的草地允许人走的话，大都会会让你知道的。你逃不开一个大都会为你铺设的轨道。不论发生什么，不论你发了财还是守着穷，毁了身体还是健康长寿，末了你总会回到你开始的地方：渴望着得到一件人人失去的东西——年轻的爱。
对了，那就是多卡丝。年轻，但是聪慧。她是乔一个人的甜食——像糖果一样。如果你年纪轻轻，刚刚来到大都会，糖果是最好的东西。糖果，还有双簧管，而且就连双簧管也是被称作甘草棒的。然而乔在大都会住了二十年，也不再年轻了。我猜他是那种十六岁左右就停止长大的男人，在内心。所以，尽管他穿着前面系扣的毛衣和圆头皮鞋，他仍然是个小孩，一个穿背带裤的小孩，糖果仍然能让他笑起来。他喜欢用那些带薄荷的玩意打发漫长的一天，而且以为别人也喜欢。所以他发糖给在路边石上出洋相的吉斯坦的儿子们。你看得出来，他们更喜欢巧克力或者带花生的什么东西。
乔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不只是所有那些他从温得米尔弄来的好东西。还有，他用来买不新鲜、黏糊糊的薄荷糖花的钱和在租来干那码子事用的房间上花的钱几乎一样多。在那里，他的私人糖果盒为他敞开。
该死！怪不得事情是用那种方式结束的呢。可它本来不必那样。还有，要是他当时停止满城去追那个又小又快的东西，及时告诉斯塔克、吉斯坦或者某个可能感兴趣的邻居，谁知道那又会怎么样呢？
“这不是一件你能讲给另一个男人听的事。我知道大多数男人都迫不及待地互相交流他们的拈花惹草进行得怎么样了。把他们的勾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这么做是因为那个女人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也不在乎人们怎么看她。我顶多是半遮半掩地告诉了玛尔芳，再说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可是告诉另一个男人？那可不行。反正吉斯坦只是会大笑一通，尽量不去听这事。斯塔克会盯着自己的脚，发誓说我让人给套牢了，并且告诉我我真是个冤大头，得自己补救补救了。跟他们谁我都不会谈起她。这事不能说，除非是个密友，一个你从前认识的人，很久很久以前认识的，比如维克托利，可我就是有那个机会，也不相信自己会告诉他；要是我连对维克托利都不能说，那是因为我不能告诉我自己，因为我不完全明白它是怎么回事。我只知道我看见她在买糖果，而这整个情景很甜蜜。不光是糖果——是那整个的情景和画面。糖是一种让你舔、吮、吞下去、吃干净的东西。不。还有别的什么。更像是蓝色的水和白色的花，还有空气中的糖分。我需要待在那儿，那儿所有这一切恰好混合在一起，而她就在那儿，多卡丝。
“我到那个公寓去的时候，不知道那张我在杂货铺里见过的脸叫什么名字，而且当时也没把她的脸放在心上。可是她打开了门，正好对着我打开了门。我闻到了磅饼和烹饪好的鸡的香味。女人们聚过来，我把我的东西拿给她们看，同时她们一边大笑一边做着女人们做的事：把我夹克上的棉绒拍打下去，按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来。这是她们的一种方式，用来拾掇你，修补她们认为需要修理的地方。
“她并没看我一眼，也没说什么。可我每一分钟都知道她站在哪儿，怎么站着。她把屁股靠在客厅里一把椅子的靠背上，同时女人们从饭厅里涌出来拾掇我，开我的玩笑。然后有人叫了她的名字，多卡丝。我没听见太多别的东西，可我留下来笑着给她们看了我所有的东西，不是在兜售，而是让它们兜售自己。
“我出售的是信誉；我让事情顺其自然。那是最好的办法。从不强求。就好比我在温得米尔伺候客人进餐的时候。我在那儿，但只是因为你要我在那儿。又好比我在客房干活的时候，把伪装成咖啡的威士忌拿出来。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在那儿，而且非常及时。你得知道，那个女人想喝上四杯，可又不想要四回；所以你就得等着，等她的一杯酒喝掉三分之二的时候再把它斟满。那样，她始终用一个杯子喝，而他买了四杯。安安静静的钱低语了两次：一次是我把它悄悄塞进兜里的时候；一次是我把它悄悄从兜里拿出来的时候。
“我作好了准备，等着她不答理我。我没有计划，就算有也没法实行。我有点迷糊，头昏眼花的，我想是因为浓烈的柠檬调料、扑脸粉和轻微的女人汗味。咸，不像男人的那样发苦。我到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促使我出门的时候对她说话的。
“我能想象人家怎么说。说我对待维奥莱特像对待一件你喜欢的家具，虽说它每天都需要点什么才能站稳、站直。我不知道。可自打离开维克托利以后，我从不跟任何人太接近。吉斯坦和斯塔克，我们挺近的，但不像是跟从你出生到长大成人都了解你的人在一起那样。我会告诉维克托利那是怎么回事。吉斯坦、斯塔克么，不管我对他们说什么，都会是很接近的东西，但不是它真正的样子。除了多卡丝我不能跟任何人说话，我对她讲了我对自己都没讲过的东西。跟她在一起我又变得生气勃勃、焕然一新了。我认识她之前，总共改变过七次。第一次是我给自己取了个姓，因为没人给我取过姓，因为没人知道它可能或应该是什么。
“我于一八七三年出生在弗吉尼亚的魏斯伯尔县，在那儿长大。一个叫维也纳的小地方。罗达和弗兰克·威廉斯夫妇在我出生后就收养了我，把我跟他们自己的六个孩子一起带大。罗达太太收养我的时候，她最小的孩子三个月大，我和他比我见过的许多兄弟都亲热。他的名字叫维克托利。维克托利·威廉斯。罗达太太给我取名叫约瑟夫，随她的父亲，可不管她还是弗兰克先生都没想到给我取个姓。她从来没有假装我是她的亲生孩子。她分派杂务或是发好东西的时候，会说：‘你就像我的亲生儿子一样。’我猜想是那个‘像’字让我去问了她——我想我还不到三岁呢——我真正的父母在哪里。她回过头俯视着我，给了我一个最甜蜜、却又让人觉得有点悲伤的微笑，然后对我说：噢，宝贝，他们失踪了，没有一点痕迹。我把她的话听成了，他们失踪的时候没带走的‘痕迹（痕迹”一词的读音即“特雷斯”（Trace））就是我。
“上学的头一天我得说出姓和名。我告诉老师，是约瑟夫·特雷斯。维克托利从座位上将身体完全扭了过来。
“‘你干吗这么跟她说？’他问我。
“‘我不知道，’我说，‘就因为……’
“‘妈妈会生气的。爸爸也会的。’
“我们正待在外面的操场上。操场挺不错的，垫了土，可里面有不少钉子之类的东西。我们俩都光着脚。我正在费劲地把一块玻璃碴子从脚心抠出去，所以我不必抬头看他。‘不，他们不会的，’我说，‘你妈妈不是我的妈妈。’
“‘她不是的话，那谁是呢？’
“‘另一个女人。她会回来的。她会回来接我。我爸爸也会的。’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自己那样想，或者说那样希望。
“维克托利说：‘他们知道把你留在哪儿了。他们会回到我们家的。他们知道你在威廉斯家。’他正学他姐姐的样儿弯着腿走路。她很擅长那个，还老自吹自擂，搞得维克托利一有机会就练。我还记得他的影子投进我面前的土里。‘他们知道你在威廉斯家，你应该管自己叫威廉斯。’
“我说：‘他们得把我认出来。从你们大伙中间，他们得把我认出来。我是特雷斯，他们走的时候没带的那个。’
“‘那不是太傻了吗？’
“维克托利笑话我，用胳膊搂着我的脖子把我摔倒在地上。我不知道那块玻璃碴子后来到哪儿去了。我一直没把它抠出来。也没有人来找我。我从来不认识我自己的爸爸。还有我的母亲。对了，我听旅馆餐厅里的一个女人说过一句最差劲的话。我倒咖啡的时候她正跟另外两个女人聊天。‘我对我的孩子们特别不利，’她说，‘我也不想那样，可我身上有什么东西硬把事情搞成那样。我是个好母亲，可他们从我身边离开倒更好；他们要是在我身边就没个好。离开我的好像都发迹了；留下来的却过得这么惨。你能想象我心里有多难受，是不是？’
“我不得不偷偷瞥上她一眼。说出那话得有勇气。承认那个得有勇气。
“第二次改变是我被挑出来训练成一个男子汉。生活要独立，无论如何也要自食其力。我并不缺个爸爸，因为起先有弗兰克先生在。他稳如磐石，对我们所有孩子一视同仁。然而要紧的是，我被挑了出来，还有维克托利，被魏斯伯尔县最棒的男人挑选出来去打猎。说起来就让人自豪。他是全县最棒的，挑中了我和维克托利，传授我们技艺，让我们跟他一起打猎。他太棒了，他们都说他拿着枪纯粹是为了好玩，因为他事先就知道猎物会干什么，懂得怎么骗蛇、把树枝扳弯诱捕兔子和土拨鼠、发出声响让水鸟不能抗拒。白人说他是个巫师，可他们那样说是为了避免说他聪明。一个猎手中的猎手，那就是他。像他们假装的那样聪明。他给我上了终身难忘的两课。一个是白人好心眼的秘密——他们必须先可怜一样东西，然后才能喜欢它。另一个嘛——得，我给忘了。
“就是因为他，我从他那儿学到的一切让我在树林里比在城里更舒服。周围要是有道篱笆或者栏杆我就会紧张。人们认为我是那种永远受不了城市的。堆起来的大楼？水泥路？我？饶了我吧。
“一八九三年我第三次改变。那时维也纳烧成了一片废墟。白纸花了太长时间完成的事，红彤彤的火焰很快就解决了：废除所有契约；腾空每一块田地；那么快地把我们从自己的家里清除出去，我们只好不停地从县里的一头跑向另一头——不然就没处跑。我们走走干干，干干走走，我和维克托利赶十五英里路到了巴勒斯坦。我就是在那儿遇见维奥莱特的。我们结了婚，在泰勒尔附近的哈伦·里克斯那里成了家。他的地是全县最糟糕的。维奥莱特和我给他种了两年的庄稼。土地耗尽了，石头成了最大的收获，我们就吃我打猎打到的东西。然后里克斯老头受不了了，就把田产和我们欠下的债都卖给了一个叫克雷顿·比德的人。在他手里，债务从一百八十美元涨到了八百美元。利息，他说，还有我们从百货店买来的化肥和材料——他付钱买的东西——他说，价格都上涨了。维奥莱特一边要侍弄我们自己的地，一边还要种他的地，而我从贝尔到克劳斯兰到歌珊，没完没了地干活。有时候砍伐松树，主要用锯机。花了我们整整五年时间，可我们都还清了。
“然后我找到一个为‘南方天空’号铺铁路的工作。我当时二十八岁，已经习惯了变化，所以在一九○一年，当布克尔·T在总统家里吃了个三明治时，我又胆大包天地做了一件事：决定给自己买一块土地。我像个傻瓜似的，以为他们会让我保住它。他们用两片我从没见过、也没签字的纸就把我们赶了出去。
“我第四次改变了，那是在一九○六年，我带着妻子去了罗马，一个离她出生地很近的小站，乘上‘南方天空’号去了北边一个小站。他们让我们在四节不同的车厢里来回挪了五次，就为了遵守《吉姆·克劳法》（指一八七七年美国重建时期结束后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开始之前，在美国南部实行的种族隔离法律。）。
“我们住在旧金山观乐区的一个火车公寓里。维奥莱特去做佣人，我从给白人擦皮鞋到卷雪茄烟，什么活儿都干；在一间屋子里，他们对着我们念书，我们就卷烟卷儿。我晚上收拾鱼，白天清理马桶，直到我干上了端盘子的工作。我还以为这回总算一劳永逸了，谁知第五次改变来了，我们又离开了臭气熏天的马尔贝里街和‘小非洲’，后来又离开了老鼠吃肉的西五十三区，搬到了上城。
“到那时，所有的猪和牛都不见了，过去是小窝棚农庄（规模同我想买的农庄压根没法比）的地方，盖起了越来越多的房子。从前，一个黑人单是在那儿闲逛就会被人一枪打死。他们建起了一幢幢成排的房子，还有一幢幢有着大院子和菜园子的独立的房子。那时正是大战前夕，整街整街的地方都让黑人住。挺好的。不像在下城。这些房子有五六个房间；有的有十间呢，你要是一个月能出五六十美元，就可以弄上一套。我们从140街搬到莱诺克斯一个更宽敞的地方去的时候，那些浅肤色的房客想把我们拒之门外。我和维奥莱特就跟他们斗，当他们是白人一样。我们赢了。然后坏日子就来了，黑人房东和白人房东都为了提高房租跟黑人斗，对我们来说还凑合，因为我们得住在五个房间里，尽管我们中间有的人租出去两间。那些大楼就好像画上的城堡，我们从一开头就负责清理所有人的垃圾，比谁都知道该怎样保持整洁。搬到哪儿我们都养鸟养花，我和维奥莱特。我自己上街拾粪来给花儿施肥。我还保证门面和屋子里头一样整洁。我那会儿在旅馆里干活。比在餐馆里跑堂要好，因为在旅馆里得小费的门路更多。工资挺少的，可小费掉进我手里就像十一月的山核桃一样快。
“房租一涨再涨，商店把上城的牛肉价钱翻了倍，白人的肉价却稳住不动，这时我找到了一个在附近兼职卖‘克里奥佩特拉’牌化妆品的工作。有了那个，再加上维奥莱特辞去白天班、光做头发，我们过得蛮不错的。
“然后到了一九一七年的夏天，那些白人把那个烟斗从我脑袋周围夺去以后，我又成了全新的我，因为他们差点儿杀了我，跟好多人一道。那些白人中有一个有良心的，没让别人当时把我就地解决了。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引发了那场暴乱。可能是报纸说的，可能是跟我一起工作的跑堂说的，也可能是吉斯坦说的——有个集会，他说，他们给白人们发出了请帖，邀请他们来看一个黑人被活活烧死。吉斯坦说来了几千个白人。吉斯坦说那件事让每个人都义愤填膺，要是那次残杀没有做到，那么别的什么也会做到。他们在大战期间把大群黑人弄来干活。南方的白鬼发火了，因为黑人正在离开；北方的白鬼发火了，因为黑人正在到来。
“我年轻的时候就见过这种事，在弗吉尼亚。我养父母家的两个哥哥给打得遍体鳞伤。遍体鳞伤。差点要了罗达太太的命。还有一个女孩子，探亲路过克劳斯兰的。还是个女孩子啊。反正在那边，你要是起来造反，就会有一百个人响应你。
“我看见一些小男孩在大街上奔跑。有一个摔倒了，没有马上爬起来，所以我朝他走了过去。就是因为那个。暴乱继续着，我却出局了，因为我和维奥莱特正在护理我的脑袋。还好，我活了下来，也许就是那个让我在两年后第七次改变自己，那是一九一九年，我跟着三六九部队走了整整一路，走了该死的每一步。不记得我在街上跳舞的事了，可那次所有人都跳了。我以为那次改变是最后一次，而且肯定是最好的一次，因为大战来了又去了，而参战的三六九黑人部队让我骄傲无比，它把我的心一劈两半。吉斯坦给我在另一个旅馆找了份工作，那里的小费，收钞票的时候比收硬币的时候还多。我成功了。一九二五年我们都成功了。然后维奥莱特开始抱着个布娃娃睡觉。太晚了。我有几分明白了。有几分。
“别误解我。这不是维奥莱特的错。这一切都是我的错。这一切。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对那个姑娘做下的事。永远。我多改变了一次。多更新了自己一次。你可以说我一辈子都是个新黑人。可是我所经历过的一切，我所见过的一切，还有所有那些变化，都没有让我为她作好准备，为多卡丝。你会以为我才二十岁，还在巴勒斯坦的一棵核桃树下第一次满足自己的欲望。
“我们，我和维奥莱特离开的时候，每个人都感到吃惊。他们说大都会令人孤独，可既然我曾接受过最棒的林中人的训练，孤独就是一样不能接近我的东西。胡扯。乡下小伙子；乡下汉子。我怎么知道一个十八岁的姑娘会在一个老婆抱着布娃娃睡觉的成年男人身上煽动出什么来？让我知道了一种孤独，一种我在一座方圆十五英里空无一人的森林里，或是一片除了活鱼饵做伴什么都没有的河岸上，都不可能想象出来的孤独。让我相信，在我尝到了她的蜜露之前，我从不知道任何东西都有甜蜜的一面。他们说，蛇在最后一次蜕皮之前是会瞎一阵子的。
“她有着长长的头发和糟糕的皮肤。一天喝两次水，每次一夸脱，就能马上将她的皮肤弄干净，可我没给她出这个主意，因为我喜欢那个样子。小小的半月形聚集在她的颧骨下面，好像轻微的蹄印。那儿有，脑门上也有。她要我买的护肤品我都买了，可令人高兴的是没有一样管用。把我脸上那些小蹄印去掉？一点痕迹也不给我留下来？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唯一的东西，就是找到那条路，决不放弃。我在弗吉尼亚追踪我的母亲，那条路引着我找到了她；我又一个区接一个区地追踪多卡丝。我甚至不用费劲。不用花心思。小路开始对你说话的时候，别的什么东西就接手此事了，发出异常强烈的信号，你简直不用去看。如果小路不跟你说话，你可能会从椅子上站起来，去买两三包烟，往兜里揣上硬币就开始走，然后跑起来，跑到史泰顿岛上的什么地方，天晓得，也许是长岛，盯着山羊发呆。可如果小路说话了，不管路上挡着什么，你都能发现自己在一间拥挤的房间里用枪瞄准她的心，不在乎那是一颗你离了就活不了的心。
“我想留在那儿。就在枪‘砰’地响过之后。那儿除了我没人听见，所以人群没有像一群红翼歌鸫一样（他们本来就像歌鸫）散开，仍旧紧紧地挤在一起，被他们跳舞的劲头和那音乐声锁定，不能够分开。我就想待在那儿。在她倒下、摔伤之前接住她。
“不是我在找那条路。是它在找我，最初它开始说话的时候，我听不见。我正在漫游，在大都会的大街小巷漫游。我有枪，但不是枪的问题——是我想用来抚摸你的那只手。漫游了五天。先去了131街的‘高级时尚’，因为我以为你星期二有个做头发的预约。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但你不在那儿。一些女人端着‘塞勒姆浸礼会’的鱼肉套餐进来了，那对盲人孪生兄弟在店里弹着吉他，正像你说的——他们俩只有一个是瞎的，另一个只是跟着演节目。也许连兄弟都不是，更别说孪生了。是他们的妈妈为了多收一点零钱捏造出来的什么东西。不过，他们在弹着什么乌烟瘴气的东西，不是他们通常弹奏的福音音乐。卖鱼肉套餐的女人们皱着眉头，说起了他们的母亲的坏话，可她们没对那对双胞胎说一个字；我知道她们听音乐听得很惬意，因为其中一个嚷嚷得最凶的用脚打着拍子，都来不及咂嘴称赞了。她们没注意我。我费了一番口舌，她们才告诉我你那天没预约。米妮说你星期六刚刚修过头发，还说她是如何不赞成修头发，不仅因为修头发是五十美分，而不像整个做一遍要一美元二十五美分，还因为那样伤头发，土热式发烫，她说，比她知道的任何东西都更伤头发。当然了，除非一点儿都不烫。你干吗要修头发呢？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上星期六？你告诉我你要跟合唱队去布鲁克林，在示罗唱歌，你得早上九点离开，直到夜里才回来，原因就是那个。还说上一次你没去，被你姨妈发现了，所以你这次必须去，原因就是那个。所以我没有等维奥莱特离开、再去打开玛尔芳的房间。不需要了。可你怎么可能在上星期六修过头发，还能在早上九点钟以前赶到车站呢？米妮星期六中午以前是从不开门的，因为她要一直开到午夜，好让大家都为星期天作好准备。还有，你也不用去赴固定的星期二预约了，对吗？我断了头脑中的恶念，因为我不敢肯定起因是不是那对盲人双胞胎演奏的那种乌烟瘴气的音乐。它是可以对你产生那种影响的，那样一种吉他弹奏。不像双簧管，但很接近。如果那首歌是从一根双簧管里吹奏出来的，我就会立即明白。可是吉他——吉他让我感到疑惑，让我怀疑自己，我于是失去了那条路。回家后也没再拾起来，直到第二天，玛尔芳看着我，用手捂住了嘴；可是她捂不住眼睛，笑意从中飞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