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我稀罕你的钱和你的破香皂吗？”

“不，不，玛尔芳。你瞧，听我解释嘛。并不是很多女人都像你一样理解男人和他们的妻子之间出现的问题。”

“哪种问题？”

“这个。维奥莱特。你知道她更年期过后变得有多怪。”

“维奥莱特早就怪了。我记得一九二○年那时候就挺怪的。”

“是啊，对。可是现在——”

“乔，你想把‘甜甜’的房间租下来，当我不在家的时候带另一个女人到这儿来，就因为维奥莱特根本不想要你。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好吧，维奥莱特和我之间没有爱，可我站在她一边，不是你那边，你这条老狗。”

“你听我说，玛尔芳——”

“她是谁？”

“没有谁。我是说，我还不知道呢。我只是想——”

“哈。等你撞着一个傻瓜时你会有个地方？这就是你的想法吗？”

“差不多吧。也许我根本用不着。可我想有个地方以防万一。不管用不用我都会付钱的。”

“在某种地方花五十美分就能弄到女人、地板、墙壁，还有床。你想要的话，两块钱能搞到一辆商店里卖的摩托车，上面驮着个女人。”

“噢，不，玛尔芳。不。你完全误解我了。我不想要街上的随便什么人。我的老天哪。”

“不是吗？除了一个野鸡你觉得谁还会跟你闲荡？”

“玛尔芳，我只不过想和一个女士做朋友。一个能说说话的人。”

“背着维奥莱特？你干吗朝我，一个女人，要一张热乎床？看来你该找个跟你一样龌龊的男人要那个。”

“我想过了，可我不认识什么单身汉，再说这事也不龌龊。得啦，姑娘。你要把我逼到大街上去了。我想要的是个好点的地方，不是吗？让我能时不常地跟一个令人尊敬的女士一道来做客。”

“令人尊敬？”

“是的，令人尊敬。也许她很孤独，也许有孩子，也许——”

“也许有个拿着榔头的丈夫。”

“没有那样的人。”

“要是维奥莱特发现了，我该说什么呢？”

“她不会发现的。”

“说不定我会告诉她呢。”

“别呀。你干吗要那样做？我仍然照顾着她。没有人受伤害。你拿到了五十美分，你不在家的时候还有人帮你看家，万一‘甜甜’回来了呢，或是有人进屋来找他，不在乎他撕开的是什么，因为你是一个女人。”

“维奥莱特会杀了我的。”

“这事跟你无关。你根本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来，什么也不会看到。一切都会跟你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除非你有什么小东西想要我帮你修一修。你什么也不会看见，除了桌子上面我故意弄的一点变化，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明白吗？”

“嗯。”

“让我试试吧，玛尔芳。一个星期。不，两个星期。你什么时候改主意了，不管什么时候，就把我的钱留在桌子上，我就会知道你想要我停下来，保证把你的门钥匙放在原先的位置上。”

“嗯。”

“这是你的家。你告诉我你要做什么、要修什么，你告诉我你不喜欢什么。可是相信我，姑娘，你不会知道我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走的，或者我来了没有、走了没有，除非，也许，你的水龙头不出水了。”

“嗯。”

“你只知道每个星期六，从现在开始，你多往糖罐里放了两个二十五美分的镍币。”

“就说说话，价钱可够高的。”

“要是你对我满意而且不喝酒、不吸烟、不赌博、不缴税，看看你能存下多少钱，你会大吃一惊的。”

“也许你该做这些事。”

“我可不沾品行不端的事，也不想在夜总会之类的地方待着。我只是想有个好的女伴。”

“你好像挺有把握能找到。”

乔笑了，“我要是找不到，也没什么伤害。一点伤害都没有。”

“不许通信。”

“什么？”

“不许递条子，不许写信。我不管传信儿。”

“当然啦。我不想要个笔友。我们要么在这儿说话，要么根本不说话。”

“假设有了什么事，你或是她想要取消会面呢？”

“别担心那个。”

“假设她病了不能来需要让你知道呢？”

“我就等着，然后离开。”

“假设有个孩子病了，可谁也找不到他妈妈，因为她在什么地方跟你一起藏着呢？”

“谁说她有孩子？”

“你可别要孩子还小的女人，乔。”

“好吧。”

“我的负担太重了。”

“你一点也不用操心。这没你的事。你见过我跟谁乱搞吗？我在这座大楼里住得比你时间长。你听过哪个女人说我坏话吗？我满城卖化妆品，你听说过我追哪个女人吗？没有。你从来没听说过，因为这事从来没发生过。现在我想用一个优秀的女士把我的生活照亮一点，像一个正派男人那样，仅此而已。你说这有什么不对？”

“是维奥莱特有什么不对。”

“维奥莱特对她的鹦鹉比对我照顾得更好。余下的时间，她就做我不能吃的猪肉，要不就烫头发，我受不了那味儿。也许结婚像我们这么久的人就是这样。可是那份安静啊。我真受不了那安静。她基本上不怎么说话了，而且不许我接近她。换了任何别的男人，都会拈花惹草、夜不归宿的，这你知道。我不是那样。我不是。”

他当然不是，但他还是这样做了。偷偷摸摸，密谋策划，在那姑娘要求的每个晚上都出去。他们去了墨西哥、露天市场和那些每个星期都换名字的夜总会——而且他不是独自一人。他成了一个星期四男人，而星期四男人都是心满意足的。我从他们那副样子就能看出一桩出墙越轨的桃色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已经得到了满足。周末和其他工作日也有可能，可星期四是肯定跑不掉的。我曾经以为，这是因为那些家庭佣工星期四休息，早上能躺在床上，周末则不可能，那时候她们不是要睡在工作的那个人家，就是要一大早起来去干活，根本没时间吃早饭或玩乐。可我注意到，这个法则在另一些妻子不是佣人和日间工人，而是星期天和星期一休息的酒吧女招待和餐馆厨子的男人身上也很灵验；学校老师、咖啡厅歌女、办公室打字员和在集市上摆摊的女人则都盼着星期六休息。大都会考虑着安排好自己的周末：发工资的前一天，发工资的第二天，安息日前夜的活动，关门的店铺和安静的学校礼堂，上了栅栏的银行保险库和黑暗中上了锁的办公室。

那么，为什么男人们在星期四看起来心满意足呢？大概是由于人造节奏的周期吧——大概七天循环制有什么东西太虚假了，以致人的身体对它不屑一顾，更喜欢三天制、两天制、四天制，什么都行，就是七天制不行，一定要把它分成有人性的部分，而这分割的时机就在星期四到来。不可抗拒。那些难以忍受的期待和周末的硬性要求都在星期四失效。人们巴望着周末去交际、修补关系和分手，尽管很多这类活动伴随着受伤，甚至要出一点血，因为兴奋度在星期五和星期六提高了。

可说到纯粹、深厚的满足，说到乐趣和舒适之间的平衡，哪一天也比不上星期四——这能很清楚地从男人们脸上得意扬扬的表情和他们在街上凯旋般的大踏步里看出来。他们好像在那一天取得了某种成就，使得他们脚步平稳，显得优雅起来，尽管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占据了人行道的中心，在黑灯瞎火的门洞里轻声吹着口哨。

这当然坚持不了多久，二十四小时过后他们就又害怕起来，枉然地在够得着的范围内找回自己。所以，注定要令人失望的周末又会吱儿哇乱叫，愁眉苦脸，身上带伤，溅满了血点子。叫人后悔的事、粗暴尖酸的言论、在心中沸腾的话语——都不会在星期四出现。我猜想被用星期四命名的男人一定很讨厌它，可实际上，他的这一天在大都会是个爱情的日子，是心满意足的男人们的同谋。他们使得女人们微笑。从完好的牙齿间吹出的调子令她们难忘，不久就被她们捡起来，在厨房的炉灶边重复。在门边的镜子前面，她们中的一个会扭过头来看自己左摇右摆，被自己的腰身和屁股的形状深深迷住。

在那里，在大都会的那个部分——就是他们来这里找的那个部分——在一个门口吹起来或者从一张唱片的凹槽里升起来的调子，能够改变天气。从冰冷到酷热再到凉爽。

就像七月里的那一天，几乎是九年以前了，那时候美丽的男人们是冰冷的。一种典型的夏日天气，爱丽丝·曼弗雷德浑身黏糊糊、亮闪闪，她在第五大道上站了三个小时，惊异地望着那些冰冷的黑面孔，听着那些鼓声道出优雅的女人和游行的男人说不出的东西。能说的已经印在一面旗子上，重复了《独立宣言》上的几句保证，正在擎旗者的头顶飘扬。然而真正的东西来自那鼓声。那是一九一七年的七月，那些美丽的面孔冰冷而安静，缓缓走进那鼓声正在为他们建起的空间。

在游行过程中，爱丽丝觉得好像一天过去了，一夜也过去了，而她还站在那儿，拉着那小女孩的手，盯着每一张走过去的冰冷的面孔。鼓声和冰冷的面孔伤害了她，可伤害总比恐惧要好，爱丽丝已经害怕了很久了——她先是在伊利诺伊受到惊吓，然后是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然后是在十一大道、第三大道、公园大道。最近她开始觉得从110街往南就没有安全的地带，而第五大道是她最怕的地方了。在那里，白人们从小汽车里探出头来，手里隐约露出叠好的钞票。在那里，推销员们摸她，就好像她是商品的一部分，由他们来屈尊出售似的；商店的经理要是够大方，让你试件衬衫（帽子是不行的），那就需要纸巾了。在那里，她这样一个经济独立的五十岁女人没有姓氏。在那里，讲英语的女人会说，“别坐在那儿，亲爱的，你可拿不准别人有些什么。”而根本不懂英语、也从来没有过一双长统丝袜的女人会从她身边逃开，要是她在电车上坐到了她们旁边的话。

现在，从第五大道马路的这一边到那一边，涌过来冰冷的黑面孔的浪潮，不说话，也不眨眼睛，因为他们本来想说、却又不相信自己能说出的，鼓声已经替他们说了。他们亲眼看见的和通过别人的眼睛看到的，被鼓声精确地描述了。这伤害刺痛着她，可恐惧终于消失了。第五大道现在成了焦点，保护那个刚刚变成孤儿、由她负责抚养的女孩也成了当务之急。

从那时起，她就把那女孩的头发编成辫子塞进下面藏起来，以免让白人看见她头发披散在肩头，再把缠着钞票的手指头伸向她。她教她装聋充瞎——告诉她身处说英语和不说英语的白种女人中间时这是多么有用和必要，在她们的孩子面前也一样。教她怎样顺着大楼的墙边走，消失在门洞里，在交通拥堵时抄近路——怎样千方百计地避开超过了十一岁的白人男孩。其中很大一部分她可以用穿着来施加影响，然而随着女孩越长越大，更细致的规定就成了当务之急。脚背上有优美鞋带的高跟鞋，带着时髦翻边、扣到脑袋上衬出脸形的妖里妖气的帽子，任何一种化妆品——所有那些在爱丽丝·曼弗雷德家里都遭到禁止。尤其是那种后背开口低、没有扣子像件浴衣或是浴巾一样贴在身上的外套，搞得女人一穿上，就好像刚刚从澡盆里迈出来，已经准备上床睡觉了。

私下里，爱丽丝是挺欣赏那些外套和穿外套的女人们的。想干活的时候，她就给这些外套缝里子；当“快乐的东北人”和“都市美女”走在第七大道上的时候，她忍不住要一步三回头，她们可真靓啊。但是爱丽丝把这种又忌妒、又慌张的快乐藏在心底，从来不让女孩看出她有多么欣赏那些“在街上就准备上床”的衣服。她还把她的感觉告诉了米勒姊妹，她们为白天工作在外的母亲们带小孩。她们不需要说服，盼望“末日审判”已经盼了十二年了，现在时刻都在等待那甜蜜的解脱。她们掌握所有出售酒类的饭馆、餐厅和夜总会的名单，而且不以向警察举报老板和顾客为耻，直到发现这样的消息在缉私队不仅讨嫌，简直就是多余。

爱丽丝·曼弗雷德做得一手好针线，白天会应人家的请求去做活，晚上再到米勒姊妹那儿接小女孩回家。这时候，三个女人在厨房里坐下，一边喝着“泼斯吞（postum，一种不含咖啡因的热饮料，是咖啡的替代品。）”，一边针对“死到临头”的征兆哼一声、叹口气：比如，不仅是脚踝，连膝盖也完全露出来了；嘴唇抹得像地狱之火那么红；把火柴梗烧黑了涂眉毛；手指甲上染了血——你都分不出哪个是野鸡哪个是妈。而男人们，你知道，他们对着任何一个过路的女人肆无忌惮地大声说出来的东西，是不能在孩子们面前重复的。她们还拿不准，可她们怀疑那些舞蹈肯定是龌龊得不得了，因为音乐随着每一个主显灵的季节的更替变得越来越不像话。以前那些发自头脑、充实心灵的歌曲现在下作得令人发指，掉到了腰带和皮带扣以下的地方。歌越唱越粗俗，音乐最后下作到了你必须关上窗户、忍受夏天的酷热的地步，而穿着衬衫的男人们却靠在窗户框上，或者聚集在房顶上、小巷里、门前台阶上和亲戚的公寓里，演奏那种象征“死到临头”的下作东西。要么就是一个女人，肩上扛着个娃娃，手里拿着平底锅，唱着什么“向我的枕头求得安慰，那里曾睡过我甜蜜的男人……多么久啊，多么久啊，多么久啊”。因为你在哪儿都能听见它。即使你住在爱丽丝·曼弗雷德和米勒姊妹所在的克利夫顿小区，每隔一百米就有一棵六英尺高、枝繁叶茂的树，安静的大街旁停了不下五辆小汽车，你还是能够听见它，而它对她们照看的孩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歪着脑袋，扭起了可笑的、还未成形的小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