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放开佩科拉，站在那里望着她。然后她把两个人都搂到自己怀里，她们的头紧贴着妈妈的肚子。她的眼中满含歉意：“好了，好了。别哭了。我不知道。行了，这就回屋去。罗斯玛丽，回家去吧。表演结束了。”
我们都进了屋子，弗里达还在悄声抽泣，佩科拉夹着条白尾巴，而我则提着那条标志少女变成女人的裤衩。
妈妈领着我们向卫生间走去。她把佩科拉推了进去，拿走了我手上的裤衩，叮嘱我们在外面等着。
我们能听到水哗哗地流进澡盆的声音。
“你觉得妈妈会把她淹死吗？”
“哦，克劳迪娅，你真是太傻了。她只是想把佩科拉的衣服都洗干净了。”
“我们要不要把罗斯玛丽好好揍一顿？”
“算了。放她一马。”
水还在喷涌，透过水的哗哗声我们听到了妈妈音乐般的笑声。
那晚，我们三个在床上静静地躺着。我和姐姐对佩科拉满怀敬意。躺在一个真的来了月经的大活人身旁好像挺神圣的。她现在跟我们不同了—已经像个大人了。她自己也感觉到这种距离，不过并没有显得凌驾于我们之上。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细声细气地问：“我现在真的能生孩子了吗？”
“当然了，”弗里达昏昏欲睡地说，“你当然能生了。”
“可是……怎么生啊？”她的嗓音空洞中带着几分好奇。
“哦，”弗里达说，“得有人爱你。”
“哦。”
我和佩科拉沉默无语了很长时间，仔细琢磨着这个问题。我猜想，肯定得有“我的心上人”出现，这个人在离开我之前要爱过我。可是母亲唱的歌曲中没有提到孩子啊。也许这就是女人伤心的原因：男人们还没让她们怀上孩子就离开了。
之后，佩科拉问了一个我从未想过的问题：“该怎么办才好呢？我的意思是说，怎样才能找个人来爱你呢？”可是弗里达已经睡着了。而我又不知道。
<b>这就是那幢房子绿色和白色相间有一扇</b>
<b>红色的门漂亮极了漂亮极了漂亮极了漂</b>
在俄亥俄州洛兰镇，百老汇街与第三十五街交汇的东南角有个废弃的店铺。它跟铅灰色的天空格格不入，与四周灰蒙蒙的房屋和黑乎乎的电线杆不相协调。然而，它以一种令人恼怒而忧郁的方式强行闯入行人眼帘。开车路过小镇的游客都纳闷它怎么没被拆掉，而住在附近的居民走过这里时总会把目光移向别处。
过去，这座房子还是比萨饼店的时候，人们总能看到拐角附近有一群游手好闲的男孩扎堆。这些大男孩在这里碰头，嬉闹、抽烟、谋划恶作剧。他们吞云吐雾，强行把烟雾注进肺里、心脏里、大腿里，压制着青春的震颤和能量。他们走路晃悠，笑得缓慢，然而弹烟灰的动作却太快，太频繁，在老到者面前暴露出他们还是新手，才刚养成这一习惯。不过很久以前，在这群年轻人的低嚎声和耍酷模样还未出现的时候，这幢房子由一个匈牙利面包师承租，他做的奶油面包和罂粟籽面包圈还曾小有名气。更早时，这里是某个房地产商的办公室。再早时，几个吉卜赛人把它当成活动场地。这家吉卜赛人把大玻璃窗装饰得别具一格，跟过去完全不同。他们家的女孩子轮流坐在好几码长的丝绒帷帐和挂在窗边的东方风格的厚毯子之间。她们不断向外张望，偶尔笑一笑，眨巴几下眼睛，或者点点头—偶尔而已。大多时候，她们只是望着窗外，华丽的长袖和长裙掩盖了横在她们目光中的赤裸。
这一带人口流动频繁，可能都没人记得，更早更早以前，在吉卜赛人搬来之前，在那群年轻人出没之前，布里德洛夫家曾住在这里，挤在店铺的前厅，在地产商突发奇想酿成的一片残骸中过着恶劣的生活。他们在这个墙皮剥落、昏暗阴沉的匣子里悄然进出，从不惊动邻居，从不去劳工组织那里喊冤，也从不去镇长办公室里抗议。这个家庭的每个成员都活在自己意识的单元格中，各自拼凑缝制着自己的现实生活这床棉被—在这里捡几块破碎的经历，在那里收集几条零散的信息。他们凭借从彼此身上搜罗到的点滴印象，制造出某种归属感，并努力按照彼此认可的方式凑合着生活。
这些住宅由第一代希腊房东设计规划，毫无想象力。大“店铺”区用纤维板隔成两间屋子，而隔板高度又不及天花板。一间是客厅，这家人称之为前厅，另一间当卧室用，全家人的起居都在这两间屋子里解决。前厅里放了两张沙发、一架立式钢琴，还有一棵很小的人造圣诞树，装饰繁复，遍布灰尘，已经在那里矗立了两年。卧室里摆着三张床：一张窄窄的铁床是萨米的，他十四岁，另一张是佩科拉的，她十一岁，还有一张双人床是乔利和布里德洛夫太太的。为了使热量均匀分布，卧室正中心放着一个煤炉。靠墙放着箱子、椅子，一张小茶几和一个纸板做成的“衣橱”。厨房位于公寓后方，是独立的单间。没有沐浴设备。只有一个抽水马桶，眼睛看不见，耳朵却能听到。
至于家具就无须多说了，实在无法形容，因为在设计、制造、运输、销售各个环节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马虎、贪婪和冷漠。家具已经用旧了，却仍未让人感到亲切。人们只是拥有它们，却不熟悉它们。没有人在把硬币或别针掉在了沙发垫底下之后，还记得掉落或找到的地点和时间。没有人曾咯咯笑着说“可我一分钟前还拿着啊，我就是坐在那儿跟××聊天的”，或者说“原来在这儿，一定是我喂孩子吃奶的时候滑下去的！”。没有人在哪张床上分娩过—或者深情地回忆起某个油漆剥落的地方，那是孩子开始学着站立时，为了抓住那里获得支撑而蹭掉的。没有哪个节俭的孩子曾把口香糖粘在桌子底下。没有哪个快乐的醉汉—家人的某个朋友，脖子粗壮，未婚，天知道他怎么那么能吃—曾坐在钢琴边，弹奏那曲《你是我的阳光》。没有哪个少女曾凝视着那棵小小的圣诞树，回忆起自己何时装点过它，或担心那只蓝色小球会不会掉下来，他是否会回来看看这棵树。
这些家具没有承载任何回忆。更别说任何值得珍视的回忆了。偶尔，某件家具会激起一种生理反应：上腹部酸性刺激物增加，脖子后面微微冒汗。拿沙发来说吧。买的时候簇簇新新的，可还没等运到家，靠背的布料就已经裂了一条长长的口子。而商店不愿负任何责任……
“听着，哥们儿，我把沙发装上车的时候它是没问题的。东西一旦上车，商店可就管不着了……” 此人嘴里散发出一股李斯特防腐液和头彩牌香烟的气味。
“可我买的时候是新的，我可不要破沙发。”乔利眼里带着乞求的神色，连睾丸都缩了起来。
“自认倒霉吧，哥们儿，自认倒霉吧……”
当然，你可以恨那张沙发—如果你可以恨一个物件的话。可那没用。你每月还是得凑够四块八给人家。如果你每月要为沙发付四块八，而它买来时就有裂口，既不实用又让人窝火，你是不会为拥有它而感到快乐的。这种不快乐会散发出臭气，渗透到一切事物上。这股臭气会使你不愿粉刷纤维板隔墙，不愿为椅面找块匹配的材料，甚至不愿把沙发的那道裂口缝上。裂口变成了大豁口，大豁口变成了裂谷，里面廉价的木框和更廉价的填充物暴露出来。在沙发上睡觉解不了乏。在沙发上做爱让人有种偷偷摸摸的感觉。它就像一颗坏牙，不甘心独自忍受疼痛，非要把痛苦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让呼吸困难，视力减弱，神经不安。一件令人痛恨的家具会制造出一种令人烦躁的不适，这种不适会弥漫整个屋子，妨碍与之无关的事物带来愉悦。
在布里德洛夫家，唯一有生命的东西要算那个煤炉了。它独立生存，不依赖任何事、任何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熄灭”、“封堵”或者“燃起”火焰，尽管这家人经常给它添煤，而且熟悉它的脾气：加煤时要一点点撒，不能倾倒，不能过量……火焰似乎在按照自己的节奏燃烧、变弱或者熄灭。然而，每天清晨，它总觉得自己还是熄灭的好。
<b>这就是那家人妈妈爸爸迪克和简他们住在</b>
<b>这幢涂成绿色和白色的房子里他们很幸福</b>
布里德洛夫一家住在店铺前厅并不是工厂裁员造成的暂时困难所致。他们住在那里是因为穷，因为他们是黑人，而他们困在那里不走是因为觉得自己太丑陋。他们的贫困虽然根深蒂固，难以改变，却也毫不特别。真正特别的是他们的丑陋。谁也无法让他们相信，他们并非丑陋得可怖和不可救药。除了父亲乔利，他的丑陋（源自绝望、放荡、惹是生非、向弱小者施暴）是行为上的，其余的家庭成员—布里德洛夫太太、萨米·布里德洛夫、佩科拉·布里德洛夫—可以说是把丑陋穿戴在身上，虽然这件外衣并不属于他们。他们的眼睛，那一双双小小的眼睛在狭窄的额头下方挨得很近。发际线又低又不整齐，在两道笔直、浓重、快要碰在一起的眉毛的衬托下，就显得更不整齐了。鼻子灵敏却长得歪歪扭扭，鼻孔朝天。他们颧骨很高，耳朵招风。线条优美的嘴唇本应引人注目，却反而让人更容易去注意脸部的其他部位。你看着他们，心里好奇他们为何如此丑陋；你仔细观察，却找不出根源。然后你意识到这丑陋来自信念，他们的信念。感觉就像有个无所不知的神秘主人给了他们每人一件丑陋的外衣，让他们穿上，而他们毫不质疑地接受了。主人说：“你们是丑陋的人。”他们打量自己，找不出任何证据来反驳这个判决；事实上，迎面而来的所有广告牌、电影以及目光都提供了支持这一判决的证据。“没错，”他们说，“你说得对。”他们把丑陋接过来，像一件斗篷一样披在身上，穿着它在世上招摇。他们对待丑陋的方式各不相同。布里德洛夫太太看待自己的丑陋就像演员看待道具：为了凸显性格，为了强调她时常想象的那个属于自己的角色—一个殉道者。萨米把自己的丑陋当作让别人痛苦的武器。他据此调整行为，选择伙伴：那些为之着迷，甚至为之震慑的人。还有佩科拉。她躲藏在自己的丑陋后面。隐蔽，遮掩，销声匿迹—极偶尔偷偷向外张望几眼，结果也只是更加迫不及待地回到面具之后。
在十月某个星期六的早上，这家人逐一从致富和复仇的梦中苏醒过来，回到店铺前厅那莫可名状的痛苦之中。
布里德洛夫太太悄无声息地溜下床，在睡衣（一件旧连衣裙）外面套了件衬衫，朝厨房走去。她那只健全的脚在油地毡上踩出铿锵有力的响声，残疾的那只则发出沙沙低语。在厨房里，柜门、水龙头和铁锅在她手底下哐啷作响。这噪音虽然沉闷，从中透出的威胁意味却无比响亮。佩科拉睁开眼睛，躺在原地凝视着已经熄灭的煤炉。乔利含糊地咕哝几句，在床上辗转反侧片刻，然后就悄然无声了。
佩科拉甚至能从自己躺着的地方闻到乔利身上威士忌的气味。从厨房里发出的声响越来越大，听着不那么沉闷了。布里德洛夫太太那些与准备早饭毫无关系的动作中带着明显的针对性和目的性，可以从过去找到大量证据支持这点。此刻，有所察觉的佩科拉腹肌紧缩，小心地呼吸着。
乔利回家时喝得酩酊大醉。不幸的是，他醉得太厉害，以致吵不起架来，所以整个事件只能在今天早上爆发了。因为没有立刻发生争吵，即将来临的打斗就会显得刻意；事先精心谋划，毫无想象力，而且会闹得你死我活。
布里德洛夫太太迅速走进房间，在乔利的床脚站住。
“家里需要弄点煤来了。”
乔利没动弹。
“听见没有？”布里德洛夫太太戳了戳乔利的脚。
乔利缓缓睁开眼睛。那两只眼睛红得吓人。毫无例外：乔利有着全镇最丑陋的眼睛。
“哦……臭娘儿们！”
“我说家里需要弄点煤来了。这屋里冷得像巫婆的奶头。你喝了见鬼的威士忌，感觉不到有多难挨，我可冷得要命。还有好多事等着我做呢，我可不想挨冻。”
“走开。”
“除非你给我弄点煤来。如果我像头驴一样辛辛苦苦干活，却连取暖的权利都没有，我何苦呢？你什么都弄不回来。要是都指望你，我们全死干净了……”她的嗓音扎得人脑袋生疼，“……你以为我会冒着严寒亲自跑到外面去弄煤吗，休想。”
“你怎么去弄关我屁事！”乔利的喉头顿时冒出杀气腾腾的气泡。
“你得起床醒醒酒了，你到底去不去给我弄煤？”
没动静。
“乔利！”
没动静。
“你今天早上可别惹我，伙计。你要是再吐一个字，我撕了你！”
没动静。
“行！行！可如果我打了喷嚏，只要打一个，愿上帝保佑你那可怜的屁股吧！”
这时萨米也已经醒了，可还在装睡。佩科拉依然紧紧地缩着肚皮，不敢大声喘气。他们俩都知道布里德洛夫太太自己本可以，而且也会去棚子里搬煤，说不定她其实已经搬回来了，或者也可以让萨米或佩科拉去搬。可是昨晚没有争吵，这种悬而未决之感就像一段哀乐中的第一个音符在郁闷等待的空气中蓄势待发。酗酒这种蠢事，无论多么司空见惯，最后总要仪式性地了结。布里德洛夫太太琐碎而毫无特色的日子，就是由这些争吵来辨认、归类与区别的。正是它们赋予生活的每时每刻以实质性内容，否则，日子就会暗淡无光，完全被遗忘。争吵缓解了贫穷带来的无聊，给死气沉沉的屋子增添了亮色。在这些打断日常生活而其本身也已成为常态的争吵中，她能够展示自认为属于真实自我的风格和想象力。剥夺这些争吵无异于剥夺她生活的全部激情与合理性。乔利根深蒂固的酗酒恶习和暴戾性情给他们俩提供了让生活变得可以忍受的必要材料。布里德洛夫太太自认是个正直、虔诚的女信徒，备受一个无用男人的拖累，而上帝派自己来惩罚他。（当然，乔利已经没有获得救赎的希望，而救赎与否亦不重要—布里德洛夫太太感兴趣的不是作为救世主的基督，而是作为审判官的基督。）经常能听见她与耶稣谈论乔利，请求主帮助她“把这个混账东西从扬扬得意的云端打落下来”。有一次，醉醺醺的乔利差点一跤跌进红彤彤的煤炉，她当即尖叫道：“收走他，耶稣！收走他！”如果乔利不再喝酒，她永远也不会原谅耶稣。她疯狂地需要乔利的罪孽。他堕落得越深，越放肆，越不负责任，她和她的使命就越崇高。这一切都打着耶稣的名义。
同样，乔利也极其需要她。在他厌恶的事物当中，她是为数不多他触手可及且可以伤害的一个。他把无名的怒火和无法实现的欲望通通发泄在她身上。他可以恨着她，自己却毫发无损。还很年轻时，乔利初尝禁果，正如饥似渴地跟一个乡下小姑娘在草丛里寻欢作乐，不想受到了两个白人的惊吓。那两个男人拿手电筒正对他的屁股照着。他停下来，惊恐万状。他们咯咯地笑起来，没有移开光线。“接着干啊，”他们说，“继续干，把活干完。黑鬼，好好干个痛快。”灯光仍然没有移开。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乔利并不恨那两个白人，却痛恨和鄙视那个女孩。只是隐约想起这个片段，以及其他数不清的侮辱、失败乃至挫折，都会刺激他逃进堕落的避风港，对此连他自己—但也只有他自己—都感到惊讶。不知怎的他就是无法让别人震惊，震惊的从来只有他自己。所以他也就放弃去做什么惊人之举了。
乔利和布里德洛夫太太的厮打跟做爱简直如出一辙，同样遵循着某种说不清的野蛮定式。他们彼此心存默契，不将对方置于死地。他打她就跟懦夫打人似的—用双脚、手掌和牙齿。而她呢，则完全用女性的手段予以还击—用平底锅、拨火棍，偶尔也拿熨斗砸他的脑袋。打斗期间谁都不吭声，既不呻吟也不辱骂。只有东西落地和毫无新鲜感的身体互相碰撞的声音。
两个孩子对这些冲突的反应各不相同。萨米往往会咒骂片刻，或者索性离家出走，抑或自己也投入战斗。听说，到十四岁时，他已经离家出走了不下二十七次。有一回，他甚至跑到了水牛城，在那里待了足有三个月。无论是被强行送回还是环境所迫，他每次回来时都闷闷不乐。另一方面，佩科拉受年龄和性别限制，只能想方设法地去忍受。虽然应对的方法在变，痛楚却深刻而又长久。她在两种愿望之间挣扎，要么强烈地渴望一方打死另一方算了，要么恨不得自己一死了之。此刻她正小声嘟囔：“别打喷嚏，布里德洛夫太太，千万别打。”佩科拉跟萨米和乔利一样，总是管她妈妈叫布里德洛夫太太。
“别打喷嚏，布里德洛夫太太，可千万别打。”
然而布里德洛夫太太还是打了。
毫无疑问，布里德洛夫太太能打这个喷嚏完全是蒙上帝眷顾。她只打了一个。
她端起满满一锅凉水冲进卧室，照着乔利的脸泼过去。乔利坐起身来，呛得连咳带吐，他光着脏兮兮的身子，从床上一跃而起，做了个凌空拦截的动作，搂住老婆的腰，两人摔倒在地。乔利把她拎起来，又用手背把她打倒。她坐在了地上，后背抵着萨米的床架。她没有松开那口铁锅，用它使劲撞击乔利的大腿和裆部。乔利一脚踩住她的胸口，她丢掉了锅。他跪下来狠命地朝她的脸扇了好几下。要不是她迅速低头，让那一拳落在了铁床架上，她早就服软了。布里德洛夫太太利用这个短暂的空当溜出了他的打击范围。一直在床边默默观看他们扭打的萨米突然用双拳揍起父亲的脑袋来，嘴里大骂：“你这光屁股的浑蛋！”一遍一遍又一遍。布里德洛夫太太抄起又圆又平的炉盖，踮起脚尖跑到正打算站起身的乔利跟前，朝他猛击两下，把他打回了被她激怒之前的麻木状态。她一面大口地喘着气，一面朝他身上扔了条被子，让他躺着。
萨米连声尖叫：“杀了他！杀了他！”
布里德洛夫太太惊讶地看着萨米，“快别这么说，小子。”她把炉盖放回原处，朝厨房走去。然后在门口站住，对儿子说：“你还是赶紧起来吧。我需要些煤。”
佩科拉用被子蒙住脑袋，让呼吸变得舒缓些。尽管她收紧腹肌极力阻止，恶心的感觉还是迅速涌了上来。她强烈地想要呕吐，但是和往常一样，她知道她不会。
“上帝啊，求求您，”她对着手心小声说，“让我消失吧！”她紧紧闭上双眼。身体的某些小部位逐渐消散。一会儿慢一会儿快。然后又放慢了。手指一根接一根地没了。然后是前臂，直到胳膊肘。现在轮到脚了。对，这样挺好。双腿同时不见了。大腿以上最难消失。她必须做到真正的静止不动。她的肚子怎么也不愿离去。可最终还是走了。接着是胸脯、脖颈。脸也很顽固。几乎完全消失了，几乎。只差紧闭的双眼了。它们总是被留下来。
她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让眼睛消失。那么还有什么意义呢？眼睛意味着一切。一切都在那里，在眼中。所有那些画面，所有那些脸庞。她早就放弃像萨米习以为常的那样离家出走去看看新的画面和新的脸庞的想法了。他从不带着她，从不提前为出走作打算，所以也从不计划。总之这条路行不通。只要她还是老样子，只要她还是那么丑，她就只能继续跟这些人待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她属于他们。她经常对着镜子，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试图揭开丑陋的秘密—丑陋得让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不理睬她、看不起她。她是班上唯一单独坐双人课桌的学生。姓氏的首字母总让她不得不坐在教室前排。可是玛丽·阿波罗奈尔呢？玛丽排在她前面，却跟卢克·安格利诺同桌。老师们总是这样对待她：他们尽量避免瞥到她，只有当全班每个人都必须回答问题时才点到她的名字。她还知道，当学校里某个女孩想狠狠侮辱某个男孩，或者要他立马作出答复时，她会喊“鲍比喜欢佩科拉！鲍比喜欢佩科拉！”，而这毫无例外会逗得附近听到的人发出阵阵笑声，被嘲弄者则会假装生气。
不久前，佩科拉忽然想到，如果她的眼睛，摄取那些画面、熟悉那些场景的眼睛—如果她的这双眼睛不同，也就是说漂亮的话，她自己也会完全不同。她的牙长得挺好看，而且至少她的鼻子不像某些被认为可爱的人那样显得又大又扁。如果她的外貌不同，即长得漂亮的话，也许乔利的表现就会不同，布里德洛夫太太的表现也会不同。也许他们会说：“喏，瞧瞧长着漂亮眼睛的佩科拉。在这么漂亮的眼睛前面，我们可不能干坏事啊。”
漂亮的眼睛。漂亮的蓝眼睛。又大又蓝的漂亮眼睛。跑吧，杰瑞，跑吧。杰瑞在跑，艾丽斯在跑。艾丽斯有双蓝蓝的眼睛。杰瑞有双蓝蓝的眼睛。杰瑞在跑。艾丽斯在跑。他们长着蓝蓝的眼睛在跑。四只蓝蓝的眼睛。四只漂亮的蓝眼睛。天蓝色的眼睛。蓝得像福瑞斯太太的衬衫。清晨般美丽的蓝眼睛。
艾丽斯和杰瑞蓝色故事书般的眼睛。
每天晚上，她从不间断地祈祷，为拥有一双蓝眼睛。她狂热地祈祷了一年。尽管有些受挫，她仍然没有放弃希望。要让这样的奇迹发生，那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她就这样陷在紧紧束缚着她的信念中，只有奇迹才能让她解脱，如此她将永远都看不到自己的美。她只能看到自己能看到的东西：别人的眼睛。
她顺着花园街向一家卖糖果的小杂货店走去，鞋子里藏着三分钱—在袜子和鞋膛之间溜来溜去。每走一步，她都感到硬币硌得脚发疼。那是一种能够忍受甚至让人珍惜的甜蜜刺激，充满了希望和难言的安全感。她有充裕的时间来考虑买什么。可是此刻，她因熟悉而喜爱的景象轻柔地拍打着她脚下的街道。电线杆下长满了蒲公英。她纳闷，人们为什么管蒲公英叫野草？她觉得蒲公英很漂亮。可大人们总说：“杜宁小姐把自己的院子收拾得挺干净，一株蒲公英都看不到。”戴黑色头巾的东欧妇女挎着篮子到田里拔它们。可她们不要黄色的头，只要带锯齿的叶子。她们要做蒲公英汤。蒲公英酒。没人喜欢蒲公英的头。也许是因为它们太多，太强壮，长得太快了。
人行道上有个Y形裂纹，还有一处的水泥翘了起来，露出底下脏兮兮的泥土。她那拖拖拉拉的脚步经常会让她在这里绊一跤。在这条人行道上—虽然陈旧些，但光滑平整—滑旱冰会很舒服；轮子平稳地滑行，发出轻微的嗡嗡声。新铺的路面既颠簸又不舒服，在新路上，滑轮的声音很刺耳。
这些以及其他没有生命的事物，都看得见，体验得到，对她来说可谓真真切切。她熟悉这些东西。它们是这个世界的准绳和试金石，能够被转化，被占有。她拥有那个让自己摔跤的裂缝；她拥有那一簇簇蒲公英，去年秋天，她吹飞了它们白色的头；今年秋天，她曾凝视它们黄色的花头。拥有这些让她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同样，世界也是她的一部分。
她登上四级木台阶，来到雅克鲍斯基的生鲜店门口。她推开门时，门铃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她站在柜台前，打量着成排的糖果。只买玛丽琴牌的，她决定。一分钱能买三块。坚硬的糖块终于裂开，露出花生酱—油和盐跟甜甜的焦糖味混合在一起。憧憬的钟声搅得她的胃很不安宁。
她脱下鞋，取出那三分钱。柜台那边冒出雅克鲍斯基灰白的脑袋。他遽然从思绪中惊醒，把目光转向她。蓝眼睛。朦胧，低垂。他慢慢向她望过来，犹如季节不知不觉由夏入秋。在视网膜和物体之间，在视野和景物之间，他的目光游移、犹豫、徘徊着。在时空的某个定点上，他感觉没有必要浪费工夫瞥上那么一眼。他没有看见她，因为对他而言，没有什么可看的东西。一位五十二岁的白人移民杂货店老板，满嘴冒着土豆和啤酒味，脑子里想的是有着雌鹿般眼睛的圣母马利亚，情感已被某种永恒的失落感磨钝，他怎么看得见一个黑人小女孩呢？他的生活中甚至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暗示，这样的奇迹可能发生，更不用说值得或必要了。
“嗯？”
她抬头望着老板，看到的却是一片虚无，而那里本应是询问的目光。不仅如此。那眼神中完全没有人类应有的认同，只有一种呆滞无光的疏离。她不知道是什么让这人的目光悬在半空。大概因为他年长，或者是个男人，而她还是个小女孩。可她在成年男人的目光中看见过好奇、厌恶，甚至恼怒。不过这样的虚无她却也并不觉得陌生。它带着某种锋利的棱角，在下眼皮的某个部位透出嫌恶。她在所有白人的眼睛里都看见过这种潜藏的神色。就是这样。这种嫌恶肯定是冲着她，冲着她的黑皮肤来的。她身上的一切都在流动与变化，可是黑皮肤却静止不变，令人害怕。正是这身黑皮肤制造了白人眼睛里那带有嫌恶棱角的虚无。
她伸出手指了指玛丽琴糖—用一根黑黑的小手指，指尖顶着橱窗。她在用黑孩子安静而毫无冒犯之意的坚持表达着跟一个成年白人男子交流的意愿。
“这个。”与其说这个词代表着什么意义，还不如说更像一声叹息。
“什么？这个？这个？”老板的嗓音中，痰液与不耐烦混在一起。
她摇了摇头，指尖定在在她看来摆着玛丽琴糖的地方。他看不到她的视野—他的视角，她手指的斜度，让他不明白她在指什么。他那只粗大发红的手在玻璃柜里来回抓摸着，像只因为失去身子而被激怒的母鸡那躁动不安的鸡头。
“上帝啊，你有嘴说话吗？”
他的手指触到了玛丽琴糖。
她点点头。
“干吗不直接说名字？一包？要多少？”
佩科拉展开拳头，露出那三分钱。他迅速拿出三包玛丽琴糖—每包有三个方块。她拿着钱递过去。他有点儿犹豫，不想碰她的手。她不知道如何把右手的那根手指从玻璃柜上移走，或者如何把硬币从左手中拿出来。最后，他伸过手，从她手中取走了那几枚硬币。他的指甲刮到了她汗淋淋的掌心。
来到外面，佩科拉感到那种难以言传的羞耻感在慢慢消退。
蒲公英。她心底忽然升起对蒲公英的爱怜。可它们并不看她，也不回报她的爱。她想：“蒲公英就是丑，蒲公英就是杂草。”沉浸在这股突发的奇想中，她被人行道上的裂缝绊了一跤。愤怒又开始在她的心中躁动并苏醒，大张着嘴，像只贪婪的小狗，舔舐着她羞耻的残渣。
愤怒好多了。至少在愤怒中有活着的感觉。一种真实和存在感。一种价值意识。这是一股美好的浪涛。她的思绪又回到雅克鲍斯基的眼神，以及他那充斥着痰液的嗓音上。愤怒不会持续很久；那只小狗是很容易喂饱的。它太快地解了渴，睡着了。羞耻感又渐渐涌出，它的浑浊之水渗进她的眼睛。在泪水流出来之前要怎么办？她想起玛丽琴糖来。
每张淡黄色的包装纸上都印着一幅画像。一幅玛丽琴的小头像，糖果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笑眯眯的白色脸蛋。金色的头发微微凌乱，蓝色的眼睛从一个干净舒适的世界向外看着她。那双眼睛任性，顽皮。而佩科拉只觉得它们很漂亮。她吃了块糖，甜味很正。吃了糖就好像吃了那两只眼睛，吃了玛丽琴。爱上了玛丽琴。变成了玛丽琴。
三分钱为她买来九次与玛丽琴宜人的高潮。可爱的玛丽琴，糖果就是用她的名字命名的。
布里德洛夫家店铺前厅的楼上住着三个妓女。查娜、波兰和马丽小姐。佩科拉很喜欢她们，经常去拜访，还替她们干这干那。她们呢，也不小看佩科拉。
十月的一个早晨，就是火炉盖大获全胜的那个早晨，佩科拉上楼来到她们的房间。
她甚至还没敲开门，就听见波兰在唱歌—她的嗓音甜蜜有力，犹如新鲜的草莓：
饭桌上有我悲伤的歌
悲伤的歌在碗柜上
饭桌上有我悲伤的歌
悲伤的歌在碗柜上
卧室里有我悲伤的歌
因为只有我孤枕而眠
“嘿，小团子。你的袜子上哪儿去了？”马丽每次都用不同的称呼来叫佩科拉，毫无例外的是她起的绰号都很可爱，大多出自菜谱或者菜单，因为她脑子里最常琢磨的就是这些。
“你好，马丽小姐。你好，查娜小姐。你好，波兰小姐。”
“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你的袜子上哪儿去了？你像院子里的狗一样光着两条腿。”
“我一双都找不到。”
“找不到？你们家里肯定有什么东西喜欢袜子吧。”
查娜咯咯地笑了。无论什么时候丢了东西，马丽总是将其消失归因于“家里有什么东西喜欢它”。她会带点警告意味地说：“家里有什么东西喜欢乳罩。”
波兰和查娜正为夜晚外出做着准备。波兰一个劲儿地熨衣服，一个劲儿地哼着歌。查娜坐在厨房里一把淡绿色的椅子上不停地卷着头发。马丽从不做准备。
这几个女人都挺友好，可是却不容易聊起天来。佩科拉总是主动跟马丽说话，而马丽只要打开了话匣子就很难关上。
“马丽小姐，你怎么交了这么多男朋友？”
“男朋友？男朋友？恶心鬼，从一九二七年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小伙子了。”
“确实没见过。”查娜把发热的卷发器搁进装努奈尔头油的铁盒里。一碰到热金属，头油就嘶嘶地响起来。
“为什么啊，马丽小姐？”佩科拉追问道。
“什么为什么？是问我为什么从一九二七年以后就没见过小伙子？因为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小伙子了。从那以后他们就绝种了。人们刚生下来就老了。”
“你是说从那时起你自己就老了吧。”查娜说。
“我可从来没老过。只是胖了。”
“一回事。”
“你以为自己瘦，男人就觉得你年轻吗？让鬼魂给你买腰带吧。”
“你肥得像骡子屁股。”
“我就知道你那两条细细的罗圈腿跟我的一样又老又旧。”
“不用操心我的罗圈腿。男人最先扒拉开的就是我那两条腿。”
三个女人全都大笑起来。马丽笑得脖子都朝后仰了过去。笑声从喉咙深处像无数条河流一样涌出，随性、低沉、裹着泥沙，奔向这个像是广阔大海的房间。查娜歇斯底里地咯咯笑着，每倒抽一口气，都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着一根无形的绳索把笑声从她体内拽出来。波兰的笑无声无息，她除非喝醉了才会说话。清醒的时候，她总是轻轻地哼着或吟唱伤感的歌曲，她会唱很多这样的歌。
佩科拉用手指捻着搭在沙发背上的头巾的毛边。“我从来没见过别人有像你这么多的男朋友，马丽小姐。他们为什么都喜欢你啊？”
马丽打开一瓶麦根汽水。“他们还能怎么着？他们知道我有钱，长得也好看。他们个个都想把脚趾头伸进我的卷发里，从我这儿弄走钱。”
“你很有钱吗，马丽小姐？”
“小布丁，我有的可是钱的妈妈。”
“从哪儿挣的啊？你又不工作。”
“是啊，”查娜说，“你从哪儿挣的钱？”
“胡佛给的。我帮过他一个忙，帮过联邦调查局的忙。”
“怎么帮的？”
“反正帮了他一个忙。他们想抓住那个骗子。他叫乔尼。照他们说，他是个人渣。”
“我知道。”查娜梳理着头发说。
“联邦调查局当时急着抓他。他杀的人比得痨病死的还要多。你敢得罪他？天啊！你上天入地他都能把你追上。那时我苗条漂亮，不超过九十磅，水灵灵的。”
“你就从来没水灵过。”查娜说。
“得了，你从来都没干燥过。闭嘴。告诉你吧，小甜点。说实话，只有我一个人拿得住他。他要出门抢银行、杀人，我温柔地对他说：‘乔尼，你不该干这种事儿。’他就说只是想出去给我买漂亮东西。花边短裤什么的。每个星期六，我们都会买上一箱啤酒，炸小鱼吃。你知道，我们用面粉和鸡蛋和的浆炸，等整个又黄又脆了—不能炸得太过—我们就打开冰镇啤酒……”无论何时何地回忆起这样一顿美餐，马丽的目光都会变得柔和。她的一切故事都会在即将描述食物的那一刻停住。佩科拉仿佛看到马丽的牙齿陷进松脆的海鲈鱼的脊背，看到她用肥厚的手指把从嘴唇上滚下的雪白滚烫的肉片重新塞进嘴里，她好像能听见啤酒瓶盖打开时“嘭”的一响，闻到第一股啤酒泡沫的苦涩，感觉到啤酒碰到舌头时的冰爽。她的白日梦很快结束了，而马丽却还深陷其中。
“可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她问道。
查娜咯咯笑着说：“她搞得好像自己是告发迪林杰的红衣女郎一样。迪林杰才不会靠近你，除非他在非洲打猎时把你当成河马射了。”
“哈，这匹河马在芝加哥玩得可痛快了。耶稣啊，九十九！”
“你干吗总说‘耶稣啊’，接着再跟个数字？”佩科拉早就想问她了。
“因为我妈经常告诫我不许骂人。”
“她有没有告诫你不许脱裤衩？”查娜问。
“压根儿就没裤衩，”马丽回答说，“我十五岁时才见到那东西，那是我离开杰克逊镇去辛辛那提打日工的时候。我的白种女主人给了我几条她的旧裤衩，我还以为是绒线帽呢。打扫房间时我戴在头上。她看见后差点笑得背过气去。”
“你可真是个大傻帽。”查娜点上一支烟，等着卷发器冷却。
“我怎么会知道？”马丽稍顿片刻，“那东西反正老要被脱下来，穿它有什么用呢？杜威从不让我穿太久，我都不习惯穿。”
“杜威是谁？”这个人佩拉科听着很陌生。
“杜威是谁？小鸡！你从来没听我说过杜威的事吗？”马丽为自己的疏忽感到震惊。
“没有，小姐。”
“哦，宝贝儿，你这半辈子真是白活了。耶稣啊，一九五。他嘴可真甜！我遇到他时才十四岁。我们离家出走，像夫妻一样一起过了三年。跑到这儿来的所有男人你都见过了吧？他们五十个加起来也抵不上杜威·普林斯的一根踝骨。哦，主啊，那个男人爱死我了！”
查娜用手指把一绺头发卷成圈儿。“那他为什么让你出来卖呢？”
“姑娘，当我知道自己能卖—就是说有人愿意为此出大钱的时候，简直就像有人拿羽毛敲我的脑袋一样没感觉。”
波兰笑了。笑得无声无息。“我也是。第一次的时候，我告诉姨妈我没收钱，她狠狠揍了我一顿。我说：‘钱？凭什么要收钱？他什么也不欠我啊。’她说：‘他不欠你个鬼！’”
她们全都沉浸在欢声笑语中。
三个快乐的碎嘴婆。三个快乐的老巫婆。多年前的愚昧让她们感到很好玩。她们可不像历代小说中塑造的那些妓女：有着高尚和宽容的心地，只是因为环境的险恶，才献身于把男人从不幸和无聊的生活中解脱出来的事业，偶尔谦卑地拿点钱也是为了得到他们的“理解”。她们也不像敏感的年轻一代女孩，在命运之手的荒唐摆布下被迫维持表面上的冰冷无情，以保护青春年华免遭进一步的打击—这样的女孩十分清楚自己完全可以另觅高枝，能让适合自己的男人幸福。她们亦不同于那些懒散无能的妓女，无法只凭卖淫谋生，转而吸毒贩毒或者拉皮条，最终促成自我毁灭的结局，不自杀只是为了惩罚对缺席的父亲的记忆，或者为了延长沉默的母亲的痛苦。除了马丽对杜威·普林斯传说般的爱恋，这几个女人都痛恨男人，所有的男人，毫无愧疚，毫无歉意，毫无区别。她们辱骂客人，习惯性冷嘲热讽。黑人、白人、波多黎各人、墨西哥人、犹太人、波兰人，形形色色—全都软弱无能，全都被置于她们仇视的目光下，全都是她们无情怒火的发泄对象。她们以耍弄男人为乐。全镇人都知道，有一次，她们把一个犹太人哄骗到楼上，三个人一起扑上去，提起他的脚后跟，把他裤兜里的东西全抖出来，然后把他扔出了窗外。
她们对女人同样不恭，那些女人虽然不是所谓的同行，但也欺骗自己的丈夫—无论是经常还是偶尔为之，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她们管这些女人叫“糖衣妓女”，不愿去体会她们的境遇。她们只尊敬那些所谓“虔信基督的黑人妇女”。这些女人声名纯洁，顾家，不抽烟喝酒，不乱跑。她们对这样的女人永远满怀深情，但却从不流露。她们会跟这些女人的丈夫睡觉，收他们的钱，但那往往是为了报复。
她们也不保护和关心天真无邪的少女。回想自己的青春岁月，她们只觉得那时无知，后悔没有好好利用年轻赚得更多。她们不是穿着妓女衣服的年轻姑娘，也不是悔恨失去纯真的妓女。她们就是穿着妓女衣服的妓女，从来不曾年轻，更谈不上纯真。当着佩科拉的面，她们像跟彼此相处时一样随便。因为她是个孩子，马丽还编些故事给她听，可是那些故事既轻佻又粗野。如果佩科拉宣布她愿意过她们那样的生活，她们不会劝阻，言语中也不会露出惊讶。
“你和杜威·普林斯有孩子吗，马丽小姐？”
“有啊。当然有。我们生了好几个呢。”马丽有些焦躁不安。她从头上取下一枚小发夹，剔起牙来。这暗示她不愿再说了。
佩科拉走到窗前，望着下面空空荡荡的大街。一丛青草吃力地从路边的石缝里钻出来，迎接它的却是十月的冷风。她想到了杜威·普林斯，想到他是如何地爱着马丽小姐。爱是什么感觉？她搞不清。大人们相爱时都做些什么？一块儿吃鱼？乔利和布里德洛夫太太在床上的画面映入她的眼帘。他发出的声音好像很痛苦，好像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父亲的叫唤声如此可怕，但却远不及母亲的无声无息可怕。好像她压根儿就不在那里。那可能就是爱吧。窒息般的喉音和沉默无语。
佩科拉把目光从窗口收回来，望着这三个女人。
查娜改了主意，把刘海换成别的样式，梳起小巧但挺结实的高卷式发型。她能够自如地变换出各种发型，但每种都让她的表情显得愁苦不安。她又画了浓妆。这会儿，她把眉毛画得很夸张，嘴唇像丘比特的弯弓。过一会儿，她又会把眉毛改成东方式，把嘴唇画得邪恶又凶猛。
波兰用甜草莓般的嗓音唱起另一首歌：
我认识一个浅褐色皮肤的小伙子
我认识一个浅褐色皮肤的小伙子
他双脚挨着地面时泥土都会快乐得跳跃。
他像孔雀般趾高气扬
他的眼睛闪烁着黄铜的光泽
他的微笑如糖浆般慢慢淌光
我认识一个浅褐色皮肤的小伙子
马丽坐在那里剥着花生，不时地把花生米扔进嘴里。佩科拉目不转睛地瞧着这几个女人。她们是真人吗？马丽轻柔、可爱地打了个咕噜噜的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