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在床上，大屁股压得床罩四角都被扯了出来。他的衣服冻得硬邦邦的，裤子上已经干了的油漆印儿也冻得跟铆钉似的。他身上一股面包味儿。他讲他想买的那栋房子的事已经讲了好一会儿了，又抱怨拉丁裔想买套房子是多么艰难。我让他站起来，好把床重新铺好，于是他走到窗前。这雪下得真大，他说。我点点头，希望他能小声点。在房间另一端，安娜· 爱丽斯才刚睡下不久。前半夜，她一直在为她那几个留在山美纳注的孩子祈祷，而且我知道，天亮了之后她还得去厂里上班。她在床上辗转反侧，把自己埋在厚厚的被子底下，头上压着个枕头。虽然是在美国，没那么多蚊子，但她还是在床上罩了蚊帐。

外头有辆卡车在转弯，他告诉我。那小子够倒霉，这样的鬼天气还要出车。

这条街车是蛮多的，我说，一点不假。最近一阵子，每天天亮之后，我都去门前草坪上捡从卡车上颠下来的粗盐和碎石——也算一小笔财富了。躺下吧，我对他说，于是他走了过来，钻进被窝。他的衣服冻得很硬，我等到被窝里暖和起来才解开他的裤带。我们俩冷得直哆嗦，直到有了热气，他才开始触摸我的身体。

雅丝敏，他说。他的胡子抵着我的耳朵，硬硬的，硌得我生疼。今天我们面包厂死了个人。他好一会儿没说话，似乎沉默是个弹簧，能把他的下一句话弹出来似的。那家伙从屋椽上摔了下来。艾克托尔在传送带之间找到了他的尸体。

他是你的朋友吗？

这家伙，是我从酒吧里雇来的。我跟他讲，我们这里童叟无欺。

好惨，我说。但愿他没有家人。

可能有的。

你看见他了吗？

什么意思？

你看见他怎么死的吗？

没有。我只是去把经理找来，然后他叫我把守好现场，别叫任何人靠近。经理自己呢，就在那儿抱着胳膊。以往房顶上的活都是我干的。

你真幸运，拉蒙。

就算是吧，但如果出事的是我，怎么办？

别犯傻。

如果出事的是我，你会怎么办？

我把脸庞贴近他；如果他期待我会有更多的温存的表示，那就错看我了。我想说，我能怎么办，还不跟你在圣多明各的老婆一样，束手无策。安娜· 爱丽斯在角落里大声嚷嚷了两句，但她是假装的，把我从这窘境中解救了出来。拉蒙果然安静了下来，因为他不想把安娜吵醒。过了一会儿，他起了身，坐在窗前。雪又飘了起来。WADO电台注说，今年冬天比前四年都冷，兴许也是近十年内最难熬的。我看着他：他抽着烟，手指摩挲着自己眼睛四周细瘦的骨头和嘴巴一圈松松垮垮的皮肤。我很好奇，他此刻正想着谁。也许是他的老婆薇尔塔，或者他的孩子。他在胡安娜区注有栋房子；我看过薇尔塔寄来的照片。照片上，她很清瘦，悲戚戚的，现在已经死了的儿子站在她身旁。拉蒙把照片放在一个罐子里，把罐口封得严严实实，然后藏在床底下。

我们没有接吻，就这么睡着了。后来我醒了，他也醒了。我问他，要不要回他自己的住处，他说不去了。我又一次醒来时，他还在熟睡。在这斗室的黑暗和寒冷中，他的身形让人难以分辨。我抓起他粗壮的大手。它沉甸甸的，每个指甲盖下面都藏着面粉。有时在夜间，我会吻起他那些像李子一样皱巴巴的指关节。他这双手，在我们交往的这整整三年里，一直都有饼干和面包的香味。

他穿衣服的时候没有和我或者安娜· 爱丽斯说话。他的上衣口袋里装着一片蓝色的一次性剃刀片，刀锋上已经开始出现锈迹了。他在自己脸颊和下巴涂上肥皂，用的是冰冷的自来水，然后把脸刮干净，胡楂虽然没了，却刮破了好几处皮肤。我就这么看着他洗漱，任自己裸露的胸脯冷得直起鸡皮疙瘩。他大步流星地走下楼，出了大门，牙上还残留着一点牙膏。他前脚刚走，后脚我就听见同舍的住户在埋怨他。我走进厨房的时候，她们就问我，他自己难道没有地方睡觉吗？我回答说，他有的，然后笑一笑。透过布满冰霜的窗户，我看着他把衣服兜帽戴上，快速把身上的三层衣服——衬衣、毛衣和外套裹紧，以抵御寒风。

安娜· 爱丽斯把自己的被子踢掉。你这是在干吗？她问道。

什么也没干，我说。她头发乱蓬蓬的，躺在那儿看我穿衣服。

你得学会信任自己的男人，她说。

我是信任他的。

她亲了亲我的鼻子，下了楼梯。我梳好了头发，再把被子上的食物碎屑和阴毛掸掉。安娜· 爱丽斯相信，拉蒙不会抛弃我，因为他在这儿已经扎下了根，而且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已经很久了。他也许会一直走到机场，但最后还是狠不下心来上飞机。他就是这种男人，她说。安娜· 爱丽斯把自己的三个儿子留在了多米尼加，已经将近七年没见过他们了。她深知，要想走得远，就非得牺牲一些东西不可。

我在卫生间里，盯着镜子里自己的眼睛。水珠里漂浮着他的胡楂，像一个个指南针。

我在两个街区外的圣彼得医院注上班。我从不迟到，上班时间从不擅离洗衣房，一直在热浪中煎熬。我把要洗的东西装进洗衣机，把洗好的湿衣服塞进烘干机，再把过滤网上的棉绒清理掉，一大勺一大勺地量好需要的洗衣粉。我手下管着四个工人，挣的是美国标准的工资，但这的确是牛马不如的苦活。我戴着手套翻检成堆的床单。勤杂工（大多数是黑皮肤的拉丁裔）会把脏床单送下来。我从来不直接接触病人；但他们通过床单上的污迹和印痕（用疾病与死亡拼出的字母）与我交流。有的污迹太深，我就得把这些太脏的床单扔进一个特别的篮子。有个巴伊托阿注来的女孩告诉我，她听人说，那个篮子里的所有东西都会被烧掉。因为那是艾滋病人留下的，她小声说。有的污迹已经褪色，说明有段时间了，但有的血迹非常新鲜，腥气很重。你要是看到我们洗衣房里有这么多血迹，肯定会以为外头在打大仗呢。的确是场恶战，不过是在人体内打的，新来的女孩说。

我手下的姑娘们不是很靠谱，但我喜欢和她们一起干活。她们会放音乐，闹别扭，还会给我讲笑话。我从不向她们大吼大叫，也不欺负她们，所以她们挺喜欢我的。她们都很年轻，是被父母送到美国来的，和我刚来时的年纪相仿。我今年二十八岁，来美国已经五年了，她们都把我看成是身经百战的老资格，但我刚来的时候孤独得要命，每天都心痛难忍。

有几个姑娘在谈恋爱，我就不能太仰仗她们。这几个人上班会迟到，有时一连旷工几周。她们有时连招呼都不跟你打一个，就径自搬去了纽约或友联布注。出了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就得去找经理。他个矮，人瘦，鸟模鸟样；脸上没有胡子，但胸毛很浓，一直长到脖子那儿。我把情况告诉他，他就把跑掉的女孩的求职书找出来，撕成两半，声音干脆利落。不到一个钟头，就有某个女工送了个朋友来找我，申请空缺出来的岗位。

最新来的姑娘叫萨曼莎，是个刺儿头。她皮肤黝黑，眉毛很浓，一张尖酸刻薄的刀子嘴，让你往往在最没提防的时候被她伤到。有个姑娘跑去特拉华之后，萨曼莎补了她的缺。她来美国才六周，美国冬天的严寒让她瞠目结舌。萨曼莎上班没几天，已经两次把装洗涤剂的桶打翻了；她还有个坏习惯，就是干活时不戴手套，然后又用手揉眼睛。她跟我说，她前阵子生过病，被迫搬了两次家，同住的人还偷了她的钱。她那神情是典型的落水狗的怯懦和惶恐。干活就是干活，我告诉她，但我还是借了她不少午饭钱，还允许她用医院的洗衣机洗她自己的衣服。我原指望她会感谢我，不料她说我的嗓门像个爷们。

美国的天气一直这么糟糕吗？我听见她这样问别人。还会越来越糟糕呢，她们说。等着下冻雨吧。她远远看着我，皮笑肉不笑，有点犹豫的样子。她才十五岁，身材又精瘦的，看上去绝不像个当妈的，但她已经把她的胖儿子马诺罗的照片给我看过了。她在特地等我回答，因为我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但我没理她，继续干活。我也曾试着向她传授干活的窍门，但她好像根本不感兴趣，只是吧唧吧唧地嚼着口香糖，笑眯眯地看我，就好像我是个废话连篇的七十岁老太似的。我展开下一张床单，只见上面的血迹形状像一朵比巴掌略小的红色花朵。给我洗衣篮，我说，萨曼莎就把篮子一把撑开。我把这床单卷成球，抛了出去。结果正中靶心，拖边入了网。

一连洗了九个小时的床单之后，我下班回家了，边吃着蘸热油的冷木薯，边等拉蒙开着他那辆借来的车来接我。他要载我去看另一栋房子。他从一踏上美国的土地起就梦想着买栋自己的房子，辛苦了那么多年，攒了些钱，现在总算是有可能了。有多少人能走到这一步呢？只有那些坚持不懈、从不动摇的人，谨小慎微、一直走运的人。拉蒙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他对买房子的事认真得不得了，所以我也不能马虎。每周我们都出去找房子。他对这事可当真了，穿得整整齐齐，就像要去面试办签证似的。他开车带我在帕特森较僻静的街区转悠，那儿的树木枝杈遮盖着屋顶和车库。必须要小心谨慎，他说，我也同意。只要可能，他总会带我一块儿去，但我自己也知道，我其实帮不上多少忙。我不喜欢生活有什么大变动，我告诉他。他喜欢的房子在我眼里都是缺陷重重。看完房子，在车里的时候，他说我故意破坏他的梦想，还说我太顽固。

我们原打算今晚再去看一栋房子的。他走进厨房，拍着皲裂的双手，但我没那个心情，他也看得出来。于是他在我身旁坐下，把手放到我膝盖上。你不去吗？

我不舒服。

严重吗？

够严重的。

他揉揉自己的胡楂。如果这个房子特别合适呢？你要我一个人做决定吗？

我不相信这房子会很合适。

如果真的很合适呢？

你知道我不会搬去那儿的。

他沉下脸，看看钟，然后走了。

安娜· 爱丽斯在打第二份工，所以晚上屋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听着收音机里关于全国气温下降的新闻。我想淡定一点，但还是按捺不住，到九点钟的时候就把他放在我的橱柜里的东西——那些他不准我碰的东西——全都扒了出来，摊在面前。他的书，他的衣服，他的硬纸板盒子里装着的一副旧眼镜，以及他的两只破拖鞋。几百张过期彩票被卷成一小团一小团，一碰就散。还有几十张棒球卡，都是多米尼加球员，有古斯曼、费尔南德斯、阿洛乌家族等，画上的明星有用棒子击球的，有蜷身蓄力的，也有在垒线不远处防守平直球的。他留了一些脏衣服让我洗，但我一直没有工夫洗，正好今晚就把它们都摊开。裤脚翻边里和工作服袖口上的酵母气味还很重。

橱柜最上面一层有个盒子，里面放着一摞薇尔塔的信，用褐色的粗橡皮筋捆起来。一共差不多是八年的信。所有信封都破旧不堪，我想他可能自己都忘了这些信还在这里。我们俩刚好上的时候，他把东西放在我这儿，过了一个月我就发现了这些信，实在抵制不住诱惑，把它们偷偷都读了。要是当初我更坚定一些，没去读就好了。

他说自己从一年前开始就不给她写信了，但这话是骗我的。每个月我把给他洗好的衣服带到他公寓时，都能发现他床底下藏着她新近寄来的信。那些信我都读了。我知道他老婆叫薇尔塔，知道她住在哪儿，也知道她在一家巧克力工厂上班。我还知道，他没有跟她提起过我。

过了这么些年，那些信变得很好看，字迹也变了——每个字母都弯弯绕，像船舵似的下垂到下一行。求你，求求你，我最亲爱的丈夫，告诉我究竟怎么回事。我在你心里还能待多久？

读完她的信，我总会感觉好一些。从这你可以看出，我不是什么高尚的人。

我和安娜· 爱丽斯第一次见面的那天，她就告诉我，我们来美国不是来玩的。我说，你说得对，尽管我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今天，我把同样的话告诉萨曼莎，她怨气十足地盯着我。今天早上，我到医院的时候发现她在卫生间里哭，我倒是很想让她休息一个钟头，但我们的老板可没这么心善。我让她叠床单，只见她两手直发抖，看上去好像又要哭起来似的。我观察了她好一阵子，然后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她回答，哪有一件顺心的事情？

安娜· 爱丽斯说过，美国不是个好混的地方。很多姑娘连第一年都撑不下去。

你得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上来，我对萨曼莎说，这样对你有好处。

她点点头，娃娃脸上面无表情。或许她是想儿子了，或是想念孩子的父亲。或是思乡情切。说来也怪，人在家乡的时候，从来不会想到它，更谈不上爱它，离家在外时却时刻挂心、魂牵梦萦。我捏捏她的胳膊，上楼去和老板打招呼，而我回来的时候，她已经走了。其他女工假装没注意到。我去卫生间找，只看见地上一团捏皱了的纸巾。我把皱纸巾展平，放到水池边上。

吃完午饭后，我还希望她能回来，告诉我们，我回来啦，刚才出去散步了。

说真的，我能有安娜· 爱丽斯这样的朋友，真是幸运。她就像个姐姐。我在美国的熟人在这儿都是形单影只；他们挤在公寓里。他们很冷，很孤独，很憔悴。我见过电话亭前排的长队，还有口袋里揣着钢镚儿、兜售偷来的电话卡的小贩们。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也是那个样子，孤独得要死。那时候我和另外九个女人合住，楼下有个酒吧。夜间酒吧里传来喊叫声和酒瓶砸碎的声音，吵得人无法入眠。我的大部分室友经常为了谁欠谁的什么东西，或者谁偷了别人的钱而争斗不休。我手里有点钱的时候就打电话给我妈。在电话另一端，街坊邻居们把电话传来传去，轮流和我说话，就好像我是个幸运天使。那时拉蒙是我的老板，但我们还没有在一起——那是两年后的事情。那阵子他做着一个家政服务的小生意，主要是在皮斯卡特维注。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天，他用批判的目光看着我。你是哪个村来的？

莫卡注。

干掉独裁者，他说，过了一会儿又问我支持哪个棒球队。

雄鹰队，我说，其实我对棒球根本不感兴趣。

老虎队注，他吼道。那是多米尼加唯一一支真正的球队。

他命令我去打扫厕所或者擦洗炉子时，用的也是这种嗓音。那时候我不喜欢他；他太傲慢，又太吵闹，所以在听见他和客户讨价还价的时候，我就在脑子里哼小曲。但至少他没有像很多其他老板一样，一上来就要强奸你。至少他还没有那么坏。总的来讲，他不会色眯眯地乱瞅，也不会随便动手动脚。他有其他的计划，重要的计划，他是这么告诉我们的。看看他那个干劲，你就会相信他。

最初几个月，我的工作就是打扫房屋，同时听拉蒙吵吵嚷嚷。最初的几个月，我要在城里步行很远，苦熬着等星期天，好打电话给我妈。白天，我站在那些豪门大宅的镜子前告诉自己，我干得不错。下班后我回到家，精疲力竭地和室友一起坐在电视机前。这样的生活虽然苦，但我已经挺知足了。

我是在拉蒙的生意垮掉（这儿的有钱主子不多，他没有气馁，如此自我开解）之后认识安娜· 爱丽斯的。几个朋友从中牵线搭桥，我在鱼市见到了她。我和安娜· 爱丽斯说话的时候，她在切割和拾掇鱼。我以为她是波多黎各裔，但后来她告诉我，她有一半波多黎各血统，另一半是多米尼加血统。分别是加勒比海地区最好的和最糟的民族，她说。她的手干起活来很伶俐、很准确，所以她切的鱼片整整齐齐，不像冰块上放着的其他鱼片那样参差不齐。你能干医院的活吗？她问道。

我什么活都能干，我说。

会有很多血的哦。

如果你能干这个活，我也能干医院的活。

我寄回家的最早几张照片就是她帮我拍的。在那些照片上，我穿得体体面面，咧着嘴笑着，怯生生的。其中一张是在麦当劳门口拍的，因为我知道我妈会很喜欢它浓郁的美国风情。还有一张是在书店拍的。我拿着书假装在看，尽管那是本英文书，我根本看不懂。我的头发梳得高高的，戴着发卡，耳后的皮肤看上去很苍白，好像不大见阳光。我瘦得皮包骨头，病恹恹的。最好看的一张照片是我在大学的一座楼前拍的。那里没有学生，但有好几百把金属折叠椅，排在大楼前，好像是为什么活动准备的，我面向那些椅子，它们也面向我。我穿着蓝色裙子，双手贴在裙子上，在那光线下显得非常耀眼。

每星期有三个晚上，我们都要出去看房子。这些房子的状况都很糟糕，也只有鬼魂、蟑螂和我们这些西班牙裔会住。即便如此，也很少有人愿意卖房子给我们。当面谈的时候，房主们往往很有礼貌，但后来就再也不跟我们联系了。拉蒙又一次开车经过那些房子的时候，里面已经住了新人，通常是白人，在拾掇本应属于我们的草坪，把乌鸦从本应属于我们的桑树上赶走。今天的房主是个老头，白头发里夹杂着几根红发。他说他挺喜欢我们。在内战注期间，他曾在多米尼加打仗。多米尼加人挺好的，他说。长得也好看。他的房子不算糟糕透顶，但我们俩都有些紧张。拉蒙在房子里转来转去，就好像是只猫在找合适的地方下崽似的。他走进壁橱查看，敲打墙壁，花了将近五分钟时间用手指检查地下室湿漉漉的墙缝。他嗅着空气，搜索霉味。在卫生间里，我试着冲了冲马桶；他把淋浴打开，把手伸到水柱底下。我们俩查看了厨房的橱柜，看有没有蟑螂。在隔壁房间里，老头打电话给我们的介绍人，不知听了谁说的什么话，大笑起来。

他挂断电话，和拉蒙说了几句，我没听懂。和白人打交道，根本没办法从他们说话的腔调做出任何判断。白人能用问候的语气骂你妈是婊子。我没有抱什么希望，就在那儿等着。最后拉蒙倚过身来说，情况不错。

太好了，我说，但仍然坚信拉蒙会改主意。他对别人疑心很重。上了车，他果然开始抱怨，说老头子肯定想骗他。

为什么？你看出什么猫腻来了？

他们都是把房子弄得很好看。这是他们圈套的一部分。等着瞧吧，不到两星期，房顶就得开始塌陷。

他不会修吗？

他说他会修的，但你能信任这么个老头子吗？他老态龙钟的那模样，居然还能四处走动，真叫我吃惊。

我们都沉默了。他转动着脑袋，活动活动脖颈，脖子上的肌腱鼓了起来。我知道如果我敢插话，他肯定会大嚷大叫起来。他在我的住处前停下车，轮胎在积雪上滑动着。

你今夜要上班吗？我问。

当然了。

他满身疲惫地坐回别克车里。挡风玻璃上有好多条黑乎乎的污迹，雨刷够不到的边角上积了一层灰。我们看着两个孩子用雪球猛打第三个孩子。我感觉到拉蒙很悲伤，我知道他在想念自己的儿子。那一刻我真想搂住他，告诉他，一切都会好的。

下班了你还过来吗？

要看活干得怎么样。

好的，我说。

我坐在铺着油腻腻桌布的桌前，把今天看的房子的情况讲给室友们听，她们假惺惺地笑着。看样子你马上要过舒服日子啦，玛丽索尔说。

你也没什么可担心的啊。

可不是。你应当自豪。

我很自豪，我说。

后来我躺在床上，听着外面卡车上装的盐和沙子咔嚓咔嚓地响。半夜里我突然醒来，意识到他还没有回来，但直到天亮我才真正恼火起来。安娜· 爱丽斯的床铺得整整齐齐，纱布做的蚊帐整洁地叠在床头。我听见她在卫生间里漱口。我的手脚都冻得发青。窗户上满是白霜和冰柱，看不见外面。安娜· 爱丽斯开始祈祷的时候，我说，求你，今天不要祈祷了，好吗。

她垂下手。我开始穿衣服。

他又开始讲那个从屋椽上摔下来的人了。如果出事的是我，你会怎么样？他又问道。

我会再找个男人，我告诉他。

他笑了笑。是吗？你上哪儿找去？

你不是有朋友吗？

哪个男人会碰死人的女朋友？

我不知道，我说。我可以不告诉别人嘛。我可以重新找个男人，就像当初找到你那样。

他们能看得出来的。就连最粗暴的男人也能从你的眼睛里看出来，你刚死了男人。

没人会永远为死者哀悼。

有的人会的。他吻了吻我。我敢打赌，你会为我伤心一辈子的。想找人来替换我的位置可很难哦。面包房的人是这么跟我说的。

你为你儿子伤心了多久？

他不亲我了。小恩里克。我伤心了很长时间。现在还很想他。

看你的样子看不出来嘛。

因为你没有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