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为他是个人,就这么回事。”“铁道”托米说。
“是啊,可他错了,”弗雷迪说,“在戴脚镣的地方是没有黑人的。”
“没有才见鬼。”吉他说。
“谁?”弗雷迪问。
“梯尔。就是他。”
“他死了。死人是不算人的。死人只是尸体。如此而已。一具尸体。”
“一个活着的胆小鬼也不能算人。”波特说。
“你说谁?”弗雷迪马上把人身攻击接过去了。
“要平心静气,你们俩。”“医院”托米说。
“说你!”波特喊道。
“你管我叫胆小鬼?”弗雷迪想先弄清事实。
“要是这顶帽子合适,就戴在你那生锈的脑袋上吧。”
“你们要是再这么嚷嚷下去,就全给我滚出我的理发馆。”
“给那黑鬼一点教训。”波特说。
“我现在可是说正经的,”“医院”托米接着说,“你们这样吵吵嚷嚷毫无道理。小伙子已经死了。他妈妈在放声大哭,不让他们埋他。街上黑人流的血该够多的了。你们要是想放血,就去把害他的那帮臭白人的血放一放吧。”
“哦,他们会抓住凶手的。”沃尔特斯说。
“抓住他们?抓住他们?”波特感到吃惊,“是你他妈的脑子里想出来的?他们会抓住凶手,是啊,然后给他们开个大庆功会,再给每人一枚奖章。”
“是的。全城还要来一次游行。”尼罗说。
“他们得抓凶手。”
“你说他们得抓凶手。你认为他们会有时间吗?你到死也看不到的!”
“怎么能不给他们时间呢?”沃尔特斯的声音又高又不自然。
“怎么?就是不给,就这么回事。”波特烦躁地摆弄着表链。
“可是现在已经弄得满城风雨了。全国到处都知道了。法律终归是法律啊。”
“你想打赌吗?我这儿可有现款!”
“你真傻,伙计。真傻。根本就没有给黑人保障的法律,送他坐电椅除外。”吉他说。
“他们说梯尔身上有刀。”弗雷迪说。
“他们总是这么说。他可能有一卷口香糖,他们会发誓说那是一颗手榴弹。”
“我还是认为他应该闭着他的嘴别说话。”弗雷迪说。
“你应该闭上你的嘴。”吉他回敬他说。
“嗨,伙计!”弗雷迪再次感到了威胁。
“南方是个坏地方,”波特说,“坏地方。美国这么些年就没什么变化。我敢说他爹就在太平洋的什么地方把他的蛋给弄破了。”
“要是它们还没被弄破的话,那些臭白人会把这事负责到底的。还记得一九一八年那些士兵的事吗?”
“哦,别把那些全抖搂出来吧……”
人们开始追述那些暴行,先谈起他们听过的故事,后来又谈到亲眼所见的事实,最后扯到他们亲身经受的事情。伴随着逗趣,个人所受的屈辱和由此引起的愤怒经由叙述变成了刺痛。后来他们哄堂大笑,笑奔跑的速度,笑摆出的姿势,笑那些想出来的避免威胁他们人格或男子汉气概的诡计妙招。只有“纽约州”一人没笑。他手里握着扫帚,耷拉着嘴唇,脸上是一副像十岁孩童般聪明透顶的样子。
再有就是吉他。他身上生气勃勃的劲头不见了,只有目光中还闪烁着一点痕迹。奶娃等到他又集中起注意力。然后他们俩就出了屋,沿街默默地走着。
“怎么回事?你进门的时候,样子疲乏透了。”
“没什么事,”奶娃说,“我们到哪儿去喝一杯?”
“到玛丽酒家怎么样?”
“不好。女人太多,缠得你心烦。”
“现在才八点半,不到九点钟雪松夜总会是不会开门的。”
“废话。那是你想去。我已经乏了。”
“在我那窝里有点可以尝的。”吉他提议。
“这倒实在。你那留声机匣子好使啦?”
“嗯,嗯,还是破破烂烂。”
“我需要听点音乐。边喝边听。”
“要是那样,我们只好去玛丽小姐的酒家了。我会让那些女士到别的地方去揽生意的。”
“是吗?我倒想看看你教那些女士干什么。”
“走吧,小奶。这里不是纽约,没那么多地方随你挑着去。”
“好吧。那就去玛丽酒家吧。”
他们走过几个街区,来到黑麦街和第十街的交叉路口。在走过一家小面包房时,吉他费力地咽着唾沫,加快了步伐。玛丽酒家在血库一带,是生意做得最好的酒馆兼客店。在这个十字路口的另外三个拐角处,都各有一家类似的买卖,但都比不上玛丽酒家,这是由于玛丽本人的缘故。玛丽是酒店里的合股老板,又是女招待,人长得挺漂亮,就是脸上的妆化得太浓。她活活泼泼,说说笑笑,顾客们都跟她合得来。妓女们可以在她的酒店里安全地兜揽生意;孤独的酒鬼可以在这店里消停地自斟自饮;流浪汉可以在这店里找到他们感兴趣的一切,从年轻姑娘到赌场骗子,甚至低于法定年龄的雏妓;坐卧不宁的主妇们也可以在这店里得到满足,可以跳舞跳到把鞋后跟踢掉;十几岁的孩子可以在这店里学到“人生之道”;总之,人人都可以在这儿自得其乐。在玛丽酒家里,灯光照得人人漂亮异常,起码显得都很迷人;音乐使本来令人昏昏欲睡的谈话变得抑扬有致;饮食刺激得人们手舞足蹈,就像舞台上的剧中人一样。
不过,这一切热闹场面要到晚十一点左右才开始,而在八点半吉他和奶娃进店的时候,里面几乎还没上座。他们俩偷偷地溜进一间雅座,要了苏格兰威士忌和矿泉水。奶娃很快喝干了自己那杯,又要了一杯,然后才问吉他:“他们怎么会管我叫奶娃呢?”
“我他妈的怎么会知道?那是你的名字,对不?”
“我的名字叫麦肯·戴德。”
“你把我一直拖到这儿来,就为了告诉我你的名字?”
“我需要知道那外号的来历。”
“哦,喝光吧,伙计。”
“你知道你的名字,是不是?”
“少说废话。你脑子里想些什么?”
“我把我家的老头子打倒了。”
“打倒了?”
“对,揍了他。把他揍到他妈的暖气片上头去了。”
“他怎么你了?”
“没怎么。”
“没怎么?那你就站起来,给了他一下子?”
“对。”
“什么原因都没有?”
“他打了我母亲。”
“哦。”
“他打了她。我就打了他。”
“这事干得有点粗暴。”
“是啊。”
“我说的是正经话。”
“我知道。”奶娃深深叹了一口气,“我知道。”
“听着。我能理解你的想法。”
“嗯,嗯。你不能理解。除非这事出在你身上,你是不能理解的。”
“不,我能理解。你知道我以前经常打猎。还在我是个孩子的时候,在老家——”
“哦,废话,我们是不是要再听一遍关于阿拉巴马州的故事?”
“不是在阿拉巴马州,是在佛罗里达州。”
“管他什么地方。”
“好好听着,奶娃。听我说。我以前经常打猎,从我刚刚会走路和能够打猎时候起。人人都说我天生是个猎人。我像猫一样,什么都能听到,都能闻到,都能看到。你懂我的意思吗?天生如此。而且我从不害怕——不怕黑暗,不怕影子,也不怕任何有趣的声响,从来不怕杀戮。我可以杀任何东西,兔子、鸟、蛇、松鼠、鹿。那时候我可小哪。我不拿这当回事。冲着什么我都会开枪。大人都拿这事取笑。说我是个天生的猎人。在我跟祖母搬到这地方来之后,我唯一留恋南方的事就是打猎。所以,当祖母送我们这些孩子在夏天回南方老家时,我一心想的就是再去打猎。大人们把我们送到汽车上挨个坐好,我们就和祖母的姐妹,佛罗伦丝姨婆一起过夏天。我一到那儿就去找我的叔叔、舅舅,一块儿去树林子。有那么一个夏天,我猜那会儿我十岁或十一岁的样子,我们一起出发,而我却独自走开了。我以为我看到鹿的踪迹了。那不是捕鹿的季节,可我根本不在乎。要是发现了一只,我就要下手杀掉它。我没看错,那真是一只鹿,可是脚印挺怪,不是我原来想的分得挺开的那样,不过确实还是一只鹿。你知道,鹿都是后脚踩着前脚印走的。要是以前从来没见过,你会以为那是个两脚动物蹦着走呢!不管怎么说吧,我站在脚印上,后来看到一片丛林。光线挺好,突然我看到树枝间露出了臀尾。我第一枪就撂倒了它,第二枪就结果了它。我是想跟你说,我当时感到挺不错的,我想象着叔叔、舅舅们看我打了一只什么。可是等我走近一看——我还是慢慢走过去的,心想也许还要再补一枪——原来是一只母鹿。不是只小鹿,是只老鹿,反正是母鹿。我感到……挺不自在。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杀了一只母鹿。是一只母鹿啊,伙计。”
奶娃瞪大了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吉他,似乎是竭力使自己样子冷静些。
“所以我理解,在你看到你父亲打你母亲时你的心情,就像看到那只母鹿一样。一个男子汉是不该这么下手的。你不由自主地就这么想了。”奶娃点了点头,不过,很明显,对吉他来讲,他怎么说都没什么不同。奶娃可能根本不知道母鹿是什么样子,再说,母鹿也不是他母亲。吉他用指头沿着自己的杯口转来转去。
“她怎么惹他了,小奶?”
“根本没惹他,只是微微一笑。他不喜欢看她笑。”
“你让人听不明白。说清楚些,讲慢点。你知道你控制不了喝酒。”
“我控制不了喝酒?这话怎么讲?”
“劳驾,给自己倒吧。”
“我在跟你说正经的,而你却讲些废话,吉他。”
“我听着呢。”
“我在说呢。”
“是啊,你是在说,可你说些什么呢?你爸爸因为你妈妈冲他笑就给了她一下。你又给了他一下,因为他打了她。瞧,是不是你们一家人就是这么着在家里过了一个晚上,还是你打算再说些什么呢?”
“事后又来找我谈了。”
“谁?”
“我的老头子。”
“他说些什么呢?”
“他说我得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得了解全部事实。”
“说下去。”
“他曾经打算过买进艾利·拉卡瓦纳的地,可是我母亲没让他买。”
“哦,是这么回事?也许她该打。”
“这事很可笑,伙计。”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笑呢?”
“我笑了,在内心里笑的。”
“小奶?”
“嗯?”
“你爹打了你妈耳光,对吧?”
“对,对。”
“你又揍了他,对吧?”
“对。”
“没人夸你干得好,对吧?”
“嘿,吉他。你算又说对了。”
“你母亲、你两个姐姐,还有你爹,谁都没有夸你一句。”
“一句没夸。是这么回事。”
“于是他就冲着你大喊大叫了。”
“是。啊,不,不。他……”
“他平心静气地跟你谈话?”
“对!”
“把情况对你解释一番。”
“是的。”
“解释他为什么对她动手。”
“嗯,嗯。”
“而他所说的全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情?早在你出生之前?”
“全让你说对了!你可真是个机灵透顶的黑小子。我要向牛津大学讲讲你的情况。”
“而你宁愿他把这些事藏在心里,因为本来与你无关,况且你也无能为力。”
“你已经通过了。吉他·贝恩斯,博士。”
“可实际上这事还是让你恼火?”
“让我想想看。”奶娃合拢了双眼,一个劲儿地想用手撑住腮帮,可是太难了。他要尽量喝得醉一点,越快越好。“是的。嗯,确实让我恼火,在我进这酒馆以前确实如此。我也不太清楚,吉他。”他变得严肃起来,脸上露出了一个成年男子控制自己不吐……或不哭的镇定神色。
“忘掉它吧,小奶。管它是什么,忘掉它。这事算不了什么。别管他对你讲了些什么,忘掉它好了。”
“我愿意忘掉,我敢说我愿意忘掉。”
“听着,孩子,人们会干出些可笑的事情。尤其是我们这种人。牌总是洗得不顺我们心,点儿总凑不齐,牌像是活的,就不肯到你手中来,让我们干出些可笑的事情,我们毫无办法,弄得我们彼此伤害。我们甚至弄不清怎么搞的。不过要注意,这事不要搁在心里,也不要说给别人。设法弄明白,要是弄不明白,就忘掉它来保持自己的强有力,伙计。”
“我不清楚,吉他。事情似乎在逼我,你懂吗?”
“甩掉吧。除非你已经作好了安排。瞧瞧梯尔吧。事情也在逼他。现在他已经成了《世界新闻评论》的晚间新闻了。”
“他是发疯。”
“不,不是发疯。只是太年轻,并不发疯。”
“就算是他玩了个白人女孩子,谁又去过问?谁都可以这么干嘛。他有什么好吹的?谁去管他?”
“那些臭白人要过问的。”
“那就是说,他们比他还要发疯。”
“当然啦。可他们活生生的,而且在发疯。”
“就是嘛,唉,他妈的梯尔。我真倒霉了。”
“我没听错吧,兄弟?”
“没有。我的意思不是那个。我……”
“你怎么倒霉了?你不喜欢你的名字?”
“是的。”奶娃让自己的头靠在隔板上,“就是这么回事,我不喜欢我的名字。”
“听我给你讲点事,孩子。黑鬼取得名字的方式就像他们搞到任何东西一样,不过是尽力而为。尽力而为啊。”
奶娃的眼睛这时已经模糊了,嘴里说的话也含糊不清了,“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恰当的方法得到我们的东西?”
“尽力而为就是恰当的方法。来,我送你回家吧。”
“不,我不能回那儿去。”
“不回家?那往哪儿去呢?”
“我在你屋里过夜吧。”
“哦,伙计,你知道我那儿的情况。咱们俩得有一个睡在地板上。再说……”
“我就睡在地板上好了。”
“再说,我也许有伴。”
“不是废话?”
“不是废话。起来,咱们走。”
“我可不回家,吉他。听见没有?”
“你想让我把你送到哈格尔那儿去?”吉他朝女招待示意要结账。
“到哈格尔那儿去。对。甜蜜的哈格尔。我弄不清她叫什么。”
“你不是刚说了嘛。”
“我指的是她的姓。她爹的姓。”
“去问丽巴吧。”吉他付了酒账,扶着奶娃朝门口走去。外边起了风,天冷下来了。吉他晃动着两个臂肘来抵御冷气。
“随便问谁可别问丽巴,”奶娃说,“丽巴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
“那得问派拉特。”
“对。我要问派拉特。派拉特知道。准在坠在她耳垂下面那蠢盒子里边。里边有她自己的名字,还有别人的名字。我敢打赌连我的名字也在里边。我打算问她我的名字是什么。比方说,你知道我的老头子他爹的名字的来历吗?”
“嗯,嗯。怎么来的?”
“臭白人给起的。”
“真的?”
“对。他也就这么叫了。像他妈的做梦一样。肯定有人枪杀了他。”
“目的何在呢?他不是已经姓‘戴德’(此处为双关语,也是“已经死了”之意。)了吗?”